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二战后日本的转变》，2008年由北京三联出了中文版，很获好评，但他1986年的成名作《没有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权力》因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中国读者就不太注意了。
太平洋战争——一场种族对抗
道尔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二战中太平洋战场上美英军队和日本军队之间的厮杀要比欧洲战场的对抗残酷得多，例如日本军队很少像德国军队那样大量投降，交战双方在战场上常常表现出对对方强烈的憎恶？道尔认为，这是因为太平洋战争在更大程度上被双方视为一场不同种族之间的对抗，而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更具有你死我活的性质。
道尔攫取了参战双方大量的宣传材料，详细分析双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把对方从种族的角度妖魔化，把国家之间的战争阐释为种族之间的冲突的。
撇开书中美英对日本的种族主义立场不论，对于曾经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害的中国读者来说，道尔这本书可以说是剥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种族主义内核，从一个重要方面解答了令很多人困惑的一个历史问题：在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下非常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当年为什么对亚洲邻国如此残暴，对“非我族类”的这种态度和心理，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扩张和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有联系，对这个抽象的结论，一般读者不会有疑问。但和西方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相联系的那个种族主义相比，尤其是纳粹的排犹、美国内战后的南方、二战后南非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和迫害这些众所周知的制度性的种族主义相比，日本的这个种族主义究竟有什么表现？
“纯的自我”——日本的种族主义
道尔这本书的第八章“纯的自我”和第十章“作为核心的大和种族”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道尔认为，西方种族主义一般以一个具体鲜明的劣等“他者” 为对象，衬托出自己的优越，日本种族主义的优越感则没有特定的劣等“他者”来衬托，主要表现为对自我的高扬甚至崇拜。他说在对其他种族的贬低和偏见方面， 日本人和别的民族相比也毫不逊色，“但他们的时间更多地花在讨论成为一个‘日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大和种族’和世界上其他种族和文化相比究竟有何特殊性，为什么这种特殊性会带来优越性”这些问题上。
道尔说，这种强烈的自恋导向神化自己的历史，表现在膜拜天皇世系的神圣来源和赞美日本种族的同源和文化的同质。在西方，种族优越性是用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话语来建构的（例如19世纪的所谓人类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在日本，是历史学的语言帮助了它的建立。
日本种族主义的核心观念不是体质和智力上的优越，而是德性的高尚。道德或者德性被本质化了，成了日本民族固有的特质。日本人“本质上”就比其他民族更具有美德。这些美德包括对家族的孝和对以天皇为象征的国家的忠。家国一体，国就是家，家就是国，这是西方民族或种族没有的特质。日本人就“优秀”在这里。
道尔进一步分析，这个独特和高尚的日本美德的核心是“纯”。这个“纯”表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宣传的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通过历史的言说。例如，天皇不但具有神性，而且是“万世一系”，所以日本民族是世界上血统最纯洁的民族。
和这种血统的纯洁不可分的，是德性的纯洁，因为神性就是德性。日本民族的血统和德性从一开始就单一无瑕。日本军国主义的话语中动辄就是“大和民族有 两千五百年的历史，自神武天皇开始一脉相承”，说的其实不是文化的传承，而是血统的延续。道尔说，在这套话语中，“纯”这个概念不但被种族化了，而且“国有化”了，是只属于日本国家和民族的东西。
不过，这种纯洁和德性虽然是神赐的，却不是自然永续的，它需要每一代人的奋斗和献身去保持，不断“去污”和过滤，这就是太平洋战争的意义。
从反抗白种人到自我“玉碎”
站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上，太平洋战争在政治上是为了亚洲人民的利益，抗拒西方霸权，把欧美帝国主义赶出亚洲，就像当时人手一册的《士兵必胜读本》 中呼喊的“所有在白种人的奴役下呻吟的亚洲民族，联合起来！”但在精神上，这场战争是为了保持日本种族的纯洁，抗拒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共产主义和物 质主义对日本德性的侵蚀。
到了1945年初，日本的前景显然是难以挽回的悲观，为了抵消盟军的优势，日本军方使出了“玉碎”，即自杀式的神风特攻队这一招。所谓“玉碎”也就 是不愿瓦全的意思，这是从《北齐书》里来的。过了几个月，形势更绝望了，干脆提出“一亿玉碎”。日本全民就是一块白玉，宁愿砸碎自己也不愿被污染成瓦片。
希特勒在战败前对全国下达焦土令时的逻辑是如果德国战败了，说明这个种族不配在这个丛林式的世界再生存下去；而日本军部“玉碎”口号所表达的是：即使战死，我们也要守身如玉。
神风特攻队员头裹雪白的丝巾，上面是鲜红的旭日，红白两色象征着大和种族的纯洁和日本列岛照耀亚洲和世界的光芒，其含义就和纳粹德国的“卐”字象征 种族的纯洁和使命一样。他们牺牲的意义甚至不在于和敌人同归于尽，而是在毁灭中完成自我纯化。赴死前饮一小碗清酒，就像武士剖腹自尽前一样，不是为了壮胆 或者麻木，而是一种净化的仪式。
明明是用肉弹去抵消敌人的物质优势，一个再现实不过的武器替代手段，却被高度仪式化，赋予了精神和宗教的神秘意义。道尔说，阅读日本战时的宣传和讨论，常常都可以看到这种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匪夷所思的跳跃和穿越。
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话来说，这是“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沟渠”。对性别主义敏感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与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这些表面上常常是雄赳赳的东西不太合拍。但是，极度自恋的一端是自大，另一端则是自怜。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都是如此。
受害者情结和爱国主义宣传
在它们的历史叙述中，民族在近代史上自身软弱时受尽丛林法则中强者的欺凌（德国在凡尔赛体系下和日本在开国初期），那种对“屈辱”的申诉差不多就和受害女性控诉被强暴的经历一样，但不同的是这种国家控诉充满了渲染、夸大、虚构甚至臆想，转过来成为自己对他人任意蹂躏的心理铺垫和道德解脱，而军国主义的国家在大众心理上也就成了救美英雄和护花使者。
此外，日本文化本来就有阴柔细腻、多愁善感的一面。当时创作了大量爱国歌曲，不但由政府文宣部门发起，也号召人民尤其是学生自发创作。在战争期间， 这本不稀罕，道尔认为有意思的是在1943年以前，基本上没有歌词提到敌人，曲调都是软绵绵的，表达的是自怜，过分沉浸于“纯”和“美”，阴柔有余而阳刚 不足，把战士比作洁白的雪花和纯洁的樱花，强调离别、献身和牺牲，有的歌词性别角色错乱，总之爱国主义成了滥情（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副产品，这种艺术形式影响了中国沦陷区的音乐作品，后来摇身一变，二战后成为东亚尤其是港台流行音乐的前身）。有鉴于此，日本军方于1943年发起一个全国规模的爱国歌曲 创作运动，强调歌词的力量，曲调也要用进行曲，于是出现了雄赳赳的作品，题目就叫“打倒美英”。
“亚洲新秩序”——种族主义的秩序
那么，这些和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亚洲邻国，尤其是对中国的残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如此自大的种族，其实不需要一个特定的民族或者种族来鄙视，它自己高踞于各个种族之上。这样的种族主义，这一面杀人不眨眼，另一面又感时花溅泪；这一面是武士刀，另一面是樱花，相互并不矛盾，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本特点。
这种种族主义落实到国家行为，道尔认为是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里，亚洲甚至世界各个民族都有一个“合适的位置”的说法。
“大东亚共荣圈”和“合适的位置”是日本战时用于亚洲“新秩序”的两个“高频”词汇。考虑到和德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日本的战时宣传中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白种人”的种族主义话语，官方理论上尽量避免把战争说成是和整个白种人的对抗，虽然这样的规定在实际宣传中并没有真正被遵循。另一方面，出于和亚洲 一些傀儡政权关系的考虑，日本也对纳粹鄙视亚洲人种话语的传播做了限制，甚至在翻译希特勒《我的奋斗》中一些地方时做了删节。
在德国方面，1936年和日本结盟后，为了给雅利安人至高无上的种族信念自圆其说，纳粹把日本人从亚洲人种中分离出来，硬说它是雅利安种，是雅利安人迁移到印度后经过西藏、蒙古和朝鲜抵达日本列岛的。但内心深处希特勒还是把日本种族另眼相看。他可以把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对美国的优势说成是一个纯种民族对一个杂种民族的胜利，但据说对日本人在东南亚轻易打败英国人非常不安，因为他还是看得起英帝国的，认为英国人毕竟是纯种的白人。
尽管如此，日本对于自己是亚洲和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在公开宣传中，日本处于“共荣圈”的正中，这是日本“合适的位置”。可以想见，凡是不接受这个“合适的位置”的亚洲民族，都是日本种族的敌人。这是日本对中国反日运动和抗日战争最深刻的仇恨。
对亚洲的种族改造计划
除了公开的宣传，道尔在日本的档案中发现了一批没有来得及公之于众的对于这个“共荣圈”和“合适的位置”的进一步阐释。这批文件有四千多页，分成八卷，有大约四十名学者参与，主持者是政府战争和卫生部下属的研究部，研究题目是战争对人口和种族的影响和对策，拟出后供内部讨论。
这些文件中完全抛弃了公开场合还保留的对亚洲各民族面子上的敷衍，赤裸裸地把“共荣圈”定义为一个按照优劣程度来排列其“合适位置”的种族阶梯。日本不但是“作为核心的大和种族”，而且有义务通过把自己的遗传基因散播给亚洲各民族来改造他们的种族基因。
但文件强调说，这种基因传播只能是单向的，即只有日本男人才有这样的责任，这样无论结果如何，日本种族本身可以保证纯洁。文件直截了当地说，“对本质上不平等的人一视同仁本身就是不平等。不平等地对待不平等的人就是实现平等。”
这样一个种族主义的“优生学”让我想起了它的历史渊源。明治维新早期，日本深刻反省自己为什么事事不如西方，最极端的观点就是认为自己种族的低劣。为了“赶超”西方，有必要通过和西洋人种通婚来改良日本人种。
有材料说明治重臣伊藤博文甚至和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联系，征求他对这个今天可以称之为人种改良的“国家项目”的看法。斯宾塞是众所周知的英国社会学家，他把达尔文进化论加以提炼，得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结论（尽管对于他本人对此究竟是客观陈述还是竭力主张这个问题还有争论）。据说斯宾塞不赞成，理由是拉丁美洲就是这样一个不同种族大量通婚的地方，其结果不见得提升了劣等种族的质量。
无论日本精英当时是否真的认真考虑过这样的方案，1894年战胜中国和1905年打败俄国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种族自信，到了太平洋战争时期，他们已经自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甚至打算由日本男人来对亚洲其他民族实行人种改良了。
日本军国主义为什么仇视中国？
有人或许会问：日本法西斯当年在中国不是喜欢说中日“同文同种”吗？这又作何解释呢？我想，首先，这个“同文同种”从来没有进入军国主义话语的核心，从来不是“共荣圈”真正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宣传，是说给中国人听的，真正用来称呼中国人的是“支那”。
其次，日本军国主义也确实把中国另眼相看，承认中日历史上的联系，他们的解释是日本过去是从中国学了很多，但在近代史上中国堕落了，西化但又没有现 代化，日本取代它成为东亚文化的代表者。中日之间种族上虽然没有联系，但在东亚文化上是先后关系。所以，日本军国主义引用中国经典时非常自然，不但不受中国是敌国这个事实的影响而且毫无愧疚，就像是引用自己的祖宗一样，例如至今靖国神社主要陈列馆大楼仍然叫“游就馆”（出自《荀子》）。
当年，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眼中中国不但无能，而且拒绝承认大和种族的优秀，追随西方国家反日，加入西方国家对日本的围堵（“游就馆”放映的宣传片和展示的地图中，19和20世纪之交的日本被说成受到英美俄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国被它们控制），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对中国既有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蔑视，又有出于对中国不愿意接受自己那个种族主义的世界等级秩序中“合适的位置”的恼怒。
一个无能的弱者的反抗更能激起虐待狂。这个心理，或许可以为南京大屠杀之类的暴行提供一点背景。
原载《南方周末》2014.03/21 此稿加了小标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