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说，“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革，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来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创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曾国藩道出了湘学的渊源与历史地位。他认为湘学包括“情韵”和“义理”两个方面，大体上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文学和学术，古人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湘学是湘人情韵义理追求的纪录。情韵如屈原诗意的思想、情感化的价值观，打下了胡湘文化的底色，给了湘学以灵魂；义理如周敦颐、王船山的艰深探索，点亮了湖湘文化哲学的明灯，给了湘学以思想。湖湘的地理和历史孕育了湘学，镌刻了湘学的特殊品格。

湘学有一种重道的传统。湘人为学追求大本大源，上下求索、天人合一。从屈贾开始，一直到柳宗元、刘禹锡、韩愈、李白、杜甫、范仲淹、苏东坡，湖湘大地士子先忧后乐，悲天悯人，有一种重视原道和终极关怀的精神。周敦颐把这种精神上升为理论，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清代学者黄宗羲在他的《宋儒学案》中说道：“孔子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弟子程颢、程颐继承和完善了他的思想。后来经过朱熹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从濂闽关洛到程朱理学，都与湖湘之地、湖湘之人、湖湘之学连在一起，让湘学与中华儒学在同一个层次发展和变迁；近代中华文化的转变，义理之学变成实用之学，实事求是之学，也关乎湘人湘学，使湘学成了有全国意义的文化现象。王船山以后湘学的思想资源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人文和历史。

湘人为人心怀天下、心系天下、心忧天下。周敦颐说“无极而太极”，他模仿“太极”建立“人极”。“人极”即“诚”，“诚”是“纯粹至善”的“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爱莲说》的“出污泥而不染”就是这种境界，王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曾国藩的“花未全开月未圆”的“求阙”的处世之道，黄兴、蔡锷、宋教仁、胡耀邦等人的气节操守，诠释了湘学湘人重自律、重操守、重气节的品质。郭嵩焘称赞周敦颐、王船山两位湖湘学人：“揽道学之始终，亘湖湘而有光”。这可能与湘学重视道德义理的传统有关。明清两朝都信奉宋明理学，先是亡了明朝，后是亡了清朝。因为亡了国，所以近代学人，包括鲁迅痛斥“仁义道德”，把亡国原因归于理学。其实在漫长的中世纪，那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之光。宋明理学是魏晋以后直至隋唐，中华文化迷失后的反思与回归，中华文化的整理与升华，在中华文化史上功不可没。

湘学有一种求变的精神。屈原是求变的，濂溪是求变的，王船山也是求变的，他们都深受《周易》的影响，读“易”思变，趋时更化。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由胡安国首开先声，其子胡宏独创新论，弟子张栻继承其说，而形成湖湘学派，也是求变的。黄宗羲认为“中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之上，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学统。”《正蒙》是张载的名篇，而《知言》超过了它，超越的是变革经世的思想。这种思想从胡宏就开始了，朱熹曾经对此不以为然。王船山传承的同样是义理之学，但是他改变了宋明理学。历史上当其它地方在传承的时候，湖湘学者往往在求变。曾国藩是卫道士，但是他掀起了洋务运动这一深远的变革，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是求变。在道和器、知和行、体和用一系列问题上，湘人往往独树一帜。湘学是在变革中超越其他学问的。这种变革思想孕育出近代湘人中的大批改革家和革命家。

湘学有一种唯实的态度。湘学重理性的同时，重感性，重现实，追求知行合一。胡宏说，“夫人生非生而知之，则其知皆缘事物知。……是以节事取物，不厌不弃，必身亲格之，以致其知焉”。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知是后天得到的，是通过客观事物的接触和了解得来的。接触和了解客观事物必须用耳目等感觉器官。他说：“夫耳目者，心之所以流通也；若夫图形具而不能见，耳形具而不能闻，则亦奚用夫耳目之官哉！”在名实问题上，胡宏肯定有实而后有名，他说：“有实而后有名者也。实如是，故名如是。实如是，名不如是则名实乱矣。名实乱于上，则下莫之所以，而危之至矣。”从王船山开始，湘学求实、重实、重器、重行的精神的特色一发鲜明。从知行统一于“礼”的儒学，知行统一于“理”的理学，知行统一心的王阳明的“心学”，到知行统一于“行”的船山学，千年湘学使中国哲学为之一变，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革故鼎新的锐利武器。湘人毛泽东写出《实践论》这样论述知行关系的佳作，绝非偶然。

湘学有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湘学其实是百家之学。湘学存在于湘籍人士之作中，如周敦颐、王船山、曾国藩等；流寓湖湘人士之作中，如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张栻等；研究、传播湘学人士之作中，如胡氏父子等；对湘学有巨大影响人士的相关之作中，如张载、程氏兄弟、朱熹以及王阳明等。湘学实际上是后发之学。屈贾之后，两宋之前，湘学基本是李肖?先生所谓的“流寓学者”在支撑。湘籍人士自己做的学问自两宋兴起，元明消沉，明清之际虽有王船山，但其学术成果在当时并未彰显。湘学在清末再次勃兴，影响至今。濂溪的理学框架本来就是吸收儒佛道诸家精髓，改造出的新儒学。程朱理学包括湖湘学派的学者大都是外省籍人士。王阳明对湖湘文化的深远影响，王船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和吸收，都是湘学嬗变进步的动力。湘学是一条开放的河流，吸收容纳了各地各派学术思潮，成就了湘学之博大精深，推动了湘学的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