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明翻译。本文有删节）

（译者按：民主捷克前两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是捷克斯洛伐克极权统治时期著名的异议知识分子、作家。早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极权统治时期，由于出身问题和政治背景，他多次被拒绝于高等学府之外，并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公开批评极权体制，六十年代末作品开始被禁，七十年代剧作开始在国外，公演并以地下方式在国内流传。七十年代后期，参与起草著名的“七七宪章”并发起组织七七宪章运动。此后多次被捕入狱，被判刑，是国家安全部、警察和法庭的“座上宾”。1989年哈维尔被营救出狱，创办了“公民论坛”（Civic Forum）。11月捷克发生那场被称做“天鹅绒革命”的和平革命，作为那个极权制度最勇敢的反对者和最杰出的领导人，他当选总统，并在民主捷克共和国连任两届总统。今年三月卸任后的哈维尔应邀到美国度假写作。本次演讲，是他在美国期间极为有限的公开活动之一。这次演讲，在他过去诸多关于自由与人权发表的言论中，是首次公开关注中国的现状以及欧洲的对华政策。）

女士们先生们，我要感谢贝灵顿 (James Hadley Billington, 现任美国会图书馆馆长――译者) 先生对我的溢美之词。我还要敞开心扉感谢国会图书馆和克拉格中心（the Kluge Center---美国国会图书馆供学者从事研究工作的基金项目）邀请我到华盛顿来，使我能够在这里安静地写作。我坚信，我会完成在这里的工作。我对我写的东西至少还算满意――如果我对自己写的东西曾经满意过的话。或迟或早，你们中的一些人会读到并发现它有意思。

两个月时光如梭，由于我是真愿意用这些时间来写作――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我不幸没能够看到华盛顿很多我想看到的事。也就是说，我必须谢绝不计其数的邀请，失去跟很多有趣的人们相见的机会。我向他们所有人致歉；我相信他们能够理解我，也相信将来我们会有机会见面。

朋友们，15年前，我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华盛顿，我曾代表我的国家接受了一份重要的礼物：捷克斯洛伐克1918年独立宣言的原稿。直到1990年以前，这份稀有珍贵的文献是这个图书馆的财产。这是我们第一个总统马撒里克（Tomas Garrigue Masaryk）的捷克文手书。他是名副其实的捷克斯洛伐克独立事业的开创者。当他流亡美国的时候，曾与威尔逊总统亲密无间地工作。起草这份文献时，Masaryk很可能受到过美国独立宣言的启发。

当代只有几份文献能像美国独立宣言那样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我只需要提及联合国在二战之后采纳的世界人权宣言，或1985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Final Act of the Helsinki Conference）。它们易于中学的孩子们学习并谨记在心，从而潜移默化为公民意识中永久的部分和他们价值体系。即便就此而言，这些文献在使用朴素、清楚、意味深长的语言书写方面也极为成功。

除了这类基础文献的精确与典雅，当然，还有一点至关重要：必须有人愿意，如众所声言的那样，为这些文献冲锋陷阵；即是说，必须认真对待这些宣言；必须明确具体地确立其中的一般原则；必须诚心实意地受宣言的束缚，并切实履行它。

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体制或政府竭力炫耀这些文献典章，却显然不认真对待它。对于这种政体而言，这些宣言不过是某种正式礼仪的一层华丽外观。它唯一的目的在于掩盖惨不忍睹的现实。它们的功用跟许多庆典、挥旗、游行、示威或者贺词宣言及演讲的功用一样：并非揭示真相，而是掩盖它。

如何正确而恰当地对应这种情况？

对如此玩弄词语、文本、宣言、宪法或法律的把戏，当然不能仅仅在私下嘲笑或抵制。另有一种方式，更危险却更有效。也许未必普遍适用，但是已经证明大部分情况下行之有效――尤其在权力史无前例地集中、曲解词汇影响空前的当今世界。这种方式在于一种坚持不懈的努力：揪住那些打着宣言幌子玩弄辞藻的人，要求他们打破空洞腔调，落实承诺。由于从来没有人从他们的说词中揪住他们，也没人有勇气要求他们兑现说词，这种做法往往引发统治者的震惊与愤怒。但那是不足为奇的。

这恰恰是我们异议者在抗拒极权者强权时期的所作所为。我们秉持国家的宪法、法律和国际条约，其中首要的是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我们开始非常严肃地要求政府尊重它们。不仅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是这样做的，波兰的团结工会、苏联的赫尔辛基委员会以及其他反对群体也是这样做的。权利集团的人们感到惊惶失措，他们很难为自己的迫害行径辩解，因为被迫害者仅仅是要求当局尊重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所以，一个小小的诉诸事实的请愿，就赢得了警察与军队。

我确信，我们必须以各种方式支持那些敢于站出来面对独裁政权的人。他们揪住极权者说的空谈不放，并引导公众注意极权体制中司空见惯的、辞藻与行为之间的所有矛盾。北韩、白俄罗斯、古巴、缅甸和其他类似的国家里，都有这类勇敢的人。我们都赞扬勇敢的昂山素姬，她坚持以民主、和平发言的方式，反对暴力压迫。古巴异议人士的杰出的努力同样应当得到赞赏。仅举其中一个行动为例：他们征集了数万签名支持严守法律的瓦瑞拉方案（Varela project，哈瓦那一个教区组织1988创立的民权运动，旨在保卫、促进人权并努力以调停与和平的方式改变古巴社会。――译者）。这个方案以合法的方式要求尊重正式确立的原则。同样地，谴责卢卡辛克（Lukashenko）统治的白俄罗斯人也应得到道义和实际的支持。许多这类面对极权体制的公民以他们的和平方式在自己家园的第一线进行抗争，另一些则活跃在海外，还有很多关进了监狱。

令我高兴的是，今天晚上我们中间就有一些为人权而抗争的群体或组织的代表。他们的权利在自己的国家不同程度上遭到侵犯，而我们在这里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毕竟，一方面，体制全然不同的国家必须把人权二字放在官方宣言或基本文献上；但是另一方面，极权政体必然大幅度地、经常地侵犯人权，而且不希望有人揭露其行为，不希望有人脱口喊出皇帝没穿衣服，他那富丽堂皇的衣服不过是幻象。与此同时，世界上的一些大国强国，也存在着侵犯人权的行径。

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民主或自由国度的人而言、如果他不肯漠视别人的厄运，愿意提供宽泛的光谱去笼罩那些在不自由境况中勇敢的自由行动者，去支持那些生活于谎言统治中的事实的追寻者，那么，支持他们的人权抗争不仅是道义责任，也是他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所在。所以，了解这种国家中所发生事件的真面目，在国内、国际以及所有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公开发言，是那些民主政府的理所当然的责任――不管他们（各国代表――译者）可能多么有权威、不管存在多少麻烦顾虑。如果这类国家把国际关系建立于这样一种观念上，以为他们的同行会对他们的行径熟视无睹，或者避而不谈，那么，真正的民主政府，作为对立面，就应该把伙伴关系建立在实事求是，坦诚相待的基础上。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全球化文明拥抱我们星球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和每个社会的命运与我们全体的命运之间的联系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紧密。如果我们关心别人，与此同时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后代。

我多年前直接体验过独裁政体的专横统治。很大程度上由于国际社会的同情帮助了我们，我才能着活着看到今天。做为这样一个人，我呼吁所有有机会的人采取行动，反对这类专横独裁者，表达对那些今天仍然生活在不自由状况的下的人民和民族的同情。　　

谢谢你们光临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