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城镇化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新引擎。对城镇化的准确理解，需要切入世界现代史的大背景。城镇化是所有现代国家兴起的最重要的动力。城市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对于城市是否能够推动国家现代化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城市体系是国家体系中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诸方面发展的强劲动力，是国家权力体系得以实施的支撑。城市的相对独立地位、城市特色、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决定着一座城市在竞争中的兴衰趋势。而一个国家形成大、中、小城市各得其所的发展格局，拒斥资源吞噬性的单一中心城市，是健全的城市体系推动成熟的国家发展之必须，是国家昌盛的保证。
［关键词］ 城市；古典城市；现代城市；国家兴衰
城镇化是中国发展最大的潜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将是一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对此，人们一般会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在转型方面加以解释，从农村中国向城市中国以及农业向工业、农民向市民、分散向集约的历史大转变视角加以具体说明。这是一个正确的解释进路，但视野尚未打开。只有放开视界，在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理解和解释中国的城镇化布局，才能深入系统地理解城镇化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决定性意义。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城镇化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也只有在现代世界的城市化总体进程中，才能完整把握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一言以蔽之，城市的演进与国家的兴衰命运密切相关。
一、城市与国家实力
历史表明，国家一经诞生，就具有依赖城市机制的特点。比较文明史研究已证实，东西方发达的古代文明体系，都是以其城市体系的发展为标志的。
城市的发展，可以区分为无国家时代的文明性城市发展，以及有国家的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发展几个阶段。
人类最初的聚居处所是村庄，这是一些家庭结成的小群体，其间出现了初步的分工，但基本上还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不过“城市的胚芽构造”已经存在于村庄之中了。“房舍、圣祠、蓄水池、公共道路、集会场地———此时尚未形成专门化的集市———这一切最初都形成于村庄环境之中：各种发明和有机分化都从这里开始，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城市的复杂结构。村庄的一般物质结构同它的组织结构是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组织化的道德、政府、法律、正义，这类都起源于村庄社会的长老会议。”［1］（P14）随着村庄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多以及外来的挑战，村庄无法维持其原初的饮食与生育轴心状态。村庄缓慢地向城市综合体过渡。终于，发生了人类社会早期的“城市革命”。城市成为人口聚居的场所。在城市中，生产与分配方式更加有效，基于权威与服从关系的政治结构较为稳定，新兴僧侣阶层构造出宗教建制，早期城市的那种政治、经济与宗教联合体样式浮现出来。所有著名的古典文明体系，这个时候都出现了一些历史留名的城市。这些城市大多处在大江大河流域，有利于城市聚集物质资源，但它们已经完全突破了早期村庄的明显局限，成为社会活力、权力与财富的集散地。村庄的那种聚居规模和功能已经发生结构性的转换。城市开始建设人造环境，出现交通设施、通信手段、机械制造、艺术创作等等，促使城市成为人们的生活中心。而这个时候，古典国家也相应地获得了发育、生长和稳固的支持条件。
当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对峙性的古典国家的时候，城市的演变更具有建设性和破坏性双重功能。国家的政治结构对城市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从古代阶段来看，一方面，由于国家结构与功能不同，开始出现因应于国家结构、具有独特性的城市。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还处于一种资源短缺的状态，城市成为古代掠夺性国家蓄积能量、展现实力、储存资源、侵略扩张的场所。城市的结构日益复杂，城市的功能日益健全。此时，中西城市发展的特质开始显现。西方古代国家的城市，不仅是国家权力的重镇、经济发展的轴心，更是市民政治活动的场所。卢梭的名言“房屋之构成镇，市民才构成城”，较为准确地显示了西方古典城市的特质。市民生活模式的不同，促成了西方古典城市多元中心的特质。中国古代的城市，则主要是围绕国家权力中心生成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尽管中西方城市特质与文化旨趣不同，但城市本身对其所在的国家与文明发展，产生了几乎相同的巨大影响。“城市一旦建立之后，它的物质结构，甚至连它的总体形式，都会被其他团体来效法……于是，城市生活的各种细小因素、建筑物和街道的杂乱的聚合（这些仅只构成了城市的最粗浅的外观形式），城市中拥挤的居住区和市场，便开始传播到每一个地方，这种仓促偶然的聚合形式往往连村庄社区中那样便利的社会条件也不具备。”［2］（P71）可见，城市的兴起，既是人类集约型生活模式兴起的结果，也是人类不得不应对的紧凑型生活状态使然。早期的古代城市，至少不是人类从容筹划的结果。
在城市发展相对成熟的阶段，城市精神、制度安排与生活样式开始呈现多姿多彩的局面。一方面，城市功能迅速繁多起来。不同城市的不同落点开始浮现出政治权力的分层、经济功能的分化、宗教权威的高低、文化影响力的大小，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从城市功能的形式一致性上看，城市对创造力的垄断、对文化的把持、对分工的推动、对财富的聚集、对人格的养成、对生活的刺激，远非农村所可比拟。另一方面，城市开始出现重大的分化。最为重要的是，西方一些城市开始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如古希腊城邦（city－state）的发展，而东方城市大多还维持着原生城市的那种国家权力发生或转移的政治附属特性。在这一点上，城市以其是否具有政治独立性，分化为城市是否具有现代文明创新性的两类。
在古代国家的城市类型出现重要分化的情况下，城市按照自身的资源聚集惯性，书写了辉煌的古代城市史。人类轴心文明的奠基以及此后差不多两千年的发展，都是这一时期城市做出的彪炳史册的突出贡献。不过，“在15世纪与18世纪之间，一种新的文化特性在欧洲形成，结果使城市生活的形式和内容彻底改变了。新的生活方式是从以下几种新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即商业资本主义，一种新的政治结构，主要是中央集权专制政治或寡头统治，常常以国家的形式出现；一种新的观念形态，是由机械的物理派生出来的，它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很久以前就在军队和修道院中制定”［3］（P261）。这是城市的革命性变化，是西方城市体系与非西方城市体系发生分化的标志性事件。这样的分化，出现在西方中世纪晚期。随着城市里展开的教权与君权的斗争、民族意识的觉醒、领土与主权观念的勃兴、绝对主义君权与市民权利的冲突、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国家与城市共同演进：城市的革命性变化，催促现代国家的诞生；现代国家的诞生，强有力地推动着城市的飞速发展。正是这样的变化，使西方城市获得了全球的城市领导权，城市的能量与国家的实力相互辉映。
城市成为国家发展的一个尺度，国家为城市发挥领导权聚集资源。城市作为资源流向、理性配置和高效呈现的聚集场所，对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占有国家间竞争的优势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西方的城市终于脱颖而出，成为其他地区或国家城市发展的样板。而其他地区或国家在城市发展的理念、制度与举措上的尾随状态，甚至是对城市发展的掉以轻心，恰好形成鲜明对照。以城市呈现的国家实力出现巨大的差别，就在意料之中。“正当东方衰弱的趋势不断显现时，在欧洲的城市中，先是在意大利，后来在大不列颠和荷兰，新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在兴起。16世纪晚期，这里有些城市已经和东方一样富有，并且后劲不减。中国、印度和穆斯林的政权不了解、也没有兴趣了解这些发展。有权有势的人———在自己的体系中安然度日———统治着北非、近东、印度和中国的大城市，当来自于西方的探险者出现在他们的海滨城镇时，他们一般没有感觉到威胁。”［4］（P94－95）今天东西方国家悬殊的实力，在城市发展的大分流中，就此可以得到解释。
二、城市的古典与现代形态
城市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同时，城市的演进与国家的兴衰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城市对人类史的意义大不相同，而不同城市在国家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迥然相异。唯有那些对国家兴衰和人类进步发挥过重大影响的中心性、大规模城市，才能进入城市史的书写范围，真正进入国家的历史进程，切入世界发展史。城市、国家与世界的联结，并不是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贯通的自然连接状态，而是一座城市发挥了影响国家与世界格局的重大影响的结果。
因此，探讨城市演进与国家兴衰、世界变迁的关联，需要针对具体城市进行分析。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兴衰史上、在世界历史的复杂演变过程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一座城市才能占据不可替代的历史位置。审视城市的历史地位，落在某座具体的城市上，常常为具体的城市叙事所左右；但落在国家兴衰与文明盛衰的历史上，则为城市的原初形态与现代转变所注定。毫无疑问，城市的具体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从规模上划分，城市可以分为超大、大、中、小城市。从地位上区分，城市可以分为中心城市与边缘城市。从历史渊源上看，城市可以分为历史悠久城市与新兴城市。从结构要素上看，城市可以分为政治性、经济性、宗教文化性城市与科技型、资源型城市等。从影响力上观察，城市可以分为区域、国家与世界城市。这些城市类型，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从形式结构特征对城市进行的类型划分。从社会基本结构演变的大历史角度看，城市的形态大致能够区分为古典城市与现代城市两种类型。这样的城市形态，不是从形式结构上进行的古今通观，而是从社会基本结构的形态做出的城市基本类型区分。它与人类文明的轴心期与发展期这样的大时代划分正好呼应。
城市兴起于古典文明的发轫期。这一时期，从历史追溯上确定，当然非常久远。但从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看，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一区间是孕育并促成古典城市体系的关键时段。这一时期，在初步形成的城市体系中，随着主要的古典文明体系中“人”的发现，展现了古典文明建构城市的辉煌成就。本来，原生城市的兴起，是与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具有“心理一致”特点的城市建构特质，是几乎所有古典文明体系中大城市体现出的共同特征。“祭司阶层成为新的城市秩序的主要组织者。他们负责阐释人高于自然的神圣法则，完善礼拜体系，在复杂的大型公共活动中规范很多往往看似无关的人们的活动。”［5］（P5）在苏美尔、埃及、印度、中国与美洲的文明载体———城市中，都显现了这样的态势。直到“人”的发现，展现出人性光辉的古典城市开始出现，城市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城市，从此成为古典国家发展程度高低的一个标尺。比如，雅典所象征的古希腊的高度文明发展，亚历山大城代表的希腊化城市显示的古代国际都市实力以及城市的跨国影响力，罗马城呈现的恢弘气势与古典文明所具有的兼容包纳能力，都可以证明。这些城市构成了相应的古典文明国家的精神物质载体。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成为宗教与政治权力的中心，城市自身的辉煌反而不作为发展的目标。“在大多数的地方，古老的城市文明几乎都消失了。”［6］（P60）倒是东方的中国，由唐朝创造了一种城市典范。长安成为中国皇权政治时代创造出政治威权与商业文明相互辉映的城市极品。直到18世纪，这样的发展局面一直在起伏波折的中国政治演变中维持着。东方的伊斯兰国家，也以大马士革、开罗的兴旺繁荣为代表，创造了东方城市史的奇迹，显示出远远领先于同一时期欧洲城市的发展水平。
古典城市是古代社会的产物。古代社会的具体结构，或者说古代国家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城市发展的相应状态。正是由于国家或社会结构的差异，古典城市发生东西之分。东方城市的发达，大多与城市之作为国家的政治权力中心相关。不论是长安、大马士革或是开罗，都是由于国家的中央权力提供的强大政治动力，促使其一时成为世界范围内无可匹敌的中心城市。城市的政治权力支配，构成东方古典城市兴盛与衰落的直接动因。国家的政治权力就此与古代国家的兴衰状态，具有一种相互写照的关系。仅就中国来讲，政治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培育了庞大的行政性市场。但很显然，正是由于政治权力是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发展的决定性驱动力，国家权力对城市就具有一种积极推进和消极影响同在的悖谬性质。城市的精神活力被政治权力的警惕性所扼制，商业机制受到政治权力的左右，城市规划被王权需要所绝对主导，城市生活模式缺少市民多元刺激的活力，首都以外的城市严重缺乏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结果，城市没有星罗棋布，没能发展到城市化的境地。而且，由于国家权力对城市发展发挥着决定作用，国家权力核心往哪里转移，城市中心就往哪里迁移。城市的历史积淀与现实功用之间，出现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在古代历史时期，西方城市明显划分出状态迥异的两个阶段：一是初创城市时期的辉煌，二是中世纪城市的暗淡无光。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城市当然也是政治中心，但它不是一种具有绝对支配性的城市建制。古希腊的城邦体制，造成城市人追求公共生活辉煌业绩的社会心理，因此，雅典这样的城市是国家精神理念的创生地、制度设计灵感的发源地、公共生活的激发地、精美艺术的制作地。古罗马虽然没能创造出希腊诸城那样的深刻哲理、公共理念和民主制度，但古罗马对城市建设的实用追求，也使城市体现出一种与政治权力高度集中迥异其趣的观念。“希腊人所能自诩的是其‘无用’的艺术，埃及所谓的遗产是躺在‘闲置的金字塔’里的，这些怎能与罗马的14条引水渠相媲美？”［7］（P49）不过，古希腊罗马创造的城市辉煌并没有延续下来。它内在的缺陷，如希腊过于依赖公民机制、罗马过于仰仗奴隶制度，等等，都注定了它无法抗拒一种建立在严格信仰基础上的新兴生活方式的冲击。这是希腊罗马城市体制迈入中世纪城市体制的内在原因。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尽管奠立了现代城市的种种基础，但总体上讲，并没有引发城市机制的革命性变化。因此可以说，在古代历史时期，东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状态，有结构特点上的差别，但没有水平上的重大差异。甚至无论是东方古典国家，还是古罗马的城市体制，都面临着大致相同的城市危机。“无论从政治学或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罗马都是一次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罗马的城市历史曾不时地发出典型的危险信号，警告人们城市生活的前进方向不正确。哪里人口过分密集，哪里房租陡涨居住条件恶劣，哪里对僻远地区实行单方面的剥削以至不顾自身现实环境的平衡与和谐。”［8］（P185）这些城市缺点，在中国古代的城市体系中也有明确的表现。
现代城市的崛起是翻天覆地变化的结果。现代城市体系何以取代古典城市，成为城市发展的崭新形态？这与塑造城市的动力机制大不相同有关。现代城市率先出现在欧洲绝不是偶然的。在欧洲，文艺复兴引导了城市脱离神权统治的变迁进程。中世纪城市得以自我维持的神性理念，无法再绝对掌控西方城市发展的命脉。到了18世纪，新兴的城市机制业已形成，并在19世纪正式确立。这样的变化，最初与中世纪城市自身的僵化和瓦解相伴随，构成现代城市兴起的动因。“从14世纪起，中世纪用城墙寻求安全的思想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风俗习惯和世袭特权固定不变的世界上，如何生活、发展、向前进。必须把城墙推倒吗？必须把盔甲武器都搬掉吗？这个文明有能力从它自己的中心继续发展到达一个更高更广阔的阶段而不会崩溃吗？”对中世纪发挥塑造作用的教会与城市，没有实现自己对自己的突破。“16世纪以后，中世纪的城市逐渐趋向于变成一个外壳，这个外壳保存得越好，留在外壳里面的生命就越少……这些城市由于人口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压力，它们的外形迅速改变，而它们的内在精神也在被改造。有时候，这些老镇为了反映新的生活，纯粹在改装门面和改变外貌上下工夫。”［9］（P254）一个缺乏灵活应对现实条件变化的中世纪城市体系，自然很快成为被替代的对象。
与此同时，塑造现代城市的力量越来越巨大。一方面，由于教会与国家力量的衰变，已经无法为城市提供可靠的保障。城市不得不想方设法自保。因此，城市的资本主义因素、战争准备与市场机制迅速发展起来。“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躲在安全的城墙后面，他们享受到的独立性是东方城市居民所无法想象的。这里既没有皇帝、哈里发和苏丹限制私有财产权，也没有商人阶层的行业协会特权。在西方，自治城市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一起成长。”［10］（P101）西方的自治城市是富有传统的，这是城市政治的根基。而资本主义的兴起，则是典型的现代现象。这样的社会巨变，依托古代城市发育发展的市场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而产生了推动现代城市发展的巨大能量。占有商业利润进而富裕起来的企业主，逐渐获得了城市的控制权，并且成功地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行为习惯经由经济活动推向整个社会。自由成为城市居民最为看重的价值基准。在生命、财产、自由的世俗旗帜下，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激情宣泄中，欧洲的城市获得了空前的活力。城市终于在18世纪成为民众公私生活的重要空间。现代城市逐渐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舞台。
三、现代城市与国家盛衰
现代城市的状态，直接显示为国家盛衰的状态。从全球城市史的角度审视，现代兴起最早的城市，是最先领现代风骚的国家的象征。现代的兴起有两条线索：一是具有实力的国家呈现的强势发展态势，二是占据思想文化创新优先地位的国家显示出的生机与活力。就前者言，顺着时间绵延的向度，分别显现为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美国循序崛起的历史。就后者论，则显示为意大利、荷兰、英国、美国、后起的欧洲大陆其他国家次第呈现的思想传承与创新过程。一些国家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其城市发展与国家实力的相互支持，主要依靠硬实力的作用；另一些国家如荷兰、英国、美国则依靠的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双重力量的强有力支持。
这是值得回溯的两个演变过程。从现代国家兴起的时序上看，走出长期龟缩在城堡后面的封闭天地，走向更为巨大的发展空间，获得国际贸易的强大动能，是现代国家崛起的重要现象。西班牙与葡萄牙既断送了缺乏模式创新的意大利商贸霸主地位，又断送了亚洲国家的国际贸易控制权。此前的小城马德里、里斯本，由于财富的源源不断流入，竟然成为17世纪的伟大帝国的帝都。但是，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缺少现代国家建构的创新，即使经过商业贸易和劫掠手段积累了大量财富，它们都不足以为现代城市与现代国家的相偕崛起或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力量。此后，法国人由于建立起了最早的统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以绝对主义君主国为整个国家奠立了现代强权，尽管商业的活力不能与意大利的城市相比，国际的拓展不能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城市媲美，但巴黎依靠现代国家建构的先声夺人，在17世纪后期，成为欧洲最繁华的都市。国家力量直接支持的典范城市巴黎，进入审视现代城市与国家关系的人们的视野。“到17世纪，巴黎已经成为了欧洲大陆主要的文化和艺术之都。在随后的三个世纪里，巴黎一直被尊为城市向心化和气势恢弘的典范城市。从君主国时代到现代的高度中央集权统治的传统，使法国官员们将大量的国家资源用于首都建设上。”［11］（P115）问题是，此时仅凭一个国家的力量，已经不足以支持一座伟大城市的长期发展和繁荣，打破国家界限，以一种国际化的视野观察和筹划城市的发展，寻求国家资源的最佳配置，支持城市的发展和所在国的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巴黎的现代典范意义由此受到局限。
恰如论者指出的：“尽管巴黎以及欧洲崛起的其他首都城市创造过辉煌，但城市未来的关键并不在此。虽然占据神圣之地和拥有政治权力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属于这些伟大城市的最美好的未来并不取决于上帝或国家的权力，而取决于对财富孜孜不倦的成功追求。”［12］（P117）追求财富自然是里斯本（葡萄牙）、马德里（西班牙）、巴黎（法国）这类城市勃兴与国家强盛相伴出场的动力，但是，追求财富是不是能够持久，至少是延续相当长一段时间，靠的就不是短时期的海外掠夺和商业贸易，必须依靠有利于商贸、工业和城市相互支持的制度创新。这就涉及现代城市与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建构问题。与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不同的是，荷兰、英国与后起的美国，以其制度创新能力，开创了城市化的全新局面，由此在城市与国家的迅速发展中，双方有效互动，开创了现代城市与国家兴盛的崭新关联历程。
荷兰对现代商业也就是市场经济的借重，让阿姆斯特丹迅速崛起为“一个伟大的现代商业城市”。城市的现代商业结构与国家的现代转变紧密扣合在一起。到17世纪，荷兰竟然有半数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城镇。阿姆斯特丹更是作为现代城市的典型出现在城市史之中：从城市的形式结构上看，阿姆斯特丹人口密集，规划大气，住宅整洁，商业繁荣，整个城市浸淫在浓厚的商业氛围中。阿姆斯特丹仅仅着意于商业的隆盛，而不追求建构新城，因此免除了榨干全国城市资源以建设一枝独秀的封闭都城的危机。在精神文化上，阿姆斯特丹在加尔文教的教义影响下，形成了市民文化，为现代商业的兴盛提供了精神支持。多元人口的局面既增强了阿姆斯特丹的活力，也提供了国家创新的契机。发达的商业明显推动了技术的创新，助长了高附加值的商业行业的兴起。城市在积累财富的同时，推动了城市艺术的兴起和城市文化的发展。阿姆斯特丹的崛起表明，城市的现代蜕变，与国家的现代建构是相形而在的同一过程。
伦敦的现代都市建构，是另一个特别对城市现代演进与国家兴盛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在中世纪就奠定了城市发展根基的伦敦，依靠长期的资源积累，终于在16世纪完成了从古典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变。在17世纪以阿姆斯特丹为代表的荷兰城市逐渐丧失进取心与活力的时候，伦敦以其更为系统的现代城市创制，登上“世界资本主义之都”的王座。恰如论者所言，伦敦将意大利与荷兰的城市建设与伟大的首都建设融为一体。一方面，以路德教对财富和商业的宽松尺度，推动了人们对商业的投入和尊崇心理。而英国的航海便利与拓展精神，给伦敦范围极为广阔的国际贸易带来了强大的动力。伦敦的总部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吸引欧洲各国商人与银行家前往投资与贸易的城市。“伦敦的崛起不仅规模更大，而且从性质上明显有别于其竞争对手如巴黎、马德里、维也纳或圣彼得堡等城市。和伦敦一样，这些首都以其壮观的教堂、华丽的宫殿和景致优美的公园，以及国家的宏大为自豪。而只有伦敦才创立了充满活力的经济机构，用于掌控和管理日益扩大的世界经济。自很早的时候起，伦敦就已经具有作为伟大城市支柱的至关重要的道德意识。如同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一样，伦敦做好了领导和改善世界的准备。”［13］（P130）伦敦城市的现代转变，促成了城市独特的现代气质，它是一个经济之手催生的现代城市。城市不再是政治一手塑造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空间，而是经济促成的，综合政治、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宗教、教育诸因素构成的复合空间。伦敦的现代城市建构典范性，已经向世界表明，除开对城市进行的现代综合建构之途，别无建构现代城市的途径。这也是一个标准意义的现代国家原型对世界呈现的城市与国家积极互动关系的诱人图景。
纽约在现代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象征的美国作为现代强大国家的兴盛，更具有说服力。19世纪晚期，纽约成为世界上工业发展最快的城市。城市与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呈现，给纽约以巨大的城市发展动能。“由于美国的令人敬畏的工业力量，其城市此时异军突起，成为世界城市文明的先锋。在这一点上，纽约的表现尤为明显，它到1900年已经享有美国有史以来，史无前例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纽约的人口是其竞争对手芝加哥的两倍，它控制着全国所有银行超60％的结算额。纽约港的进出口贸易占美国进出口贸易的40％以上。”［14］（P149）这是欧洲那些崛起于工业革命以前的城市和国家所难以匹敌的发展机遇与结果。纽约不仅因此迅速扩大了城市的规模，而且以摩天大楼的建造，创造了城市的新景观。连纽约的文化也超越了它的欧洲先辈，形成了现代城市多元文化的局面。人们感叹，纽约成为不可逾越的世界商业巨擘，并成为颇具现代性特质的城市新范型。“美国大城市里不断攀升的高层建筑把工业城市建筑的钢铁水泥立面推向高空。从实体角度看，它们令人敬畏，商业城以此与欧洲巨大的显示精神权威的教堂、伊斯兰世界高傲的清真寺、东亚大帝国的高殿深宇比肩并存。”
在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实力就是国家实力。尤其是那些足以显示国家发展活力的中心城市，以及围绕这些城市建立起来的城市体系，成为国家实力透显而出的独特空间。阿姆斯特丹、伦敦与纽约的现代华丽转身，不仅是城市建设的巨大成就，而且是国家强盛起来的标志。这样的成功转变案例，促使人们深思，将农业时代的城市转变为工业时代的城市，是否具有影响城市自身和所在国家发展前景的巨大能量？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从城乡关系角度看，古典时代凸显的农村与国家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抽空农村资源以集中到城市的畸形态势，由于城市的封闭性建制，城市本身缺乏持续发展的深厚动力，对整个国家而言，城市建设也不成其为国家维持统治秩序的中心任务；而在现代背景中，城市与国家的关系，因为城市体系产出维持国家命脉的主要资源，城市实力就与国家实力直接相关，因此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便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城市与农村相较，城市对国家发展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可以忽略农村的重要性。在生态城市建构的过程中，城市的内部环境构造与外部环境优化，总是将农村的价值凸显出来，城乡一体化对国家发展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国家的城市依托
从现代城市演进与国家兴衰关系史来看，国家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城市间的竞争。城市间的竞争，自然首先是国内城市间的竞争。这是民族国家时代所注定的。而城市间的竞争，总是那些有着大气筹划、理性规划、资源优势和良好管理的城市胜出。在此基础上，城市间竞争的良性展开，即一座可能取得竞争优势的城市，不是吞噬性地占有其他国内城市的资源，而是与这些城市共存共荣，形成一个多赢的局面。否则，一座吞噬性的城市，会失去城市间的国内竞争动力，相应失去城市力争上游的进取精神，最终丧失城市的竞争优势地位。至于城市间的国际竞争，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首先，一座城市能够介入国际间的竞争，前提是它足以取得国内城市竞争的相对优势，获得进入国际社会的城市间竞争的门票。其次，这座城市在具备国际性城市的一般条件之外，需要具有国际城市体系中独特的发展特点，因此具备切入国际城市体系的根据。再次，要求这座城市既以系统的城市诸要素发展，又以某一方面的优长之处占据不可替代的城市地位。就城市竞争的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来看，城市的现代准确定位是起码的条件。那些仅仅体现为规模———不管是城市地理范围的、还是人口数量的，或是国内权势大小的，都不构成影响国家兴衰的城市间竞争的关键因素，也不构成它在国际城市体系中地位高低的依据。
一座城市确立了在国内与国际城市体系中的竞争战略，不等于就确立了它实际参与竞争的条件。这是不同于城市参与国内、国际城市竞争战略的另一个问题。从城市史的视角看，一座城市实际参与城市竞争，并且对国家兴衰和世界变迁发挥影响力，需要具备几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城市是否具有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城市的相对独立发展空间，包含几个意思：在政治方面，城市是否具有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施政空间，是否具有独立产生自己的城市治理者的权力，是否具有行之有效的地方自治传统；在经济方面，城市是否具有浓厚的工业营运氛围，是否具有相互支撑的工商业体系，是否具有能够成功进入国家经济体甚至国际经济体的实力，是否有现代科技支撑的经济创新能力；在社会方面，城市是否具有市民参与的传统，是否一个高度组织起来的城市社会，是否足以形成与国家健康互动的关系；在文化教育科技方面，城市是否有独特的文化优势，是否建立起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体系尤其是现代大学体系，是否具有重视教育的社会心理，是否有科学研究的社会投入与相信科学力量的精神气氛，是否乐意在技术上进行创新并用于工业生产。这些条件，不需要个个具备、事事精良，但起码需要相互支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至于成为城市发展的短板进而拖城市发展的后腿。第二，整个国家结构中城市成不成体系。在农业社会，国家政治中心所在的城市，一般是独秀于林的城市，城市成为全国资源吞噬性的建制，地方性城市普遍缺乏发展所需的资源，城市的构成状态是畸轻畸重的，因此所有城市也就是缺乏发展后劲的。在现代处境中，一个国家的城市体系，不管是中心城市或一般城市，各自具有自己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因此足以形成良性的城市发展状态，各类型的城市各得其所，相互支撑；同时在诸方面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城市，成为国家城市体系的象征，参与或领导国际城市体系的发展。第三，国内城市体系与国际城市体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前述大都市中，巴黎的内在封闭性，既显示了建构者倾尽国内资源建造国家都会的能力，也显示出巴黎缺少汇聚国际资源而难以呈现开放性。像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那样，既在国内成为领袖群伦的大都会，又在国际社会为城市的发展垂范。第四，城市是否呈现为一种不断寻求发展的源头活水状态。一座城市，从大历史的角度讲，如果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必须经历古典城市向现代城市的结构性变迁；如果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必须建立有效汇聚国家和全球资源的现代城市机制。换言之，城市必须将自己置身于发展的演进历程中。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城市自身谋划的结果，也是国家政策设计与实施的产物，更是一个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主动融入世界竞争洪流之中寻找发展机遇的成就。可见，城市在国内和国际竞争中力拔头筹，不是幸运的惠赐，而是力争上游的结果。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国家的优势直接体现为城市体系的优势。回想古典时代的城市，凡是那些伟大都会展现的壮丽与辉煌，背后都是一个伟大文明在支撑着。面对现代城市间的激烈竞争，凡是那些足以成为世界范围内令人艳羡的典范性城市，背后也都与所在国家的现代崛起紧密联系在一起。原因在于，城市的结构与国家的结构目的高度一致。这两种组织结构，都是为了提高人类活动绩效的组织性建制。一方面，“城市通过它集中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加速了人类交往的速度，并将它的产品变成可以储存和复制的形式。通过它的纪念性建筑，文字记载，有秩序的风俗和交往联系，城市扩大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并使这些活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建筑物，保管库，档案，纪念性建筑，石碑，书籍），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因为它不但集中了传递和扩大这一遗产所需的物质手段，而且也集中了人的智慧和力量。这一点一直是城市给我们的最大的贡献。”［15］（P417）另一方面，国家是“政治体中特别与维持法律、促进共同福利和公共秩序以及管理公共事务有关的那一部分。国家是专从事于整体利益的一个部分。它并不是一个人或一批人，它是联合成一个最上层的机构的一套制度：这种艺术创造物是由人所建立的，它使用人的脑力和精力，并且如果没有了人，它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它卓越地体现了理性，构成一种不具人格的、持久的上层建筑，这种上层建筑的作用可以说在次要的程度上是理性的，因为在其中受法律和一个普遍条例体系约束的理性活动，同我们个人生活中的理性活动相比，是更加抽象、更少掺有经验和个性的偶然因素，同时也是更加冷酷”［16］（P15）。国家组织结构同城市组织结构一样，具有理性和高效组织人的集群性活动的特质。当然，国家与城市不是直接同构的，尤其是国家与城市发挥其功能的方式大不一样。
由于城市与国家在组织旨趣上的某种一致性，可以说，国家的兴衰系于城市的兴衰，人类的未来与城市的健康发展紧密关联。在现代国家间的激烈竞争中，国家如何部署城市化发展的战略，涉及国家竞争战略是否得当的大问题。国家间竞争的优劣，在国家的城市发展战略上明显分出了高下。恰当的城市发展战略，是恰当的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城市战略之所以构成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城市发挥着村庄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和音标，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必须创立起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使之能处理现代人类所掌握的巨大能量：这种创立绝不亚于原先把发展过大的村庄及其堡垒改变为起核心作用的高度组织起来的城市那样大胆，不创立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城市不可能行使积极的功能。”［17］（P419）正是因为城市的“人文化成”效应，让城市走过了数千年的历程，并一直扮演着人类生活中重要的角色。“城市最终的任务是促进人们自觉地参加宇宙和历史的进程。城市，通过自身复杂和持久的结构，城市大大的扩大了人们解释这些进程的能力并积极参加来发展这些进程，以便城市舞台上上演的每台戏剧，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辉，明确的目标和爱的色彩。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上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职责。它将成为城市连续存在的主要理由。”［18］（P422）物质性的城市与精神性的城市相互支撑、内在嵌合，成为国家乃至世界仰赖城市的缘由。一座城市，正是由于它的物质性力量，显示了这座城市对人们世俗生活方方面面的实在作用与强大影响；一座城市，也正是由于它的精神、文化能量，呈现出激发人性光辉、崇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伟大，从而促使人们超越当世当时的狭隘眼界，进入大化流行的宇宙境界。可见，城市是否能够发挥它的双重功能，对于国家的昌盛或衰颓，对于人类的品质升降，具有多么重大的影响。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一方面，中国需要自觉推动古典城市体系向现代城市体系的自觉演进，这是古典城市极为发达的国家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这种演进之所以是“自觉”的，是因为它建立在古典城市体系里已有的社会自生自发秩序和人为结构的基础之上。古典与现代之间，并不是相互隔绝、相互排斥的。无论是标榜除旧布新的思想文化潮流，还是以实现现代化大都市为目标的城市化建设，一旦脱离古典、传统与本土性，必然失去稳步发展的根基。但若一味执著于古典，但凡传统的东西，不论糟粕还是精华，一律赋予当下适用性，就必然逃不出古典城市文化的牢笼，而难以重视城市在现代处境中所出现的新活力与新气象。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处理现代转型过程中城市建设的诸种复杂问题，这些问题异常棘手，以至于不得不认真从世界城市发展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毋庸置疑，城市化为中国带来的不应只是高速增长的GDP，不应呈现为经济领域的巨大投资泡沫，更不应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造成的不均衡现象。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良性发展，必须体现为充分兑现的城市居民权益、城市生活为居民带来的满足感与幸福感以及物资丰裕与精神富足的城市公共生活。再一方面，中国需要从更为广阔的视野确立更为高雅的品位，奠定城市发展的战略，拒绝追逐超大城市的简单规模化发展方式，为城市的健全发展确立合理进路。据此，再回到推进城市“自觉演进”的主题上，城市体系由古典到现代的变迁，不是一种依托解构手段来主导的进化过程。推动城市“自觉”演进的重点应当在于维护———维护城市独具一格的气质、维护使城市得以长久矗立于世界的城市文明。这样的维护不是守旧，不是一成不变，而是要以维护为手段来保存城市内部体系能够自主更新、自主接受和适应内外环境变迁的原初活力，当遭遇城市化发展的瓶颈期和攻坚期时，城市有足够的应对能力和资源储备来实现自我调整和自我突破。
有论者指出：“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期和体制转型的关键期，由于多种原因，城市自成体系，城市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严重，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区域大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这不符合我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利于国家整体竞争力的提升。所以改变城市独立发展型模式和依附型发展模式成为必然，走区域城市分工合作、互动共生、协调发展之路才是正确的选择。”［19］（P89）只是，城市发展模式还应当放到更为广阔的全球视角重构，放到中国城市为全球城市发展做出独特贡献的高度再造，这样，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才能具备更为深厚的动力、更为光明的前景。中国古代城市留给人们的荣光记忆也就具有转化成为当代真切自豪的强大理由，城市与国家的互动才能展现更为辉煌的前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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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7］［10］［11］［12］［13］［14］ 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6］ 马里坦：《人和国家》，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19］ 何一民：《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