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的事情，只看表层，是经济；问到深处，则是文化；问到后来，必然是精神；而问到极处，则毫无疑问是信仰。因为精神秩序由信仰而立。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在相对世界中寻找绝对世界，信仰是人的精神的出发站和归宿处，信仰是人可将性命相托，可以神魂相依的对象。
信仰的对象不是人，不是物，不是图腾，不是传统意义的所谓上帝（神），也不是人造的其他神灵，只能是人类自身的原精神，我把它称为追真求正精神。因为只有人才能有精神。
世界上，其他东西都是相对的，只有人类的追真求正精神和为此而努力是绝对的。
信仰的绝对性导源于人类生存、发展、幸福这三大梯次目标的绝对性，因而为实现这样目标的护法神——人类原精神——也必然具有绝对性。
信仰乃为人立极之物，信仰是人的精神之根。
在人类懵懂初开的年代，曾把自己的精神管理权拱手交给“上帝”，以为这是一个最省事的办法。岂不知，原先的所谓“上帝”，原本就是人造出来的。宗教各派的经典——《圣经》、《古兰经》、《南华经》、《论语》、《金刚经》、《六祖坛经》等等——无一不是人写出来的。因为当初的人们不自信，需要一个借他律以自律，或者说化自律为他律的神。所有迷信圣贤的思想和做法，都有这种因素存在。而迷信所谓“圣物”，更显得可笑。唐代的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其目的“本为圣明除弊政”，却换得“夕贬潮州路八千”的命运，使得这一则皇家的笑话永远留在历史上。岂知，所有经典，正如禅机所云，仅仅是可以借助的指示月亮所在的手指，并不就是月亮本身。月亮还需人们各自去寻找。
信仰，可以借重于组织和仪式，从而让人以群体互助互励的方式走向敬畏的状态——信仰只有被敬畏，才能灵动生效——但是组织和仪式本身并不就是信仰。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愈来愈将“上帝”置于尴尬的地位。到了19世纪，终于有人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20世纪，又有人喊出“传统哲学死了”的口号。
原尊假神杳然去，须觅真神柱长天。
为此，人类曾一度茫然。真神究竟在哪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其实，真正的“上帝”不须寻觅，它就在人心里，毋宁说，真正的“上帝”原来就是人类自身的原精神！
心外求神，其神不在；心内求神，其神永驻。
无论做人抑或做事，首先要解决好从哪里出发，到何处落脚的问题。这便是信仰问题。我的回答是：从“真”与“正”出发，到“真”与“正”落脚。每个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国家、民族、政党、群体，也莫不应该如此。
什么是“真”？什么是“正”？人类追真求正原精神中的“真”，指的是宇宙自然规律。此所谓自然，即以自身固有的秩序为然，由天定的本身机制使然，涵盖了整个宇宙及其运行秩序。
人类追真求正原精神中的“正”，应该指在尊重自然规律前提下，做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己（感性的自我与理性的自我）的和谐、公正、正常。否则，就是病态，就是祸乱，就是灾难。
自然规律是铁的，不容商量的，谁想违背都不行。“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逭。”不由你不敬畏。“改造自然”是一个带有恶兆的词语，自然只能顺应与回归，不容改造。有多少遭到天谴的灾祸，是在“改造自然”的口号下促成的，人类难道还不警醒么？
然而仅此不行，还必须同时敬畏“正”。在无人的宇宙，宇宙以自身的秩序运转；在属人的宇宙，便融入了人性的特征。人性有二重性，既有追真求正的一面，也有作假弄邪的一面。人类的历史，就是追真求正精神与作假弄邪作风斗争，并且前者不断战胜或超越后者的历史。人类尽管害怕自然灾害，更惧怕人自己导致的不公不正不和。正如我在书稿中说的，“不平则鸣，不正则倾，不直则圮，不公则乱，不和则战，社会上的乱子往往是因为不平、不正、不直、不公、不和闹出来的。所以，对外讲和平，对内讲和谐，对人讲和气，台海关系讲和解，如此才能天下太平，社会公平，心气和平。”
真正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和合哲学。
与西方的物质、意识二元论不同，也与中国有人把“真、善、美”做成三元论不同，真正学的哲学基础是一元论。认为意识也是物质，一种特殊的物质。假如不是这样，有些现象就只能用子虚乌有的神来解释，而那样的神是不存在的。真正学是“真”与“正”统一论者，“真”和“正”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一而二、二而一的。如果借用传统的阴阳哲学来诠释，那么“真”属于阴，“正”属于阳。“真”和“正”都是敬畏的对象。所谓“真、善、美”，准确的解读是既“真”又“正”才能“善”也才能“美”。衡量“善”与“美”的标准只能是“真”和“正”，而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教派把本来不是一个层次的“真、善、忍”三者扯到一起，也有不伦不类之感。总之，是一元，而不是三元，也不是多元。“文化多元化”的提法不妥：不是多“元”化，而是多样化。假如一定要使用“元”这个概念，那么，此“元”不是彼“元”。人类的精神世界是统一的，“元”是惟一的，多了就分裂了，乱套了。整个宇宙自然秩序是一元的，并没有给人类另外安排多元。
“追真”，往往是非功利性的，“求正”则是功利性的。然而，没有非功利性的“追真”，就无法得到功利性的“求正”。因为基督教把上帝视为“真”的体现者（虽然它也曾有反“真”的一面），同时又认为人一出生就有“原罪”，所以，大略可以把西方文化看作“真—恶”学。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不讲“真”，李慎之先生曾引用清代学者廖开的研究成果，说中国的“五经无真字”，同时，孟子的性善说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之初，性本善”的口歌已经深入人们骨髓；所以，大略可以把中国文化看作“假—善”学。相较之下，前者优于后者，因为毕竟还有一个“真”字在。这便是西方近代发展优于东方的原因。
无论“假—善”学还是“真—恶”学，或不“真”，或不“正”，其所导致的精神秩序都是崎岖偏狭的。所以，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有信仰重建的任务。
世界已经有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还缺乏对普世价值坐标的发现。因为只有符合普世价值坐标的价值，才能算普世价值。“真”与“正”，以及由其所构成的价值坐标，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和最终目标，或者说是终极价值和永恒追求。人类对它们的向往和追求是绝对的，否则，就不能成为人类的精神信仰。
真正学不管天，不管地，只管人。只要你是人，并且想活着，还想活得好，你就会不自觉或自觉地照真正学去做。真正学调整的对象包罗人间一切事物，从国际争端到家庭琐事，事无巨细，无不由它调节。
人类前进的旗幡上，一面写着“真”字，一面写着“正”字。无论东方西方，都是如此。
——这就是我提倡的真正学的大旨。
大道至简，说破天则淡如水。
我可以奉献给世人的是：人世间有两把大尺子，就是追真求正精神所讲的“真”与“正”。它们是永恒不变的价值坐标或价值维度。凡事用这两把尺子度量，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立见分晓。只要怀揣这两把尺子，并且善于度量，走遍天下也不怕。
不过，真正学只能教人以法，而不能授人以术。天下事，纷繁复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具体的钥匙需要各人自己去寻找。开锁的钥匙不暇远求，遇事不必烧香拜佛，只要问问自己的心就可以了。美国第29任总统威尔逊，在实施某项政策时遇到麻烦，秘书建议他更换方案，总统叹了一口气，说：“我的上司不让我那样做！”秘书奇怪了：“总统还有上司？”遂问：“谁是你的上司？”总统回答：“我的良心！”
什么是良心？良心就是掬真示正之心。
世界上没有能够垄断真理的人，也包括“上帝”。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同自己心里的“上帝”（神）对话，不必请示神父、牧师、教主，也没有必要专司管理人们精神的领袖。谁能发现真理，看他能否追真求正、揭真示正、持真守正。遇事不要等着谁把思想和做法现成地告诉你，也不要打卦问卜，世界上并没有能够开出万应药方的神仙，神灵就在自己心里，主意要自己拿。
因为人有本神（我把人的追真求正原精神称为人的本神），所以能够实现自律；因为人有作假弄邪的作风，所以他律似乎应该永远存在，虽则他律本质上也属于人类集体的理性自律。确认真“上帝”就是人自身的原精神，意味着人类要把精神自治权从“上帝”手里拿回来，自己管理自己的精神。这是人类自信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什么是思想解放？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更大程度上升华到不是依靠外在的神（上帝）被动地约束自己，而是依靠自己心中的神（原精神）主动地自我约束自己的时候，才算真正的思想解放了。不是上帝叫我爱人才去爱，而是良知叫我爱人，我必须要爱。迷信传统宗教的人们祷告、布施、烧香、叩头，只是为了保佑自己，为了死后不下地狱，为了下辈子的幸福，如此等等，都是从一己出发。真正学则要求人们摆正自己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甚至与自己神灵的关系，廓然大公，举意就是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公正出发。两者的境界高下立见。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真正的人类革命，是思想革命，而不是一群人斗争或屠杀另一群人的同类火并或互相残杀。真正意义的革命发生在思想领域，而不是战场。战争，无论如何是人类初民时代的幼稚和蒙昧的产物；政治运动，则是极权政治的特产。
20世纪才是昨天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纪。国际上，有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中国则经历了1957年把55万人（实际上可能比这个数字要多）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突如其来的“大跃进”，1959至1961年饿死三四千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紧接着遭遇了几乎家家有难的1966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尔后，又义无反顾地走向开放改革。
进入21世纪之初，美国就发生了“九·一一”事件。得知这一情况的第二天，我不禁顿足：“世界历史从此拐弯了！”果然，不断上演着的恐怖袭击案件，说明没有本·拉登的世界并不宁静。这种情形，能否用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来解释？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有没有道理？全世界都在思索和拷问。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人无信仰不能立。信仰是做人做事的精神资本。对于一个统一地球人类而言，信仰精神也应该是统一的。可是，各个宗教教派各宗其宗，各种意识形态各主其主，互相争执，互不相让。人类走到今天，这种精神多元的局面是断然不行的了。试问，假如苏格拉底、老子、佛陀、上帝、耶稣、真主、马克思、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一起在“天国”开会的话，讨论到最后，该谁拍板？有了争议，谁听谁的？
人类的精神秩序再也不能继续分裂下去了！
地球上的人类只有一个，人类的原精神（或曰元精神）也只有一个，就是人类的追真求正精神，其他一切精神（如求知精神、创造精神、合作精神、自律精神、批判精神、怜悯精神、圣爱精神、怀疑精神、自救精神等等）都是它的化生物或衍生物，只有追真求正原精神才是整个人类精神的主导和主宰。
毫无疑问，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都是一元的，必须在这个前提下建立人类统一的信仰体系，然后由以整合各种宗教教义和各种主义以及整个精神世界。如此，人类的未来才会大有希望。
以真正学观照世界，洞若观火。
李慎之先生曾作《发现另一个中国》，指出，游民社会和他们的意识形态支配着半部中国历史，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可能还是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为什么存在着另一个中国？
资中筠先生曾作《怎么就没有“正好”过？》，针对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她发问：怎么就没有“正好”过？
真正学认为，“正”只有一个，“邪”则有两端，即往往体现为两个极端。专制者和“痞子”是如此，其他以两个极端呈现的现象也莫不如此。因为中国没有追“真”的传统，从而缺乏“真—正”学，“假—善”学深入人的骨髓，所以存在着另一个中国，所以从来没有“正好”过。
呼吁自由的同时，必要强调敬畏；没有敬畏，何来自由？！民主与法治是天生的一对，民主的神髓乃是“神主”——由追真求正的人类原精神来指导或主导——否则就是灾难，中国吃“文革”中“大民主”的苦还少么？顾炎武有一句话曾经感动过无数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不同时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权”呢？所谓公民，是享有权利和负有义务的人；所谓法学，不过是权利义务对等之学。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体制的变更或许一夜之间可以完成，但是思想领域的革命则是长期艰难的。而没有后者，成功后的复辟是眨眼之间的事。辛亥革命不就是这样的么？可以预见，今日中国即使原份不动民主化了，也是一个很不像样子的民主化，如同孔乙己突然穿起西装一样可笑。一种文化渗透到上上下下国人的血液中，凡举意思考都会受其影响。中国的问题，假如不从文化源头上加以深刻地检讨，终究不能奏效。
欲立国必先立人（公民），欲立人必先立信（信仰），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和国度。人类正处在一种大变革时代，许多问题首先在精神层面显现出来。而且问题的最终求解，也需要从精神层面下手。
中国人的贫困主要是精神上的贫困，最好的扶贫是心灵的救助，最好的启蒙是确立真正的信仰精神。
确立和奉行人类真正的信仰，目的是为了拓宽神行之路和抑制魔出之路。这是人精神领域里的一项系统工程。
神行之路和魔出之路，往往在某种因由的触发之下发生，尤其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俗话说“利令智昏”，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然而，“制令智昏”即制度把人的智慧压缩压扁压垮甚至发生癌变的情形，相比于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借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中国人的智慧和想象力就是在长期的专制制度之下，被严重地扭曲变形，于是出现了腐儒充斥的现象。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使得多少学人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勾引之下，终于“请君入彀”，成为替皇家看院的家奴，哪里还会有非功利性的科学追求呢？这就是近代以来众多科学发现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中国的重要原因。这种制度扭曲人灵魂的情形，至今仍呈现着可怕的现象。
中国从1840年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世界潮流的奔涌流变，则又处在一个新的拐点上。在万花筒般的变化之下，让人们感到这是一个迷惘时代，随即从迷惘走向反省，从而又是一个反省时代，并且正在和最终走向理智和秩序的理性时代。
20世纪的巨大人类灾难，是要有巨大的人类进步做补偿的。21世纪的世界，呼唤着划时代的思想家，也呼唤着把思想智慧转化为政治智慧的政治家！
我阅世六十余年，亲眼鉴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和世界上的诸多事变。我所能回报于时代和社会的，是已经酝酿了十多年的一门学问。我把这门研究人类追真求正原精神的学问，称为“真正学”。人类已经朦胧地追求了若许年——“真正”二字经常叨念在人们口头，情急时更是要急切地呼唤——我不过首先把它倡明罢了。
世有真学，亦有正学，尚无真正学。尽管相关意思有人说过，但是，将“真”和“正”作为两大基本范畴，从而构建新的学说，此前恐怕还未有。在我的神思中，真正学的出现已呈水到渠成之势，我不过做了一个“助产士”的角色。
站在21世纪初的门槛上预见未来，我的梦想以近百年相期许。假如到21世纪末，人类的精神秩序能够建立或者初步建立起来，那就谢天谢地了。
世界上很多伟业，是顶着“狂妄”名号的人做出来的。只有奴隶人格，才习惯于匍匐着走路。一旦如此，那就永远不能望前人之项背，更不必说从前人的头顶上望出去，只能看到他们的屁股。中国传统学者的没出息，体现在永无休止的“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驴推磨式的循环中，直到把精力和智慧消耗殆尽，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假如硬要为他们寻找一点价值的话，那就是维护现存秩序，确保皇朝永续。
真正学是常理常道，我书中所讲的，都不过是人间常识。正因为是他人心中所有，而又他人笔下所无，才有出世的意义。书稿中，意到笔未到之处尚多，不妨先推出已成稿以投石问路，再考虑今后接续的研究与撰述。
为社会做事，不是为了鲜花和掌声，而是为了自己心灵的慰安。我希望用自己这部书稿跟社会对话，向社会提出大变革时代的精神秩序重建问题，为中国，也为世界。
2012年11月，于蔚县静也轩
(本文为拙著《为人类找回真“上帝”—我提倡真正学》的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