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七年，也就是1948年的9月25日，《中央日报》“儿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假若我生了两只翅膀》的文章：
“假如我生了两只翅膀，一定要飞到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去眺望全中国的美景：那带子般的河流，世界上最长的长城，北平各种的古迹和古代的建筑，烦嚣的上海，风景优雅的青岛，那时我是多么快乐呀……”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中大附小钱理群。谈到这篇文章时，钱理群说：“我这个人经常做梦，很喜欢做梦。”这是上小学五年级的他发表的人生第一篇作品，他说：“我的生命起点就是做梦，其实现在还是做梦。”
对于少年钱理群来说，梦是“诗意的、梦幻般的自由的生活”；对于成年后的钱理群来说，梦更是“精神的自由”与“生命的自由”。他多次跟他北大的学生说：“要读书你就拼命地读，要玩你就拼命地玩……这样，你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我追求这种生命的强度和力度，酣畅淋漓的状态，这同时是一种生命的自由状态。我的全部研究，最终的目的，就是追求精神的自由，生命的自由。”
学人的梦
提到钱理群，大多数文学青年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鲁迅研究。这也的确是他几十年学术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钱理群生于1939年，195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省安顺地区，先后在安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执教18年。在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远离治学18年，并且在那个政治主导一切的特殊时代对这个国家与自己的未来毫无预知，这该是一种怎样的苦痛与淬炼？因此钱理群说自己是带着“学术和政治”、“学者和战士”的矛盾，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
1978年恢复高考时39岁的钱理群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他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一代研究生。这样的经历给钱理群带来了一系列尴尬：他要比他的研究生同学大十来岁，他的研究生老师是他大学同学；当他和青年学者黄子平、陈平原一起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时被认为是青年学者，可不久人们发现这个“青年学者”实际是一位“老教授”，他也因此受到了来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两个方面的批评——这是一位没有自己时代的孤独者。
从1985年与黄子平、陈平原一起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到与吴福辉、温儒敏、王超冰合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吴晓东合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略》；从1998年出版回顾文学史重大变革前夜的《1948：天地玄黄》，到2000年全面总结自己的文学史研究的《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我们可以看到钱理群在文学史研究上的坚定与执着。
个案研究是钱理群先生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他试图通过对鲁迅、周作人、曹禺等现代知识分子心灵的探寻和思想的挖掘，总结20世纪文学浸透血泪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而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统一的历史考察，即“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
钱理群直言：“从表面上看，鲁迅一直被捧得很高，但实际上，建国以后，鲁迅一直处在被‘利用，限制，改造’的地位，面临着不断被意识形态化的命运。”他试图用鲁迅自己的“话语”，鲁迅的“单位观念”与“单位意象”来描绘鲁迅的独特“思维”、“心境”、“情感”与“艺术”，正是要强调和恢复鲁迅的“独特个性”，在总体上突出了“个人的鲁迅”。“把他们当作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以至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既揭示各自现象形态的具体性、个人性，又将其典型化（符号化），揭示其内在的象征意义。”于是有了《心灵的探寻》、《走近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等鲁迅研究专著。
1987年8月，《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1年后的1998年7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钱理群与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对该书的修订幅度很大，部分章节甚至是重写。因此有人说“修订”既可以看作是钱理群等人用“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进行文学史写作实验的努力与破产，又可以看作是他们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的反省和变通。对此，钱理群在后来出版的《生命的沉湖》一书中首篇即选入《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笔谈》一文。
在这篇文章里，钱理群说：“今天回过头来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我仍然认为它的基本精神是站得住的，并且已经事实上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当然也还有不同的意见，这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联系我自己当时的基本思想倾向与追求，文学观念与文学史观念，今天看来，当时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理解分析，又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更多的恐怕是我个人的。”
钱理群由此展开了对现代文学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只说自己想说、又能够说的话，对虽然想说、却一时说不了的话，不妨暂时悬置起来——因此，我对当年对‘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倡导并不后悔，那是迟早要解决的课题，只是现在我不愿也无力多谈罢了。”
思想者的忧伤
无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与反思，还是《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出版与修订，无论是对精神偶像鲁迅以至周氏兄弟“心灵的探寻”，还是对“大多数”知识分子代表曹禺的研究，都是钱理群“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切入点，他的目光最终是要落在时代上的。鲁迅，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反省与批判，知识分子，现代性，精神界战士……这便是钱理群经由文学进入社会与时代的反思的路径。
2014年新年伊始，漓江出版社推出了一本自传性随笔集——《我的家庭回忆录》。这本书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对自己的几位至亲的回忆，它的意义正如钱理群对于周氏兄弟和曹禺的研究——“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因为钱氏家族成员的命运在20世纪中国极具传奇性和代表性。
1939年1月30日，钱理群生于重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家庭，是钱家最小的孩子。父亲钱天鹤是中国农学先驱，曾主持全国农业工作先后达15年之久，赴台后对台湾与金门农业的振兴贡献很大，金门民众为其立碑纪念。1972年钱天鹤去世并葬于台湾，墓碑由蒋中正题字。大哥钱宁是泥沙专家，三哥随父亲参加了国民党，1949年父亲带着两个哥哥去了台湾，三哥则卒于美国旧金山。钱理群跟着他坚韧而伟大的母亲定居南京，一家人从此隔海相望，再无团聚之日。其余的哥哥姐姐大都是中共党员，二姐、二姐夫和四哥还是老红军、老新四军和地下党员。
“我的家庭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钱理群说。在钱理群这个家中最小的弟弟、一名无党派知识分子看来，国共两党的分裂“一直影响到家庭内部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尽管父兄辈的不同道路都有令他十分敬佩之处，但至亲的殊途给钱理群带来的还有极大困扰与苦难。
就在他14岁时，心目中和蔼可亲、朝思暮想的父亲突然变成了“反动派”，作为“黑子弟”自己必须“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他亲手烧掉父亲的照片。他回忆，“我违心地‘坦白交待’、胡说一气时，我深爱过的学生，我关心备至的学生在疏离我，他们甚至在一个黑夜将一件我送给他们的衣服还了回来，还在上面狠狠戳了几个大洞，写着：钱理群，我们要戳穿你的假面具。”此后的经历不用赘言，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懂的。
令钱理群欣慰的是，钱家“第三代对老一辈还是很自豪的，对先辈的故事有一定兴趣”。
作为钱氏第二代当中身份最为特殊的一位，无党无派的钱理群的兴趣不仅在于这两代人令人荡气回肠的故事，更在于两代人所代表的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那段至今仍是研究者难以把握的历史。如，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不以推翻国民党政权为目的”的“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文学救国”是不是就是“反动的”、无可取的？“划清界限”是“为革命牺牲”、“大义灭亲”的“政治觉悟”高的表现，还是“违背人的天性”？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经济、文化、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有关的思想与实践该不该深入研究？我们是否又可以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失误而产生国民党统治的理想化倾向？等等。
在这些疑问中，钱理群常常产生种种“矛盾与困惑”。这种矛盾与困惑进而引发出来的是他关于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的拷问以及中国改革道路的历史反思。“既要介入政治，又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性，不看别人脸色说话，只说自己的话。”这样的“学者兼精神界战士”的知识分子，是“站在边缘思考与言说时代的中心话题”。
钱理群就是以这种知识分子的高度自觉的精神，有意识地使自己所做的研究如“1957年学研究”、“鲁迅研究”、“毛泽东时代研究”等，包括他自己家庭的研究，构成了“20世纪中国经验”的研究命题，进而将20世纪中国经验转化为实践资源。
这也是钱理群对自己在“文革”后所面临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战士”的关系的矛盾的一种解决方式。但在实践的过程中，这样的矛盾也依然存在，他依然摆脱不了内心的骚动与不安。“我们只能在不断挣扎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而且是冷暖自知。”钱理群说。
教育家的情怀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立人’的目标：物质的富裕与国家的富强，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生命的精神自由为前提；如果相反，以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压抑来换取物质富裕、国家富强，人依然没有摆脱精神奴役的状态，这绝不是我们追求的现代化。”
这是钱理群在《坚守我们的信仰，在今天的中国》一文中写下的话。
知识分子的自觉精神和终生从事教育工作的经历使他对“立人”这样的课题格外关注。正如本文开篇所讲，钱先生曾说他自己的“生命起点就是做梦”，当教师也是他的梦。
1960年，21岁的钱理群从中国最高学府之一的人民大学被派往贵州某中专担任语文教员，直到18年后考回北大。有人问他：“如果你当年没有考上，现在还是贵州安顺的语文老师，你会怎么样？”钱理群回答：“当然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学术研究上得到发挥，但我还是会安心地在那里做一名称职而出色的语文老师，在全身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命的价值。”
你可以先把这个回答理解为一种语言智慧，但我们只需看看他在贵州和北大从教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相信他说的的确是真话。
初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钱理群并不具备当班主任的资格，可是他把被褥搬到学生宿舍，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牢记新生照片，主动上门和每一位学生聊天，和学生一起爬山、踢球，编写学生学习档案，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很快成为全校最受欢迎的老师。他也因此在“文革”中成为四五个“三家村”的首领。用钱理群自己的话说，他和那些学生结成了“患难之交”、“生死之交”，没有他们，自己很难坚持18年。
1981年钱理群在北大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又被“最难伺候”的北大学子拥戴为“最受欢迎的教师”。据说他讲课时全神贯注，气势磅礴，以至于下课时“大汗淋漓，头冒蒸汽，瘫倒椅上”。学生评价他“很可爱”，他自己对此也认可：“已经不止一次听见学生说我‘可爱’了——坦白地说，在对我的各种评价中，这是我最喜欢、最珍视的，我甚至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就写上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可爱的人’。”
无论是在偏远之地的中专，还是在一国之都的名校，钱理群都被学生认定为“最受欢迎”，如若没有对教育事业极深的感情是无法做到的。几十年间，钱理群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农村教育、打工子弟教育以及教师工作研究等诸多教育问题的文章。
为什么对教育事业有如此的爱之深？在钱理群看来，“生命”与“立人”是教育的两个关键词，他说：“教育本质上是理想主义的。而大谈理想的背后所隐含的对于年轻一代生命的关注，对民族未来的焦虑，也是我不想掩饰的。”
2002年3月至6月，这位北京大学资深教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最受关注之一的人文学者在北大讲坛上了他最后一门课——“我的回顾与反思”。
这是一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课程，他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的大问题与大困境，表达一代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
在回顾与反思中，钱理群坦然面对几十年间自己获得的褒奖与荣誉，对其所遭遇的坎坷与打击更是一笑了之。他说：“一方面是对我的咒骂声不绝于耳，一方面却在进行美妙无比的精神对话；头顶着吓人的罪名和随时都会落下的惩罚的利剑，内心却充溢着对孩子、对民族和人类未来的爱；自然时节正当酷暑，却吹拂着阵阵政治的冷风，而自我灵魂深处又分明洋溢着盎然的春意。”
来源: 中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