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府回应主要属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畴，然而其与现代民主的内在逻辑具有紧密关联性。在现代民主的视野中，政府回应不仅是公共行政的一种机制性安排，还是现代民主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通过政府回应，有利于推动民主品质的提升。互联网的发展，使公共话语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政府回应模式受到巨大挑战。话语权的重新分配和话语方式的变革，使网络时代的政府回应突出表现为一种互动性。官民互动，成为政府回应新的发展趋势、内在要求与核心要义。当前，由于官方话语体系与民间话语体系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割裂，使政府回应的互动性处于一种相对紧张的状态。寻求话语共识，应该成为消弭这种状态的基本理念。
【关 键 词】民主/政府回应/官民互动/话语共识
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不断改变传统的民意表达和聚合方式，深刻变革公共舆论的生成路径。网络的开放性、及时性和便捷性，使整个公共话语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就政府与大众的关系而言，网络使两者之间的话语权得到重新分配、话语方式面临重新建构的需要、话语关系也需要重新理解和理顺。在传统的舆论机制下，官民之间的话语关系相对简单，政府通过传统媒介渠道更全面地掌控话语权，一般通过官方媒体发布式的话语方式来回应人们的利益和情绪诉求。而网络时代政府和大众的话语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碰撞和互动性，其一方面给传统的政府回应机制带来了巨大挑战，但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为民主品质的提升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提供了可能的契机。关于政府回应问题的已有研究文献比较多，本文主要尝试从话语权、话语方式、公共舆论话语体系变革的角度，在民主政治的视野中来分析和理解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回应问题。
一、回应性与现代民主
政府回应主要属于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畴，但从更深层次看，其与现代民主的内在逻辑紧密关联。英国学者杰弗里·托马斯视回应为民主的核心内容：“每一个声称自己是民主政体的政权，都要说明(不论有多少合理性)它如何确保一致，如何让统治行为合乎受其影响的人们的愿望”。[1](p254-255)民主的本质并不在于实现竞争性选举，而是要确保公权力如何始终以公共理性为依归，不断回应公共性需求。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政府回应不仅仅是现代国家实现公共管理的一种机制性安排，其还是现代民主内含的价值要求。
现代民主突出表现为一种公共权力的责任性，即由人们选举产生国家机关，通过民主委托的方式来实现国家治理。这种委托和授权的关系使现代民主蕴含责任政治的内在属性。“责任政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2](p6)公共权力一经产生，就有责任不断回应选民的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以符合选民对之的期待，承担与权力行使相符的政治义务。“公共管理的责任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回应，回应意味着政府对民众对于政策变革的接纳和对民众要求做出的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3](p132)只有通过回应，公共权力的责任性才更加突显，民主政治的真实性才更为彰显。代议制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形态，对人类政治文明承担着重要意义，然而，民主的实践也使诸多民主理论家不断反思代议民主的消极要素。卢梭曾经尖锐地批评了英国的代议制度，认为代议制只能保障形式的民主，即公民选举时的民主，而一旦选举结束，“他们就等于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4](p35)。熊彼特也认为，代议制并不能保证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统治，其只能保障公共权力产生时的民主，现实的统治与权力操纵依然掌握在政治精英的手中。“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也不能意味着人民真正的统治……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清楚地理解这句话所含的意义是极端重要的。”[5](p415)可见，现代民主依然处于不断完善的进程中，而政府回应机制的完善，是弥补代议制困境的有效制度安排之一。只有在公共权力不断回应公民需求和社会关切的过程中，民主的价值才能得以真正实现。缺乏回应这一传导性机制，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可能流于形式，现代政府的责任性也无法突出。在代议民主的基本框架下，通过回应机制的构建，使公共权力合乎公共理性的需求，是现代民主价值和民主实践得以不断推进的路径选择。政府对社会关切的回应性意愿越高、回应性机制越完善，就越能反映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属性，表明其对公民意愿的尊重和民主价值的追求。因此，回应不仅是公共管理学层面的技术操作，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是现代国家公共管理实践进程中工具理性的机制安排，更是现代民主内含的价值理性的必然要求。
综上所言，政府回应与现代民主的发展紧密相关。提升政府回应水平，符合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仅从政府管理的技术和机制性安排层面来认识政府回应，而是要把政府回应问题放在现代公共生活的价值性层面加以理解。
二、互联网的发展对政府回应的挑战
如前所述，政府回应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必要性意义。事实上，在现实政治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回应也是经常性的现象。然而，在网络时代之前，政府回应主要是一种发布式的回应，即政府通过制度性渠道及一些非制度性渠道获取民意，然后经过反复权衡，最后通过官方媒体发布声音，回应人们的普遍性关切。由于传统媒介主要被政府和精英集团垄断，人们很难就政府回应的真实效果发布声音。由于对话语权的掌控，政府对公共舆论的议程设置、话语导向甚至舆论封杀具有绝对性的优势。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回应往往是政府综合各种优势做出的最有利于自身形象的回应。但互联网的发展，使政府的这种话语优势不断趋于相对退却的状态。网络使公共话语体系逐渐趋于扁平化，实现了“所有人面对所有人传播”的人类理想。[6]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公共舆论话语权被不断解构。“网络话语权在公共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使得主要依靠传统媒体把握社会公共话语权的模式被打破，各阶层的话语权占有格局正在被改写。”[7]这种话语权力关系的变化对政府回应产生了巨大的挑战。
首先，互联网打破了政府对公共话语权的垄断，使政府回应的效果直接面临公共舆论的评估和考量。网络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改变了信息的占有和发布机制。在网络时代之前，政府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垄断和过滤，来实现舆论的管控。而互联网彻底打破了这种舆论的管控机制，近年来，随着博客、微博、微信等技术的发展，几乎使人人都可能成为信息发布源和传递者。比如，近年来的宜黄拆迁自焚事件、温州动车事故、城管打人事件等，都是因为网民的发布、围观和参与而迅速上升为公共性事件。在这些公共性事件中，政府几乎都处于网络民意倒逼下的被动回应状态。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信息发布方式。在很多重大公共性事件中，往往由网民首先把信息发布到网络上，并迅速积聚成舆论事件。政府部门几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要面对网络上汹涌澎湃的声音。传统的信息过滤和发布机制被打破。另一方面，政府在回应社会普遍关切的过程中，会不断受到公共舆论的评估、考量甚至质疑。由于互联网使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宽泛、多元和便捷。人们会迅速通过信息的相互传递来判断政府回应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由于科技的发达，人们甚至会把一些公共事件发展进程中的图片、视频、证据发布到网络上，如若政府回应不够理性、全面、真实，往往就会处于极为尴尬和被动的局面。近年来，一些政府层面的回应常常在网民的围观和求证中迅速失去权威性和可信性。正如任剑涛在分析微博客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时所指出的：“在中国官方信息的政治过滤机制密不透风的情况下，经过精心编辑和新闻管控的网际网络，曾经是人们获取国家过滤信息之外、人们期待了解的其他重要信息的途径。但微博出现以后，这种过滤信息的权力机制崩溃了”。[8]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深入发展，对政府回应的挑战性会越来越高。政府必须通过回应模式的变革，来适应这种公共舆论环境。
其次，互联网使话语权处于分散的状态，使政府在回应的过程中面临信息整合的困难。网络使公共舆论的话语权几乎分散到每一个计算机的客户端上。“随着信息运动速度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即走向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9](p255)尽管话语权的分散扩大了民主参与的渠道，但这种表达方式的分散性和广泛性决定了网络舆论往往具有随意性、无序性和非理性的特征。网络中的大量信息错综复杂、真假难分，政府首先需要从庞大的信息量中了解、解读和分解出真实、客观、合理的民众关切，从而才能有针对性地做出有效的回应。尽管回应性是现代民主的内在要求，但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不可能使政府有求必应，政府只能对人们普遍关切的、真实的、合理的诉求进行回应。而网络的随意和无序往往使这种诉求缺乏必要的协商和整合过程，甚至有一些诉求仅仅是情绪的宣泄，或者是信息沟通不畅产生的误解。在网络舆论的解读和整合中，政府至少面临以下几方面的困难：第一，如何从真假难分、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提取出真实的信息；第二，现代社会的多元性反映到互联网上也表现出不同利益群体的相互较量，而这种较量往往缺乏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理性协商和沟通，极有可能产生一种舆论极化的现象，使政府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第三，互联网很难真正完整地代表民意，到底有多少人通过网络来表达利益诉求？哪些人善于运用网络来表达利益诉求？这些诉求的合理性和代表性如何，都需要深入分析。可见，在网络时代，政府面临的信息是极为复杂的，对其回应能力产生了巨大挑战。
最后，互联网话语方式的草根性，使政府回应面临话语方式一定程度上失灵的困境。现代社会从某种意义而言是一种话语关系的社会，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都需要通过语言来实现。“价值的社会契约、重叠共识则本质上都是一种依赖于语言的契约。视域融合、合理交往更是从解释学的角度把语言看成我们遭际世界的基本方式，语言和理解之间有着根本的联系”。[10]语言方式的差异会对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对待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的官方话语方式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色彩，在传统的政府回应模式下，由于政府对话语权的垄断，使官方的语言方式在公共舆论中处于明显的霸权地位。通过这种垄断和霸权，官方话语方式在公共舆论中基本处于畅通无阻的情境。不管人们对这种语言方式是否接受、多大程度上接受，不影响官方话语方式在公共舆论体系中的横冲直撞。但是，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民间的话语空间不断增加，民间话语方式开始在公共舆论体系中安营扎寨、攻城略地，对官方的话语方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传统的八股文风、官话、空话、套话开始面临民间话语方式的抵制。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传统行政话语的语言方式，居高临下、自说自话、空乏无味，不顾及听众的感受，必然在公共舆论的话语体系中与民间话语产生隔阂，最后给政府和大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制造障碍。这种语言方式，使政府回应缺乏亲近感，甚至让人反感。比如近年的一些重大灾情，媒体在连线当地官方负责人了解灾情时，官员语气平缓地逐个介绍各级领导的重视和批示，引起了人们较大的反感。[11]这些官话、套话、废话在传统的行政话语体系中往往大有市场，但在网络时代，其面临失灵的困境。如果不改变这种语言和话语方式，那么政府回应必然难以被人们所接受。
总之，互联网对传统政府回应模式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但同时，其又为官民互动的有效性、广泛性、真实性提供了技术支持，为政府回应水平的提升提供了可能的路径，也为现代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和契机。如何变革政府回应模式，使之不断适应网络时代的公共生活需求，是需要不断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官民互动：互联网时代政府回应的本质特征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政府回应的内涵和特征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加以理解。事实上，爬梳历史我们发现，任何政府形态下都存在一定的回应现象，公共权力的掌握者总是需要一定程度上回应人们的利益诉求，才能稳固执政的基础。即使在非民主的社会，专制者也需要通过一定的政府回应，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否则，其就有可能面临被推翻的危险。然而，这种回应是不确定的，其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认知水平和统治的现实需要。“在非民主社会中，公共权力的所有权和行使权集于统治者一身，尽管回应也会出现，但这种回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偶然和被动的，其取决于统治者的善良意志和统治需要，而非一种必然的价值和模式”。[12]代议制民主的出现，实现了公共权力所有权和行使权的分离，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的选举和委托，其有责任对选民的利益诉求和关切进行必要的回应。不同于非民主政治形态下的象征性和统治性回应，在代议制民主下，政府回应成为一种必要的机制安排，其由民主的内在逻辑要求决定，绝非可有可无的技术性手段。当然，这种回应无论从回应的话题设置、回应的方式选择，都主要取决于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诉求与政府回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和空间差，话语权、话语方式基本被政府所掌控。在公共话题的进程中，公民的话语权资源相对稀缺，话语渠道也甚为有限，很难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取得话语的主动权并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政府回应过程中政府的话语权垄断地位，使政府回应开始表现为多元主体反复参与、沟通和博弈的状态，变化成为不同掌握话语权的主体之间持续互动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政府已经不是政府回应过程中的一元性主导力量，其与不同的话语主体之间形成了整个信息传输和公共话语构建的互动状态，政府回应突出表现为官民之间的互动性。因此，有学者认为网络时代的政府回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互动关系。“政府回应是政府对于依靠自身信息、技术和诚信优势，通过与公民之间的对话交流和教导所引领出的公民理性意志和利益反映的回复过程。它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垄断作为，而是政府与公民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回应主体即政府组织和回应客体(包括公民等)双方的互动关系”。[13]而且，这种互动关系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有赖于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回应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特征的社会科学范畴”，“指多元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应答、认同、实化及实践的互动过程”[14]。可见，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扩大了官民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渠道，政府回应突出表现为官民之间的一种互动性关系。这种互动性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政府回应的成效、民主政治的品质和公共生活的秩序。综上而言，笔者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回应是民主政治内生逻辑决定的一种机制安排，指政府在与掌握话语权的社会多元主体之间持续互动，进而基于公共理性而对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做出的必要的答复过程。
这种官民之间的持续互动关系，为公共生活的进步提供了契机。首先，这种互动性的政府回应有利于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现代国家，代议制尽管在民意的聚合方面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是，现代社会的利益分化、信息的纷繁复杂、制度性渠道政治参与成本较高、政治参与渠道不足等要素，决定了其在转达社会各方意愿方面并不完整。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政府与公民之间通过良性互动，有利于减少政策制定的盲区，改变传统制度渠道利益表达不全面的困境，使公共决策更加科学完善。同时，通过这种互动，有利于完善政策的相关信息交流和反馈，从而使公共决策兼顾各方声音，进而能够使公共决策更好地为社会理解和接受，降低政策执行的阻力，提升政策运用的有效性。其次，这种互动性的政府回应有利于规范公共权力。竞争性选举尽管为民主提供了基本保障，但是公共权力在执行的过程中依然有偏离公共性的可能。一旦权力脱离公众的视野，就可能偏离公共理性的轨道。而基于网络技术的这种互动性回应，为人们监督公共权力提供了更多条件，将进一步推动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政府回应正成为公民有效监督政治，进而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必要机制保障。最后，这种互动性的回应有利于稳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民主选举确定了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本路径，然而，单纯的选举政治显然不能完全支撑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事实上，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对国家来说，找出一种借助合法性更新自己，并为自己生成一种新的合法化的程式便成为紧迫的事情。”[15](p129)因此，公共权力需要通过不断回应和满足人们的关切和诉求，对其政策目标进行必要的解释，通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引导公共舆论对其的支持。通过政府回应与社会加强互动，有利于化解由于政府和大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从而协调各方关系，提升人们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建立多渠道、多方面、多层次的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双向沟通机制，这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一种保障机制”。[16](p156)
官民互动是网络时代政府回应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种互动关系还远未趋于良性状态，甚至还处于一种紧张和碰撞的情境。这种紧张与碰撞与现实政治生活中利益分化、贫富差距、权力腐败等现象有密切关系，也与公共话语体系的变革紧密相关。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政府在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上不再具有垄断性，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和话语权的增加，使传统的政府话语模式在公共舆论中面临危机状态。官僚主义的话语体系遭到了民间话语方式的抵制，政府的解释和回应往往不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一些思想观念滞后和官僚作风较强的官员，往往“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17]。不变革这种官僚主义的话语方式，很难与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方式实现对接，政府的行政话语方式和互联网中的民间话语方式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也就难以形成一种政府回应的互动性。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必然要求参与互动的主体相互之间能够有一种理解和认同。本文认为，当前政府回应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除了现实政治的影响之外，与官方和民间话语沟通的不畅具有重要关系。而要改变这种话语互动的不畅，需要寻求一种基本的话语共识。
四、话语共识：构建官民良性回应关系的路径选择
现代社会的利益分化和多元，愈发要求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取得某种基本共识。而共识的获取，首先依赖于某种话语的共识。“无论是价值共识的生成，还是价值共识的澄明，语言的运用和理解都是其基础。同时，多元主义对价值共识可能性的质疑归根到底也是聚焦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可理解性、可翻译性”。[18]缺乏话语共识，人们的沟通和交往就会出现障碍，政治和社会性共识也难以达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离不开话语共识的构建。只有在一定的话语共识的基础上，政府与大众之间的互动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回应才能有效、真实和不断得到拓展。
话语是人们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基本媒介，话语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关系。正如福柯所言：“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19](p159)话语并非仅仅是一种表达的工具，其与社会关系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在公共生活中，话语往往带有较强的社会政治色彩。话语“既具有语言意义，又具有非语言意义”，它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20]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话语权和话语方式，往往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公共生活中，话语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敏锐地认识到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达出来”。[21](p190)著名哲学家福柯也指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联性，其“话语理论向人们揭示，话语乃权力的产物，在话语的实践中潜藏着权力的运作，因此，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即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实现”。[22]可见，话语关系的变化会对权力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公共话语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垄断公共话语权的局面被打破，话语权力结构被重新分配。同时，民间话语方式大量进入公共舆论，政府的行政话语模式的霸权地位被不断削弱。这种话语关系的变化，使得政府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沟通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这种话语权趋于分散、官民话语方式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针对民间话语权的倒逼，政府的行政话语能力不断显现出退却的状态，传统的政府回应能力正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尽快找到官民之间的某种话语共识，对缓解当前公共舆论的混乱状态，具有极为紧迫的意义。那么，应该如何达成这种共识呢？
首先，话语共识的形成需要基于官民两者之间相互体认的理性基础上，其核心是平等的话语权。徐贲认为，“话语共识是一种宗教之外的政治性共识，它的形成和变化机制是说‘理’，它的条件是独立、自由、理性的思考个体”，“在现代社会里，形成共识的不是神话，也不是诡辩，而是基于自由、理性个人的公共话语”[23]。这就要求，无论是官员还是公民，都要在参与公共话语的过程中以一种平等的、理性的精神相互对待。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主张，“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地放弃权力和暴力使用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话语论证，并且在此过程中，人人都怀有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不仅如此，通过话语共识建立规则还必须为所有人所遵循，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规则的实施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24]。这就要求，政府需要改变传统政府回应过程中行政话语居高临下的姿态，以一种平等的话语姿态来回应人们的关切。少一些大话、官话，少一些教导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真正以平等的心态来和公民进行沟通。同时，对于公民来说，网络话语权的获得也需要加以珍惜和认真对待。当前网络中的一些谩骂、攻击、造谣给官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制造了相当大的阻碍因素。总而言之，话语共识的形成需要官民两者之间以平等的心态，理性、平和、宽容地参与公共舆论。只有这样，才能为共识的进一步形成以及良好的互动建立心态基础，才能使政府回应的互动性不断加强。
其次，话语共识的形成需要基于官民之间基本信任的确立。只有基本信任的存在，沟通和交流才成为可能，否则双方都以相互质疑的心态来面对对方，必然导致互动的真实性大大减弱。当前，由于政府公信力的长期流失，使政府回应往往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机关或者官员，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回应公共舆论的过程中编造一些虚假信息，引起大众的广泛质疑。如“躲猫猫”、“临时工”、“七十马”等词汇的出现和传播，都是因为政府的回应不够真实。这种虚假回应极大地削弱了政府本已稀缺的公信力资源，给官民之间的互动造成了很大障碍。这就要求，政府机关在今后的回应过程中，需要以真实性为基本导向，使政府回应能够符合客观、理性的常识，从而逐步积累公信力资源。通过公信力的提升，来减少官民之间沟通的信任成本，使官民之间的沟通更加真诚、坦然和互信。
最后，话语共识的形成需要相互之间话语方式的不断融合和衔接。当前，官方话语方式和民间话语方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对接，比如“不折腾”、“神马都是浮云，转变发展方式最给力”等网络语言开始出现在政府的话语体系当中。尽管政府的话语体系有其应有的特征，过于草根化往往会失去规范性，但这种尝试和姿态无疑是寻求与大众沟通和互动的开始。事实上，这种网络化的语言出现在官方的话语中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意义。最为关键的是，政府需要改变长期以来行政话语体系中的大量空话、假话、套话、与时代脱节的话，增加话语的亲和力和真实感，从而能够为听众所接受。只有这样，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的衔接性才能增强，内心的认同感和互动性也才能增强。
总而言之，只有形成某种话语共识，政府与大众之间的互动性才能不断增强。而这种官民之间互动性的提升，对于变革传统的政府回应模式，提升网络时代政府回应的水平和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结语
互联网的发展，对于公共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这种影响依然在不断深入中。网络对于传统政府回应模式的挑战，必然推动其谋求革新和变化，从而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网络民主的发展，会使政府回应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政府回应的互动性越来越加强、政府回应的现象越来越频繁。这种回应，必然会对现代民主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英]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M].顾肃，刘雪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张贤明.论政治责任：民主理论的一个视角[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
[3]格罗弗·斯塔林.公共管理部门[M].陈宪，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方兴东，张笑容.大集市模式的博客传播理论研究和案例分析[J].现代传播，2006，(2).
[7]赵云泽，付冰清.当下中国网络话语权的社会阶层结构分析[J].国际新闻界，2010，(5).
[8]任剑涛.微博参政助推执政方式变革[J].中国改革，2011，(10).
[9][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0]沈湘平.价值共识是否及何以可能[J].哲学研究，2007，(2).
[11]洪丹.打开监督官员八股套话之门[N].南方日报，2010-06-25，(2).
[12]陈新.微博论政与政府回应模式变革[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2，(1).
[13]东波，颜宪源，付晓东.基于公民网络政治参与双重性的政府回应路径[J].理论探讨，2010，(3).
[14]戚攻.论“回应”范式[J].社会科学研究，2006，(4).
[15][美]贾恩弗兰克·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社会学导论[M].沈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6]周光辉.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17]鲍洪俊.习近平：要群众相信，绝不仅仅靠权力[N].人民日报，2005-05-30，(10).
[18]沈湘平.价值共识是否及何以可能[J].哲学研究，2007，(2).
[19]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20]于奇智.福柯人论之分析：从知识考古学的观点看[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春季刊).
[21][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2]董志强.话语权力与权力话语[J].人文杂志，1999，(4).
[23]徐贲.共识需要真实的理性话语[N].社会科学报，2010-10-11，(06).
[24]王凤才.后现代语境中话语伦理学的困境及其意义[J].哲学动态，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