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以收视率高，观众层次高，好评如潮，连获大奖为特征，在世纪末形成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学术界和舆论界对此作了不少探讨和评论，我们编辑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已有的成果归拢一下，促进研究的深入。为了探讨《雍正王朝》及其现象的意义，我把自己一些粗浅的想法写在下面，权作本书的序言。
《雍正王朝》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出乎我的意料。当初，同意长沙电视台与同道文化公司合作这个项目时，我提出了“忠实于原著、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生活”的基本要求和“政治上不失误，经济上不亏本、学术上不出丑”的最低目标，然而该剧的策划、编剧、导演和演职员团结奋斗，凭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攀登上中国电视剧艺术的高峰，而且造就了蔚为奇观的《雍正王朝》现象。1998年春节，我代表长沙市的领导到大兴拍摄现场给剧组拜年的时候，曾经对全体演职人员讲过，能够参加该剧的工作应该感到幸运。其实这也正是我的感受。
我在为电视剧的成功感到欣慰和高兴的同时，也在进一步思考该剧的价值和作用。记得当《雍》剧火爆京城、走红全国的时候，我曾对刘文武和罗浩说，像《雍正王朝》这样的成功可遇而不可求，可一而不可再也！换句话说，这部电视剧的成功带有一定的机遇性和偶然性。绝佳的题材和与之契合的大众文化心理状态再加上高素质的剧组人员，三者缺一不可，而前二者并不是经常出现的。《雍正王朝》的意义，因此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典型性，就显得更加珍贵。我们至少可以从学术意义、现实意义和艺术价值三方面加以总结。
一、《雍正王朝》史学意义
《雍正王朝》在学术文化的进步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作了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雍正及其业绩的被歪曲，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正如剧中所表现的那样，雍正是一个为国利民、勤政有为、勇于变革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有人说《雍正王朝》是一部为雍正皇帝翻案的电视剧。其实，为雍正翻案并不始于电视剧《雍正王朝》，也不适于小说《雍正王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雍正及其时代的研究，是一个从无到有，由浅入深，逐步扩展的过程。1978年以前，对雍正的评价几乎只有否定之声，乃至成了一种定势。在具有历史意义的1978年以后，研究雍正及其时代的文章大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1979—1989年十年间，除冯尔康45万字的《雍正传》之外，在全国各地三十多种报刊上，发表雍正及其时代的研究论文达60多篇，对雍正的评价基本从否定转为肯定。《清史编年·雍正传》的主编史松教授的论断颇具权威性。他在《雍正研究论纲》一文中指出：“雍正在康乾两朝之间，承先启后，继往创新，匡失纠偏，没有雍正一朝的业绩，就谈不上‘康乾盛世’”，“雍正继承了康熙帝未竟之业，客服了康熙后期的危机，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为乾隆时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学界的论断为小说《雍正王朝》奠定了史学基础。科学的史学成果和严肃的文学作品成了《雍正王朝》取得成功的阶梯。同时史学界也认同《雍正王朝》，史松先生指出：“《雍正王朝》基本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演绎的一些情节还算合理，这是值得称赞。《雍正王朝》以艺术的形式，以现代化大众传媒的手段在全民族范围内廓清了一段历史的迷雾，把一段一直淹没在史海中的精彩改革的历史绘声绘色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清史专家、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周远廉也指出：“中国封建历史上主张改革的帝王将相不多，能够取得改革成功的更不多。王安石算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了，但他没有取得改革的实际成功；雍正则不同，他不仅策划了改革，而且取得了成功。他还通过选择乾隆继承皇位，使得这一改革能够延续下去。”
中国历史上竟有如此坚毅、如此果敢、如此有作为的皇帝，应该说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骄傲。季羡林老先生最近撰文漫话皇帝，他认为皇帝也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外国人谈到凯撒大帝、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明治天皇时无不“傲”形于色，难得这些人道德上都“冰清玉洁”？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本来有许多优秀的政治家，我们却把个人道德与历史贡献割裂开来，或从简单的阶级观点出发而否定他们。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像雍正这样伟大的政治家，为民族、为国家所做的贡献应该肯定，把他称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是不过分的。
严肃的历史剧以历史科学为基础，把艺术与学术有机地结合起来本身就具有史学价值。《雍正王朝》把史学成果的艺术形式用现代大众传媒的手段来传播，传递历史信息的量是如此之大，使历史与大众传媒的沟通如此接近，尚属第一次。像这样老少都爱，政要、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同坐在一个位置来看中国历史的场景，恐怕也是第一次。对雍正帝的公正评价在学术界虽已趋一致，但这个“一致”最多不过是几百位清史研究者中的“一致”，而大多数国民是不能与270年前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改革、那样一个为国为民活活累死的皇帝对话的。除了电视剧以外，别的手段是无法做到的，甚至连二月河的长篇小说也无法达到亿万人共鸣的效果。
因此，我以为，《雍正王朝》艺术地再现了这个王朝的改革，延伸和发展了史学界对雍正及其时代的讨论和评价，并将其推广到亿万国民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电视剧《雍正王朝》的史学意义非常重大。
二、《雍正王朝》的现实意义
《雍正王朝》在基本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电视艺术的功能，对雍正的故事进行了精彩的演绎。但它又不是对历史的复制或重现，而是现代人对历史的剪裁、理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顶多能做到的也就是二月河先生说的“给古人画像，让今人照镜”。在取舍历史材料时我们的文化底蕴和现实需要就会帮助我们进行选择。我曾经问过刘文武、刘和平，像雍正颁布贱民脱籍这样重大的改革为什么没有详写呢，这可是跟林肯解放黑奴一样惊天动地的事业呵！还有改土归流、清丈土地等等，都没有写，因为当代观众也不关心。而江南筹款赈灾、追缴官员所欠国库银、惩治贪官污吏、拟制大地主对土地贪婪兼并、铲除扰乱政局的权臣这些社会生活中的经典情节古今如一。
因此，客观的评价雍正及其时代，揭露和剖析当时复杂的社会关系，考察雍正在位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这些改革对当时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具有较强的显示借鉴意义。
在封建社会大多数情况下，皇帝总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历史、社会的变化面前总是做出一种迟到的反应：在还有一线希望的时候，他们总是拒不变化，到了时机已逝的时候，他们才被动“改革”，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本是上一阶段应做的事，结果使社会变革的动力不断下移，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完全被“形势”推着走。雍正皇帝实行的改革，情况却恰恰相反，既得利益集团是以“八贤王”为首的皇族势力，是以任伯安为代表的既得利益受到触动的贪官污吏，是以李绂为首的力图维护自己养尊处优地位的请流派知识分子，他们联合起来，众口一词，反对改革。可以说，雍正皇帝遇到了几千年形成的强大的旧的习惯势力的反对，雍正反而成了未得利益者。他孤立无援，心腹之臣只有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少数几人。雍正当“阿哥”时，论宗室地位不如老二，说笼络人心不及老八，属于统治集团内的“非主流派”，实力较弱。雍正当权后一心要推行新郑，但权力基础十分脆弱，于是不得不打破既定的“成法”、“祖制”，把“道德”丢在一边。为巩固皇权，圈禁罢黜同父兄弟；为整肃吏治，剪除前朝功臣；为推行新法，与官僚士绅势不两立，简直是以一己之力同整个既得利益集团开战。他力挽狂澜，以快刀斩乱麻之势各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置身后留下千古骂名而不顾，宁愿得罪所有阻碍改革的皇亲贵族和读书人，成为历史上继秦始皇、孝文帝之后主动改革的少数几个皇帝之一。
首先，是整顿财政，清查赋税，充实国家财力，成效显著。雍正上台一个月，即向户部下达了清查钱粮的上谕，随后成立“会考府”，由怡亲王允祥主其事，规定户部如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毋得苟派民间，毋得借端遮饰，如限满不完，定行限满治罪”。他把清查钱粮亏空与整肃吏治结合进行，对贪赃枉法的督抚和州、县官吏，革职查办，抄没家产。甚至处以斩刑。对畏罪自杀者，向嫡亲子弟及家人追索、问罪。对亏空案所涉“老十”允锇、“老十二”允裪，也照常追索，甚至籍没家产。如此大张旗鼓进行了六七年，大量被侵吞、挪用的亏空得以追补，如直隶一省就达40余万两，还有数百贪赃的各级官吏被参革离任，使封建吏治一度有所澄清。
雍正改变了几千年来的赋役分征制，实行丁随地起，摊丁入亩制度，实际上是废除了“人头税”。雍正元年，直隶巡抚李维钧奏请丁银摊入地亩征收，免除无地穷苦百姓的徭役。雍正命他拟定令人满意的细节，于次年开始实行，丁银按地亩上、中、下、三个等级摊入，使负担趋于合理，在中国税制史上第一次免除了无地穷人负担的人口税，改由有恒产之家承担。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使有土地的富人增加了赋税，而贫穷无敌者免除了徭役，朝廷的丁银收入也有了保证，这是中国赋役制度上划时代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生产的发展。
雍正规定耗羡归公，并制定管理养廉制度，既降低了钱粮正项附加限额，减轻了人民负担，又整顿和改善了吏治。长期以来，耗羡的征收成为滋生腐败的根源之一，地方官把耗羡银一部分进奉上司，另一部分则中饱私囊，国家并无所得，百姓却因此增加了负担。雍正二年，清廷下令全国，把地方私征耗羡银改为正税，由公家征收，并把耗羡率由原来正赋的4~5成降至1~2成。清朝实行低俸禄制，各级官员为了赡养家口、应付繁杂的开销，便肆无忌惮地征收耗羡。雍正在规定耗羡归公的同时，也看到了低俸禄制的弊端，便将大部分耗羡及其他附加收入用作养廉银，按官吏级别规定养廉银数额，使养廉制度化、公开化合法话。养廉制度的建立，对制止官吏贪赃剥民、整肃吏治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行政制度改革方面，雍正确立秘密立储制度和密奏制度，设立处理军国机密事务的军机处，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在平定青海、西藏土司叛乱的同时，在西南实行改土归流，在全国倡行“满汉一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统一和边疆秩序的稳定。
虽然时隔264年，我们今天遇到的许多问题与当时遇到的问题仍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的改革事业也面临着习惯势力的阻扰和腐败行为的侵蚀，也面临着观念和利益的调整和新制度的建设。两个时代的问题虽然不能划等号，但这种相似反映了文化的联系。这种心理的同一，实际是文化的同一。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除了变化，更主要的是传承。
关于吏治腐败问题，孟德斯鸠说过:“道德原则倾斜时，腐败不在于个别官吏的腐败，而在于一个原则的倾斜，在于观念上、制度上出了毛病。”而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重于提倡道德，疏于制度（法制）上、经济政策上的配套建设。康熙末年的社会形态正好是这种情况，《雍》剧作了较深刻的揭示。法制的不健全，致使江南盐道任伯安轻而易举地成为暴富。他不仅勾结盐商，而且在官府左右逢源，甚至掌握《百官行述》，以此控制众多重要官员。连司法也出现严重腐败，可以用张五哥为任伯安抵命。在下层社会，在御赐的“德化之乡”，还有刘八女这样的人渣。从刘八女到任伯安，再到八阿哥、九阿哥，上下沆瀣一气，对清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不消除腐败，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雍正皇帝似乎领悟了这个道理，所以他把经济政策的改革与惩治官场腐败结合起来，以对祖先社稷、大清江山的高度责任感，以坚韧的毅力、雷霆般的手段，对皇室贵族势力，对顽固的清流派的知识分子，对贪官污吏以及种种社会恶势力，给予致命的打击，不使他们有东山再起的机会。靠朋党起家的雍正深知朋党对皇权的威胁，因而他一方面大讲朋党的危害，于雍正元年四月首次御门听政，面对文武百官抨击朋党恶习，并于次年专门写成《朋党论》，印制800份，分发给诸王及满汉大臣，以示警戒；另一方面，对当时争夺最为激烈的皇八子允祀、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禵等几个朋党，采取分化瓦解、严厉打击的政策，为推行新政扫除障碍。
雍正即位之时，“藩邸旧人”并不多，见诸史籍的不过一二十人，而任督抚者唯年羹尧一人，其余任职最高者不过道员。因此，破格启用人才便成为雍正朝的当务之急。雍正帝用人标准也值得称赞，可用“忠、廉、勤”三字概括。忠当然是前提条件，必诚必敬，勿隐勿欺。但他更强调勤，强调实心实政、勇于任事、不避艰难、不畏权贵。他虽然提倡清廉，但极为讨厌标榜为清官的无所作为者，称为“巧宦”，说“巧宦”比贪官还坏，因为贪官声名狼藉，而“巧宦”常有美名。雍正帝启用大臣的确各有所长。如张廷玉办事慎密、博闻强识；鄂尔泰耿介忠直、廉勤皆备；田文镜、李卫勇于任事、不畏讥谗；嵇曾筠忠于职守，任劳任怨；岳钟琪文武兼资，勇敢善战等等。雍正朝的政绩是与这一批能臣的努力分不开的。
雍正皇帝励精图治，勤勉治国，把江山和臣民利益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是把国家至上的长远目标和民本思想的基本政策结合得比较好的皇帝。中国的亿万观众，也就是人民群众在观看《雍正王朝》的同时，从历史的画卷中看到了“当家难”、“改革难”，看到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不同阶层的人得到了沟通，情绪得到了宣泄，社会心理得到了整合。
三、《雍正王朝》的艺术价值
小说与电视剧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一部优秀的小说未必能够轻松的改编成优秀的电视剧，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转换要比两种语言符号间的对译困难得多。从小说到剧本，从文学到影像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在具体人物、细节、情节的塑造和描写上，剧组倾注了大量心血。最成功的一点，是与小说相比，其中许多主要人物有了进一步的凝练和提高，力图使每个主要人物一出场即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并使其身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半隐半现，留下悬念。编剧以很高的驾驭历史的能力，架构影视作品的能力，对全剧巧妙安排，使戏剧冲突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事事相连，周密严谨，没有什么孤立的人和事逸出，剧情始终在交错复杂的情景中向前推进，以致全剧高峰迭出。各种人物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又有线索可寻，整个剧情显得气势恢弘。
《雍》剧在创作时，在写高层次政治生活中，没有简单化、道德化的描述，力图把历史真实与生活现实结合起来，把历史真实与艺术审美结合起来。在史学观上，它体现的是多种因素产生历史的结果，可称之为多因一果。电视剧以20集为界，前后有两个聚焦点，前一个聚焦点是康熙对皇位继承人的选择；后一个聚焦点则是雍正对皇权的巩固以及新政的实施。在前一个聚焦点中，艺术家设计了邬思道这一帝师的形象，由他来完成对最高政治决策的揣测、领悟和指点。靠邬的智慧，雍正成了九王夺嫡的胜利者。在第二个聚焦点中，电视剧的视点直逼已夺得皇位的雍正，着墨剖析依然没有摆脱困境的皇帝心理。在雍正宽阔和阴暗的双重人格中，突出雍正性格的主导面，着力发掘顺乎历史发展轨迹、适合人民利益的愿望和要求，从而在康熙、乾隆两世的承启时期，找到一个符合历史逻辑的连接点。
历史连接点往往是艺术的突破口。《雍正王朝》正是从这个连接点来调动其艺术思维，重新组织史学界已近廓清的历史事件，聚集于封建政治的神经中枢的宫廷皇权争夺。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连接点上，电视剧不为猎奇，而是深刻剖析作为艺术形象的雍正皇帝的内心世界，以及一大批重要历史人物的精神活动，从而创造了艺术家想象中的历史画面，达到了极大地思想深度。电视剧对雍正性格的刻画是很成功的。雍正精明过人，十分自信，但也猜忌多疑，喜怒无常。《雍》剧有许多细节表现雍正即位后性格上的喜怒无常，如小太监在擦地时唱小曲，他一会儿允许让他闲时哼唱，等到山西报来诺珉欺君一案，他又令人把小太监拉下去打板子。历史上的雍正性格，正史这样冲动无拘、喜怒无常。
女导演胡玫用拍电影的手法来拍电视剧，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胡玫说，拍摄电视剧，应该像对待电影和电视广告那样，去锤炼每一个镜头。她总希望把尽可能多的信息传递给观众。《雍》剧原来拍摄了53集，剪去9集，剩下44集，许多细节都没有充分表现出来。如田文静追查诺敏虚报库银一案，只演到邬思道密授计谋为止：年羹尧杀孙嘉城这样大一件事只用“六百里加急”一个镜头就表现无遗。戏中女性本来特别少，但还是坚决砍掉了探花刘墨林和遗迹苏舜卿的许多戏，为的是突出雍正主线。所以，全剧显得非常紧凑，克服了当前电视剧拖泥带水，毫无意义的画面太多的流行病。
在灯光、服饰、布景、道具，特别是摄像方面，也有很多值得探讨、值得总结的经验。如在摄影方面，为了加强全剧造型风格的力度和纵深感，大胆摒弃目前国产宫廷戏呆板、单一和平面为主的处理方法，大量采用运动镜头—以人物运动为轴，以摄像机跟拍运动为随，以求给观众造成时而优美舒缓，时而惊心动魄的心理感受。
（本文是《雍正王朝拍摄的前后》一书的序言，写作于1999年夏，只做文字订正发表与此。该书为长沙电视台编 1999年10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