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印度模式”似乎成了一个时髦的词语。很多人也都在谈论印度是否能够超过中国之类的问题。笔者认为这并应该成为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本质问题。问题的要害在于我们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同时进行着目标相似的市场化的经济改革；遇到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相同的，但解决过程和方法则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看看人家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可能更有意义。我们从2004年的一次大选入手，谈一些个人观点。这次选举反映出来的问题，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正在谋求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和深思。

一、2004年的一次大选

2004年5月，印度举行了一次全国大选，选举的结果令所有的政治观察家和新闻媒体都深感意外。在野8年的国大党出人意料地击败执政的全国民主联盟，重新进入久违了的总理府。

选举前执政的人民党政府执政期间加速向市场经济转型，加大经济自由化改革力度，大搞计算机革命，大力推行私有化。在对外贸易、高科技行业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等方面都取得明显成效，执政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连续保持在6%以上，外汇储备达到1100亿美元，股市一路攀升，突破了6000点大关，市场上中产阶级消费活跃，经济形势可谓一片大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党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希望借“大好形势”一举夺得选举胜利而继续执政。实际上，不管是选举前的民意调查，还是选举进行中的投票站调查结果，都预测人民党将会获胜。但国大党却最终战胜了人民党。大多数分析认为，人民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印度大多数人并没有从经济快速发展中享受到益处，这些人用选票表达了自己对政府政策的不满。

近几年来，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很快，但是快速增长的GDP却不能全面的描绘印度的真实状况，经济增长并没有给普通百姓带来看得见的实惠，没有使他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经济高增长的受益者只是那些本已比较富有的城市中产阶层，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并未从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受益，三分之二人口仍然生活在缺电少水、交通闭塞的农村，3.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高达10%；只有38%的家庭能用上自来水，500多万个家庭依靠河流和池塘取水，只有56%的家庭通电，50%以上的农村家庭用煤油照明。印度在号称拥有世界五分之三的软件工程师的同时，也拥有世界四分之一的贫困人口，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量投资，但对中小学基础教育的投入却很少，尤其是农村教育投资更是严重不足，印度每年有200多万大学生毕业，但全国妇女人数中有一半是文盲，城市富有阶层享受了全国五分之四的医疗费用。更为严重的是，政府中几乎没有人对社会转型感兴趣，没有人重视贫富差距问题，没有人想认真采取有效措施消除贫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政府中的大部分人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只是站在城市富有阶层角度考虑问题，制定政策，结果是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富人愈富，穷人愈穷。

面对这种情况，对于印度普通民众来说，人民党所描绘的宏伟蓝图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对于3.5亿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普通百姓来说，“印度大放光芒”是不切实际的，广大普通选民最关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外交政策，他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水电、失业、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道路交通等问题是否得到解决。在选举中，国大党针对印度的社会现实，制定了“面向穷人”的竞选策略，提出了“没有印度农村，印度无法大放光芒”的口号。这一口号受到了底层选民的欢迎，得到选民的认同，最终赢得了选举。

二、民主政治对印度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吗

实际上，印度社会中遇到的问题，如贫富分化、教育薄弱等问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遇到的问题。但在不同国家却可能用不同的办法来解决，也就可能产生不同后果。最不理想的情况应当是耶鲁大学学者蔡爱眉提出的所谓“起火的世界”：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实行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聚敛起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而民主则赋予穷困的大多数以政治权利。随着贫富差距的逐渐拉大，就可能会引发民族冲突，造成社会动乱，甚至是暴力屠杀。少数“富有”阶层就会成为发泄仇恨的对象。这一矛盾以及这一矛盾引起的冲突正在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上演，从印尼到塞拉利昂，从津巴布韦到委内瑞拉，从俄罗斯到中东。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政府的“不作为”——没有对这种差距做出适当的反映和采取恰当的措施。面临同样问题的印度却成功的避免了“起火”，成熟的民主制度成功的使政府实现了替换，使选民至少得到了“情绪”上的疏通，社会避免陷入分裂和冲突。

实际上，我们对议会民主制度对印度经济的影响一直关注。但更多的研究却集中于这种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诸多制约上。尤其是当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相比较时，这更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多数人“故意”忽略了这种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具有的促进和保障作用。2004年的选举就是对印度政府过去几年执行的政策的一种矫正，或者说给了政府一个矫正的机会。这次选举给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予提醒：印度选民可以通过合法选举的手段更换政府，如果没有这种成熟的民主体制，社会是不是最终就可能通过动乱来实现政府的更换呢？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许多国家已经发生过。

尽管以不同选举口号赢得了大选，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大党要完全停止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步伐。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知道只有发展才能真正消灭贫穷。改革还要继续，但具体的政策肯定会有所调整。用印度总理辛格的话来说，就是要以“人性化”的方式进行改革，因为那样的改革将会有利于普通百姓，最终也有利于投资者。因此，印度新一届政府仍在继续致力于增加外国投资并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事实上，印度对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和对民营资本的法律保护一直就领先于中国。但新政府已经把经济均衡协调发展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在GDP增长的同时注意采取措施让更多人享受到繁荣的好处。也就是说，印度改革开始从追求GDP增长转变为“以人为本”。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政策的执行速度将会减缓，或者予以调整，例如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因为失去控制的私有化将会造成更加严重的不公平。印度政府对于国有企业私有化政策的谨慎表态充分体现了政府对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起点不公平现象的担心。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改革中遇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此外，针对人民党政府对社会低收入阶层利益的忽视，辛格政府已明确表示，国大党将会重视相当一部分印度人民没有从经济改革进程中获益的现实情况，新政府将致力为贫苦大众改善教育、基本医疗设施、电力和公路建设等条件，并极力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

三、并非多余的思考

印度的社会现实和2004年的大选结果常常让人们想起一个“古老”但并不“多余”话题。这就是议会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中，常常出现议会民主制度和市场化改革进程不协调的情况。因为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往往会造成收入差距的拉大，出现只有少数人享受到发展成果的现象。这样就会造成在经济领域，大量的下层选民既没有资金又没有技术，处于不利地位；但在政治领域，民主政治使占人口多数的人民大众在选举中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就要充分利用这种政治权利来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这样往往会造成国家政权的不断更迭。如果民主政治体制还不成熟，而被某些政客利用这种收入差别在人们心中造成的不满，就有可能引起社会局势动荡“起火”。对于威权国家来说，则可以避免这种局面，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压抑矛盾，限制冲突，强行驱动整个社会前进，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民主国家不具备这个条件，执政的政党往往迫于选票的压力而要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使社会缓慢前行。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成熟的议会民主制度是能够保证并促进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因为这种政治稳定性可以使投资者对社会发展有一个稳定预期，降低“政治风险”，为经济长远增长提供必要条件；还能够实现社会发展的自我调节，当现政府的政策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出现不协调时，就可能通过下一次选举来矫正，这是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性的重要标志。而一个威权体制的国家则可能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凡是正在执政的政党或政府很难主动矫正自己的错误，或者是根本发现不了自己决策中存在的错误。这种情况产生的后果就是错误越陷越深，最后无法挽救。这也是近年来所谓“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实际上，正如后发优势论所主张的，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并不一定要完全实现宪政改革以后才能实现经济发展。如果一个国家在威权体制下能够采取合适的发展模式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并能主动进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探索，实现社会发展的软着陆，那么就能实现真正的“后发优势”，而如果错过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好时机，或根本就不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就有可能遭遇“后发劣势”。

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已经建立了一个成熟、稳定、运行良好的民主政体。建国以来，不管宗教、族群与社会矛盾如何尖锐，印度的政治权力全部都是通过多党竞选的和平方式、顺利地转移交替，从来没有发生过军事政变或内战，这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仓促建立现代民主政体而经常导致政局动荡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目前印度的法治比较健全，新闻舆论比较自由。这种成熟的民主政体将为经济平稳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后发优势”或“后发劣势”的理论可能都不适用于印度，因为民主政治体制可能会使经济改革以一种较为平稳方式进行：短期内，它不可能实现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长期来看，它也不可能因为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使社会陷入分裂和混乱。也就是说，印度的市场化改革的大趋势已定，但是由于民主政治的压力，改革的步子不可能过大，而由于民主政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印度也不可能后退到威权体制。因此，印度的未来只能是逐步探索一条充分照顾到各阶层利益的经济发展道路。印度也许将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另外一种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