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华期间遭遇政变
1966年2月24日下午，中国总理周恩来站在北京机场的凛冽寒风中等待着非洲独立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周恩来一生中接待过难以计数的外国领导人，其中不乏难以打交道的对手，但这一次的迎接却非常特殊，因为恩克鲁玛不但不是对手，反而是非洲对中国最为友好的领导人，但就在他前来中国的途中，加纳发生了政变，他已经被推翻。政变几个小时前刚刚发生，由中国派去接他的专机还在天上，所以他本人对此一无所知。周恩来不但要向他通报这个坏消息，而且接下来要面临如何接待和处理他的外交难题。
恩克鲁玛抵达北京后，周恩来按惯例陪送到国宾馆，一直到宾主双方在会客室里坐下后，周恩来才语气平缓地告诉他加纳发生了政变，并递上外国通讯社的电文。根据中国外交官的回忆，恩克鲁玛一开始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在翻阅电讯稿时“手在微颤，但仍强作镇静。一会儿说不记得柯图卡(政变主谋)其人，一会儿又说柯图卡不久前才由他一手提拔起来，应该可以信任。”他还怀疑这新闻会不会是西方为了推翻自己搞的宣传。
当政变的传闻被证实后，随恩克鲁玛来访的90人的庞大代表团很快土崩瓦解，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组织流亡政府。加纳驻中国使馆也对西方记者表态，宣布效忠新政府。他派随同出访的外长去出席正在埃塞俄比亚首都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的会议，向世界表示自己仍然是加纳的合法领导人，但此人一到伦敦机场转机，就宣布和他脱离关系。到最后，留在恩克鲁玛身边的基本没有政府官员，都是他从自己老家部落和村子里带出来的亲信随从，对他的效忠多半是基于血缘和乡情以及个人恩惠而非政治意义上的同志关系。
恩克鲁玛在北京留了四天，周恩来以礼相待，将他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幸亏他的朋友、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表示不但欢迎他去，而且愿意待以国家元首之礼。于是2月28日，恩克鲁玛离开北京前往几内亚。此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加纳，1977年在罗马尼亚治病期间去世。
终身领袖和个人崇拜
恩克鲁玛是非洲独立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国家在英国殖民统治下叫黄金海岸，加纳是西非古代一个王国的名称，独立后用于国名。加纳在恩克鲁玛领导下于1957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成为英联邦一员，1960年脱离英联邦成立共和国。作为五十年代非洲反殖民主义运动高潮中第一个取得独立的国家，加纳在非洲现代史上有突出的地位，恩克鲁玛不但是加纳独立之父，而且曾经是非洲大陆的政治代表人物。
但这样一个曾经深孚众望、在国际上也很有地位的民族主义领袖，为什么执政十年不到就被推翻，而且基本上没有得到任何像样的支持、连身边的随从都树倒猢狲散呢?回顾恩克鲁玛短暂的执政岁月，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民族主义革命历史的一些共同经验和教训，这就是他们在实现了国家独立之后，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拒，转而向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寻求支持，模仿甚至照搬这些国家的模式，有些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结果遭遇了和这些国家相同的后果。
在政治上，恩克鲁玛被推翻的重要原因是他深受苏联和中国当时极左的一套做法的影响，利用执政党的地位不断加强集权、行事独断、排斥异见甚至大搞个人崇拜，自我神化，在国内树敌太多，最后连军方和安全机构在他统治下都失去了安全感。
恩克鲁玛领导反殖斗争的政治组织是加纳人民大会党，独立后事实上成为加纳唯一的政党。恩克鲁玛不但没有把它转变为在一个民主共和国的宪法框架下活动的执政党，反而扩张它的组织和功能，把它变成一个和国家政权融合的权力机构，用他的话来说:“党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党。”加纳所有政府机构的各级官员都必须是这个党的党员，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必须是这个党的分支。
他甚至要各个群众组织把会员证和各自的旗帜都废弃，统一使用人民大会党的党员证和党旗。他比喻说“这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人民大会党是根和主干”，其他的组织从工会妇联到学生会都是它的“分叉”。这等于是说党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源泉，完全颠倒了二者的关系。
后来，恩克鲁玛又明确说人民大会党和政府的关系是前者创造后者，党踞于国家之上，但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又高踞于这个党之上。他明确说：“我经常说党是至高无上的，而当我说党是至高无上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那就是我本人—所宣布的决定不受任何约束。”就在他把自己变成党的化身的时候，1964年他宣布自己为加纳终生总统，同时也是党的终生总书记。
这样一个党和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党的领袖和党的关系必然会通向个人崇拜。1961年他建立了“恩克鲁玛思想研究所”，规定党的干部都要到这个研究所来进修，他们对待党的指导思想的态度必须表现出“对待宗教那样的虔诚和热情。”恩克鲁玛本人在出席这个研究所的第一次讲座时竟然自己提出自己的“思想”和“主义”，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个人崇拜史上还是很罕见的，至少被崇拜的领袖自己不会在公开场合提到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意识形态。例如在朝鲜，每个人都说“金日成主 体思想”，但金本人如果要提的话就会略去前一半，只提“主体思想”。
然而恩克鲁玛却说:“党已经规定了社会的目标，这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恩克鲁玛的思想。。。恩克鲁玛主义，真正的恩克鲁玛主义，必须和科学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理解。”这样，恩克鲁玛的思想就由他自己宣布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加纳化。
1965年秋天，官方正式宣布“党的思想和它的创立者个人之间的紧密融合是党的组织力量的牢固基础”，“党的所有干部都认识到通过个人崇拜来表现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因为他们都懂得在我国的国情下，人民需要一个可以崇拜的领导，一座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可以仰头眺望的灯塔。”他并把苏联对列宁的崇拜和中国对毛泽东的崇拜搬出来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寻找根据。在他本人的允许下，他的塑像开始在全国树立起来。
加纳党、国家和民族与恩克鲁玛个人的关系就这样被置于一个类似于神学上三位一体的论证之中:后者超越前三者，前三者的存在是后者的体现，恩克鲁玛是“体”，党、国家和民族是他的三个“位格”。恩克鲁玛主管宣传的亲信甚至在报刊上散布领袖“不朽”(加纳是英语国家，用的就是英文中immortal”--不朽--这个词)的言论，和社会主义阵营当时流行的“万岁”一个意思。
镇压异见的非法之法
恩克鲁玛扭曲甚至颠倒党和国家以及人民之间的关系，又把自己置于所有这些概念之上，建立个人崇拜，必然使得很多独立斗争的参加者不满。在当时的加纳，如果说这些人要求实现普选、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多少有一点脱离实际的话，那么和领袖高踞于国家民族之上、实行个人独裁、大搞个人崇拜相比，何者对社会进步的危害更大是不言而喻的。就性质而言它们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这一点经历过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民主和反民主斗争的人都应该记忆犹新。
但恩克鲁玛把很多加纳人争取民主的愿望和行动说成是西方的阴谋加以压制，后来干脆是镇压。加纳一独立，他就通过工会法，宣布罢工非法，而罢工正是他领导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最主要工具。他还压制和取缔建立在不同地区、族群和部落基础上的政党和组织，最后用法律规定人民大会党为唯一合法政党。不但如此，他还对报刊的自由言论严加限制，甚至规定有些言论要由他亲自审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殖民统治下人民还拥有的政治权利，到了民族独立以后反而不能享受了。
独立后不久，1958年他就制定了“预防性拘留法”，这个法律给予政府不经过法律程序拘留和逮捕任何人的权力，只要政府认为这些人有反政府的阴谋和嫌疑。这就是所谓“预防性”的含义。被捕者可以被长期关押(一开始规定可以是五年，后来延长到十年)而没有任何审判，唯一能解脱的途径是向恩克鲁玛个人提出申诉。尽管“预防性拘留”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存在，但它多半是针对一些比较特殊的刑事案或移民案，不但不是司法系统的常态，也不是用来针对政治异议的，更不会长达数年，短的是几个小时，长的不过数月。
恩克鲁玛的这样一个“法”本身违反了最起码的法制要求和常识。正是这样一个“法”把数以千计的人投入监狱，包括那些敢于公开怀疑他真的能“不朽”的人，甚至祸及恩克鲁玛阵营中和他稍有意见不同者，使得很多人战战兢兢，也有很多人为了逃避政治迫害而流亡。这个恶法可以说是导致他被推翻的最大的民怨。
计划经济和体制腐败
在经济建设方面，恩克鲁玛也重蹈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覆辙，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来统一分配国家资源，限制市场经济，不顾经济和技术常识，把重大项目和工程等同于国家经济发展，好大喜功，成了对自己个人迷信的受害者，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常常用个人拍脑袋来决定经济政策。但出于对他的个人崇拜和政治恐惧，很少有人敢对他对经济的瞎指挥直言犯谏。加纳本来是西非殖民地中经济基础最好的，以盛产黄金、可可和木材著称，但恩克鲁玛十年不到的执政却把国家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很多重大项目或者是摆设，或者成了烂尾工程或者胡子工程，常常是上马甚至完工后才发现有重大问题。
恩克鲁玛后期，政治权力的垄断和经济决策的专断结合在一起，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腐败成为恩克鲁玛政权越来越遭人诟病的体制性现象。各级官员都把政府项目看成是捞钱的机会，对上行贿对下受贿，而那些对恩克鲁玛唯唯诺诺的人常常成为分得第一杯羹的既得利益者。有关政府官员腐败的传闻不胫而走，例如高官用公款进口高级轿车，高官太太订制镶嵌黄金的豪华大床，连恩克鲁玛本人后来也被发现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存放在秘密的个人账户。
恩克鲁玛的国内政策就这样渐渐消蚀和掏空了他在领导民族独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民望和威信，而他本人在个人迷信光晕的笼罩下和谄媚之徒的围绕下真的以为自己对加纳恩重如山，是国家民族之父，周围都是忠心耿耿的亲信，即使有反对派也都或是入狱或是被迫出逃(就在恩克鲁玛出访前不久他还挫败了暗杀和政变图谋)，所以放心地一再出国访问，在国际舞台上亮相。一个政治领导人对局势如此没有现实感，离被推翻也为时不远了。
输出加纳模式 发动非洲革命
恩克鲁玛的国际政策也有很大问题。作为第一个通过斗争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加纳可以也应该支持其他非洲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但恩克鲁玛的政策却常常是把一些已经取得独立的邻国如尼日尔和象牙海岸的政权作为颠覆的对象，把“国际主义义务”变成向非洲大陆扩散加纳模式的革命和制度的借口。当时加纳除了外交部，还有一个“非洲事务局”，就是专门支持非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斗争”的机构。它负责从他国招募人员进行训练，然后再将他们派回本国。
恩克鲁玛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反映了他以整个非洲政治教主自居的自我膨胀的心态。加纳这方面的作为和同一时期古巴革命胜利后向拉美邻国输出革命的行为非常类似，两国都为此受到了邻国的反对甚至孤立。唯一和恩克鲁玛关系密切的是几内亚领导人塞古·杜尔，他也是几内亚民族独立的领袖，后来是几内亚国家和执政党的终生领导人，奉行了一套和恩克鲁玛非常类似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不过他对国内反对派比恩克鲁玛要警觉，所以得以善终，死于任上。恩克鲁玛被推翻后只有他伸出援手，不但愿意收留，甚至宣布将他作为国家元首来对待，给予他和自己“共治”几内亚的名义和地位。这不但是国家制度上一个奇特的安排，而且这样重要的决定根本没有经过本国任何民意和法律部门的认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其个人专断的程度。
不自量力，调解越南战争
实际上，恩克鲁玛那次对中国访问的整个背景显示了他力图“冲出非洲，走向世界”，成为国际级重要政治家的奢望。1965-1966年正是越南战争不断升级，成为国际热点的时候。恩克鲁玛自告奋勇要在美、越、中之间做调解人，1965年曾为此两次访问越南，力促北越和美国谈判未果，又安排1966年2月底3月初再次访问河内。
作为一个和越南战争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恩克鲁玛的这种超常热情难以让人理解。他那次对中国的访问其实是前往北越途中的顺访。他几次对中国人说他可以居间传话，帮助中美在越南问题上沟通，不料壮志未酬自己先被推翻。中国当时对他的这种不受欢迎的调解人身份很不欣赏，中越两国接待他兴致冲冲的来访其实都很勉强。恩克鲁玛在国际事务上的这种自不量力甚至强加于人，其实和他在国内政策上的自以为是妄自尊大是一致的。
1966年2月趁恩克鲁玛出访亚洲之机，加纳军人发动的推翻他的政变迅速成功，在全国范围内没有遇到强烈的抵抗，说明恩克鲁玛政权表面的坚如磐石、尤其是他本人受到人民无限的热爱和崇拜基本是假象，就连中国外交官也说在政变初期“人民群众欢迎军人接管政权”。军政府领导人的文告说“对于恩克鲁玛来说，加纳的独立就意味着他可以根据他的个人喜好任意行事。他处心积虑地建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他无所不能。他相信自己成了上帝。”
军政府谴责恩克鲁玛统治造成的专制独裁、践踏人权和自由、腐败和经济几乎崩溃，下令释放政治犯，欢迎流亡人士回国，实行自由经济政策，保证信守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宪章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封闭非洲事务局，组织参观恩克鲁玛政权训练他国武装人员的基地，等等。显然，军政权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利用的正是恩克鲁玛政权国内和国际上的不得人心之处。
恩克鲁玛的历史教训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时过境迁，今天出于民族主义的考虑，恩克鲁玛作为国父的形象在加纳官方和民间又得到了正面的肯定。这个历史的变迁为我们评价恩克鲁玛提供了另一个角度。在否定恩克鲁玛执政时期的很多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从加纳从殖民地演变到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来看恩克鲁玛，从而对那段历史有更多的同情性理解。
毕竟，恩克鲁玛政治生涯前半段领导的斗争不是改朝换代，推翻的不是一个加纳人自己的民族主义政权，而是从英国殖民者手上取得了独立，从此才有了加纳这个现代民族国家。他的国父的地位是名副其实的，也是任何人无法视而不见的。象很多非洲民族一样，加纳以前是殖民地，没有自己的政权，西方人走了以后他们缺乏基本的管理经验，所以很多事都要从零开始，在设计、管理和运作上都必须支付昂贵的学费。
当时这些新独立国家面前除了西方的“那一套”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这一套”，它们没有更多的参照系，从效率和方便出发往往选择了后者。何况恩克鲁玛青年时期长期在美英两国留学和从事政治活动，受这些国家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有密切关系的人物甚至共产党的影响，苏联的“那一套”对他治国理念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为了发展和治理都倾向于扩张政权限制民权，恩克鲁玛统治下的加纳不过是走了极端。很多新独立的国家没有政治中立的国家机器来达到发展和治理的目的(国家机器脱胎于争取独立的政治组织，管理精英也就是领导独立的政治力量)，于是依赖和强化独立斗争中形成的政党集权、群众动员和领袖崇拜的方式，其极端便是全控体制，政党把国家架空，加纳在这方面也是典型。
由于缺乏一个独立而有经验的管理阶层，政党及其领袖直接介入经济和技术决策，不但党政不分，而且政经不分，政技不分。所有这些都导向一个政治权力不受制约没有边界的党国体制，腐败和劣政就不可避免。当然，恩克鲁玛时期的腐败和劣政在当时虽然令人側目，但现在来看，其性质和程度还是比不上后来非洲一些国家的专制独裁政权。
因此，今天加纳对恩克鲁玛在国家独立前后那段历史上的地位的肯定，既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的，是符合历史的公正原则的，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角度，可以更深入思考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成功的民族主义领袖变成一个失败的国家建设领导人。对于绝大多数无暇仔细和全面了解那段历史的普通人而言，一个常识是高度集中不受制约的政治权力对于任何社会都不会是一个福音，尤其是在动员和组织能力强大的现代国家，更不用说这种权力的集中导致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这种政治权力的存在、发展和固化有它自己内在的演化逻辑，会一步步地推向极端甚至导致灾难。这是一个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再重复的历史经验。
恩克鲁玛下台和文革初期对“政变”的警惕
恩克鲁玛是当时中国在非洲的朋友。他的被推翻给中非关系带来了严重后果。加纳军人政权以中国支持恩克鲁玛发动非洲革命为名和中国断交，这是中非关系史上众所周知的事件。但是，加纳政变，对原领导人信誓旦旦表示效忠的那些政治军事精英把这个表面上受到高度崇拜的领导人赶下台，还给中国带来了另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影响。
1966年初正是毛泽东布置文革的时候，恩克鲁玛二月份下台后毛泽东多次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的问题。在反修防修、阶级斗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般政治言论之外突然频繁出现防止政变的特殊字眼，中央并对军队的人事和北京的守卫做出重大调整。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之争的激化，使最高领导人从国际事件中得到了防止政变的警示。
1966年5月18日，就在中共中央通过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后两天，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做了关于政变的讲话，对研究文革早期历史很重要。林彪说最近世界上政变成风，“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即西文中政变之意)”。其他领导人也在一些场合有类似的讲话，似乎在“警惕政变”的紧张气氛中为自己做澄清或者表态。
考虑到加纳不久前的政变给国际社会带来的震撼，尤其是政变是在恩克鲁玛访华期间发生的，说当时这些言论和那个西非国家政局的突变有某种联系应该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想。文革早期政局的诡异现象，应该说和对“政变”的担心有关。
原文发表于《同舟共进》2015年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