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反映了党的根本宗旨的内在规定，也体现了党的执政理念的本质要求，但又不止于“为人民服务”和“执政为民”的思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饱含新意。
一、党的宗旨、执政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为人民服务”说的是一个革命党对待人民的立场和态度，包括了对敌人要狠和对人民要和两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确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也是在战略、策略上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以夺取政权的需要。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人民服务”带有历史的必然性，违背这一条就会失败，这是刚性约束。“执政为民”说的是执政党对待人民的立场和态度，与传统的“为人民服务”思想相比较，包括两个含义的改变，一是自身的定位改变，中共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二是人民概念内涵的改变，人民由过去被剥削、被压迫阶级为主体的人民到所有公民。这是执政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中共巩固执政地位、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执政为民”是中共的宗旨在执政历史条件下的体现和运用，是中共在执政条件下的“为人民服务”。执政党如果蜕化变质脱离人民，也会失败，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相对软性约束。
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理念相比较，以人为本是一个新的概念，它一方面包含和继承了“为人民服务”和“执政为民”的思想，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指导下，吸收了人类文明的成果，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近代西方的人本思想，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发展和时代的新变化，提出了当代中国版的以人为本。
第一，以人为本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变化和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党和国家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生活进行管制，高度集中的管理，经济缺乏活力，难以满足劳动者的日益增长变化的需求，也难以避免等级、特权、垄断和腐败的产生，社会成员的平等很难实现，那种体制对人的束缚和压抑是显而易见的，谈不上什么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优势就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解放生产力，让人们通过自由地创造和平等地竞争满足自己生存发展享受的需要，从而推动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其核心是劳动的等价交换。交换必须明确产权主体，交换的主体必须是权利和利益统一的自由的、平等的人。市场经济要求国家法律明确和保护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权利，否认政治特权、否认劳动以外的任何交易。以人为本是和市场经济配套的观念，如果把市场经济比作硬件，那么以人为本就是它的软件，是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的文化转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用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是顺理成章的。
第二，以人为本是与对外开放战略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当今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合作与竞争的博弈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致力于和谐世界的建设。世界各国对中国更加关注，不管赞成中国的发展与否，都承认中国的发展成就，重视中国的经验与模式。中国需要更深入的认识学习世界先进的文明成果，需要更高层次的参与全球事务，需要在更广泛的开放中发展自己。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既包含着中华民族“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宝贵思想的元素，又包含着平等博爱的西方思想元素，易于与各国人民交流；既维护了中国思想价值的特色和尊严，又接近世界文明的潮流。
第三、以人为本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关系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这里讲的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国家与人民、社会与个人、各阶层各民族人民之间、集体与个人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范畴更深入，揭示了新时期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以人为本不仅讲执政者与人民的关系，而且讲社会与人、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民的＂民＂是一个整体，一个抽象，很难还原成具体的个人。以人为本的＂人＂既是一个整体，一个抽象，也是一个群体，更是每一个自然人，每一个社会人，每一个公民。不仅仅党和国家要以人为本，而且社会也要以人为本，每一个个人也要以他人为本，人人平等，一视同仁。人的范畴更社会化。人民是政治范畴，人不仅是政治范畴，而且是社会范畴。以人为本强调社会成员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价值与需要的统一，有利于道德与法律的建设，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法律和道德的权威是社会的权威，是建立在人的自觉和自律基础上的权威，是可持续的低成本的权威。政党和政权的权威是政治权威，是自上而下进行管制的权威。社会权威的发展会减少政治权威的刚性因素，增加社会稳定的弹性，促进全能和管制的政治转型。这就突出了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人民的主体的同一性和利益的一致性，国家权力与人民权利的一致性，政权稳定与社会稳定的一致性，人类自我发展与自然生态健康的一致性。
第四，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提出，是对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反映了历史的进步和时代的需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征程。当今世界和中国都处在伟大的变迁之中，面对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面对前面的千难万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和动力何在？胡锦涛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事业，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奇迹其实就是思想解放的中国人民形成的巨大社会生产力创造的。社会主义新的发展在于中国人民新的解放。今天，人的解放不再仅仅是生存和温饱的解决，只有“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人民才会焕发出新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以人为本体现的是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对人的个体的尊重，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对人的自由的尊重。这种尊重是政府的尊重，也是社会的尊重，更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与尊重。
二、阶级斗争为纲、ＧＤＰ挂帅与以人为本
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０日，胡锦涛在全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胡锦涛说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总结，是我们理解以人为本的起点和线索。
我们对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探索分为两个阶段，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改革开放以前是第一阶段。中共的八大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社会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全国人民发展生产力。但是在后来的探索中，极左思想错误地把阶级斗争看作社会主要矛盾，把阶级斗争扩大到人民内部和党内，扩大到思想领域，导致“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的严重失误。对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导致对党和国家根本任务的错误认识，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上，把政治摆在不适当的突出位置，全党工作任务以政治为中心，从“政治挂帅”发展到“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根本任务，人民的利益被忽视，人的物质追求和幸福渴望受到压抑。这两个关系的颠倒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颠倒，关系到生产力是不是处于核心位置的问题，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不是放在第一位的问题，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人民大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由于经济长期落后，人民物质生活匮乏，文化教育落后，当家作主难以充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发挥。到了“文革”时期，封建专制主义沉渣泛起，很多人信奉“有了权便有了一切”，夺权闹剧以革命的名义进行在中国大地上演，“以权为本”的价值观盛行。
改革开放到党的十七大是第二阶段。在新时期，执政党通过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再认识，向党的八大路线回归，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提出了“三步走”的现代化目标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使生产力标准、人民生活标准和综合国力标准统一起来，落脚点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面。改革开放不仅仅增强了国力，也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和信赖。但是从总体上讲，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处于恢复性、探索性和转折性的发展阶段，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的局限，改革开放的启动是被动的、应对的和探索的。“文革”使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被“逼上梁山”，恰如邓小平所说，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当时只能被动地应对国内外复杂的局势，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迫使中国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下决心搁置姓社、姓资的争论，在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之间做出抉择；改革开放的准备不够，我们不知道怎么改革开放，只有靠“摸论”和“猫论”探索，发展则是恢复性的、生存型的和实用型的。从执政者角度来讲，ＧＤＰ和财政收入，城乡人民收入成了政绩评价的标准；从人民的角度来讲，追求富裕生活，追求物质财富，成为巨大潮流。对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的认识上，经过拨乱反正，经济建设摆在了第一位，对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认识在实践中逐步深化。但经济与政治、与社会、与文化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为地被激化。在国家与人民的关系上，强国与富民的关系认识还不深刻，很多执政者对富民不够重视，甚至少数人侵犯牺牲人民的权益谋“发展”。中国一方面创造了经济奇迹，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新的问题。物质生产、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成为价值的关注点，随着收入差距的拉大和腐败现象丛生，不管是先富裕起来的人，还是低收入人群，或多或少都感到诚信的缺乏、思想的迷茫、信仰的贬值和价值的迷失。在一部分人心目中，发展是硬道理，变成了ＧＤＰ是硬道理，金钱是硬道理。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滋生蔓延，有的人把金钱崇拜与权力崇拜结合起来，搞权钱交易。见物不见人，“以物为本”的价值观正在流行。
执政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它继承了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宝贵思想，同时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使发展走向科学之路。以人为本使发展的目的、动力和发展成果的分享统一于“人”这个根本，使社会主要矛盾和党和国家根本任务统一“人”这个根本，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如果说“以权为本”是第一个阶段的突出现象，“以物为本”是第二阶段的突出现象，那么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人为本就是应有之义，因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的本意。对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理顺了经济和政治、人民与国家的关系，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开辟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境界。
三、进步的人民、增长的需要与社会主义的动力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前三十年的发展来说，不是拨乱反正，而是继续前进，是创新，是发展。现在，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和人民群众的需要都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如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需要，成为我们面临的新的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带领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奔小康。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社会和谐，核心就是以人为本。
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的中国人，新的需求不断产生，不断增长。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利益主体和观念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的变化，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人民群众既是一个整体，也是个体的联合；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不同的群体利益，还有个体的要求。人民对执政者的要求也改变了：一方面期待执政者为全体人民谋福利，另一方面迫切希望执政者推动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公民社会的发育，让不同的群体和个体公平、公正的合作与竞争，通过自己的奋斗创造幸福生活；人民不仅仅需要好的政策和好的干部，更迫切希望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和制度；人民要求执政者把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充分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要兼顾不同的群体利益，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体现的是整体、群体和个体利益的有机统一，既不是把个人权益置于社会的首位，也不是只重视整体而忽视个人的价值和权益。人民要求执政者关心人的物质利益要求，也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满足人们的发展愿望和多样性的需求；人民群众要求牢固树立反映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主流价值观念，也希望社会更加民主和开放，让不同的意见和思想在理性和谐的环境中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进步，在讨论中优胜劣汰，从而使国家和社会充满活力，国家的软实力真正成熟发展起来。
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新需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竭动力。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历史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这种对象化活动不仅表现为满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满足人的审美和文化价值追求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个“基本条件”就是作为人类“第一个历史活动”的物质生产活动。但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在这里，这种“新的需要”就已远远超出了“第一需要本身”，它理所当然地包括审美需要和文化价值需要，因为“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在此，“审美”所满足的仍然是人们的一种精神价值需求，这种精神价值需求乃是蕴涵人的文化价值追求的人的本质需要之一。马、恩这些历久弥新的论述，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和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并不过时。认识和满足中国人的不断增长变化的需要是中国执政者的神圣历史使命。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社会主义的主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社会主义，人民是与时俱进的，人民的需要也是与时俱进的，执政党的主要历史使命是领导和服务人民，让他们为实现自己的意愿而甩开膀子去努力奋斗。人民的价值得以确认，国家和人民的基本关系正确定位，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和管理有效性就有了立足点和动力源。
四、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的本质与价值的革命
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有变，基本矛盾的基本特征也没有变。但是在中国加速转型和发展的过程中，基本矛盾的运动出现了新的特点。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在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份量越来越重，人文主义软实力的份量越来越重，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正日益变成人才的竞争，跨国集团的竞争正在变成管理人员和劳动者科学、人文素质的竞争；国内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要求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把粗放型经济转变成集约型经济，把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变到依靠劳动者素质提高上来，新型工业化要求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武装我们的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管理和经济的融合成为新的趋势。创新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人才成为发展的主要资源。在生产力的系统里，人的因素的革命性、决定性愈来愈重要，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生产关系系统中，“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正确处理改革成果分配的问题，正确对待民生突出问题，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和发展，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在上层建筑系统中，正确处理党和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通过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改革，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创造自由平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建设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政治保障。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所有领域里，人的因素都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把人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本原、本体，把人的发展视为发展的本质、目的、动力和标志的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发展观念。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建设和谐社会，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客观再认识，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主体的关系的认识的深化，即生产力标准与人民标准的统一于以人为本，社会主义的主体论和本体论的统一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统一于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讲的是发展，但没有就发展而论发展，而是把发展上升到了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历史观的高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推翻资本主义旧制度，建立共产主义新社会，其价值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未来新社会进行了描述，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恩格斯晚年，当意大利记者让他用简短的话描述未来社会时，他再次重申了这句话，认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出更合适的表达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强调，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本质规定性，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对自己全面本质的真正占有，是人的彻底解放。党领导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核心价值，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坚持和发扬。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本质和灵魂，是贯穿科学发展观的一条主线，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的各个方面。以人为本把认识论意义和价值论意义统一起来，使其成为化解当前各种矛盾，应对各种挑战的新的宝贵思想资源。社会是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整体的人，社会主义社会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人的问题，市场取向改革中人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中人的问题，和谐社会建设中人的问题，抓住了人，抓住了人的需要、人的幸福、人的积极性的调动、人的行为的规范、人的观念转变、人的素质提高，就抓住了改革的根本。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都围绕着中国人，以中国人的生存幸福为准则为尺度。以人为本触及到了现代社会建设的方方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市场意识、公共意识、公民意识、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民生意识、法治意识和国家意识，说到底都是人本意识在各个领域的表现和展开。改革开放把人民的主体性与生活的本体性结合起来，重新发现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意义和价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历史的主体和本体统一并同一于大写的“人”，统一并同一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中国人，揭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伟大复兴的意义与价值，与以往的历史转型相衔接，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历史性升华。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带动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普遍的突破与更新，引起了中国的价值革命。执政观、市场观、社会观、自然观、道德观、制度观、文化观、历史观和时代观都在变化。
第一，以人为本的执政观。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人民是公民，权力是公共权力。人民是政治概念，公民是法律概念。公权力与公民权力既有政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法律关系。公民的权利是执政者权力的来源，因此公民是公权力的主人。政府政策和行为最高的价值取向是向公民负责，这是现代执政观的逻辑起点。现在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上的弊端一样，是权力过分集中，他说，权力过分集中是个“总病根”，这个病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一是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影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观；二是长期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斗争中形成的强烈政权意识，暴力革命军事斗争中形成的自下而上的服从意识，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三是无所不包、无所不管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党在历史上的巨大胜利与威望加上这三个历史特征，使今天的执政力量成为历史上最强势的政权，当它与资源支配结合起来时，一方面形成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推动力和调控力，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权力寻租的可怕张力和破坏性，当腐败发展到一定程度，公权力的公信力下降，执政效能下降。以人为本的执政观，从根本上讲就是执政者自觉把公权力置于约束和监督之下，使之趋利避害。谁来约束和监督强势的权力？是全体社会公民，公民的权利是监督权力的根本力量。公民约束和监督有两个条件，一是执政信息的公开和舆论监督的有序发展。例如，行政和司法公开，财政收支公开和官员财产公开；二是保障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多年来，一直在说人民监督，但是在社会发育不成熟，公民权利不落实的时候，只能是一句空话。从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起步，让人民群众先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选举权，才能行使监督权。
第二，以人为本的市场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人本的市场经济。人本的市场经济应该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很强的法治性，而不是与权力紧密结合，与“人情关系”紧密结合。由于市场间接调控经济的性质，官员直接支配财富和资源的空间在缩小，公民为了自身利益而监督政府，会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行为。现在腐败的张力主要的不是来自于市场体制本身，而是因为行政力量过大影响了市场机制的发挥，而是因为市场取向的改革不到位不配套。市场一方面接受公权力的监督、引导和服务，另一方面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一方面以向公民利益负责作为市场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接受公民社会的支撑与制约。
第三，以人为本的社会观。人本社会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就是发展民生、保护民权的社会。落实民生、民权不是靠人恩赐，而是依赖社会的建设与进步。社会是有公共基础设施、基本权利保障、各种民间组织、基层民众自治、相应法规制度、共同价值体系的公民群体。以人为本的社会是胡锦涛说的“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社会、市场与政府是相对独立又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好的社会可以承接政府的许多职能，降低执政的经济成本，维护政府的廉洁和效率，也可以成为市场的支撑体系和监督体系。好的市场不仅仅约束和监督政府，而且造福人民，同样地支撑政府。人是市场和社会的主体，人民通过市场和社会监督政府，政府通过市场和社会服务人民。我们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发展不协调，全能型和管制型的政府几乎包揽一切，既没有成熟的市场，也没有公民社会。
第四，道德观、制度观和文化观。人的社会权利是靠制度来保证的，人的行为是要靠道德和法律制度来规范的。制度体系建设是根本长远的建设，而且贯穿政府、市场和社会。但是制度的基础是文化，特色在文化，一方面，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几千年重义轻利的传统和近代革命精神都是好的制度的支撑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宗法制度衍生出来的家庭观念和人情关系，权力和人情大于王法的习惯势力十分强大，是法治、宪政的大敌，这是中国的制度建设的特殊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价值观到制度，有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很多好的观念落实难、很多好的道德坚持难，就是没有制度保障。我们的问题在于，制度设计滞后，制度供给不足，制度创新缓慢。
第五，历史观、时代观和自然观。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如何看待当代世界，如何看待自然，也是重要的价值观念问题。在急迫追赶西方的过程中，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没有来得及很好的清理。史学和文艺作品中封建的、暴力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甚至汉奸的东西充斥，影响着民族素质和下一代的成长，反映我们历史观中的困境。近代帝国主义的欺侮和我们自己的封闭与保守又使我们很多人眼光短浅、心胸狭窄，敏感易怒。正在复兴的中国应该逐步具备古国的文明和大国的心胸，从容地走向复兴、走向世界、走向未来。以人为本要求努力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平衡，努力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及其关系的合理性存在，必须把人的发展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退化、生态的胁迫等联系在一起思考，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协同进化。中国和全球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宏大命题，从根本上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协调。有效协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原载《书屋》杂志2009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