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下史学界”
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的“白俄侨民”表现出旺盛的创作力和巨大影响，由于流亡者中精英阶层居多，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文史家，都不断有作品问世，就连白军将领也纷纷撰写回忆录。
20年代初邓尼金五卷本的《俄国内乱史》陆续出版，该书以其细致入微的史料、严谨平实的论述，展现了三年内战当中“白卫”一方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震惊了斯拉夫世界，带动起西方的苏俄研究热潮。至今当代俄史学界仍把这部书称为“俄国国内战争的百科全书”。
1928年托洛茨基被驱逐，去国时带走了一批档案文献，简称“托档”（托氏似乎很有预见性的感知，档案文献将在他的生命中发挥很大作用，整个俄国革命中对经他手的所有文件都留有副本，遭驱逐时被允许所带走这几十箱文件副本。为此“重大失误”斯大林肠子都悔青了）。依托这些档案资料，托洛茨基在海外不断发表不利于斯大林的文字。
20年代末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通过党内斗争确立了领袖地位，既需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也需要反驳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与白俄学者对俄国革命史的描写。起初他组建了几套班子按自己的“意图”编写党史都没有取得他想要的结果。斯大林意识到，史学领域有所谓“客观中立”的“实证主义”“传统”作祟，仅仅要求党史这一块贯穿“旨意”，就等于孤军深入，很难拿下整个阵地。要想扭转史学界标榜以“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为标准的写作模式，就必须全面控制史学领域。
斯大林有很强的“唯意志论”，他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俄国发展道路的药方，并自负地认为，天下都可以打下，社会都可以改造，怎么就不能驾驭历史记载了呢？更可况按照统一的口径书写历史教诲民众，是保证其合法性的关键步骤。斯大林很喜欢伊凡雷帝的一句话，“要具有让石头缝里冒白烟的能力”。这第一步是要整肃史学界，把他们训练成“为尊者言”“听话”的队伍。
史学界是斯大林按照自己意愿书写历史绕不过取的前沿阵地，对它的改造和重塑就显得尤为重要。
斯大林需要在贯穿自己的路线的同时掌握话语权，首先要在史学界来一个“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清除掉那些“自以为是秉笔直书”的史学家，只有以“党性原则”、“党的意图”作为准绳，才能保证臆造出符合统治者口味的历史。
首先是在《真理报》上连篇累牍的发表文章，强调党性与客观性是一致的，要求史学家必须改变刨根问底地穷追“真实性”的职业道德。对史学家而言，“意识形态纪律”就是最高原则，“和党保持一致”与追求“客观性”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关系，“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
历史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苏共宣传部门不断告诫历史学家，在苏联，历史从来都是政治学的一部分，你们“写的不是一般的历史，而是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史，是政治作战史，“我们必须在一切地方极其明确地强调党作为群众的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在史学界搞“意识形态净化运动”同时，内部掌控“档案文献”这个“潘多拉的魔盒不能轻易打开”。
史学口的领导强调，要揭露目前居住在侨民中间的自由主义者的狡诈伪善，他们当时的报刊，以及后来的回忆录虽然提供了这方面的大量材料。”但是他们的“忠实历史”的提法有很大的欺骗作用。资产阶级的实证主义的“实录直书”的历史记述方法是不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
所谓历史的“公正性、客观性”如果是与党性原则相对立，就是“伪善”的。历史研究中的唯一指导思想就是“党性原则”，学术活动必须服从于政治路线，党的历史是“意识形态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里完全不适用”。
《真理报》说，我们要用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战胜伪科学的历史学，凡是脱离了烘托布尔什维克党“这条主线的历史就不是历史”，现在个别历史学家竟然对党的历史说三道四，这是令人发指的“缺乏意识形态记律的行为”，客观上是在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效力。作为党的宣传员，不仅要消除掉过去的历史记忆，而且要放弃“历史应当是真实可信不讲情面的”研究方法。苏联的历史研究摆在第一位的不是追求“客观性”、“真实性”，不是从确定某个历史现象出发，而只能服从唯一的原则——党性原则。
苏共点名批评此前的党史著作中许多不正确的提法，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没有统一口径的，比如施略普尼科夫《1917年》一书竟然“使用了资产阶级的信息来源——《俄国晨报》，对俄国革命进行了孟什维克式的解释，引用的党的文献比其它书少，竟然说二月革命是‘自发的’”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置于何地？这些观点在我们确立的“新史学”中是绝对不允许的。
白俄史学家号称是在“真实地记述历史，”说什么他们的写作是建立在档案文献的基础上的，这是托洛茨基之流的疯狂叫嚣，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在对待史料的态度上要与境外的“白俄侨民史料对着干”，要建立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献学”，把他们那种所谓“公开、透明”的真实历史彻底驳倒。史学家必须作“红色革命”的歌颂者，而不是资产阶级史学的描述者。
《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
20年代末意识形态大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斯大林终于等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1930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在第6期上刊登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世界史教研室的史学家斯卢茨基的一篇文章“论战前危机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政策”。斯卢茨基在文章中论述到，“没有找到足够的文献资料证明列宁对第二国际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主义进行过不妥协的斗争”。他认为列宁对德国社民党内存在的右倾危险性估计不足。
这篇文章本来是站在比列宁还“左”的立场上，论述布尔什维克在一战时期与国际共运中各派别的情况。《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并不完全认可斯卢茨基的观点，但本着“学术无禁区、讨论有自由”的学术争鸣原则，认为斯卢茨基只是一家之言，欢迎大家对此发表不同的看法。
这篇文章成为斯大林拿史学界开刀的把柄，令他恼火的并不是斯卢茨基比列宁还左或者还右，而是决不能允许那些自以为是的史学家评判作为“正义化身的领袖”。如果此例一开，那不是很多党内的历史旧账都可以翻腾出来随意讨论了吗？谁都可以对俄国革命史指手画脚，中央已经三令五申重大历史问题的解释权从来不属于任何个人，这种违背“意识形态纪律”“妄议伟大领袖”的行为必须要杜绝，正好借斯卢茨基杀一儆百。
1931年10月斯大林公开发表了“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论布尔什维克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盛气凌人地对斯卢茨基的文章提出“坚决抗议”，认为他把“早有定论”的“布尔什维克的公理”拿出来讨论，而《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竟然给这种“诽谤列宁”、“诽谤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的伪造者”“提供平台”，刊登这种“反党的半托洛茨基主义的论文”，等于是给反革命开辟论坛。
斯大林以居高临下的权威大加指责斯卢茨基纯粹是胡说八道和吹毛求疵，史学家怎么能够讨论革命导师！处在圣坛上明察秋毫的革命导师就是“偶有失误”也是客观环境造成的，不是尔等可以评判的？掌握一点文献资料就敢对无产阶级领袖指手画脚的评头论足，这种局面任其蔓延，在史学界反复强调的“舆论一律”的“党性原则”岂不是功亏一篑？
对党中央已有定论的东西，是随便什么学者就可以质疑的吗？占有“原始的文献资料”也不能作为了解历史的凭证和历史研究的基础，难道原始资料就没有阶级属性吗？境外的反动文人使用的档案文献就是别有用心的。
斯大林盛气凌人地质问说：以这种方式“掩盖他们的无知和欺骗性还不明显吗？需要什么样的文献资料，除了啃档案的老鼠以外，谁都知道检验一个政党和领袖人物首先要看他们的行动，而不能只看他们的宣言。”
从《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作为契机，苏联开始了30年代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当时“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成为苏联所有报刊的通栏大标题，由此拉开了史学领域大清洗的帷幕，所有的史学机构都按斯大林《信》的精神进行自查，各史学部门、出版机构展开大规模的排查和整顿。
首先从组织上改组史学战线，一大批史学家被进行组织和行政处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后来又进一步遭到镇压，把他们说成了“托洛茨基私货的贩卖者、历史的伪造者”、“暗藏的托洛茨基分子”。《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被勒令停刊整顿一年，斯大林给该编辑部的定调是“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腐朽的自由主义”的藏污纳垢之地。
1931年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在给共产主义研究院主席团的信中说：“我所为了贯彻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进行了以下工作：审查了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队伍，对那些伪造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和不能完成对历史科学当前任务的那些工作人员，免除他们在研究所的职务，改变了研究所的组织结构，建立了研究当代史的工作小组。”共产主义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在工作总结中说，根据斯大林的《信》中的指示，我们在历史战线上开展了“党史领域中的揭露工作，根除了托洛茨基主义、卢森堡主义、孟什维克反革命匪帮”的流毒。
接下来整个史学界都成为重灾区，被点名批判的人延伸到所有的史学学科，1932年有一份报告中说：“每一个写过历史著作的人都被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的私贩或纯粹的托洛茨基分子”。这场运动过后党史学界几乎全军覆灭，顽固分子从肉体上消灭，20年代出版过党史著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史学家布勃诺夫、涅夫斯基、梁赞诺夫、科诺林等相继被捕遇害，对20年代最有名的党史研究者雅罗斯拉夫斯基大加批判。
在这个过程中，把普列汉诺夫、布哈林、苏汉诺夫、波格丹诺夫等理论家著作都被“彻底翻腾一遍”要把他们的理论观点清扫一空，其他人则“重新改造”成与领导保持一致只会机械地按照《简明教程》公式写作的传声筒。
在定调“官方解释权”的“遵命史学”以后，史学界噤若寒蝉，研究方法千篇一律化，都是先有结论然后填充史料，众口一词，不允许有个人风格的独创精神、不允许以历史的客观性为借口而违背“意识形态纪律”，学术争论和理论探索完全停止。很少有人敢说真话了，编辑们大都畏畏缩缩，只关心一件事，“可别出错挨批”，“讲‘正确’空洞的废话”最保险，“生存是第一位的”。
从此后“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对历史研究采取先入为主，提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分别出评价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形成“众口一词”谈论历史问题的“党性原则”纪律，从此历史学界尤其是党史和共孕史研究中，“一个调调”的局面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