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5日，《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在北京被枪决。同一天，湖南长沙一个叫张九能的大学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张九能是谁？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一条相关信息，只有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囚禁的灵魂》中提及此人，称张九能等人“代表了这一代人中积极反抗政治迫害的努力，他们的死给这种努力打了个句号”。不久前，有朋友送我一本陈秉祺的《毕业之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反动学生”的经历》（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3年版，转引此书只标页码），这本满含血泪的回忆录中，作者不仅记录了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并首次披露了同学张九能罕为人知的故事。他们都是1957年考入西安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1963年临毕业时，陈秉祺因两年前私下跟几个好友说起甘肃家乡饿死人的事，而被举报，成了“反动学生”，遭受两次屈辱的批斗会，每次批斗之后，张九能都不避风险、约他出去吃宵夜，给了他莫大的安慰。就是这时，他首次听张九能说出“人权”这两个字——
“不允许人说实话、不允许人有自由思考和判断的权利、不允许被批斗者有申辩的权利——这些，都是严重地侵犯人权……”（34页）
在1963年的中国，党权早已遮没一切，一轮又一轮政治运动将中国人整得如同掉光了叶子的枯树，“人权”在中国大陆被删除久矣，红色时代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接触到这个观念，即使偶然遇到这个词，也不容易引起注意。张九能却不仅熟悉这个词汇，而且敢于用这样的观念思考。这在那样的时代氛围当中是何等大胆、又是何等超前，而他并未意识到将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此后，陈秉祺被押送到农场，开始漫长的苦役。张九能选择主动退学，回到长沙老家。1967年“文革”浪潮汹涌，陈秉祺因为母亲迁葬，从农场请假，应邀去长沙与张九能相会，岳麓山上，黄兴、蔡锷墓前，张九能对远道而来的挚友直言自己想组建一个实质意义上的组织”，“成立一个‘争取人权同盟’的组织，你的遭遇就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起码的人权才造成的，你说是不是？”（123页）
1963年7月23日，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的处理的通知》（中发（63）496号文件），一夜间就可以将陈秉祺等许多大学生投入几十年的厄运当中，当时在北京师范学院就学的学者王学泰也是“反动学生”（回忆录中有个序言就是他写的），当然就是因为缺乏人权的保障。
那一刻，对于中国人来说人权大致上都等于零，除了毛泽东，即使刘少奇、邓小平等都自保不了，周恩来诚惶诚恐、至死还在呼喊“我不是叛徒”，居一人之下、无比显赫的林彪也只能等待莫测的前途，不要说彭德怀、贺龙他们了。张九能，一个普通中国人，竟然提出人权，这本身就是胆大妄为，还敢想什么“争取人权同盟”，无疑飞蛾扑火，注定粉身碎骨。所以，陈秉祺当场表示：“我坚决反对你的想法，因为远不是时候，百年或五十年后，看能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正是这一“坚决反对”的态度使他成为幸存者。张九能却不以为然——
“为什么不能现在就提出来？中国的第一问题就是人权，有了人权的保障，才能有民主、自由、平等；有了人权，才能建立法治社会；有了人权，才可保护知识精英；才能保护人类的共同文明；才可防止社会道德沦丧和人性泯灭；才可使谎言和高密不会成为最高和唯一的道德标准。
中国目前有千千万万个各种团体和组织，就唯独缺少保护人权的组织，我们为什么不肩负起一点点国人和时代的责任，组建一个‘争取人权同盟’呢？是争取，仅仅是争取啊！”（123—124页）
中国确是一个人权观念稀缺的国度，晚清才引入这一观念，还远没有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生根。孙中山提出了“民权”这个概念，并将民权主义作为他的三民主义之一，但他说的民权与人权并不是同一回事。他在《三民主义》讲演中明确指出，“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他进一步解释：“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孙中山全集第九卷，254—255页）他心目中的民权，并不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自由与尊严，这与法国大革命时代《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确立的“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与《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些基本准则，有着很大的距离，孙中山只是从政权的角度提出民权，并不具备真正的人权意识。毛泽东掌权之后的所作所为都是反人权的，甚至可以说以消除人权为根本目的。而在毛统治的巅峰时代，年轻的张九能居然敢想人权问题，甚至冒出组织“争取人权同盟”的念头来。这不光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重要的是对那个黑暗时代的超越。人的存在不仅是活着，更珍贵的是有超越的可能性，这才最大也是最终的价值。无论一个时代陷入多么深重的苦难当中，处于什么样密不透风的体制之下，乌云遮住了一切阳光，什么前途也看不到，有思想、有尊严的人，有生命气息的独立个体，依然可以超越眼前的这些枷锁和辖制，凭着内心的光亮，洞察人类文明的奥秘，去仰望遥远的星空，思接未来，拥抱美好的观念，因为他心中有亮光，他自己心中的幽暗便被击破了。张九能说出这番话，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包括写下《出身论》的遇罗克。他是那个时代的人权先驱，虽然迄今为止他还鲜为人知，但他在暗夜中发出的声音真有穿云透天而来的力量，可以穿过一切的黑暗，放射出挡不住的光亮。在20世纪中国人权史乃至中国思想史上，张九能这个名字都应该占据一页。
张九能的“争取人权同盟”并没有建立，然而，1968年7、8月间，一次意外的事故他抽屉里的两篇草稿《目前的时局》、《积极行动起来为筹建人权同盟而努力》被搜出，他因此入狱。1969年12月12日，长沙市公安机关军管会（69）军公刑字第144号以反革命组织罪判处他死刑，缓刑两年执行。他在劳改期间“拒不认罪伏法”，1970年3月5日长沙市革委人保部、市公安机关军管会（70）军公刑第44号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150—151页）
直到1981年，他的几个同案上诉，换来的说法是：“张九能阴谋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上山为匪，已构成反革命罪，属于该判有期徒刑，但不够死刑罪，属于错杀。”三十岁的生命，“错杀”二字就可以轻飘飘了断，根源还是没有人权。张九能的两份原始判决书家属始终没有见过，那两篇致命的“反动文章”迄今也没有人看到过。很多年后，历经劫难、也曾以反革命罪被判二十年的陈秉祺再到长沙，问起张九能的几个侄子为何不为叔叔的平反申诉，他们异口同声：“我们的幺叔是英雄，人都没有了，平反有啥用？”其二嫂则说：“他上无老，下无小，有必要去费力？”（153页）确实，在张九能被杀的土地上，平反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权落地，人权，每个人的人权都有保障，那是在漆黑长夜中死得无声无息、如今仍沉埋在黑暗中的他真正在意的。
2014年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