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心理学》的作者道格拉斯·W·贝斯黑莱姆是英国利兹大学的讲师。作者对以往关于偏见的思考作了科学的和历史的回顾，提出了偏见的心理学定义以及与之同等或近似的概念群；以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为对象，研究了偏见心理产生和发展的机制，其中包括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众多因素；指出了偏见对人类认识的影响和对社会发展的障碍；归纳了偏见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讨论了偏见发展的趋势和减少偏见的途径。此书对于正在思考中国经济、文化、政治、社会问题的人们可能会提供一点新思路；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的人们，对于政工、管理、教育、文学、新闻、艺术、妇女、民族、外交诸方面的工作者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于从事社会心理学学习和研究的人们来说，它可能催促和启发我们开始研究中国社会的偏见现象。
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根基深厚，枝脉繁茂，“已经达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水平”（本书英文版序言）。偏见心理现象的研究，也有相当长的历史，至少在十八世纪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ilstonecraft）就开始了对性别偏见的研究（本书第七章）。克特·W·巴克主编的《社会心理学》指出：“对于社会心理学家来说，种族偏见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美国人曾经对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深感震惊和厌恶，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阻止德国人把他们的歧视措施强加给其他国家进行过斗争，然而，就在纳粹分子围捕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把他们关进集中营、杀死在毒气室中的时候，美国人却也在对黑人施加私刑，限制大学招收犹太人的名额，把美国印地安人当作被征服者，没收他们的土地，不给他们完全的公民资格。在向日本和德国宣战之后，美国人自己又开始围捕日裔美籍公民，把他们关进集中营，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对于这一普遍性的人类悲剧，各门社会科学都进行了研究。社会心理学家从不同于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学科的角度提出了问题：什么东西使一个人带上偏见？种族偏见是一种异常态度，还是一个标志着有偏见者的态度丛？偏见和歧视如何影响一位受歧视的群体的成员？这样的个体如何看待自身以及他自己群体的其他成员？社会心理学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贝斯黑莱姆的《偏见心理学》是在种族偏见研究的基础上前进的，他大量地直接论述了种族偏见和歧视的问题，带着偏见社会心理学脱胎出来的那个领域的明显印迹，另一方面，他力图通过对种族偏见这一典型的群体偏见现象的研究，认识偏见的普遍规律。他反复申明：“偏见和解释偏见的原理是全球性的”，他的目的是“把偏见从种族偏见引向它的一般意义。”他的书表明，他确实已经从社会心理学中的一个传统问题走向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偏见社会心理学。
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偏见的概念作了新的概括。“偏见”一词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绝大多数人是从传统词义的角度来领会它的。我国的《辞海》说：偏见是“片面不公正的见解。”《现代汉语词典》说：偏见是“偏于一方的见解；成见。”英国的《简明牛津辞典》（第六版）说：偏见是“先入之见”。美国的《韦氏新大学辞典》（第八版）说：偏见是“先入的判断或意见；没有公正的背景和充足的材料而对任何事物不利的意见或倾向。”这些解释包含了偏见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用已有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它是不公正的；二是以认识论的标准来衡量，它是先验的。汉语偏重于前者，英语偏重于后者，这是不是与中国人偏重于道德评价有关，有待证明。贝斯黑莱姆给偏见的定义是：“人们对任何一事物所持的观点或者信念，而这种观点或者信念缺乏适当的检验，或者与这些检验相悖，或者与逻辑推理得到的结论相悖，或者不符合客观实际。这种观点或者信念之所以被人们当作事实，是因为人们信奉它。有时它就象真理一样在起作用。”贝斯黑莱姆的定义同传统词义的区别在于：
（1）抛弃了道德标准。因为已有的道德标准是历史的和具体的。
（2）使用更多的科学标准。除了认识过程（即先入之见）之外，增加了思维规律（不符逻辑或与逻辑结论相悖）和客观实际的标准。
（3）指出偏见是一种态度（观点和信念）。态度“是对人、思想或物体的心理倾向，它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成份在内。认知成份由个体对态度对象的信念或知识组成。情感成份指人对于对象的情绪反应。行为成份包括人对物或人的外显行为。”（《社会心理学》[美]克特·W·巴克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81页）
（4）指出偏见的高度主观性（偏见被当作事实，是因为人们“信奉它”）。
（5）说明偏见的效用（象真理一样起作用）。
（6）没有区别偏见与对象关系的性质，实际上肯定了偏见对对象的喜欢和反对两种态度，从而肯定了有利的偏见（中国人常说的偏爱）和不利的偏见（人们通常使用的含义）。
我们从他的定义中得出的这些理解，在他的书中都可以得到印证。他在书中的其它地方还注意区别了群体的偏见和个体的偏见，对人和对思想、事物的偏见。他认为武断、僵化、教条、偏执、刻板化（成见）、社会距离等等是与偏见相等或近似的概念。从他对偏见的定义和对偏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偏见是一种不正确的意见，但它不同于另外的一些不正确意见，例如谬误、误解、谎言、失误、差错、异端邪说等等。偏见更具有主观性、群体性、习惯性和无意性。偏见是一种态度，态度与行动之间有一定距离，贝斯黑莱姆列举的材料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偏见并不转化为相应的行动，有时甚至出现行动与所持的偏见相矛盾的情况。所以偏见是一种产生错误的原因，而不是错误本身。这种心理倾向带有强烈的主观好恶的情绪成份。尽管偏见在很多情况下是个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与群体密切联系着，而且偏见的持有者和对象都可能是群体。偏见的持续性和相对稳定性也是由于群体的作用，通过社会化和社会互动过程，下一代接受上一代的偏见，成为社会的传统、习惯和俗例。一般来说，偏见并非有意的，偏见对于持偏见的人来说是正确的，他认为是事实所以才坚持。偏见的这些特点，使它的作用不同于其它种种不正确意见。
贝斯黑莱姆指出，偏见是通过影响人们的判断和推理起作用的。在感性认识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根据他们见到的现象是否与他们心中已有的模式和偏见来修正自己的感觉。偏见还会修正记忆，同一件事，人们往往按照已有的心理倾向性剪裁取舍当时的感觉，保留各自的印象，事后几位目击者对当时情况的回忆可能有很大出入、甚至大相径庭。人们本来应该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来克服偏见，但往往事与愿违，出现了用逻辑支持偏见的现象。判断得出的结论反映某些人的偏见时，这些人会认为这些判断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而当结论与偏见相反时，他们会认为这些判断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这种逻辑上曲解的原因在于：当人们的观点与命题一致时，只需较少的证据就足够了；为了支持与他们的偏见一致的结论，人们选择、省略和增加前提；为了使判断支持偏见，人们改变判断的意义；有时为了证明偏见，完全忽视逻辑规律的要求。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当人们借助概率论和统计学来克服古典逻辑的缺陷时，也受到了偏见的顽强抵抗。这说明，偏见心理机制既不是单纯的认识论描述的过程，也不是单纯的逻辑规律描述的过程，其中隐藏着复杂的心理过程。偏见与人的个性及其相关的群体心理结构纠缠在一起。偏见的这种非学科生理性的特点，使它与愚昧结伴而行。正如黑兹利特所说：“偏见是愚昧的产物……缺少证据而又没有中止我们的判断，结果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按照我们的意愿和幻想行事的机会。”（本书第二章）愚昧产生偏见，偏见反对科学与进步，中世纪的宗教偏见、近代殖民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种族、民族偏见、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偏见都证明了这一点。
一些偏见是在历史中产生的。欧洲人在见到黑人之初，对他们并无偏见。双方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平等正常的交往，随着掠夺、征服和奴隶贸易的发生，偏见开始产生。欧洲殖民者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在新大陆复活了奴隶制。这种野蛮罪行与这个群体自身的价值观念（如同法国的《人权宣言》和美国的《独立宣言》所宣称的那样）和宗教信仰、个人良心发生了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偏见逐渐产生，起初是隐蔽的，后来是赤裸裸的，使得从未见过黑人的欧洲妇孺也相信黑人愚蠢、懒惰，是天生的奴隶。贝斯黑莱姆说：“种族歧视、种族偏见的本质是经济剥削。为了使他们的经济动机合理化，便出现了种族歧视。如果人们能够说服自己，不论在道德上、宗教观点上和智力上和身体上，奴隶都确实应该受到很差的待遇，那么人们就能比较心安理得地给奴隶很差的待遇。”性别偏见的产生，也有相似的背景。在由石器时代向金器时代过渡的同时，原始的狩猎经济和锄耕农业逐渐随之转变为畜牧经济和犁耕农业。于是，男子代替妇女承担起了最重要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公共劳动，男子逐渐在经济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家庭形式走向单偶制，女性的地位进一步沉落，妻子等同于男性的私有财产。阶级产生后，女性沦于受奴役的境地。恩格斯说：“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1页）在中国，历史上对商业、手工业和近代科学技术以及西方文化的偏见，都可以在顽强的传统农业经济结构中找到根源。如果说偏见产业的“第一推动力”主要是经济利益，那么偏见得以代代相传和发展完善，就不能不借助于文化之功了。当偏见成为一个群体的共同观念时，就会沉淀于这个群体的深层文化结构和心理结构之中，形成特定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信念信仰和心理状态，并以道德、习惯、风俗、传统、宗教、甚至法律的形式延续下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结构尚未根本改变的时候，这种力量会进一步扩展、加深、强化已有的偏见，使之发展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影响这个群体的正常认识和判断，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中国人对女性的偏见与歧视就经历了一个从“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到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裹小脚、立贞洁牌坊的过程。在这样的深重偏见面前，人们的呐喊、反抗都无济于事，非要新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才能冲得动它。
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象学习生活经验，学习文化传统，学宗教一样，从长辈那里学到了偏见，贝斯黑莱姆把这种偏见叫做“由错误信息引起的偏见。”除此之外，我们发现，在同一种文化中经历同一社会化过程的人获得的偏见的种类和程度大不相同，甚至产生截然对立的偏见。历史、经济、文化的解释未能充分说明这种现象，未能充分说明与群体无关的，或与群体主流不同的偏见，也未能说明千姿百态的个体偏见。这就需要社会心理学作出最基本的说明。贝斯黑莱姆认为与错误信息引起的偏见不同，这是产生于人格结构和人格需要的偏见。这于人格的形成，贝斯黑莱姆并不否认遗传的作用。但他指出，遗传因素是相对的，遗传并非不可改变的，环境因素对遗传产生强烈的影响。环境因素，除开前面讲到的群体文化的背景外，主要的是家庭和同伴的因素。作者花大量笔墨介绍了“独裁人格”理论和F量表，这大概是本书最精彩的地方之一。
为了探索法西斯主人拥护者的人格，沃尔（Warr）、福斯特（Faust）、哈里森（Harrison）等人推出了F量表（F代表法西斯主义）。他们假设独裁人格有九维特征，主要是：因袭保守，顺从独裁，迷信僵化，弱肉强食，侵犯他人，文过饰非，愤世嫉俗，窥视隐私，关心性行为等等。他们运用F量表，对人格进行了相当广泛详尽的研究，查明了一种人格类型，这种人格类型起因于某些对孩子的培养过程和方法。他们指出：“本研究的最重要的结果是证明了我们所探讨的人格类型与被试在大多数方面所持的观点非常吻合……，主要为等级森严的、独裁的和利用父母—孩子关系造成向往权力的态度和对自己性伙伴和上帝的利用和依赖态度，最终可能产生一种政治哲学和社会观点，这种哲学和观点一味地攀附他们认为是有权势的人，则蔑视那些被列为社会最低层的人。”（第五章）据报道，独裁主义者在儿童时代经历了严厉的、刻板的和恫吓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这使得他们压抑了反抗父母的冲动，而父母显然意识到了他们的地位并且习惯于这种地位。这种被压抑的冲动（因此是潜意识）使得他们把这些不满冲动投射到外群体上，并且歪曲现实，有意地谴责外群体成员的冲动，反对别人在道德上“有太多的不正当举止。”这种僵化严厉的社会化过程，使他们不能接受许多本来该有的冲动、欲望、情感、特性和观念等，他们的人格始终处于僵化道德主义的肛门期。这种僵化的认识结构使他们教条地因袭旧的规则和价值，失去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和创新意识。在盛气凌人、严厉、僵化的父母面前，他们渴望成年、独立、成为权威。自我倾向的软弱使他们顺从权威，追求权力的欲望使他们希望别人顺从。这就导致了非好即坏，非此即彼，非强即弱，缺乏丰富的多样性，缺乏复杂的量和度的中间状态，缺乏科学与宽容的两分法。这种两分法是非科学的。因为他们不能容忍“模凌两可”的解释，而纯科学总是尝试性的，并且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们便否定纯科学，而宁愿接受伪科学和迷信，以求得内心的平衡。他们甚至对事实视而不见，用一套虚伪的教条自欺欺人。他们回避内省，并且避免研究社会的活动方式和心理作用过程，在服从权威的过程中，极易受暗示的影响，容易上当受骗。由于追求一致，而默认权威，否定自己。在受教育较少或智力较差的人群中尤其为甚。经济文化的不发达状况，是独裁人格的肥沃土壤，这种社会里，大多数人习惯于默认少数掌权者的意见。
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庭教育和家庭环境十分严厉和僵化。父为子纲，子要从父。孝为仁之本，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夫为妻纲，妇要从夫。女子除了“孝”的义务之外，“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受的压制比男子更深一层。“家政统于家长”，家长按照“子孝、妇从”的基本原则来治家。一是通过“修身”，自己作出忠臣孝子的榜样来教孩子做人做事；二是亲自领导私塾教馆对孩子施行启蒙教育；三是掌握家法，严格规范子女的一言一行。“家庭对女子不仅有主婚权，到后来发展为《清律》有关惩治子孙违反教令罪的条例中，已把处死权赋予封建家长了。直到解放前，还有家族对‘不贞’女子执行死刑的情况。”（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第35页）与西方各国更为不同的是，中国家庭的上面还有宗法家族的禁锢，长幼尊卑，嫡庶亲疏，称谓礼义，宗祠家法，在这套井然秩序之下，小家庭实际上没有什么自主权。孩子们欢跃的生命冲动，美妙的亲情爱恋，灿烂的想象创造，独立的探索思考，都被家长专制的淫威和科举仕途的单一人生道路所窒息。在官宦书香门第和小康人家，孩子从小就被输入儒家教条的程序，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以“仁义道德”为标谤，以“修齐治平”为理想的“正人君子”。他们是被剔除了人性的活偶，象一张张精致的画片，一面印着专制独裁者的面孔，一面画着奴颜婢膝者的嘴脸。体力劳动者家庭的孩子，情况或许好些，但也必须是乡亲邻里所认同的孝子贤孙，官府缙绅看好的顺民百姓，否则在村社宗族、街坊井市断无安身立命之处。事情不止如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家与国的关系是同构放大的关系。子孝、妇从的家庭关系，不过是民顺、臣忠的社会关系的缩影。全国就是一个大家，天子就是最高家长。州府乡里却是小家，各级“父母官”都是各级家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皇帝和各级官僚在政治权力、物质利益、精神生活、性关系上享有较大的特权，人民不但一无所有，而且甘心做恭顺的奴隶。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愤言而已，决心实行的不多见。”（《灯下漫笔》）中国的家庭教育在自觉培养“独裁人格”或“奴才人格”方面应是举世无双的。
由于千篇一律的小农经济，定于一尊的政治结构，追求治平的儒家文化，中国的独裁人格曾具有普遍化的特点。所以，中国人远比其它民族更热爱“两分法”。天地、阴阳、善恶、义利、是非、美丑、治乱、分合……，多元多维、丰富生动的世界被分成模糊、朦胧、简单的两半。这两半是“冰炭不同器，寒暑不兼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于是，事物不断地从正走向反，从反走向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社会是“昌必有衰，兴必有废”，“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数千年仍在原地转圈子。这就是追求简单一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也就是“独裁人格”的哲学。直到现代，很多人还醉心于、满足于这种哲学。无怪乎人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眼就看中了“对立统一规律”，不仅把它说成“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宇宙的根本规律”，而且还简化为“一分为二”和“斗争哲学”。这种哲学与传统文化和现有经济模式一拍即合，深深地渗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以有人对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和工业化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多元多维文化格格不入，对思想的自由与解放感到恐惶，仍习惯于用“两家”的观点来看待无限丰富和生动的世界。“文革”中有“念念不忘”的“三两斗争”理论；有“七斗八斗”、“斗则进，不斗则退”的实践；有“大乱达到大治”、“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预言。即使在今天，无数人还被“姓‘社’还是姓‘资’”，“‘左’了还是右了”一类谁也说不清的模糊概念缠附着。这种农业文明造就的心理习惯，思维方式，是中国人产生偏见的一个重要根源，不超越这种“两分法”，现代化就寸步难行。
贝斯黑莱姆除论述了偏见的概念、作用和起因之外，在第七、八两章用有根有据的材料描绘了当代西方各国性别偏见和种族偏见的概况。这两章写得十分通俗，其中引用的实验报告和调查资料读起来也饶有兴味，毋庸译者赘述。
要消除或减少偏见，首先要科学地认识偏见现象。这就要靠社会心理学、偏见心理学及其他有关科学的发展。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道路坎坷、命运多蹇，偏见心理学还未起步，这种情况本身，或者就是偏见所至。近十年来，情况大有改观，但要适应新形势，仍亟待更大的繁荣和深入。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再存在，抓“阶级斗争”再也不“灵”了，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受到严峻的挑战。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包括整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整体与个体，个体与个体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和引导各种思潮、观念、生活方式、传统习惯、思维方式，心理发展过程，就要正确地运用物质利益的、法律道德的手段，正确地使用大众传播、学校教育、家庭、社会环境影响等工具，就不能不研究人，研究人群，研究社会心理，包括偏见心理。在中国，历史遗留下数不清的偏见，诸如重义轻利，重农抑商，重君轻民，重男轻女，“夷不变夏”，“祖宗之法不可变”，“非我族类，其必必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朝上国”的自大，万事不如人的自卑等等。这些深重的历史负担还未卸下，共和国成立后，又逐渐形成一套新的偏见，诸如对“铁饭碗”、“大锅饭”、“终身制”、“穷过渡”、“群众运动”、“批判斗争”、“大干快上”、“集中统一”、“等级特权”的偏爱；对商品经济、市场调节、货币关系、物质利益、民主自由、人道人性、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和知识分子等等的排斥；以至“文革”中出现“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革，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等极端荒谬的口号；还有一大堆诸如“念念不忘”、“一抓就灵”、“全面专政”、“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高峰”、“紧跟”、“红太阳”、“最最最最”等等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充满了狂热情绪和偏见心理的“热昏的胡话”。问题不仅在于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这些东西，更在于十亿中国人自己制造、传播、信奉了这些东西。时至今日，在阶级、民族、职业、行业、地域、性别、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职务高低、全民集体个体、内地边疆、城市农村、年龄籍贯、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众多问题上都有大量的偏见；对权力的无限制追逐，对金钱的疯狂崇拜，对创新和成功的妒嫉，无穷无尽的“窝里斗”，庸俗人情关系的无孔不入，迷信活动的猖獗，对低级趣味的嗜痂成癖，以及一统就死，一放就乱，一轰而起，一轰而散，急功近利，从众攀比，赶末班车，钻空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走极端赶热闹，刮风……都反映了长期被压抑的不健全的民族心态，一下子很难适应改革、开放、民主的新环境。这些，需要坐下来，认真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研究。在这一点上，贝斯黑莱姆及很多西方学者很值得学习。大概是受实证主义的影响，他不厌其烦地罗列调查报告、统计资料、实验例证来说明自己观点，逻辑论证亦毫不含糊。这种治学态度，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学究气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才显示出其科学价值和雄辩力量。
要克服偏见，最根本的途径是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按照贝斯黑莱姆的观点，偏见的数量和程度与科学文化水平、与交通通讯的发达水平成反比。一个人要想减少自己的偏见，就要扩大自己的信息量；一个群体要做到减少对于其他群众的偏见，就要增加对这个群体的了解。一个社会要想减少社会成员的偏见，保证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让科学来战胜偏见。贝斯黑莱姆还指出，克服偏见的一个重要方法是讨论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民主的方法。在全社会，包括在家庭中，让不同的观点在合法公开的原则下，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争论。历史一再证明，这是已往真理和科学战胜偏见和迷信的主要方法，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基本环境。世界正是靠了她才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化。讨论中确定的正确原则，通过立法肯定下来，这就是贝斯黑莱姆提到的通过立法的方法来战胜偏见的途径。本书列举的英国政府关于限制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法律，有效地制约了偏见。
人类的偏见会减少吗？贝斯黑莱姆的研究表明，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民主（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和充分自由的学术讨论）的发展，英美等西方国家的种族和性别偏见正在日益减少。科学和民主的历史潮流是世界历史的大潮，不管中国如何之大，如何之老，或迟或早也会被它彻底洗礼。到那时，中国社会几千年农业文明造成的偏见、近代落后挨打造成的偏见、共和国自己造成的偏见、千千万万刻板家庭造成的偏见，都会得到洗刷。中华民族除了政治上的独立民主、经济上的发达富裕、文化上的繁荣博大之外，还将以自由健康、落落大方的心理状态出现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上，我们把翻译过程中的粗浅体会奉与诗者，免不了自惭形秽。另外还有两点遗憾在此作个交待。第一，对于作者情况，来不及搜集，“前言”中“作者介绍”的传统内容只好暂告阙如。第二，翻译是业余时间搞的，时间很紧张，尽管用了心，文字仍嫌粗糙，错译也不敢保证，一并请读者原谅。本书的第一、二章为黄国强、邹海燕合译，第六章为花蓉所译，第七、八章为郑佳明所译，其余均为邹海燕译出。郑佳明起草了这篇前言。
注：《偏见心理学》[英]道格拉斯·W·贝斯里莱姆著，邹海燕、郑佳明译，责任编辑：张晓。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98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屋》2009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