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是透视世界大变局的一面镜子。探究当代西方国家困境的根源，需要省思资本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演进历史与逻辑。自西方进入资本统治的时代，资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演进大体可以划分为嵌合与分离两大阶段。嵌合阶段对应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资本出场与民族国家建立的时期，西方兴盛的基本前提得以奠定；第二个时期是资本扩张与世界体系形成的时期，西方的世界霸主地位得到确立。分离阶段对应第三个时期，表现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去国家化”为重要特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产生后，西方不同资本集团乃至整个社会发生分化，国家由辉煌的高位不断下滑，进入相对衰落阶段。研究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对于理解西方近些年变幻的政局及其在全球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具有重要意义。
关 键 词：西方国家 困境 资本霸权 国家兴衰 世界大变局
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大变局不仅表现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更表现在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间一直占据世界舞台中央的西方国家面临严重困境，处于相对衰落状态。自现代民族国家在西方建立以来，西方曾不遗余力地在全球开拓市场并获取巨量资源和财富，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西方在全球倡导和推行“去国家、放管制”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理念与政策，经济全球化进入“超级全球化”①阶段，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换言之，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似乎在西方一直能够得到妥善处理，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可以用“互融共荣”来形容。但问题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迄今都没有走出危机的阴影，不仅如此，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思潮竞相抬头，一些国家甚至在政治上转向保守主义，经济、社会和对外政策大幅度调整，新自由主义神话基本破产，国家中心主义大有强势“回归”之势。为什么西方近些年右翼民粹主义赫然勃兴、极端民族主义重新占领政治舞台，尤其是主权国家“王者归来”?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要深入剖析西方国家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直到冷战结束后才流行起来，但这一现象或趋势早已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已经注意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②资产阶级之所以需要世界市场，根源在于资产阶级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高度依赖世界市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是为了获得价值和利润，资本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资本必须不断开拓市场以实现积累和获取更多财富。因此，“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本创造世界市场既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更不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图景。伴随资本全球扩张的是殖民与反殖民、掠夺与反掠夺、遏制与反遏制，由此资本需要借助包括国家在内的多种力量实现自身利益，将资本关系和权力布展到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资本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追问当代西方国家为何“王者归来”，理解当前西方国家所处的相对衰落状态，必须要立足资本霸权的视野，省思资本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演进的历史与逻辑。
本文的研究表明，自资本登上西方政治舞台后，在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演进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两大阶段分别指的是嵌合阶段与分离阶段。所谓嵌合，是指资本促进了民族国家这种新型国家形态在西方的建立，并在民族国家构建后借助其对外扩张，直至形成世界体系；资本与民族国家密切合作，共同通过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占有全球生产剩余的绝大部分，这些财富是资本霸权的象征和成果，也是支撑民族国家发展所需巨大经济成本和走向强大的保障。所谓分离，是指随着资本的过度积累，西方垄断资本内部开始分化并产生矛盾，一部分资本发展为国际垄断资本并试图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另有一部分资本则试图维护民族国家主权，反对“去国家化”。嵌合阶段对应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资本出场与民族国家建立，西方逐渐结束了四分五裂的状态；第二个时期资本扩张与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形成，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殖民掠夺和帝国主义战争等手段占有世界资源与市场。分离阶段对应第三个时期，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过度积累，西方国家利益不断受损。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如何，既取决于西方不同资本集团的博弈状况，也与国际政治与经济环境息息相关。
二、资本出场与民族国家建立
民族国家，又被称为主权国家，是当今国际社会中最基本的行为主体。尽管关于民族国家的内涵，尤其是民族与国家何以结合到一起获得现代性，学术界始终存在很大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民族国家最早出现于近代欧洲，且民族国家的出现与资本和资本主义密切相关。
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之所以出现在近代欧洲，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欧洲自确立封建制度后，王权不仅面临众多的地方封建领主们的掣肘，实际管辖和控制力度相当有限，而且面临教权的制约。这导致的结果是“欧洲在政治上从来就是支离破碎的”③。据统计，15世纪晚期的欧洲存在的独立政治单元多达500个左右④，战争直到近代初期一直都是欧洲各国最主要的活动。因此，欧洲的“封建”概念，其实是一种“碎片化”的政治社会状况。与频繁战争伴随的是频繁的民族迁徙和民族冲突，使得居住在同一区域内的民族主体更换频繁。
在“碎片化”的政治社会状况下，欧洲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国家统一。世俗君主摆脱教皇制约成为处理本国事务的最高统治者，把分散于封建诸侯手中的权力集中起来。在世俗君主构建统一的王朝国家过程中，新生的资产阶级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⑤在中世纪晚期，欧洲出现了从四面八方流动到城市谋生的商人和手艺人，这些以工商为业且信仰交易伦理的人就是资产阶级的前身——市民阶级。这些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市民阶级不经意间参与到了欧洲的政治事务中。其一，欧洲皇室贵族们在生活上的大量开支需要金钱支持，他们的求助对象主要就是新生的富有的市民阶级。其二，更为重要的是，欧洲频繁的战争迫使各地的统治者，“一是占有大量而稳定的财富资源，二是发展大规模的集中的军队管理。”⑥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不利于经济发展，统治者们很难通过正常的税收手段获取足额的财政收入，只能从富有的市民阶级那里融资。“资本家(当他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贷款的筹集者和偿还贷款的财政收入的管理者或者甚至是财政收入的筹集者，来为国家服务。”⑦换言之，欧洲资产阶级最初的政治行为是帮助世俗君主反对教权、以集权的形式构建统一的王朝国家，让国家“重新壮大起来”⑧，而发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则尚未提上日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反对封建君主及其背后的整个封建制度。“国王们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财政支援，从而能维护自己对各封建阶层的权威；回过来，资产阶级则从整个王国建立起法律和秩序这一点中得益。这种联盟一直持续到它使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感到厌烦时为止，因为此时，中产阶级为了摆脱王室对商业的种种限制、摆脱日渐增加的纳税负担、摆脱对宗教信仰的种种限制，转而起来反对国王。”⑨
为了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资产阶级使用政治革命的手段深度介入政治生活领域，这个过程又与民族运动交织到一起。第一，由于民族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素，资产阶级在实施国家统一和建设的同时，自然要建构民族观念和民族意识。国家与民族之所以能够紧密捆绑在一起，根源是国家作为一种统治共同体，要成为人们的拥戴和忠诚对象，需要在领土范围内有效聚合国民，而民族观念和意识是聚合国民的根本手段，由此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汇聚到一起。第二，政治集中和市场统一是新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发展的基本前提。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形式统一起来”，“因此，建立最能满足现代资本主义这些要求的民族国家，是一切民族运动的趋势(趋向)。”⑩而当时王朝国家的政权组织架构十分明显地暴露了它是国王及其家族统治工具的这一本性，这决定了其不可能有效解决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和国民对国家的忠诚等问题。在统一的王朝国家被构建之后，国内的居民逐渐地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把这类稳定的人群共同体称为“民族”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兴起，资产阶级在通过政治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利用民族主义思潮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最终建立了民族认同的国家政权，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统一，以新的民族国家取代旧的王朝国家。由此可见，民族国家的建立，既是教会和贵族作为统治者的结束，也是资本逻辑渗透到政治生活领域、欧洲乃至整个西方进入资本统治时代的开始。
相较于以往的王朝国家，民族国家在政治统治方面的重要特征是直接统治。这种直接统治不仅表现为民族国家通过垄断公共权力和资源对社会进行直接控制，还表现为民族国家主动建立法治，保障公民一定的权利。民族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直接统治，前提是国家能够承担保障公民一定权利的义务。这种保障并非源于资产阶级的仁慈之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伴随有激烈的政治革命和广泛的民众参与，“政治革命的实质是结束了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由神注定的这种观念。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人民，也不再认为人民在政府之下。”(11)公民对政治的积极参与，使其逐渐获得了与公民身份相关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国家本质上就是一套通过保障公民权利而确保民族认同于国家的完整的制度机制。(12)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市场化和自由化环境的存在，因而民族国家需要保护私人产权，创造稳定的经济秩序，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
民族国家建立后，无疑极大地提高了西方的国家竞争力，这为后来西方一些国家相继问鼎世界霸主地位奠定了基本前提。第一，民族国家建立后，结束了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战争不断的混乱状态。第二，民族国家建立前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兴起且影响力巨大，它使“经济从传统上隶属于政治及宗教机构的地位中脱颖而出”，“血统作为地位基础的重要性在下降”(13)，加上维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自由民主体制的建立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社会发展获得了极大动力。第三，民族国家诞生于连绵不断的战争中，且资本势力深深地渗入其中，最初表现为商人和银行家为封建君主提供借贷，后来演变为资产阶级通过债务形式控制政府(14)；因此，西方民族国家自诞生起就具有军商合一的特点，从而有强大的融资能力和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将物质资源转化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方民族国家这一特点在后来的对外殖民扩张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这一特点也塑造了西方数百年间执全球军事技术领域之牛耳的格局。
由于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追求剩余价值或利润为目的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具有天然向外扩张的特性，因而，资产阶级在促成建立“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民族”(15)，也即民族国家之后，并不满足于资本积累的范围局限于民族国家境内，而是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最终形成了世界体系。
三、资本扩张与世界体系形成
世界体系是“一个有着广泛劳动分工的体系”(16)，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世界体系为西方占有全球生产剩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萌芽期，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未产生之前，欧洲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大量自耕农经济和农奴经济，但商业资本已经产生且开始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开辟市场。商业资本是资本的最初形态之一，它主要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不参与财富的创造，只能通过贱买贵卖甚至欺诈的方式盘剥生产者和消费者。商业资本获取利润方式的特点，加上资本主义欧洲尚未成为世界生产中心，决定了商业资本获取的利润基本来自海外，且这个过程需要依赖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国家政权。“向欧洲之外扩张，促使贸易和战争，商人和国家的军事力量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17)商业资本对欧洲的最大影响莫过于盛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理念，即大量欧洲国家误以为贵金属就是财富，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采取各种手段获取金银。由此，一些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尽管领土狭小，但因能够通过庞大的海外市场获取大量财富，陆续成为世界强国。这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一方面采取赤裸裸的海外掠夺措施，另一方面为争夺世界市场不断进行商业战争。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就坚持认为，欧洲正是通过征服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再利用这些贵金属与亚洲的商品交换，进而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18)不管人们是否认同这个观点，商业资本曾在欧洲拥有显赫的地位，特别是受其影响的欧洲国家对外进行残酷的掠夺和战争的历史，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商业资本主导下的对外扩张，不仅为后来欧洲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巨大市场，也使得欧洲资本从海外获得巨额利润，欧洲社会经济中货币的使用量大大增加，无形之中削弱了封建秩序，加快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增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的力量。
真正推动现代世界体系在全球范围形成的时期是产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建立后，生产逐渐从属于资本，产业资本或工业资本开始支配商业资本，不合理和陈旧的生产关系逐渐解体。在资本主义的推动下，西方主要国家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财富制造中心。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化大生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制造的现代交通和通信工具等，便利了全球的沟通和人类社会生活领域的国际化进程，加强了各国之间的交往。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获得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品，也获得了强大的工业军事力量，彻底奠定了西方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在数千年人类文明的相互碰撞中，从未有过一种文明像西方工业文明那样，沉浸在如此普遍而全面的胜利中。”(19)同时，建立在机器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既生产出大量商品，也导致大量资源被消耗，这一现象加上后来的资本过剩等因素，共同推动西方对外扩张，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体系，亦即世界体系最终形成。自此之后，资本主义“把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20)
世界体系首先是一种世界经济体系，因为追逐财富是资本全球扩张的根本目的，资本正是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将世界各地以物质生产为中心的各种经济活动连接到一起，形成了国家间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以及生产中的国际分工与合作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贯穿于各国经济之间的本质联系。世界体系也是一种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国际体系：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扩张离不开西方民族国家的支持；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潮和理念随资本的扩张传播到全世界，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也随之在全球扩展，非西方国家纷纷效仿西方构建自己的民族国家，最终民族国家成为世界体系中的重要政治主体。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最初形成于16世纪的欧洲，表现为东欧为工业化的西欧提供原材料。(21)后来，这种不平等的世界体系逐渐覆盖到全球，处于这个体系中心地带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和控制处于外围地带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这种剥削和控制在经济上主要表现为西方将创造财富的活动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地，利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等，占据全球绝大多数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指出，西欧能够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而东欧和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与半边缘地区，主要原因是中心地区的国家机构相对强大，资本主义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而那些边缘和半边缘地区的国家机构相对弱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受到了很大限制。(22)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中，用翔实的史料展现了欧洲人如何将资本的力量与国家的力量联合起来，以暴力方式塑造一个全球性生产复合体的历史过程。“资本家和国家是齐头并进的，各自促进了对方的崛起。”(23)换言之，资本与民族国家，或者说资本与主权密切合作，是推动西欧后来居上成为世界体系主导者的关键因素。无论如何，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及其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巨额财富，对西方资本和西方民族国家具有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这是二者能够密切合作、处于嵌合阶段的根本基础。其一，资本的本性是积累，实现价值增值是资本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如前文所述，直接统治是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民族国家实行直接统治需要大量财富。因此，当资本能够从世界体系中获取巨额利润，这些巨额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国家，且一部分利润能够用于支撑和保障民族国家的直接统治所产生的经济成本时，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就能得到维持，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嵌合关系就能够持续下去；反之，当资本无法从世界体系中获得足够财富，或者这些财富被极少数资本寡头占有，多数资本寡头和西方民族国家的利益受损、社会分化严重时，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嵌合关系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建立为西方走上强盛之路奠定基本前提的话，那么世界体系的形成则标志着西方世界霸主地位的正式确立。世界体系形成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仅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捍卫霸权地位，还在理念上不断塑造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神话最初表现为强调民族的种族意义，即认为西方白人族群在智力、生物特征、道德情操、文明演进等方面优于其他族群，因此，西方白人具有引导和控制非白人世界的责任，亦即“白人的负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重心转变为鼓吹西方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制度，认为西方民族国家构建路径及其中的自由民主体制适合任何非西方国家。苏东剧变后，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重心转变为鼓吹文明决定论。事实上，西方中心主义的实质是白人种族至上主义。白人种族主义的形成和存续，与资本密切相关。资本在西方社会产生后，尽管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但也带来资源过度消耗和贫富分化等严重问题，使西方社会产生了激烈的阶级斗争。为了转移国内阶级矛盾，在殖民掠夺过程中，通过煽动种族主义情绪将民众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对其他族群的仇恨上，便成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惯用伎俩。由此，种族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成了一种无法退场的“负面力量”。只不过，在民族国家的境遇下，西方种族主义很多时候以所谓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形式呈现出来。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莫过于以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un)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为了捍卫美国的国家特性，应对全球化下精英阶层的“非国家化”和“达沃斯现象”，亨廷顿不惜提出从外部“寻找敌人”的对策，“当国民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全国的团结增强，而可能引起内部分裂的彼此敌对情绪则被压抑下去了”，“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的敌人该是意识形态上与己为敌，种族上和文化上与己不同，军事上又强大到足以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可信的威胁。”(24)因此，近代以降，西方主要国家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受资本扩张的驱动，资本与西方民族国家之间嵌合关系的建立和存在，是维系西方强盛的关键，但这却是由被殖民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血和泪铺就的。对于追求无休止的价值增值的资本而言，民族国家存在的最大意义并不是保障公民权利，而是作为资本扩张从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获取利益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扮演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角色，“在自己的内部……再生产出纯净的人民；在外部……创造出种族差异”。(25)从这个角度来说，西方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历史，是一部在世界体系中不断制造和排斥“他者”的历史。
以上用“嵌合”一词形容西方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早期西方资本的“国家化”和属地化特性，即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资本无法将其主导的物质生产的各个环节分散到全球各地，资本构成的国际化程度很低，资本积累与国家力量的增强呈彼此促进的关系。当然，现实往往十分复杂，就具体的某个西方国家和某个时段而言，有时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如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言：“国家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援手扶助资本主义，这无疑是对的。但反过来说，国家又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也能够给国家增加困难。”(26)之所以会存在如此复杂的情况，至少有三点原因。其一，在欧洲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各国境内的民族往往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带有很大的人为强制因素，即本不属于同一民族的人被强行捏合到一起。“‘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27)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不顾本国国情，照搬西方的民族国家及其自由民主体制后出现政治不稳定、族群冲突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其二，资本主义在西方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国家因为封建势力较为强大，资本主义发展比较缓慢，有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则较为顺利。其三，资本以利润为存在目的，很多时候是没有国家和民族概念的。例如，历史上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在发展初期，因为财税体制和金融制度不完善，需要依靠商人发行公债筹集资金，商人们曾通过信贷盘剥民族国家。再如，在欧洲一些国家发生战争期间，两个相互对立的国家内部的商人们为彼此的敌对国贷款。因此，民族国家建立后，其与资本之间的分离趋势就已注定。这种分离趋势随着资本形态的演变，尤其是国际垄断资本的过度积累，逐渐变成现实。
四、资本过度积累与国家中心主义回归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垄断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28)，更表现为“现代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帷幕已经开启。”(29)金融资本是在由工业资本融合到一起的银行资本基础上而产生的新形态资本。金融资本产生后，对西方民族国家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几乎各个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金融资本加快了生产的集中和市场的垄断，因为获得金融资本支持、拥有雄厚资本的大企业可以比较轻松地直接吞并和征服小企业，从而垄断代替竞争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其次，金融资本使资本的占有和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相分离，弱化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工业资本逐渐从属于金融资本，在西方产生了极少数力量强大的金融寡头。最后，金融资本“特别机动灵活……特别容易集中”(30)的特点，使得资本集中成为资本积累过程中十分显著的重要方式，资本集中成为大企业成长的主要途径。
金融资本的特点及其强大影响力，必然通过各种途径反映到西方民族国家的内外政策上，进而对资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嵌合关系起着“离心”作用。第一，在对内方面，民族国家自建立后既要维护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产业资本家的利益，也要为积极调和社会矛盾尤其是阶级矛盾而承担一些必要的社会开支，防止整个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但金融资本产生后，逐渐超越产业资本，成为对民族国家影响最大的资本集团。第二，在对外方面，金融资本脱离生产及快速集中的特性，促使其更加依赖全球市场，反对一切形式的管制，尽可能广泛地控制全球范围内的物质生产、资源等，以确保能够实现更多价值增值。表面上看，金融资本与民族国家在对外方面的目标似乎是一致的；然而，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金融寡头在一国内部成为权势集团后，决定了民族国家的对外行为总体上是为金融寡头的利益服务的，至于这些行为对产业资本家及其他阶级的影响如何则是其次。要言之，相较于以产业资本为代表的西方早期资本的“国家化”和属地化特性，金融资本具有“去国家化”的特性。这种“去国家化”不仅表现为金融资本因追求霸权侵蚀和操控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也表现在金融资本在积累中损害西方民族国家及其内部的多数阶级的利益，包括影响国家认同。
金融资本的“去国家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全球强大的物质财富生产者的身份，主导和控制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产业资本力量依然比较强大，金融资本无法完全摆脱产业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制约，只能分割全球生产剩余的一部分。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金融资本的“去国家化”不是特别明显，主要表现有：
第一，金融寡头们在西方国内不遗余力地打造坚实的政治-金融联盟，使金融逐渐渗透到政治并逐步主导政治。诺兰·麦卡蒂(Nolan McCarty)等学者提出的“政治泡沫”一词是对西方根深蒂固的政治-金融联盟的形象诠释。“‘政治泡沫’指的是一系列政策偏差”(31)，“政治泡沫”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根源是在政治-金融联盟的影响下，相关政府机构和政治家们对金融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可能危害经济发展甚至社会稳定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变本加厉鼓励之。金融寡头们打造政治-金融联盟的具体做法主要有：其一，影响一国的经济政策，直至控制重要的金融机构和货币发行权。金融资本的发展不仅需要发达的市场经济，也需要宽松的信贷环境。在货币化和信用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信用的扩大往往是通过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中的信贷扩张、货币发行、金融创新等途径来实现。因此，金融资本生存和发展的特点决定了其必须要控制资本和信用的流向，而要控制资本和信用的流向必须先控制一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重要的金融机构和货币发行权。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金融寡头们对重要金融机构和金融政策都具有超强的影响力。其二，通过高校、基金会、媒体、智库等不断在意识形态方面影响和塑造民意、“俘获”官员，使放松管制、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等理念深入人心。其三，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建立“旋转门”机制。“旋转门”是西方政治体制下的特有现象，指的是一些社会精英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转换角色，为利益集团牟利的机制。
第二，金融寡头们深度介入西方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世界体系形成后，西方不同的民族国家为了能够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带，获得世界体系的主导权，进而占有全球生产剩余的绝大部分，始终存在竞争甚至斗争。列强之间的竞争和战争往往成为金融寡头获利的机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银行家们就曾在协约国和同盟国两面下注，赚取战争暴利(32)，战后金融寡头们对德国、意大利等国强加过多的债务，是导致这些国家经济形势严重恶化、滋生出极端的民族主义、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选择用战争手段摆脱困境的重要原因。“像赔款那样，战债恶化了20世纪20年代和萧条期间的国际经济关系。”(3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银行家们再次大发战争横财，战后更是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掌控了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权。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压力，促使西方在战后对资本实施管制，但这并非意味着西方的民族国家相对垄断资本拥有了一种强大权威和超强能力。这种所谓的管制实际上是西方不同资本集团在政治上达成暂时妥协的产物，而妥协达成的前提是各类资本集团的利益大体一致且力量总体平衡。当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或者力量平衡被打破，这种妥协就无法持久，资本受到的管制也会消除。
第三，金融寡头们大力参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对外扩张，维护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一是采取资本输出的方式，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国家投资建厂，使其直接成为资本统治的一部分，形成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体系。资本输出进一步改变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性质以及这些国家和资本主义宗主国之间的关系。资本输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第三世界国家，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甚至政治结构和发展道路发生了根本变化。二是通过金融化的方式对国际大宗商品实施定价，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利益上的合法侵占和政治上的无形压制。三是向第三世界国家积极推广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以多党制、自由选举、“一人一票”等为内容的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后逐步建立并走向成熟的。正是在这一看似完美的体制下，西方金融寡头得以通过金钱和媒体等工具，轻松控制政客，让国家机器为金融寡头私利服务。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引入这种自由民主政体后，多数因“水土不服”而陷入动荡，从而更加依附西方。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一系列因素的助推下，金融资本获得了相对其他形态资本的压倒性优势，其影响力几乎遍及全球各个角落。第一，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遭遇“滞胀”危机，为克服困境，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新自由主义浪潮。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西方通过削弱政府权力，削弱甚至废除对经济、特别是对金融资本的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以及大规模给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减税等措施为社会经济带来活力，由此，“二战”后施加于金融资本的限制性措施被解除。第二，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信用货币时代，美元的发行不再受到任何限制。第三，新的金融创新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兴起，促进了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便利了金融业的发展。第四，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向市场化转型，以及拉美等国家接受“华盛顿共识”实行经济自由化，扩大了金融资本活动的空间。第五，21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高科技的产生，全球经济正进入算法为王的智能时代，金融垄断资本借助高科技，创造了新的积累机制。
尽管关于金融资本在全球的过度积累程度，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衡量标准，但从全球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量、资产价格波动程度、金融危机发生频率等方面，仍可以大体窥视金融资本被放纵的程度。1980年前后，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衍生品交易的作用微乎其微，到2007年末清偿利率衍生品合约的名义本金高达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期全球GDP的9倍。(34)在过去三十年间，金融危机发生的规模和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期。(35)毫不夸张地说，国际金融市场已经成为西方精英人士尽情“厮杀”和表达存在感的“圣殿”。
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和扩张，不仅表现在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操控、使用金融工具轻松攫取第三世界国家创造的物质财富方面，也表现在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控制方面。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是跨国公司在以往控制国内生产和对外投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跨国生产体系。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获得政治独立，这些国家纷纷试图借助国家力量发展经济，减少国民财富的流失，实现国强民富。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通过跨国公司，以直接投资这种和平与合法的经济手段转移第三世界国家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后来，在产业链理论的启发和先进的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全球生产链分工产生。这种新的国际分工最主要的特征是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地理分散化”。全球生产链分工突破了过去的产业/产品间分工，是一种产品内分工，即同一产品的不同部门和工序/环节的分工，且这些不同的生产环节分散在世界各地。在全球生产链分工中，西方跨国公司凭借着对核心技术和国际市场的垄断主导生产链，获得高额利润。(36)跨国公司并不是一个纯粹从事商品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其与金融垄断资本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从全球上市公司的数据库中可以看出，基本上所有非金融类大跨国公司股权结构中都有世界跨国金融机构的身影，而且所占比例较大。(37)事实上，西方跨国公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当年从事海外殖民活动的东印度公司，其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大量资本的支持。在当今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条件下，尤其是面对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向发达工业国家输出工业成品”(38)、分割全球生产剩余的现实，跨国公司与金融资本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者需要密切合作，应对挑战。此外，金融资本带来了经济虚拟化，表面上看资本可以在虚拟经济世界的运动中实现增值，但价值源泉还是来源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剩余劳动产品，这决定了金融资本必须借助跨国公司牢牢控制全球的物质生产领域。因此，跨国公司作为垄断资本的重要载体，其与金融资本基本是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国际垄断资本，很难分清彼此。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超越国界的经济体“逐渐开始成为一股笼罩全球的强大势力。”(39)这股强大势力其实就是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国际垄断资本已经成为凌驾于西方民族国家之上的“资本帝国”，类似于中世纪欧洲的教皇。这种“资本帝国”，如麦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所言：“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40)当前，人们几乎已经不再对这样的观点持任何怀疑态度：美国的华尔街由早年的一条普通街道发展到可与世界强国比肩的金融帝国，西方一些巨型跨国公司的财富生产和控制能力远超一般的中等发达国家。表面上看，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通过主导国际货币体系、全球产业链高端、世界市场、高科技等，会更加固化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为西方民族国家及其内部的各个阶级带来更多的财富，但这些巨额财富并没有在西方国内各个群体之间合理分配。在一些国家，即使是顶层1％中，财富也基本都集中在最上层0.1％的人手中。(41)所以，国际垄断资本与西方民族国家内部的多数阶级的利益分野早已形成且不断加剧。
第一，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过度积累，不仅引发西方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大量就业岗位消失，也导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廉价货币的投放。特别是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失去了黄金的价值约束，美元大量超发，资本积累和增值更多地在货币金融领域寻求突破，产业资本在全球的积累因货币失去价值基础而进入不确定性状态，逐渐式微。拉娜·弗洛哈尔(Rana Foroohar)指出，金融业成了世界权力和信息的终极聚集所，金融家类似于古代的地主，控制着现代经济中更加重要的资源使用权——资本和信息，从而国民经济中几乎所有领域转向了金融，实体企业丧失了依靠技术创新获取财富的能力。(42)对于金融资本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曾担任里根时期白宫预算和管理办公室主任的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批评指出：“作为资本主义最关键的神经中枢系统，货币和资本市场被扭曲变形，华尔街变成了宏大的赌场，杠杆投机和寻租取代了金融市场应具有的价格发现和资本配置的核心功能。”(43)在斯托克曼看来，美国这个看似拥有数百万亿美元金融财富的超级帝国，资产背后不过是债务和杠杆支撑起来的“纸牌屋”，即使是2008年爆发的世所罕见的金融海啸也没有止住金融垄断资本扩张的步伐。金融危机后，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西方政府首先拯救的是金融寡头，使得金融寡头的统治根基不仅没有受到根本影响，“相反，金融力量的优势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44)
第二，由于西方经济过度虚拟化，物质生产能力大幅下降，国际垄断资本必须占有第三世界国家创造的物质财富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才能维持生存，否则资本的虚拟化扩张必然因得不到足够的实物产品支撑而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因此，一些西方国家不得不保持高昂的军费开支，甚至动辄在世界各地发动战争，扶植极端势力，过度介入各种国际纷争，其目的是维护资本全球积累的安全，特别是捍卫货币霸权，让虚拟资本交换他国物质产品的游戏永远持续下去。但对整个国家而言，其代价是国力被不断透支。据保守估计，美国仅在伊拉克消耗的战争费用就高达3万亿美元。这场战争让军事承包商大发横财，但却把美国财政越掏越空，导致美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金融地位日益削弱。(45)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西方一些国家在全球经常采取秘密行动，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与包括贩毒组织在内的犯罪集团保持亲密联系。据知名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Alfred W.McCoy)披露，美国中情局与中美洲的毒贩有勾结，美国在伊拉克南部的布卡营监狱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培养了一大批领袖。“欧洲帝国和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建立了强大的警察和秘密力量。它们通常在隐秘地下世界的阴暗领域与犯罪集团有所联系。”(46)
第三，过去几十年间，资本过度积累，市场经济过度放纵，降低了西方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内部的凝聚力。首先是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横亘在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其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赖以运行的自由竞争环境被破坏殆尽，几乎所有领域都是由少数几家大企业所垄断，这些企业肆无忌惮地利用市场势力，以社会利益为代价攫取巨额利润。创新成了“价值占用的噱头”，(47)随着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垄断资本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如超级平台可以轻松获取海量的个人数据，算法被用于实施差别定价和行为定向广告投放等。不仅如此，在智能技术的加持下，垄断资本甚至可以驾驭人类的精神世界，改变人们的政治观点，操纵舆论，加重社会撕裂。最后是“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到企业和金融精英手中”(48)，政府的权力则被资本关进制度的牢笼里，沦为为资本集团效劳的“服务型政府”。当前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欧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号称是世界发达国家，但政府却是债台高筑。在西方政府高债务和赤字的背后，公共资金已经成为私营金融机构控制并渔利的工具，甚至一些政府因财政汲取能力滑坡而不得不向金融机构借钱，以至于每年向其支付高额利息。(49)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西方多数国家不仅财政资源捉襟见肘，甚至采取残酷无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政策，放任老弱病残和贫困人群自生自灭，这种现象与金融危机期间政府卖力救助金融寡头形成强烈对比。技术先进的西方发达国家抗“疫”失败的根源，是绝大多数医疗资源包括先进的医疗技术掌握在少数资本集团手中，这些资本集团宁愿花费巨额经费在广告支出上，给民众灌输各种虚假的医疗信息，也不愿意改变医疗体制的不公和昂贵状况。实际上，在当今西方社会，由医疗体系、制药公司、保险公司、食品工业组成的四位一体的利益集团，贪婪程度不亚于华尔街金融寡头，它们将人体作为一部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现金流的资产来开发。首先是食品工业不断生产各种高热能、高脂肪的垃圾食品，导致公众健康恶化；其次是制药公司游说政府，政府对药价实施放任政策，使药价居高不下；再次是医院里的新药、新仪器和新的治疗手段不断涌现，“过度医疗”成为常态；最后是保险成本越来越高昂。因此，对当今西方国家的政府而言，其服务对象是资本，而非普通民众。“华盛顿没有花费数十亿美元改善医疗条件或基础设施，而是为了包围中国，在军事基地建设上大肆挥霍资金，在威胁世界的新武器研制上大肆挥霍资金。”(50)
国际垄断资本不仅占有了过多财富，给西方社会带来大量负面问题，更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目标，那就是拆除阻碍资本、劳动力、商品等自由流动的一切藩篱，建立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由一个“世界政府”用民主选举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来统治全人类。国际垄断资本在过去几十年间以一种近乎宗教改革运动的教条式狂热来推进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构建。在经济方面，国际垄断资本积极推动资本无阻碍的跨国流动，利诱第三世界国家开放资本项目和央行独立，将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活动纳入到资本积累的循环体系中，使“本地资本和国家资本越来越受制于‘去本地化’，而且如果它们想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与支配性的跨国资本相衔接。”(51)在政治方面，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各种手段苟合各个民族国家内部自私自利的官员、政界人士、职业经理人等精英分子，组成“跨国统治阶层”(52)。在文化方面，国际垄断资本通过鼓吹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使各国公民丧失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阶级意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多数国家逐渐成为多元文化社会，表面上看这是国内经济结构变化、大量移民流入的结果，但实际上这与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多元文化运动密切相关。这种“个人至上”的多元文化运动不仅没有消除各个族裔之间的经济不平等，而且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如离婚、非婚生子、单亲家庭现象泛滥。(53)更为严重的是，面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社会成员很少能够基于共同的阶级出身提出阶级诉求，反而以文化认同冲突表达身份政治诉求。西方的一些政客们为了掩盖阶级矛盾，有意采取“种族竞标”(54)策略，将阶级矛盾转移为种族或族裔矛盾，加重了社会冲突。与多元文化运动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的是跨国公司推动的公司自由主义运动。公司自由主义是跨国公司制造出来的一种意识形态，目的是让公司从规则和国界限制中彻底解放出来，让“公司的发展超越国家利益”(55)。国际垄断资本鼓吹建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和“世界政府”似乎符合西方国家的利益，是西方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一直要实现的终极目标。然而，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只有极少数金融寡头可以“两头通吃”“赢者通吃”，包括产业资本家在内的西方绝大多数阶级都是被剥削者。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业资本家而言，在自身遭盘剥、本国政府被操控的情况，建立所谓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已毫无意义。对此，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十分明确地指出：“全球化最具讽刺之处是发达国家新的不满——按自身利益制定规则的国家。但正如我一再解释的那样，这些规则代表的不是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普通公民的利益，而是代表大公司和金融集团的利益。”(56)
正是由于西方各类资本集团利益分野严重，政治诉求不同，才出现近些年愈演愈烈的“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也是逆全球化浪潮发端和勃兴于西方的根源。事实上，“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早就出现过，二者代表的是不同资本集团的主张，不同资本集团争论的焦点并不是要不要放弃全球市场，而是如何让自身利益最大化、民族国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对金融资本而言，在哪里生产、由谁生产并不重要，关键是利润最大、成本最低，因此将企业转移到他国、让他国生产的商品流入本国市场、引进外来廉价的移民补充本国劳动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对产业资本而言，需要将企业保留在本国内部、满足本国就业，更不应该让外国商品占领本国市场。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指出，早在1906年时，英国的商人和金融家关于贸易开放与保护就展开过公开的斗争。到了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对经济政策主导权的斗争十分激烈，最终结果是“全球主义者战胜了他们的对手。他们击退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劳工和左派的进攻，削弱了政府执行广泛的社会政策的责任。”(57)新世纪以来，人们对“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印象最深刻的恐怕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美国政府的一系列“离奇”政策。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多次抨击“全球主义”，其“美国优先”的政策更是对“全球主义”的公然反动；特朗普政府中的不少高级官员，如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总统顾问班农均以反全球化、维护美国主权的立场著称。(58)
明白了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的特性、内在矛盾及其政治诉求，才能理解当前西方民族国家所处困境的根源。上文提到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实际上是在国际垄断资本过度积累及其给西方民族国家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的情况下，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的产业资本集团对国际垄断资本作出的反击。然而，在当代西方，民族主义运动看似维护国家利益，实则带有十分浓厚的种族色彩。这是因为，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理念影响下，西方的普通民众，甚至精英阶层很难被主张国家利益优先的温和的民族主义所凝聚。塞缪尔·亨廷顿就曾抱怨过美国一些精英人士将爱国主义视为陈腐落后理念的状况。(59)在这样的情势下，从外部制造“他者”，进而转移国内矛盾，就成了西方一些政客们的最优选择，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发生过多次的真实故事。现实恰好也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方面，中国更是所有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照搬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而自民族国家建立后，种族意识就在西方根深蒂固，很多殖民战争和种族灭绝行为都是打着种族旗号进行的，因而西方很难接受中国崛起。由此，西方一些政客全然不顾中国在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是颠倒是非黑白，将本国的困境归咎于中国，甚至鼓吹“对华文明冲突论”(60)。因而，目前断言国家中心主义在西方强势“回归”或许言过其实，特朗普短暂的政治命运或是最好的明证。未来真实的国际政治图景可能是西方的国家机器与各类资本集团再次联手，通过对外转嫁危机的方式渡过目前的困境，使大国冲突成为转移矛盾的新场域。
五、结语
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是透视世界大变局的一面镜子。全面深入地剖析西方国家的困境必须要将其置于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张力的框架之中。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和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产物，因而分析世界大变局下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需要重新审视资本与民族国家百年来的复杂关系。自西方进入资本统治的时代以来，资本促进了西方民族国家的建立并在对外扩张中，通过不平等的世界体系填充了对财富难以填平的“食欲”。随着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垄断资本过度积累并不断“反噬”西方民族国家，引发了种种问题。
西方资本与民族国家从交织相伴、共同创造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追求和维护霸权的巨大辉煌，到今天的斗争与碰撞，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研究西方资本和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演进历史与逻辑，可以帮助人们把握时代的脉搏和世界的走向。西方世界的历次危机和困境归根到底反映的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资本集团的不同诉求，这些危机和困境往往会外溢到全球。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崛起大国中国和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矛盾，而是国际垄断资本过度积累及其引发的西方不同资本集团之间的激烈斗争。东方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从辉煌的高位下滑形成鲜明对比，全球财富制造中心正加速向东方转移，“东升西降”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这使得西方不同资本集团大有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之势。因此，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是资本霸权的结果，而西方主权国家所谓的“回归”及国内近些年此起彼伏的各种运动，既是不同资本集团矛盾公开化的表现，也预兆着资本与国家再联合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国家为组成单元的人类的命运依然受到资本逻辑的操控和支配，而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当代中国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在续写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怀中展现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注释：
①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第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第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2页。
⑥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第5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⑦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第9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⑧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626-627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第5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⑩《列宁全集》，第25卷，第224页、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下册)，第511页。
(12)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
(13)里亚·格林菲尔德：《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第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麦克唐纳指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国王们就已经很少能摆脱债务的负担，再后来，金融阶层借国家发财。参见詹姆斯·麦克唐纳：《债务与国家的崛起：西方民主制度的金融起源》，第142页、第24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页。
(16)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界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第42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7)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第582页。
(18)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19)大卫·兰德斯：《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第11页，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
(20)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第39页，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21)(2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世界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第73-93页，第427-429页。
(23)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第367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
(24)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16页、第217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25)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第1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6)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第678页。
(27)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1848-1875)》，第109页。
(28)《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第107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9)诺美·普林斯：《献金政治：总统背后的银行家》，第1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
(30)《列宁全集》，第27卷，第14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1)诺兰·麦卡蒂、基思·T.普尔、霍华德·罗森塔尔：《政治泡沫：金融危机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挫折》，导论，第14页，华夏出版社，2017年版。
(32)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第1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33)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第2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34)阿代尔·特纳：《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第22页，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35)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等：《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第9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
(36)陈子烨、李滨：《中国摆脱依附式发展与中美贸易冲突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3期。
(37)李滨、陈光：《跨国垄断资本与世界政治的新变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6期。
(38)(39)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346页，第342页，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40)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序言，第2-3页。
(41)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推特治国》，第49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
(42)拉娜·弗洛哈尔：《制造者与索取者：金融的崛起与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第29页、第129页，新华出版社，2017年版。
(43)戴维·斯托克曼：《资本主义大变形》，第5页，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44)汉斯—尤根·雅各布斯：《谁拥有世界：全球新资本主义的权力结构》，第584页，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45)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琳达·J.比尔米斯：《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译者序，第1-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6)阿尔弗雷德·W.麦考伊：《美国全球权力的兴衰》，第58页，金城出版社，2019年版。
(47)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增长的悖论：全球经济中的创造者与攫取者》，第192页，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
(48)罗伯特·赖克：《拯救资本主义：重建服务于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新经济》，序言，第5页，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49)樊鹏：《西方国家高赤字发展模式是社会福利惹的祸吗?——基于财政和税收的视角》，《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
(50)萨拉·弗朗德斯、李小轩主编：《呼吸机上的资本主义——新冠肺炎对中美两国的影响》，第1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版。
(51)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第8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52)莱斯利·斯克莱尔：《跨国资本家阶层》，第1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53)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第399页。
(54)雅各布·哈克、保罗·皮尔森：《推特治国》，第11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
(55)戴维·C.科顿：《当公司统治世界》，第1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6)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逆潮》，第79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
(57)杰弗里·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第98页、第372页。
(58)孔元主编：《重启大国竞争：法意看世界(2018)》，第54页、第67页、第276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
(59)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第227页。
(60)《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对华文明冲突论”可以休矣》，《人民日报》，2019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