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发表70周年。70年过去，我们国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文章所涉之事，也已过去300多年。但是，对有关内容的讨论，似乎并未随时光流逝而淡化，情况还有点相反。原因何在？这个问题，很值得深思。
“不当李自成”的话题为何常讲常新？
在当下中国，“不当李自成”无疑是我们党内一个屡讲不衰的话题。不但在全国执政之初为人们所热议，而且这些年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这个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地被提及。
一个话题被经常议论，必定有它的原因。依我看，这个话题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一是事情本身浓烈的悲剧色彩；二是这件事所揭示的规律性命题。
首先，就事情本身而言，它是浓缩了历史的一个片段。中国几千年的古代史，本来就是一个个王朝不断兴衰更替的历史。但是，就在1644年，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两个王朝，一个是延续了276年的明王朝，一个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建立的仅仅在首都存在了42天的大顺王朝，相继灭亡，则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玩味。从“以史为鉴”的角度论，可以说，这是一面高质量的镜子，包含了巨量可供探讨、思考的丰富内容。研究者能从中挖掘各种有意义的政治历史文化素材，当政者能从中照见自己的影子，而且既能照见政权沉浮的大势，也能照见治国理政的细节。
其次，从规律性而论，这段历史虽然距今已有370年，却丝毫没有使我们有太多的陌生感。一个能够被反复关注并提及的历史事件，大体是两种情况：一是它包含着大量成功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不断重温这些经验，总能使我们从中获益良多；二是其中有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些教训所提示的问题，是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直到今天也仍然需要深入思考的历史性难题。毫无疑问，1644年的那段历史属于后者。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集中分析了明朝历时276年而亡、李自成政权得而复失的原因，力图就如何避免政权由盛而衰、人亡政息的结局作出回答。正因为如此，这篇文章才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高度重视，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列为全党的学习文件。在从西柏坡进入北京前夕，毛泽东又言及此事，进一步表明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的决心。今天，作为一个强大的执政党，无论党的自身力量，还是我们所领导的伟大事业，70年前都不可与之同日而语。但是，在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范围的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执政的考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突出。能不能长期执政、怎样长期执政的问题，甚至比过去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也正是站在这个角度，可以说，学习《甲申三百年祭》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甲申悲剧”的原因究竟在哪里？
崇祯是个勤勉、想有点作为的皇帝，但面对明王朝的衰亡，他无力回天。李自成夺了大明江山，全然是承担了改朝换代的责任，可惜的是屁股还没坐热便宝座易手。所以，两个掌权的标志性人物都属悲剧角色。我们不妨把两个失败叠加在一起，称为“甲申悲剧”。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对两个失败分别作了深刻分析。对于崇祯，郭文着重指出了两点：一是皇帝本人“生性多疑，好刚尚气”，二是吏治极度腐败。在讲到李自成的失败时，郭沫若则用了两个“假使”：假使初进北京时，李自成听了李岩的话，对军队有严格的管束，对吴三桂等采取正确的政策，清人入关就难以成功；假使退出北京后李岩的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就能保有根据地与清兵对抗，避免陷入绝境。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失败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这无疑是我们党也走了造反、夺权这条路的缘故。在毛泽东看来，胜利冲昏头脑，是李自成农民政权功亏一篑的重要原因。结合党的历史，毛泽东强调：“我党历史上曾经有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在给郭沫若的亲笔回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但是，若不只是单单问李自成失败的原因，或是明王朝灭亡的原因，而是要问“甲申悲剧”的原因在哪里，我们似乎应该有更多的思考。骄傲是李自成失败的直接原因。然而，仅一个骄傲，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把同一年灭亡的明王朝拢在一起看，更不仅仅是骄傲的问题。谦虚一点，冷静一点，使政权延迟更长一点时间是可以的，但要长期执政，仅仅如此远远不够。靠执政者永远保持谦虚不骄傲的个人品德，来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是靠不住的。
“甲申悲剧”前后两个失败有一个明显的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得了天下，有了权力，却失去了民心。在我看来，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两个政权的败，都败在民心渐失。而失去民心，又都和权力有关。明王朝极端专制，由专制而导致权力运行紊乱、失控，朝纲不整；由专权而导致掌权者孤家寡人、无人担当，贪腐横行，崇祯自己都这样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李自成的大顺朝，则是一进北京便权欲膨胀，不是忙着登基、封官，便是忙着纳妾、敛财，军纪废弛，民怨日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这个道理，在“甲申悲剧”中是通用的。
民心的问题，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问题。但民心可畏，却在朝代更迭的历史中被反复证明着。权力和民心，不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但放纵权力不加管束，最后的结果必定是“失民心”。对此，为政者始终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所谓民心，对掌权者而言，就是政治学里所讲的执政合法性问题。民众认同你，你便得了民心；民众不认同你，你就无民心可用；民众从最初的认同，到后来变得越来越不认同，就是失去民心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治理的体制、方式可以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以获得尽可能多的民众的认同为指向。
“甲申悲剧”告诉我们，要想得民心，就要管住权力，以防权力运行过程变成民心渐失的过程。
管住权力，仅靠掌权者的自我约束不行。在中国封建专制条件下，除了皇帝本人，没有任何人能约束住权力。这就使皇帝本人的德行和能力成了王朝延续的决定性因素。从历史上看，出几个德行好、有能力的皇帝并不难，但要所有的皇帝都有好的德行却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因为此，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个王朝由兴而衰的“历史周期律”。上世纪40年代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进行的那场著名的“窑洞对”，谈的就是历史周期律的问题。跳出历史周期律，简单地说，就是如何做到既执掌政权，又顺乎民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历代王朝都始终没有走出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而“甲申悲剧”只是中国历史周期律的浓缩版、极端版而已。
怎样管住权力，跳出历史周期律？实事求是地考察一下世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难得出结论的。在近代以前，西方国家也和中国一样，经历着反反复复的王朝更替。但在建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之后，这一过程便总体上停止了。其原因，概在于民主政治为民众参与约束权力的实践提供了渠道和平台。而且历史表明，民众的参与越有效，政权就越难以完全背离民意，因失去民心而崩溃的风险就越小。这种约束，绝非执政者情愿，而是民众自己在长期斗争中争取来的。我们自然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让人民在约束权力中发挥主体作用，恐怕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必由之路。
其实，对于这一点，我们早就有深刻的认识。在“窑洞对”中，黄炎培先生请教毛泽东：中共诸君准备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作出了精彩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今天听来都振聋发聩。如果当初我们沿着这个思路对民主进行更加深入、更加系统的探索，如果我们后来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照搬苏联高度集权缺乏民主的模式，如果我们很早就着眼于从制度设计、而不只是从为政者们的个人品德方面约束权力，那么，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跳出了长期困扰中华民族的历史周期律。
今天，我们需要沿着民主的道路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继续向前。这就是“甲申悲剧”给我们的深刻启迪！
来源: 《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