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序：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之辩和我们的态度
什么是文化传统，什么是传统文化？两者的关系怎样？不少人对此好像一直若明若暗，常常将两者混用，甚至文化舆论界似乎也尚未彻底厘清。
李慎之先生对此已经做过很好的梳理。他指出，“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文化现象之总和，其中任何一种，不论从今人看来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只要没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没有受到（1840年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彻底改造的都算。”而“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
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究竟是什么呢？李先生断然说：“根据我近年的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李慎之《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黑体字是引者标注的）
李慎之先生高瞻远瞩，此言一出，遂成不刊之论。
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两者的关系好有一比：文化传统是藤，传统文化是瓜，两者不可能彻底分离开，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此外，还有“主藤”与“副藤”，或者说“大传统”与“小传统”之分。“大传统”是自秦始皇以来的政治文化专制主义，“小传统”则有蕴含着中华文化独特思维和认识世界方式的东西，除了主流意识的儒家，还有道家、佛家，具体的传统文化如中医、气功、养生、武术、书法、茶文化等传统。
对于文化传统，即“大传统”，要毫不犹豫地打倒，埋葬，毫无足惜地加以摒弃，甚至要花五十年、一百年的时间，一点一点地剔除它留下的毒素。
而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刚健清新的“小传统”文化，则要加以珍视，传承与发扬，濒危的还要抢救。因为我们毕竟从那里走过，在那些东西上面，曾留下我们祖先的脚印，保存着我们祖先的发明和创见，而且它们将会无休止地与未来对话，影响到今天的我们和后世的子孙。
需要注意的是，哪怕“小传统”文化，由于长期浸淫在专制文化的“大传统”之中，难免沾染其负面影响，因而需要注意保留其中人民性的部分或内涵，剥离其专制和弄假的成分。那种将洗澡的孩子与脏水一齐倒掉的做法固然不对，而兼收并蓄地继承也难免其害。
明乎此，就可以顺畅地进入下面的讨论了。
从中国女子的“缠足”看中国传统文化
人类的陋习，世界各民族好像都有过一些，比如“割礼”，就比较广泛。如果说中国陋习也有世界之最，妇女的“缠足”就是其一。今天的成年人，应该都知道这回事，我则亲眼见过被“缠足”的妇女。研究中国问题，不一定非要从“缠足”做起，可是，从“缠足”追问，或许能追问出一些前所未料的结果。
为什么偏偏是中国妇女“缠足”，支持“缠足”的背后政治力量是什么，又是怎样的病态文化合谋参与了对妇女摧残，它们为中国留下怎样的惰性后果？对这些问题的拷问，关涉到中国文明的未来。
中国妇女的“缠足”到底始于何时，好像至今尚未有定论，博学如鲁迅者，说“起于宋朝的末年”。至于为什么“缠足”，说法起码有如下一些：一是禁锢说。严格限制她们的活动范围，“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改良女儿经》），以便禁锢在闺阁之中，以符合“三从四德”的礼教，达到男子独占其贞操的目的。二是性感说。据说“缠足”后可使她们在行走时绷紧大腿根部肌肉，由此保持阴道的紧窄，从而为丈夫带来性交的更大快感。三是审美说。杜牧《遣怀》诗中有“楚腰纤细掌中轻”句，所谓“楚腰”，由“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而来，指的是女子的细腰。既然要身轻似飞燕，那就不仅身材要轻巧，脚也得小巧玲珑，否则怎能把一双大脚丫托在手掌之上，对美女加以把玩？宫风民渐，时人皆以足小为美，“三寸金莲”成为赞赏美足甚至女性的代名词，四寸就称为“银莲”，大于四寸者则称为“铁莲”。
不知道是“缠足”的风气导致人们无可奈何的“金莲”癖，还是人性中本来就有滑向畸零的因素，反正历代文人中都不乏欣赏者。苏东坡《菩萨蛮》词中有“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句，咏叹女人的小脚。大名鼎鼎的辜鸿铭有嗅女人小脚的嗜癖。清朝文人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讲小脚“香艳欲绝”，玩弄起来足以使人“魂销千古”，玩弄方法竟达四十八种之多。此外，我手里还有一则可能少为人知的资料，就是1930年蔚县师范（俗称西合营师范）印制的《历史讲义》上，有一首《金莲歌》：“佳人房内缠金莲，才郎移步喜连连。‘娘子呀！你的金莲怎的小——宛比冬天断笋尖；又好像五月端阳三角粽，又是香来又是甜；又好比六月之中香佛手，还带玲珑还带尖。’佳人听，红了脸，‘赏花爱色能个贱！今夜你二头睡，小金莲挠在你嘴旁边；问你怎样香来怎样甜，还要请你尝尝断笋尖。’”真实不虚地表明，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命令通饬全国劝禁“缠足”18年之后，恋小脚癖在民间仍未断绝，可见一种哪怕是畸形文化的出现，对社会影响之深之广的情形。
美的本质是自然。造化创生了人，人体美（包括女性的美足）是一种自然美，应该得到人们的鉴赏。却为何倒过来去欣赏那些被压迫扭曲变形，已经不是足形的东西？“楚王好细腰”，“细腰”、“缠足”背后的政治势力是最高当权者；赞美小脚“香艳欲绝”，用其“魂销千古”的文人也难辞其咎，尽管他们之中可能多为不得已而从专制文化的浑汤中打鱼者。
对“缠足”现象的解读，可以透视出中国的多种病兆。
鲁迅从中看到中国人的“中庸”是假的。他曾做过一篇妙文《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由女人的小脚看到中国人的好走极端，所谓“中庸”是假的。“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实是颇不免于过激的。……女人的脚尤其是一个铁证，不小则已，小则必求其三寸，宁可走不成路，摆摆摇摇。”
实际上，中国偏激的事很多，有的比“缠足”危害更大。专制王朝总是以极端的方式行事，一路走到悬崖，迎来农人造反；造反之后，建立新的王朝，再走向下一轮专制，如此循环不已，始终走不出这个怪圈。相形之下，“缠足”乃是些许小事，比“缠足”更严酷，危害更惨烈的是“箍头”。甚至可以说，“缠足”之所以有那么长久的历史，有那么粘的沾染性，也跟“箍头”有很大关系。看似“缠足”，其实是“箍头”。可惜，人们对“箍头”的情形和危害尚未引起到位的认识。
比“缠足”更严酷危害更惨烈的是“箍头”
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大脑有思维创造功能。统治者怕老性造反，危害自己的私人利益，就凭着其大无碍的权力，像唐僧给孙悟空戴“紧箍咒”那样，想法把人们的思维锁住，对不听话、不符合上面意图的，拉去坐禁闭或砍头。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派头低在地下、屁股撅到天上的奇观，一片山呼万岁舆论一律的佳音。天下就这样太平了。
自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帝国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大体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同的是情节轻重而已。有的帝王歇斯底里，一有风吹草动，就打开杀戒，清代的“文字狱”即是。传说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雍正去头”：“维民”二字不就是“雍正”二字被去掉“头”了么？这还了得？！于是查嗣庭被满门抄斩，家族被株连者达几十人。统治者越是不自信，越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传说朝代的学子读书累了，看到风吹书页翻卷，便顺口吟出：“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本来是自我调侃，却被认为是讥讽清朝的主子没有文化，被严加治罪。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到了20世纪中期的“文革”年代，病态的文化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有一位上级同事和朋友，“文革”时候正在一家军队报社工作。有一次闲来在报纸边角随便写画。造反派从中发现了两个字“除”、“彪”，便联系起来分析：“你想除掉我们的林彪副统帅吗？”当时中央有“公安六条”，规定凡是反对毛泽东和林彪的就是现行反革命。这位朋友马上被投入监狱。
中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时期无多，春秋战国是一次，结果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留下了至今仍熠熠闪光的文化。魏晋南北朝算一次，也留下了一些虎虎有生气的文化现象。“五四”时期算一次，那时候出现的文化人物至今仍影响着今天。20世纪八十年代初，特别是邓小平反复提到的从1984到1989年那五六年，回忆起来仍让我们神往。
我们一直说中华文化底蕴深厚，还有人狂妄地宣称要用中华文化光大世界。却一直没有人出来解释，为什么诺贝尔奖总是花落人家？还有，“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没有人回答？
2005年，总理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还有，为什么到外国留学的华裔学者能够不断有人拿诺奖，国内的学子不行呢？为什么民国时期能培养出人才，今天反倒不行？为什么彼时彼地的中国人行，此时此地的中国人不行？我们倒不是单纯为了争那个洋人的诺奖，要紧的是拿出足已与中华民族人多势众相称的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敢于公开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
给牲畜戴笼头，是怕它偷吃了庄稼。给人的思想戴上“笼头”为的什么？其所显示的逻辑是：世界上只有思想最危险，把它装进保险箱，就可以天下太平了。
“解放思想”的口号喊了多少年，一直停留在口号层面。要想真正地解放，工作不在下面，而在上面。把一切约束国民思想的“笼头”和“紧箍咒”统统拿掉，同时，倡导追真求正精神信仰，就可以逐步实现了。
大地上的路，是用腿脚来走；精神文明之路，则需要用头脑来“行”。不能在真正的思想解放上面做功夫，中华文明的发达难有希望。
为什么偏偏是中国有如此奇特的束头绊脚现象
各种“束头绊脚”现象，世界列国历史上好像都有一些。但是，毋庸讳言，无论如何还是以中国的情节最为恶劣。所有关注中华文明前景的人们不得不问：这到底是为什么？
对社会问题的解读，可有一个基本的思路：政治，只是社会的运行手段；文化，才是背后的支持力量。只要仅仅上溯到《周易》和《论语》，这个问题就应该看得明白。
《周易》首倡“天尊地卑”理论，开启了“男女不平等、君临一切”荒谬理论的先河。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范畴，本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据说是西周末年思想家伯阳父最早提出。阴阳立论，就其自身蕴含的哲理，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六个方面：一是阴阳相对（一切事物都包含阴阳两个对立的方面），二是阴阳相含（阴阳之间相互包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阴阳相转（阴阳关系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四是阴阳相等（阴阳之间彼此没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硬要把一者凌驾于另者之上，必然导致正常秩序的混乱），五是阴阳相依（阴阳之间，失去一者，另一者也不存在），六是阴阳相和（阴阳之间相反相成，和衷共济。和则两利，分则两伤）（以上理论借重了傅荆原先生）。总之，“道”与“阴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阴阳之间的关系是公正、平等、互利、互补；不是斗争、纠结、不可调和的。自西周三千年以降，这一哲学理念至今仍指导着我们今天的生活。
遗憾的是，中国历史在诞生伟大的阴阳哲思的同时，也产生了歪曲阴阳关系的哲理。《周易?系辞上》：“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说的是，因为天是尊贵的，地是低下的，那么，乾尊坤卑也定了。天高地卑的位置既已排定，天贵地贱的位置也就确定了。由“天尊地卑”推出的男尊女卑，君尊臣卑，进而君尊民卑，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石。
《论语》首倡了迷信帝王，盲从圣贤的信仰体系。
一部《论语》，内容丰富，不能说没有启发借鉴，甚至说它是一笔精神财富也还是值得的。但是，其中确有误导世人的东西，譬如“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篇第十六》）
人必有敬畏，而后有自由。应该敬畏的是什么？既不是人，也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言语理论，因为任何人都有局限性，不能作为信仰的对象。人应该信仰和敬畏的，只能是人类自身的原精神。在原精神面前，众人一律平等。
以上《周易》和《论语》中的两例，并非偶然孤立的两句话，而是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化的思想体系，思维定势。20世纪中叶，发展到对四个光辉头衔（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大人”的顶礼膜拜，而且还是四个“无限”（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甚至还加上“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像章热”、“忠字舞”等“献忠心”活动。如此一来，社会灾难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社会问题有一定的规则，比如，立法与司法，权力与金钱，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都不能合一，不能由一个部门或一个人兼管兼任。否则，必然出毛病。更不必说，精神也不应该有领袖来管。人类的智慧，就是设法通过制度的方式，把两者隔断或分离。欲达此目的，又必须思想先行。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建构上，规定了君主的一权独大，打破了阴阳平等与平衡。等待着人们的就是极端方式出现，不平等的一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造反起义。这样一来，看似扳正了以往的不平衡，却因为换汤不换药，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天尊地卑，君尊民卑”、“畏大人”那一套，历史只好像驴推磨似的再度轮回。
中国历史上就是这样，《周易》提倡了君尊民卑，《论语》提倡了敬畏帝王，两者一唱一和，为秦始皇专制大戏的出场敲响了开台锣鼓，为历代帝王奠定了执政的文化之基。这两块基石搬不掉，文化传统的思维定势就难以扭转，中国文化传统就难以彻底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就难以更新。
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该发扬的发扬，该批判的批判。如此，才能既立足传统，又走出传统。
中国文化传统背后的勾结逻辑揭秘
由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理念和哲学观念，以及现实政治体制力量，共同形成了一种让民众不得不行的社会行为机制。正是这种社会机制，就像渠道一样，规范着民众之水，沿着既定的方向前流。如此形成了一部中国历史。
可惜，这种规范人们行为的机制，背后悄悄呈现的，却是一种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逻辑，一种各为自利，互相勾扯的契约。
契约双方，是皇帝与百姓。
皇帝开出的条件是：除了完税纳粮以外，你们必须按我给你们设置思想密码操作，不得违规。我是真龙天子，上天派我下来管理你们黎民百姓的，你们老老实实把脑袋上缴好了。我还有优惠政策呢，凡是科举考试通过的，我都给你们荣耀。皇家对这一政策也兀自欣赏，乐得屁颠屁颠的：“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
百姓开出的条件是：我老老实实听你的圣旨，不造反，我还可以替你说话，哪怕是小骂大帮忙也罢。因为你是天子，等于天啊！我苦苦读圣贤书，你可得保证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荣华富贵，光宗耀祖呀！百姓对这一政策也颇为满意，心里悄悄说，能让我这辈子幸福舒服就行，至于别的，去他娘！天塌下来，有皇帝顶着，干我何事？
这种蝇营狗苟逻辑，在传统戏曲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不能说这是中国传统生活内容的全部，却也是人们特别是书生行为逻辑的一条主线。书生群体中往往有精英所在，书生若此，整个社会何堪？
《圣经》的“新约”、“旧约”，是人与“上帝”订立的契约，如今我们谨从哲理意义看待。现代意义的《宪法》是公民与政府订立的契约，确代表着人类进步的标尺。皇权统治时期的那份契约，往往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规范皇帝与百姓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境界。所以，玩着玩着，玩不转了。于是民众揭竿而起。到那时，什么天子代表上天，而是我要代表上天了。从陈胜吴广弄出狐狸叫来模拟老天爷显灵，到东汉末年的“黄天已死，苍天当立”，说明原来的契约完全作废，武器批判的逻辑要生效了。但是，很快又走向下一个轮回。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就这样在像玩猫捉老鼠，老鼠吃猫的游戏过程中走过。由于中国负面文化哲学的逻辑自恰，很难走出这一个怪圈。
日本福泽谕吉对中国的预言如何解读
事物往往是在比较中才能看得清楚。与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中国是一个庞然大帝国，日本是弹丸之地的蕞尔小国。19世纪中叶，两国所面临的国际局势基本类同，并且一同走向革新。但是，从1868年（日本明治元年）走了不同的道路。不可一世的帝国不得其门而入，反倒是小小的岛国抢得先机，真正发达起来。此后27年，也就是120年前的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腐朽的帝国命定地败北，于是中国掀起有志青年东渡日本的留学潮，据说先后有二三万人之多。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鲁迅周作人兄弟、李大钊、蔡锷、萧红等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闪光的政治、文化人物，都有东渡的经历。
把镜头对准当年的代表性人物和他们的思想，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些。范福潮先生在《福泽谕吉的预言》中有很好的解读。他拿出中国的张之洞和日本的福泽谕吉两个历史人物做比较。
福泽谕吉和张之洞是同时代人（比张大两岁），都写过一本《劝学篇》，都曾对本国的变法运动产生过影响，但与福泽的《劝学篇》对明治时期国民思想启蒙所起的巨大作用相比，张氏的《劝学篇》显得黯然失色。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本来是以提供民众读本和小学课本为目的而写的”。提倡民权：“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批评“把违背道理的事情誉为孝行”的“二十四孝”，批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认为“对于违反天理，倒行逆施的人，即使是孟子孔子，也不必有所顾虑，仍当视为罪人”。他提出的“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的命题，贯穿全书。他提倡培养国民的“文明的精神”。
而张之洞的《劝学篇》是戊戌年（1898）为皇上写的，其目的是为了申明自己与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区别。对照两本《劝学篇》，明显感到张之洞与福泽谕吉完全不在一个精神层面上。张之洞提倡的“宗经”、固守的“三纲五常”和津津乐道的“中体西用”，正是福泽批判的迂腐谬论；而福泽提倡的“平等”、“民权”、“独立”、“自由”、“文明”之论，正是张之洞批判的异端邪说。
根源在哪里？在于二人所站的立场不同：一个站在人民的立场，一个站在皇帝的立场；一个在伸张民权，一个在维护皇权；一个要通过变法建设新的日本，培养具有“文明的精神”的新一代日本国民，“不能使现代的日本国家像过去的诸侯府中那样，不能使今天的日本人民像过去诸侯的侍女”，一个想通过变法，用金钱去购建西方国家所具有的“文明的外表”，而把奴役国民的纲常礼教和专制政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福泽谕吉在看清中国洋务运动的弊病和“中体西用”式变法的末路之后，凄婉地预言：“不管满清政府出现多少伟大的人才，或是出现一百个李鸿章，都无法进入文明开化之国。要使人心焕然一新，将中国导向文明之国，唯有推翻满清政府，此外别无他途。”这个预言不幸在他逝世后十年应验。（参阅范福潮《福泽谕吉的预言》，见《南方周末》2014年9月25日，第26版）
现在需要我们追问的是，仅靠推翻一个满清政府，就能够“使人心焕然一新”了吗？文化基因或许是更加坚固的铜墙铁壁，其绵延存在的时间比人和朝代更长久。我苦苦思索之后觉察到，假如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深处将负面文化基因连根拔掉，中国永无出头之日。
中华文明的危机到底是什么危机
1949年之后的文化建设中，有一项是我由衷服膺的，就是《国歌》的选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每当我唱起这首壮歌时，都会感到气脉贲张，热血沸腾，激愤不已。只有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激励自己，常怀卧薪尝胆之志，才能有所作为。
假如我们能站在百年之后的世界，俯视今日中国，很容易得出当今中华文明正处在危机之中的结论。中华文明的危机，其实是精神危机，也是信仰危机。极而言之，整个人类的信仰精神需要审视与重建，而作为对世界局势产生重大影响的大国，中国首当其冲。中国的问题解决得好，占世界人口六分之一强的大国问题就解决了。
中国问题的症结，毛泽东有一句话早就点明，只是人们尚未解开。他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李慎之先生在他的名文《风雨苍黄五十年》中回忆：“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的毛主席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什么是“马克思”？什么是“秦始皇”？我们只有在对“马克思”和“秦始皇”的解读上做功夫，才能得到别开生面的收获。抓住这一点，也许就抓住了破解中国现代社会诸多问题之谜的一把钥匙。
化繁为简，“秦始皇”就是中国专制文化老传统，“马克思”就是与老传统结合了的新传统。李慎之对“秦始皇”有深刻的批判，集中体现在他那篇名文《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中。顾准对“马克思”有批判，集中体现在他的文章《辩证法与神学》里。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
什么叫迷信？就是未经自己体验，起码是揣摩推理，别人说啥就信以为真。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无产阶级”掌权十多年之后，土地归了大堆，工商业者被铲平，还要“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且“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今天看来是天大的笑话，当年却战战兢兢，风声鹤唳。
有兴趣的人们，可以拿《圣经》中的《摩西十诫》、佛教中的《十善十恶》，跟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措施”相比较，看看哪个说得有道理。
人类要继续前进，应该用自身就有的追真求正原精神审视过去的一切。该否定的断然否定，该修改完善的修改完善。只有将人类原精神奉为精神信仰，才能走出精神危机。
小跋：中华文明重建更待几时
一个伟大民族之所以伟大，在于能为人类贡献出属于本民族原创的东西。耳边不断地听得有人呐喊，要用中华传统文化拯救世界。其志也高远，其情则懵懂。按照一般规律，世界上各民族都多多少少对人类有自己的贡献，没有一国一族独大的情形。况且，是否真正的贡献，也还需要大家和历史来认定，不是自己吹嘘出来的。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很需要有一种为各种文化的检验考核提供坐标或框架的学问，用以度量、权衡其是否正确。不是西方文化一定就好，也不是东洋文化一定就好，更不是中华传统文化一定优秀，不论哪个，只有符合追真求正精神的才好，才优秀。划线的尺度，不以东西为界，也不以古今为论，只看是否符合追真求正精神。衡量测量者，不是站在云霄的虚无缥缈的神仙“上帝”，而是人们自己。
这门学问不研究各门具体的业务学术，各门具体的业务学术由各自领域的精英们探讨，由每个具体的涉事人考虑。这门学问只是为人类的各种精神文化提供权衡其是非的坐标或框架。地球人类只有一个，这样的坐标或框架应该是有的，端看我们能否把它发现出来。
不才笔者首倡的真正学，希望在这方面做一点尝试。但开风派不为师，我仅仅是想提供一种思路，为人们识别真理与谬误服务，请各位博雅君子赐教。譬如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相等、阴阳相和的理念是正确的；如果变成阳尊阴卑，从而演化成天尊地卑、男尊女卑、君尊民卑，则是谬误的。哲学层面上误以跬步，政治生活中谬以千里，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就这样被强奸了。
真正学者发现了人类原精神，不过是发现了一种坐标而已。人世间，纷繁复杂，遇事不要问我，要问你自己。每个人心里都有追真求正精神，也有作假弄邪倾向，即既有“天使”，也有“魔鬼”，端看你自觉地拥抱哪一个。什么是理想社会？当世界上多数人乃至绝大多数人自觉地拥抱“天使”的时候，那一定是人类的理想境界。哪个国家或民族率先实现，捷足先登，为人类社会垂范，那才是光荣。中华民族应该在这方面努力，用重建中华文明赢得世人的刮目。
我的议论所涉及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相当巨大的工程。以我初浅的学力，无法满意地完成。只能做一个点题式的交代，留待同仁中有识者斧正和发挥吧。
2014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