摘要：市场经济是人类二百多年来的重要发明。市场经济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生产出巨大的财富，让人类过上体面的生活。但市场经济呼唤有效的政府、有限的政府、廉洁的政府，尤其是多中心的政府，需要政府从传统的治理之道走向现代的治理之道，也就是善治。
关键词： 市场经济； 治道变革； 多中心
政府？ 为什么有限的政府，不是等级的政府？为什么等级的政府不可能廉洁，廉洁的政府必须是多中心的政府？ 什么是多中心的政府？ 政府如何进行治理之道的变革？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
一、市场经济呼唤有限政府
在历史上，人类文明主要和农耕有关系，人的最基本需要是吃和穿，要对付的灾难和祸害主要是天灾和人祸。天灾需要人们集体努力，依靠权力运作来抵抗。人祸也需要人们团结起来，依靠命令和等级体系来防御。一个强大的国家，有一个发达的命令和服从的体系，不仅能够有效地应对天灾，也能够有效地抵御外敌，当然，如果要扩张也轻而易举。一旦帝国建立，战争就会结束，人们就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下辛勤劳作，幸福生活，这样的历史延续了很久。在那时，人们认为农业是根本，而制造业和商业都是奇技淫巧。政府重农抑商，轻视手工业和制造业。十八世纪中期，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认为国家富强的秘密来自分工和交易。政府的职责是国防、治安和基础设施，其他都是市场的事情，市场看不见的手，可以让逐利的个人导致国家的共同富裕。他甚至认为，号称利他的人，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从来没有像自利的人贡献大。
这就是经济繁荣的秘密：有限政府和经济自由。只要个人是自由的，他所珍重的财富就不会仅仅停留在可以吃穿的产品上。而且一旦有了个性化的发展，每个人对吃穿的产品也会有各种不同的要求。比如，有10瓶矿泉水，如果严格由政府来分配，其结果就是10 个人一人一瓶矿泉水。假定政府定价，一瓶矿泉水1 元，其GDP 就是10 元。如果一开始1元很贵，矿泉水一般只会特供给高级领导人，普通人是喝不起的，他们只能去喝开水。如果由市场来配置，刚开始未必有市场，因为一瓶水1 元钱，还是很贵的。人们宁可烧开水喝，也不愿意用1元钱来买矿泉水，所以，GDP 可能是零。但是10元钱用于其他更重要的消费和投资，创造了更多的GDP，人们收入增加了，对饮水有了多样化的需要，矿泉水就进入了平常百姓家，而且有了细分市场。同样品牌的矿泉水，在不同场合定价出现了细分，2瓶1元，2瓶5 元，2瓶10元，2瓶15 元。结果10 瓶矿泉水的GDP 已经远远超出了10 元，达到62元。而且矿泉水种类也增加了，有些是低端产品，有些则是高端产品。一头猪，一头牛，在市场没有发展的时期，所有的定价没有差别，而且一般都是节日才享用的。但市场发展之后，不仅猪牛肉上了日常餐桌，而且还会细分，猪牛不同部位的肉，价格就有了差异。而且猪和牛本身也有了差异，有些猪牛养法不一样，是笨猪笨牛，其价格就远远高于饲养的猪。市场的物理空间越大，产品的种类和档次就越多，而且同样产品的差价也越大，其GDP计算的财富也就越多。
在有市场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财富的量发生了变化。从数量上来看，人类可消费的产品越来越多，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人们几乎不再知道饥饿是怎么回事，担心的不是吃不饱，穿不起，而是担心吃得太多，无法减肥，担心不知道穿啥衣服，啥款式适合什么样的场合，于是不仅吃穿有了市场，而且少吃减肥也有了市场，而衣服大部分产值来自时装和品牌，过剩的过时的衣服超级便宜，远远跟不上成本价。从质量上来看，很多产品比如Windows和苹果，几乎一年一次更新换代，日新月异，超出任何想象。住房也是如此，过去祖孙三代都住同一个房子。现在一代人，10年不换房，人们就开始纳闷，怎么还没有搬家。人们开始喜欢健身、旅游，健身和旅游就形成市场。从生产角度来看，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过消费能力，国家不是担心产能不足，那是极少数没市场的国家的事情，国家宏观调控担心的是产能过剩。显然，这一切都与经济自由有密切的关系。有了经济自由，人的有效需求就得到充分展现，人的生产能力也因分工和合作而得到充分的扩展。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危机都是短缺的危机，灾荒的危机，人们担心工作太辛苦，太劳累，担心短命。现在市场国家都开始担心过剩的危机，担忧灾荒救济如何到位，人们担心的是没有工作的问题，太闲的问题，社会保障则担心人过于长寿，也就是社会老龄化的问题。
神奇的经济自由，不仅造就了市场，造就了惊人的生产能力，而且还造就了无数的产品，而且还使财富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金银财宝，然后是吃的粮食和穿的衣物，现在是以成交价格计算的GDP。当然，更多的企业家则是以企业为财富。你的财富在哪儿？在企业里。一个成熟的企业，有前途的企业，就是企业家的财富。如果一家企业前途很好，就可以在产权市场上卖个好价格，甚至通过IPO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并获得很高的溢价。而且如果有创意，如Facebook 创始人，在数年时间里，年纪轻轻，20 多岁就变成大富翁。
这一切都是拜经济自由所赐，当然其另一个条件就是有效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要确保政治和平，要确保良好的治安秩序，一个战火纷飞、盗贼丛生的地方是不可能有市场的，也不可能有经济自由。现在处于内战的叙利亚就是这样，500万人流离失所，他们的生活主要靠救济。政府还要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没有基础设施，物流很难发展，交通很难发展，要有良好的法律秩序，没有法律秩序，生命权和财产权就得不到保障，市场交易就无法进行；政府要有良好的领导力，搞好公共服务。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有限政府，一是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政府。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制约，所有的政府行为都需要有法律依据，而且受到法律监督，接受司法审查。二是受到公民权利制约的政府。政府要保护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人身自由权利、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等权利，政府的权利边界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三是确保公民消费自由、生产自由、定价自由，企业管理自由和资本自由。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市场经济得到充分的发展。
回到前面矿泉水的例子，如果政府不是有限的，干涉公民的定价权，规定矿泉水只能卖1元钱，其结果就不会有很好的矿泉水市场。10瓶矿泉水的GDP，可能没有10元钱，更不会有62元钱。对矿泉水如此，对房地产、对能源、对教育价格干预，都会导致这个结果。有人会说，如果政府不限制价格，老百姓就喝不到好的矿泉水，就享受不到优质教育，更住不上好房子。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政府管制这些价格，老百姓一样喝不上这些矿泉水，甚至连水都喝不上。优质医疗、优质教育、优质住房，还有豪华轿车、高档时装，也是如此。价格管制，不会让这些消费平民化，反而让这些市场消失，而且低端市场也随之萎缩。其实正是有了高端产品的盈利，才有低端市场的低价格供应。市场一旦发展起来，中间商的利润大大减少。君不见，网络电商省掉了多少中间销售成本。
如果政府干涉企业自由，企业就会官僚化，缺乏创新能力，也缺乏灵活适应市场的能力。如果政府干预股票市场，企业家就无法把企业在市场上买卖，企业本身的价值就无法体现为市场价值，坏的企业就会生存得很好，好的企业就会发展不起来。如果政府干预资本市场，资本就会短缺，国家就永远会是招商引资的国家，即使有大量的资金，也会依然缺乏资本。
所以，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宪政法治，是经济繁荣的核心秘诀。国家的政策往往都是针对问题去的，要解决问题就要采取相应的公共政策。但是，如果为了解决问题而破坏经济自由、放纵无限政府，损坏宪政法治，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度倒退，或者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而一旦实行了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宪政法治，那么经济增长的引擎就会发动。如果因为经济快速增长而放弃对经济自由、有限政府和宪政法治的追求，那么国家就会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也就是说到了中等发展的水平就停滞不前，永远无缘于发达国家。
二、有限政府不是等级政府
市场经济需要经济自由，需要有限政府，也需要有效的政府。但是，为什么转轨国家尤其是中国，要实现有限政府那么难呢？这需要我们探索市场经济的政府是怎么运作的，更需要我们去探索计划经济中的政府是怎么运作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生产什么，消费什么，谁有资格消费什么，都是政府决定的，而政府是按照管理幅度和管理效率，按照等级设置的。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大约有国家级、省部级、地区级、县级、乡镇级和村级六个级别。由于计划经济事务繁多，管理幅度必须缩小，因此在一些级别里，又产生了一些级别，比如国家下有大区，或者让有些重要省市的官员成为政治局委员。省下设副省级市、计划单列市，或者让有些市的官员成为副省级领导、省委常委成员。地级市下也可能有副地级的县市，县下则有区，或者副处级的镇。
在这样的经济里，生产单位是有级别的，消费单位也是有级别的。生产单位，大的可能到正部级，小的可以是正科级，或者没有级别。消费单位也是如此。生活待遇上，住房分配是最典型的，正部级220平米，司局级120 平米，正处级90平米。用车的排量也是按照级别确定的。这样的体制里，发展的权限是有等级的，即使是借债的权限也是有等级的。重庆成了直辖市之后，就充分享受政治局委员级的发展空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这样的体制有了很多变化，比如很多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尤其是价格，不再决定于政府。其结果是很多人都可以从中赚钱，很多企业家白手起家，挣了很多钱。他们买别墅，买比很多部级官员还要大的房子。很多人买了好车，远远超过官员的公车。电话过去要有级别才能安装，后来是商业化高价安装，现在是家庭有电话，每个人都有了手机。网络发展起来以后，更是人人平等，即使贵为副部级的官员，在微博上和一个新手也没有两样。
但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政府的基本治理结构依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政府的级别依然如故，而且官本位越来越严重。在市场经济国家，娱乐精英、学术精英、媒体精英和企业家精英在地位上和政治家没什么区别，有的比政治家还要高。但是在中国，这些精英的地位和政治家相比，似乎越来越远。一位学者自以为地位很高，别人给他的答复是，你自我感觉良好。教授的地位过去是副厅级，现在也就是副处级。大学生最想就业的岗位是公务员，其次是国企，然后是事业单位。
结果整个社会根据与权力的远近分了很多层级，掌握权力的官员为最高层，这部分人员按照行政级别排座次。官员还划分为有实权的和边缘化混级别的。其次是事业单位，大约有几千万人，内部分为参公的，全额拨款的，差额拨款的，自收自支的，还有聘任制，最边缘的是合同制的劳务外派。事业内部也有各种行政级别，从正部、副部到老百姓不等。第三部分是和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靠点边的，不是正式公务员，是协助性质的。他们有的可以转正，有的很难转正。他们享受到了好处，却不牢靠。除此之外，就是一大批草民。这些人的高端是城里人，城里人按照城市的级别分成三六九等，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是按照行政级别编排的。这些人的低端是乡下人，他们过去没有商品粮吃，现在依然在向土地要吃的，更多的是在全国各地到处打工，叫做进城务工人员，拿着身份证，没有工作地户口本，但会有一个临时居住证。
这种社会分层显然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层。市场经济按照一个人的成功程度来分层，而不是按照身份来划分的。娱乐圈最成功的，就是市场价值最高的那群人。学者圈最成功的是对学术最有贡献的那群人，企业家最成功的是对经济贡献最大的那群人，政治家最成功的是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人，警察最成功的是破案最能干、维护交通最有贡献的人……这里，没有任何身份，也没有任何等级。社会评价是多中心的，成就也是多中心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每一个行间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人们从事社区工作，不会说是从事所谓的基层工作。来自首都的人绝对不会被认为是天然的领导，是从上面来的。国家推动改革，不会说是自上而下。社区推动改革，不会说是自下而上。
显然，经济转轨要向市场经济转变，不能仅仅停留在所谓体制外的改革，更要改革所谓的体制内。而体制内改革的核心是政府权力体制的改革，也就是政府的治道变革。那么我们如何来理解政府权力体制呢？
30 多年来的政府改革，是不是促进了政府的治道变革？ 很多改革措施，包括反腐败的措施，是不是反而强化了政府的传统的治理之道？
三、腐败与治道变革
一般来说，腐败是个人滥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是个人的行为，也可以是集体行动。个人的行为，表现为个别人滥用权力的活动，集体行动，则表现为集体滥用权力的行动。比如人事腐败、秘书政治，比如财政腐败、跑部钱进、私发津贴、拿很高的食堂补贴。
与此相对，廉洁则是个人不滥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状态。它可以是个人的行为，也可以说是集体行动。个人行为表现为生活简单，不超标用车等。集体行动，是制度性的，比如出差严格四菜一汤，加班没有津贴，公务员住经济适用房，低工资，低福利，禁止家属经商等等。
腐败和廉洁，具有类似的逻辑，在中国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的两个方面。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它与反腐败策略的非制度化倾向有关系。我们看到反腐败涉及到理念、制度、政策和议题。一般来说，理念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变成信念，议题往往是临时的；政策可以是对策，用于解决问题，也可以是理念、制度和一般性问题的结合体，用于处理长期的问题。中国历史时间长，理念比较多，制度就不够坚强。政策也往往与当前的议题有关，而理念更多的是务虚，与务实的对策性政策缺乏制度的连接。美国目前也出现了类似的迹象，理念抽象化，制度服从于反恐的对策，于是崇尚理念和制度的斯诺登只好跑到国外去了。
我国的反腐败斗争也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反腐败的廉政理念是很强的，但制度似乎比较弱，而针对办案的对策却层出不穷，在明代甚至发明了抽筋剥皮的方法。反腐败的战略，往往更多地偏向应对性的对策，通过制度来规范权力、把权力放在笼子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方法却不被重视，即使局部得到重视，也容易被忽略。于是，就出现了反腐败斗争周期性松紧的特点。一段时间，严厉反腐败，老虎苍蝇一把抓，即使小问题也很重视，对很小数额的贪腐也严刑峻法；一段时间，很多大问题都放过去了。
30多年的反腐败斗争也是如此，过去讲究抓大案要案，现在讲究苍蝇和老虎一起抓。过去周期性地反行业不正之风，反权力不规范运作，现在进入了苍蝇和老虎一把抓的时代，抽个好烟、戴个好表、吃个好饭，都严格禁止。八项规定，严格控制公款吃喝，一旦发现，高压处理，让很多高档餐馆都没了生意。这次严格反腐败和过去都一样，最高层定标准，以身作则，严格执行。这次反腐败是不是过段时间就会收缩，关键在于相关的权力结构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有可能反弹，风头一过，大家吃喝依旧。
反腐败的非制度化，倾向于在理念上严厉惩治腐败，制定了很多不一定切合实际的制度，在对策上实行选择性的严厉惩治和抓大放小的策略。然而，问题在于其背后是一个单中心的等级制的权力结构。这个单中心的权力结构，就是前面提到的计划经济的政府结构，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社会分层结构。这一权力结构现在有一些变化，推动权力结构变化的一个新因素是微博和微信的监督。也就是说，过去禁止吃喝，主要是上级监督，一旦上级监督失效，下级接待依旧如故。现在，微信和微博让官员处于全方位、全时段的监督之下，其结果是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即在上下级关系之外形成了一个平等的监督结构，这个监督结构无处不在，这使上下级关系不得不开始制度化。
不过，微博反腐败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权力结构，但要让这个上下级等级关系体系制度化、扁平化并不容易。我们的体制一方面是高度务虚性集权，一方面是高度务实性散权，而且不同部门表现又不一样。区域性政府务虚的多，是务虚性集权，务实性散权，权力分散在下级实权部门，也就是直接办事的部门和政府。市县务实的比较多，获得务实性散权的绝大部分实际权力，表现为务实性集权。政府有很多级别，结果导致务虚性集权(务实性散权) 和务实性集权的不对称和冲突。比如中央是务虚的，省是务虚的，市县是务实的；四个直辖市是务实的，而其书记又是务虚的政治局委员。务实和务虚权力高度集权的结果是，务虚权力很难制约务实权力，而务虚权力要制约高级别的权力，就需要动用非常的手段。四大直辖市书记先后有三个出现了腐败问题，体制上的权力配置不对称容易导致腐败问题，是其制度上的原因。
相对于这些机构来说，反腐败的纪委系统也同样存在务虚和务实不对称的问题。中央纪委在制定规则方面是务虚的，是务虚性集权。但纪委本身可以直接办案，每一级纪委都是如此。因此纪委是每一级务虚性集权，同时又是务实性集权的，其中又有一部分是务实性散权的，这部分权力被分散在各级纪委机关和派出机构。这导致高层务虚的规则制定往往出现虚实共存。虚的是监督的一般性标准，适合全国通行，同时又能够照顾到地方的具体情况。实的是办案的具体的标准，适合全国所有的案子，但不考虑地方的差异，也不考虑具体的可能的需要。其结果是，务虚的标准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家看到的是务实的具体标准。务实的具体标准，由于受到各个方面的具体因素的考虑，也被当作不可执行的标准。于是，中央规定了很多具体的规则，比如四菜一汤，比如说只能住三星级宾馆，还有按级别配车，但是这些规则往往被“合理”突破，形同虚设。这些标准，虽然一般意义上形同虚设，但办案子的时候，又可能是严格执行的。这就涉及到一个概率的问题，就和买彩票一样，中奖被抓的是个案，普遍放松规则是常态，这样做也有其合理性，因为不放松也不可能有严格执行的资源。这时候，抓住的都是大老虎，小苍蝇一般都放了。
但是微博和微信使得小苍蝇和大老虎一样都浮出了水面。尤其是戴表的表哥，抽烟的烟哥，还有喝酒的酒哥。这些人一般来说都是苍蝇级别的腐败分子，纪委响应微博监督，调查这些表哥烟哥，发现是小老虎，于是就当作小老虎抓了。但是对于普遍存在的众多的酒哥和烟哥，则只能通过制定具体的标准来规制，并没有都抓起来。与过去不同的是，微博和微信总是逼着纪委作出反应。当然，在房哥问题上，现在的体制也作出了较快的反应，禁止住房信息披露，切断微博的住房信息监督源。纪委无法制定务虚的标准，无法明确一个官员到底拥有多少套住房才是有问题的官员，于是只能让大家申报，然后抽查。这相当于摇号反腐败，又是原来的体制，这就无法从制度上解决住房腐败的问题。
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反腐败的困境，应该说与权力的结构是有关的。务虚和务实的权力结构不对称，导致反腐败的战略无法结构化，只好在空洞的务虚规则和不可普遍执行的务实规则之间寻找策略和运动的平衡。普遍性对策是运动式严打，特殊性对策是摇号式抽查。运动式严打和摇号式抽查处罚，导致官员很容易采取策略行为来躲避反腐败的组合拳。运动来了，官员集体躲避。摇号抽查来了，官员总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真正到了自己身上也只好认了，被枪毙了，那是生命线太短，坐牢了，那是运气太差，祖坟没有搞好。显然，这不是有效的真正解决腐败问题的好方法。
要解决腐败问题，显然需反思这个体制的弊端。这个体制的弊端就是，太依靠高级别的权力来反腐败。我们不妨运用现在的司法程序来反腐败，一旦发现官员腐败，就直接上法律程序。如果仅仅是纪律问题，比如婚外恋的问题，不必动用国家权力，动用一般公共舆论，动用一般机构内的人事处理就可以解决问题。如果仅仅是吃喝等不需要进入刑事处理的腐败，也可以用扁平化的舆论监督和相关的财务纪律来处置，比如非标准接待不给予报销，要个人自己出，而且给予相当的罚款。只有真正进入犯罪的腐败，才进入司法程序，而司法要严格遵守司法程序独立的原则，对官员实行无罪推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来办理。加强现有的结构化的反腐体制，用法律的铁笼来惩治腐败犯罪的官员，用舆论监督和内部纪律处置来监督一般违纪的官员，可以避免浪费很多精力来处理苍蝇，同时又不得不用“摇号”的方法来打击老虎的问题。
四、多中心治理之道
市场经济不仅呼唤有效的政府、有限的政府，更需要多中心的政府、去等级的政府。多中心政府的特点，首先是政府的分层按照公共服务的性质和范围来确定。全国政府全国化，处理的是全国性的公共事务，同时给区域性的地方政府和实体性的本地政府提供适当的专业、财政和政治的支持。地方政府是区域性的，处理的是本区域的公共事务，比如本地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环保等，同时给全国性政府和本地政府部门提供适当的支持。实体性的本地政府是直接面向老百姓的政府。任何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都是实体性的政府。城市政府、县政府，都是公共权力面向老百姓的政府，它们都是平等的，不存在城市政府三六九等，也不存在所谓的司局级县、正处级县。
政府的分层不是上下级分层。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的议会，议会的代表都是在本辖区范围内选举出来的，一个选区选举一个代表，一个代表只代表本选区的选民，代表没有行政级别，只有选上后的代表身份。每个选民是平等的，所以选出来的代表也是平等的。议会开会遵守民主议事规则。每一级政府都有自己的行政机构，行政机构相互之间不是隶属关系，而是本地议会的执行机构，只向本地议会负责。所以不存在所谓的条块关系的问题，地方政府部门只向本地政府负责，不存在天下水利是一家，天下教育是一家。
政府的财政是分层的。社区的物业费交给业主大会，由业主大会民主决定怎么花，业委会负责执行。城市的税收交给城市议会，省和县也是如此。国家征收国税，全国议会决定征什么税，怎么征税，国家税务局来负责征收。全国议会决定做什么事情，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怎么用税收来支持。多中心的治理结构，没有任何国企的位子，也没有任何事业单位的位子。国企和民企一样，没有任何级别，也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事业单位也和民办事业单位一样，没有任何级别，没有任何政治地位。上市公司就是公共企业(public company)，按照上市公司的规则运行。事业单位没有什么省部级，也没有什么正处级，更没有什么985、211。重点大学、重点中学，不是行政定出来，而是自然发展和学生家长选择出来的，也是毕业生的努力成就的。所有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等机构，都是实体性政府举办的，也就是城市政府和县政府举办的。因为任何公共服务最后都体现为当地房地产的价格，任何国家级的公共服务都成为某个区域的特权，是不公平的。多中心的治理结构，也没有任何国家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的位子。它们和任何民办的社团和基金会的地位一样，法律上平等。它们获得公共财政的资助，必须通过各级议会的讨论决定。
可以说，只有在多中心政府治理之道的条件下，市场经济才会真正得到充分的发展。通过体制外的改革开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市场经济，但是要让市场经济没有结构性的扭曲，要让政府没有结构性的腐败，就要让每一级政府都各司其职，多中心运作，这才是真正的善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开放，而其重要手段则是实行财政民主。
财政民主，就是让各级议会来讨论财政和预算，然后由各级议会来推进各自政府的公共服务。通过财政民主，可以解决各级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问题，因为一旦实行财政民主，省县政府和市政府就实现了财政的独立，其所属部门也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本地政府的领导。一旦财政独立，并且民主运作，所有上述问题，都可以逐一得到开拓性的解决，不仅权力会多中心化，结构性腐败将会得到解决。政府的职能受制于当地的财政能力，市场经济发展得越好，政府财政就越充裕，政府也将会是亲市场经济的有限政府。财政来自公民的纳税，是公共服务的价格。任何一级政府都通过公共服务获得公民的实质性支持，这种用钱包支持，当然大于任何口头的支持。
总之，市场经济是经济繁荣之道，但它需要有效的政府，需要有限的政府，需要廉洁的政府，尤其需要多中心的政府。它们都不是等级的政府。提高政府效率，限制政府权力，建设廉洁政府，需要取得结构性的进步，这就要从结构上去等级化，实现多中心的治理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