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后，中国政界掀起了新一轮改革之风。大部制，转作风，反腐败，削审批，“三公”透明，权力清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等等，新的精神一波接着一波。其中，许多举措都与政府自身建设密切相关，都属于政府改革的范畴。那么，如何理解新一轮政府改革，怎么定向面向未来的中国政府改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所谓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首先要求政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即要构建一个现代政府体系。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现代政府构建需要遵循什么原则？

学术界对于政府性质和定位问题有过不少讨论。从“政府是公益体现者”，到“政府是必要的恶”，这些表述反映了这样一种矛盾的事实：一方面，从理论上说，政府的权力源于社会的委托，因此，政府理当成为谋取和维护公益的“公器”和“利器”；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政府总是由人来组成和运转的，因此，人的私欲、懒惰、投机和理性不足等自然缺陷，必然影响政府行为，在制度漏洞和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公器私用”、错误决策和不作为（或不积极作为）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种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下普遍存在的现象，成为人们关于良好政体设计考虑所必须面对的事实。

上述事实将人们对于构建良好政府的讨论引向有关政府“有效性”和“有限性”的思考，最终使之变成了政府评估的重要指标，也成为确定政府改革方向的主要依据。目前，学术研究已经形成共识：政府既要“有效”，又要“有限”：“有效”旨在防止社会的无序状态，促进公共事业发展；“有限”旨在避免权力滥用、决策失误和不作为。既要赋予政府足够的权威、能力和自主活动空间，使其有能力积极作为，保护和促进自由，又要对政府权力严加限制和监督，使其不能恣意妄为，侵害社会利益，这是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政府的双重期待。寻求这两种目标和功能之间的均衡，使宪法和法治体系下的责任政府成为必然选择。

由此可见，打造“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这是政府改革的双重任务。“有效政府”体现了政府改革的“加法原则”，要求政府提升在维护国家利益、推动经济发展、提供社会福利保障、保护公民社会权益、维护市场和社会公平秩序、应对紧急状态等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能力，要有良好的绩效表现。“有限政府”体现了政府改革的“减法原则”，要求政府恪守宪法和法律准则，依法施政，减少政府决策的随意性，杜绝与民争利，控制政府挥霍浪费现象。

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对政府改革作了论述。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显示了政府改革的双重任务，即打造“有效”且“有限”的政府。三中全会提倡要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的建设目标体现了政府的有限性原则，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任务反映了政府的有效性原则。《政府工作报告》在展望2014年时透露的信息显示，要依法施政，严格规范政府行为；简政放权，进一步削减行政审批，给社会、企业以更大的活动空间和行动的自由度；加大预算的监控，削减“三公”经费，控制政府乱花钱。这些都符合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同时，报告确立了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与发展、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具体目标，意味着政府今后在承担责任的方面要有足够的能力。

过去，中国各级政府在“有效性”方面表现十足，以至于带有较为鲜明的全能型政府特征，但是在“有限性”方面考虑甚少。十八大以后，政府改革的思路明显向“有限性”方面靠拢：提出“权力清单”的概念，大量削减行政审批，让社会组织、民间资本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同时，要求各级政府开放信息，增加透明度，公开“三公”经费，加大预算监督，实现政府“瘦身”。

总而言之，打造“有效政府”和“有限政府”，这既是政府改革的依据，也是政府建设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在合法性（保证依法施政）、公共性（保持决策开放、信息公开）、回应性（及时应对社会诉求）、便利性（提供便捷管理和服务）、经济性（降低管理成本）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改革空间，需要分别纳入长远的改革规划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