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先谈谈尊重 1

一、孔子的出身及可能影响 1

二、儒家伦理 3

三、儒家修身 4

四、儒家的学问 5

五、儒家的治道 7

六、儒学依靠神圣性为支撑 9

首先、高调宣称自己具有神性。 9

第二、儒家高调宣扬一种：在王公大人负责管制、分配下的，人人平等亲爱、生活富足的社会理想。 9

第三、儒家从孔子开始就追求大一统和绝对集权。 10

第四、是抓紧官权，消灭其他学派的典籍，杀掉学子。 11

第五、是“儒本×用”，借其他各家的字句来论述儒学。 11

结语：孔孟儒家的错误，正是华夏民族最宝贵的财富。 12

引子：先谈谈尊重

儒家社会是中国后两千年的唯一形态。而儒家学派，都源自孔子。那么我们就需要仔细考量，到底孔子有那些精神可以被继承，有哪些精神可以被尊重。我们需要首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尊重。《汉书•萧望之传》：“望之、堪本以师傅见尊重，上即位，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 。宋欧阳修《皇从侄博平侯墓志铭》：“尊重师友，执经问道无倦色”。 明 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一回：“（田）穰苴请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里之中，骤然授以兵权，人心不服。愿得吾君宠臣一人，为国人素所尊重者，使为监军，臣之令乃可行也’”。可见儒家传统的尊重一词，指的位尊、权重。其中位尊是相对性质，包括了君亲师兄先等。位尊、权重有其一，既可尊重。所以尊重一个人，就要顺从他、学习他。否则就是不尊重。而且位和权，其中有名有实。不承认其实就需要承认其名，否则尊重就无从谈起。然而墨子曰：人无长幼贵贱皆天之臣也。当今的人们应该在皆天臣的前提下去谈尊重。刨开位权，去直接寻求名实。墨子又曰：以实正名者也。以实正名，以名举实，则名固，否则名虚。我们尊重孔子当然不是要尊重他的虚名，而是要继承他的学实。所以值得尊重的是其实，尊重首先就要尊重他的真实，既华夏传统所说的“自然”。自然是一个社会、群体、人的根本所在。让我们看看真实的孔子：

一、孔子的出身及可能影响

儒家是出身论。儒生在论及墨子时总是称：墨子出身下层劳动者，所以是无产阶级。所以必然主张共产主义。这是典型的出身论论述。那么让我们也看看孔子的出身。

孔子出生于夷人家庭。夷人一词在笔者这里没有任何贬义。所谓夷人原本是华夏主流。就具有兼爱精神的墨者来说，夷人绝不是贬义词。只是儒学中有“华夷之辨”，夷人才成为贬义。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因为犯罪被贬去看门。当时的看门人要么是身体残疾；要么是思想残废，也就是罪犯。让他们去看门，是对他们生活的照顾。孔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10岁出头母 亲也死了。而且孔子是野合产品。野合这个事情在底层民众那里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当时人们的流动性小，近亲结婚容易生出低能儿。几乎所有成功民族的早期都会主张与外地人野合。但是在春秋末期的贵族阶层，野合则 开始被视为不洁。孔子原本又是贵族之后，由此就十分不幸了。孔子就出生在这种极度悲惨的环境中。从小依靠跟着“儒”们做些童工成长，死后也不被允许进入宗祠。子贡等门 人，对孔子最突出的情感就是“怜惜”。觉得上天对孔子不公，所以他们加倍地推崇孔子。这些都是儒家经典中的记载。至于儒生们连孤证都没有，硬是要指称孔子是贵族，其目的在哪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咱们作为墨者，切不可学习儒生们对劳动者的鄙视。墨子说，「翟以地为仁」。道德存在于百姓之中。孔孟的出身在墨家看来并不可耻。以之为耻的反而是儒生们。

再看所谓的“儒”指的是什么。在儒家修改过的 《周礼》书中，为尊者隐，塞进去6个儒字。这6个儒字原先都是“司”，也就是家君级底层小诸侯。不过儒家记载的历史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真实。无论是孔子初见 鲁侯，还是儒生见墨子。鲁侯和墨子首先都问：这就是所谓“儒服”吗？也就是说连“周礼在鲁”的鲁侯，和走过70多诸侯国的墨子都没有见过“儒服”。那么 “儒”当然不是什么被《周礼》记载的底层小诸侯了。《广雅》“儒，愚也”。这个解释也不完全对。正确的读法是：儒，需人也。在古籍中，儒除了指代儒 生、儒学就只有“侏儒”连用。可见儒和侏类似。侏是小矮人，儒则是残疾人。出土的甲骨中有“需师”一词，当时的“师”是军事单位。需师既由罪犯组成的军事单位。不妨联想商末“奴隶组成的军队”反戈一击，灭亡了商朝。或者联想蒙古西征时，用波斯人、阿拉伯人的降兵做攻城前锋。古代祭祀的时候，把小矮人、残疾人、小孩、老人，各挑几个陈列在祭台上。天子、 诸侯们祭祀完毕，将祭品分给他们。表示自己的恩德连残疾人和老弱都能受益。所以“儒”和孔子的出生一样，都是“残疾人”。具体指的是思想、行为意义上的残疾，既罪犯。这些罪犯中，有些是有文化的。他们给人们哭丧办祭礼为生，也可能教人识字记账之类。孔子就是他们的学徒。当然，就墨者来说，我们同样尊重“儒”。而且应该为华夏先人对他们的区别对待而感到羞愧。孔孟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华夏先人们的共业。是华夏子孙的耻辱。

可能也正因为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孔子向往改变自己，回到贵族行列。社会对孔子确实不公。被虐待得最惨的人，有时会产生斯德哥尔摩情结。反而爱上虐待自己的人。孔子从小没有爹娘，他加倍地渴望亲情。孔子从小没有入学，既所谓的“圣人无常师”。他加倍地渴望知识。孔子的社会地位低下，他加倍地渴望社会地位。孔子父亲犯罪，使得孔子被贵族层抛弃，加之幼年的生活困苦。孔子就加倍地渴望君王能像亲生子一样爱自己，养护自己。孔子渴望从加害者身上获得自己的渴望。而且孔子的弟子们，知道孔子和儒家的这些弱点后，并没有试图改变。也和孔子一样，反其道而行之。去加倍地论证和实践这些最荒谬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将之解释为斯德哥尔摩，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孔子的学说尽然这样与他和儒的出身相背反。当然，孔子和儒家也表现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世上哪里有父母不爱孩子的呢？要求君王担当起百姓的父母角色，正是孔子等人爱天下百姓的方式。我们不可以恶意解读孔子的这种善意。我们完全同意将儒家称为“民本”学派，孔孟的本意是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学派。所以当我们知道了孔子出身，和儒的本意，那么我们将对孔子和儒家报以敬意。孔子是一位从奴隶、社会底层开始挣扎，通过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典型。而儒家从一个哭丧起家的学派，最终一统天下主导中国人至今。孔子说“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是他个人一生的最好写照，也是儒家学派整个历史的写照。

当今的儒生，甚至包括很多国人们也还在孜孜不倦地奋斗着。试图让儒学能适应现代，继续主导中国人的思想，继续为人民服务。我们当然尊重他们的努力，只是我们必须纠正一个认识：孔子不是贵族阶层的代表，当然也不是劳动人民的代表。孔子的正确身份是无产文人。后世儒家独尊，包含了所有人，其中自然有有产者。但孔子不是有产者。所以孟子要为之辩解说：虽然古人云有恒产者有恒心，但儒生们却能做到无恒产也有恒心。孟子的话是孔孟等人属于无产者的最佳证据。而墨子等手工、工商业者，还有一些农民，无论古今都属于有产者。从来都不属于无产阶级。有产之产，指的是不依赖别人给予的职位，自行获得的财产。排除了人身依赖，才能谈及财产。墨子等有自己的产业，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致富。无需依赖他人赏赐，自然最反对别人对自己的剥夺。要求人格平等和法律平等。之所以要纠正这个对孔墨的错误认识，是因为其对墨子、墨学造成了伤害。墨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不相亏害。自吹、说谎自新都可以，亏害别人就不成了。不相亏害建立在无特权基础上，求真是无特权的根本所在。要求他人承认谎言，从而对他们造成伤害，正是一种特权思想：我可以撒谎，你不可以求真。

二、儒家伦理

谈继承孔子和儒家的精神，离不开对儒家学说的了解。儒家学说以伦理为根基。理解儒家伦理是儒学的重中之重。

在伦理方面。儒家将亲情等同于爱。倡导一种“相濡以沫”的社会。并且认为邦国乃至天下都应该和家庭一样，有君父，有严格的长幼服从秩序。即所谓家天下。家天下理想不是为了奴役，恰恰是为了让百姓能够享有统治者的亲情。与儒家主张相反，华夏传统的治学既“古之道术”，却认为群体与群体之间应该“遁道而趋”、互不干涉。老子说，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极端一点是庄子的“不如相忘于江湖”。显然亲情将导致人们互相干涉。家里的长辈必然干涉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必然互相干涉。在家庭中，人们有亲情纽带。这种互相干涉通常是善意的。但是社会中的人们不可能实现孔子的乌托邦理想，互相之间都能有亲情或者类似亲情的强烈互爱为纽带。那么强调亲情、互相干涉的结果必然是亲情做不到，互相干涉则乐此不疲。墨子说原始形态的人们，「百姓为人」。为，既干涉。认为「虽上世至圣必蓄私」、「天下之利欢」虽圣人也不例外。认识就比儒家真切。不可能把社会理想希望寄托在人们之间相互的亲情之上。人们根本不可能”相濡以沫”，只可能在小亲族、小圈子中存在这种情感。而不可能在全社会形成这种情感。孟子等孔子的学生、后学们，遭到古之道术学派批评之后。不但没有改正自己，反而发展出人性善说去论证儒学。甚至认为父亲教孩子、母亲养孩子，君王则又教导百姓、又养活百姓。比父母爱儿子还要爱百姓。因此君王应该享受更高的待遇、享受人们的爱的回报。在孔子那里，只是不成系统的一些幻想。被孔门弟子们理论化、系统化了。儒家伦理的根子在“孝弟，仁之本也”，“孝，德之本也”。既亲爱、亲情是一切伦理的根本所在。“本不立则道不行”。仁本于孝，既仁是由孝发展而来的。孟子的“推恩”说正是最佳表达。人们先亲其亲，然后降低一等亲爱同乡，然后再降低一等亲爱关系更远的人。孟子认为君王应该先亲其亲，后亲臣子，再亲百姓。这就是儒家的爱有差等。

墨家反对爱有差等。认为「爱无差等，利人以义，施由周始」，「皆天之臣也」。所以墨者不可能认同儒家的整套伦理。孔子的伦理不能被墨者所尊重。我们应该尊重的是墨家的伦理。墨家的伦理认为人因为有“智”而成为人，爱人既利人。爱亲既「志以亲为芬」，和利亲几乎是相同概念。爱有差等，是不明智的行为。将导致别人的同等对待，从而不能达到利亲效果。正确的亲爱应该以兼爱为先，「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我们无须担心“义”会不允许厚待亲人，因为墨家所说的义与儒家所说的公义不同。墨家所说的义，是「世相与共是之」的社会共义。人人都希望厚待自己的亲人，那么人们的共义必然允许人们厚待自己的亲人。只是厚亲不能对其他人照成伤害罢了。墨家的主张是要兼爱，不要相亏害。要同异交得，不要在人们之间制造鸿沟。伦理的问题就是那么简单，正因为儒家的伦理总是让人们感觉不自然，所以才需要一遍遍地重述。罚小学生抄20遍作业，作用只是让他记住了，而不会让他水平提高。由于墨家学说的根本不在伦理，我们无法像儒家一样由家推及邦国，再推及天下了。这正是儒家批评墨学不“博大精深”的一个原因。以家庭伦理推导家国架构和秩序，是儒家特色，其他学派都无法与儒家相比。墨者们也不需要被儒家的宣传所带动，也跟着去讨论家庭伦理和长幼秩序。在墨学中，那种讨论毫无意义。「天生民，人异义」，各家的事情各家自行处理就是了。在墨家看来需要处理的是家对其他人的伤害。

三、儒家修身

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代儒生为之掩饰说，其中没什么联系。但儒家主张君王是百姓的父母。孔子说要对君王“尽孝”、移孝为忠。这些原文内容都证明，现代儒生的掩饰完全没有根据，只是空口撒谎而已。儒家的修身，其主旨之一就是以从幼年起的孝道，修成最终的忠君。没大本事的人在家孝顺父母，有大本事的人去孝顺君王。孔子和有子分别都说，孝顺的人就不会违逆了。他们分明将家庭视为遵守儒家君臣父子秩序的基础训练营。儒家的孝道，讲究“尽”孝，全心全意地孝敬。讲究“谏之，又敬而不违”。这些都是孔子所说的话。其目的不可能不是培养绝对服从的人格。现代我们称这种人格为奴性。虽然儒生也讲“直而刚”，要“谏之”。但孔子又认为如果父母、君父不听从，还是要“不违”要执行之。既所谓“谏之，又敬而不违”。类似当今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这种原则下，如果君父没有足够的爱心，那么势必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儒家反复强调君父之仁，是一种补救，却是无效的补救。人性自大而又自私，要君父不独断不谋私是反人性的。反人性的主张没有强力的外在约束和高度的对神的信仰，不可能实现。而儒家恰恰主张君臣父子的绝对秩序；又没有信仰，认为自己能“与天地相参”、“为天地立心”。可见儒家的修身，对于被强权压制的百姓可能会有效，但对官长们是全然无效的。因为在他们身上没有强力的约束。儒家修身对百姓也一样无效。这是因为各亲其亲也是人性，但这种人性恰恰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你我之间没有亲情纽带。当你我之间出现利益冲突，你以亲亲为先，而不以墨家主张的共义为先，必然对我造成伤害。汉朝儒家提出补救：门内恩掩义，门外义断恩。也只在墨家的义本于外学说里才可能成立。而儒家既然以孝道为伦理基础，其必然如孟子所言“义本于自心”。那么让来绕去，“门外义断恩”实际上还是亲亲为大。要求人们放弃私亲的狭隘，拥抱兼爱，同样是反人性的。同样需要信仰或者外在强力的保障。而儒家孝道支持的君臣父子秩序，必然要求“非天子不议礼”。官权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裁判员。依赖官权去保障儒家仁爱修身能有成效，太可怕了。只能是“移孝为忠”式的保障。寄希望于官权能放弃私利，自动亲爱人们。更奇妙的是，儒生恰恰以这种理路批评墨家兼爱的理想太高尚，不可能实现！实际上兼爱说是孔子提出来的，《庄子》在批评兼爱时对象是孔子而不是墨子。因为在儒家“相濡以沫”的亲爱理路里，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兼爱或者泛爱。只可能得到亲疏有别。而当今的儒生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不是虚心向墨家学习，放弃孔子的错误，而是用孔子的亲爱去理解墨家的兼爱。儒家修身修不出泛爱或者兼爱。所以我们不能考虑继承儒家的修身。

儒家既然认为“孝”是仁（爱）之本、德之本。认为“亲亲为大”。把亲情做为人们的纽带。加之自孔子开始一直到孟子，儒家都是被古之道术取笑的对象。认为他们“数人之契而以为富”，读不懂古籍。孔子本人就没有拜过师、上过学。认为儒家人士没有实学，只有满口的高调。儒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导致他们必须把内心封闭起来。否则他们只好承认自己无知。结果使得儒家认为人们应该“本于自心”。人性善，一切的善的种子都预先存在自己内心之中了。只要将之培养起来，就能得到“浩然正气”。有自己这种“浩然正气”的人，就应该去“治家、治国、平天下”。他们认识不到自己身上也有卑劣的种子。本于自心培养出来的几乎必然是卑劣。因为社会的纽带是人们互相让步而形成的契约。人们必须互相放弃那些亏害别人的私利。结果使得卑劣者可以在其中搭顺风车，别人让利，他们将之收入其中。所以本于自心必然培养出卑劣而不是高尚。而且儒家也认识不到人与人不同，意识不同、利益不同。从自身培养出来的所谓“正气”，就别人而言极可能只是“不义”。他们认为自己有浩然正气该去管理教化别人，就形成了对别人的强制。在遭到古之道术学者们批评之后，儒家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导致他们更加坚信：这个世界太污浊了，等待他们去拯救。对其他歪理学说要“鸣鼓而攻之（孔子，还有杀少正卯）”、“辟之（孟子）”、“杀诗书（荀子）”，使这些歪理学说不能残害世人，要“独尊儒术”。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着思想强制的勾当。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有浩然正气。本于自心使他们怀着高尚的目标去害人。他们的浩然正气使他们完全没有自省能力，极度封闭。而自我封闭正是墨家所批评的，「所谓内胶外闭与心毋空乎？内胶而不解也」。不能把自己的心空出来，就只能是内心混乱胶着而且对外封闭。因此墨者对于儒家修仁爱，不能考虑；对于儒家本于自心修浩然正气，则需要避之唯恐不及。以免沾染了狂妄和封闭。墨者只能信神，绝不可自以为浩然正气，「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儒家的狂妄，实际源于孔孟他们的自卑和后儒的执拗。

四、儒家的学问

孔子等人没有入过学、拜过师。这是儒家记载中的事实。孔子在30岁左右遇到华夏历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单氏取周。王子姬朝和老子等周室正统学问家，还有周室百工（既墨子的先人们）逃亡南下。当时的典籍大部分用竹简，一篇文章就是一大卷竹简。逃亡路上带着不便。孔子的弟子南宫适是商人，与老子熟识。被托付运送那些笨重的周室典籍。南宫适将之交予孔子。孔子本人也天赋异禀，记忆力超人，由此成为学问家。南宫适犯罪下狱，可能是被牵连。孔子却没有因为南宫适犯罪而嫌弃他。还把自己的侄女嫁给南宫适，表示感谢和支持。然后孔子可能因为担心大量的典籍被发现。从齐国回到鲁国后，选取了据说120篇《尚书》和300篇《诗经》。应该还有《周易》，其他的全部烧毁。《尚书》经过抄录后，也被埋藏起来，后来被封藏在孔家夹壁中。孔子的这种处理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王子姬朝等周室诸人的处境非常危险。姬朝后来在楚国闹市中被周室刺客刺杀。即使当时天下的大国，并且是不服从周室的楚国都保护不了他们。由此周室诸人全部隐姓埋名隐居起来。墨子祖上也由竹姓恢复墨姓。老墨等人，历史都没有记载他们的出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老子在先秦甚至连姓名都没有。还有《山海经》等典籍，人们也不知所出。孔子烧掉华夏的最宝贵财富，只能说是一种没有“种”的行为，却也不能过于苛责。这是孔子成为大学问家的背景。

天下主流学问家们都隐藏起来了。而且他们身上只带着少数典籍，可能主要是用织物书写的卷轴。现在孔子手里掌握着华夏最宝贵的财富。所以即使古之道术学者们嘲笑孔子等看不懂古籍，但也不得不“见称”于孔子。需要引用一些孔子所说的话。这里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孔子不可能看懂古籍。因为华夏传统用竹简刻字，必须对文字精简又精简，形成了华夏的“立名本”传统。传学主要依靠解释那些“名”，既精简到不能再精简的一些概念。比如《尚书•洪范》记载商朝遗民箕子向周武王传学，就是只罗列了一些“名”。儒家流传的《洪范》内容是“温良刚毅”之类，应该不是原样。但《洪范》篇保持了“立名本”这个特点。《尚书》等则是供研究的历史案例，而不是教材。没有“名本”基础就看不懂这些书。所以当时的学子如果没有拜师，并长期跟随老师学习，他们无法从表面字意去理解古籍内涵。最简单的例子，儒家称王公大人们是百姓的父母，并自甘移孝为忠。他们的依据是《诗经》里的“民之父母”和“民父母”。但是“之”字本意是“向着……变化”、“趋向于”。所以“民之父母”的本意是“民就像父母一样”。但是孔子等人用民间的用语习惯，将“民之父母”理解成了“民的父母”。恰好迎合了孔子渴望亲情的心理。所以儒家一直认定了王公大人就像父母一样。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孔子等人没有学问（指不能理解，也不能贯通），一直被古之道术学子嘲笑。但由于大批学者在南下之后隐身，留下了真空。而且孔子等主要教授同是社会底层的人士，这些人有最强烈的上进心。所以儒家虽然没有学问，却占据了当时的教学市场差不多一百年。直到墨子放弃隐身，公开站出来反击儒学。

然后孟子、荀子等人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学问差太远，开始努力吸收古之道术内容。其实在孔子50岁的时候已经知道凭自己的学问，无论喊多么动听、多么贴心君王的口号，都不会被任用。顶多被推崇几句，让他帮着改变人们的思想，勾勒君民一家亲的美好愿景。孔子达不到重回贵族行列的目的。虽然他处处以贵族的食不厌精、听圣王音乐三月不知肉味等装扮自己。孔子在50岁时开始钻研《周易》。先秦只有儒家传易。《周易》承载的是对各种情形的应对和发展趋势预测，主要在“术”的范围。术是道的运行，其中当然也包含道。但孔子等人唯一不放弃的就是前面提及的儒家几个要害：裙带（亲情社会）、自大、封闭（本于自心）、理想太美好、认贼作父希望以集权实现儒家理想。古之道术的核心：若自然不互相干涉；在互相承认同类的基础上取同（或者说玄同）为义；从其俗以百姓自己的生活习惯为立法的法治。儒家就是不愿意吸取。吸取了这几点，儒学就失去了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孟子借用墨子的话语去表达儒家的伟大亲情社会理想，和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用儒家的亲爱、孝君驱动墨家的主张，形成原始共产主义理想。而子夏后学穀梁赤、公羊高、李悝、吴起、商鞅、荀子、李斯这些人，则主要学习了古之道术的行政、法制技术和主张。用儒家的君王立法和集权去驱动法制，形成宗法集权法制。成为当时天下的主流学派。也是秦汉甚至大清朝的主流学派。因为这些人制造了大秦，屠杀古之道术学者（术士），烧毁华夏传统典籍。汉朝之后的儒家害怕背上罪名，伪称他们是法家。古之道术学者基本被屠杀殆尽，少数遁入山林发展成道教。所以，儒家在不断以“儒本道用”和辟杨墨为手段完善了自己学术体系、强化了自己的地位。从没有学问的文盲变成了汉朝时无可替代的官学。其他学子基本被杀光了。

正因为儒家在不断吸收古之道术的过程中成长，他们原先不成体统。所以我们现在反而看到先秦“儒学在不断成长”。这种情景类似每个朝代初起，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发展”速度显得特别快。而古之道术本有完整体系，学子们主要在仔细推敲其中细节问题。比如白马非马之辩，其本意是在讨论君王是不是人，要不要遵守普通人的规矩。老子阐述的华夏传统是人们“遁道而行”的，各自有各自的规矩的。其原意是保障人们互不干涉。但在墨子等人看来，社会变大了、小国寡民已经不见了，绝对的互不干涉已经不可行。君王也应该被同样的规则所约束，应该「上下通察」、「上有隐私遗利，下得而利之」。所以白马非马之辩对古之道术学术发展非同小可，绝不是一清二楚的形式逻辑那么简单。《墨子》书中，从来不对白马非马之辩做正面辩驳。仅有一句记载，记载所用语言含有讽刺意味，仅此而已。其中原因很简单，墨家也反对「百姓为人」互相干涉，同时又认为君王该受约束。简单逻辑回应白马非马之辩，明确一个排中律的是非，将使墨学左右为难。所以墨家不能直接否定白马非马，也不能直接肯定白马非马。必须另开辩题，那就是同异奇偶之辩。要细分白马和马在那些方面相同，哪些方面不相同。白马在《尚书》中就用于指称君王。先秦儒生没有官学训练当然看不懂，当今的儒生假装看不懂。被他们称为诡辩术。

汉朝之后，儒家开始系统地修改先秦典籍。其中受害最轻的反而是与儒家“冰炭不相容”的《墨子》书。因为他们读不懂。《墨子》是目前留下的唯一以“立名本”形式著述的经典。也就是唯一保留了华夏名教传统的经典。可惜在清朝被儒家学者发掘出来，再次以“儒本墨用”的手段去修改《墨子》原文。形成现在流传的孙诒让乃至现代各种版本。一些让人们读不懂的版本。原先逻辑通达、编排有序的《墨子》书被改得不知所谓了。受害最重的是《黄帝四经》等黄老典籍，直接在汉朝独尊儒术之后被从官方和民间一起消灭了。当今所见版本是从地下挖出来的。《老子》则被改成了玄学。《庄子》被用于承载孔子“道不行则泛舟海上”的理想，变成了放荡不羁的代名词。道教经过皇上钦派的大儒陶弘景改造。他们帮道教制造了玉帝、各种神仙之类的统治秩序。变成了现实中宗法集权专制制度的反映。作为与儒家并列的显学，直到秦末韩非著作中仍然称“显荣天下者众”的墨家。其作品和学者名号在儒家的历史记载中几乎不存在，或者被称为“不知所出”。形成当今儒生嘴里的墨学的“没落”现象。华夏之学，古之道术几乎全部被儒家毁灭。儒家没有了学习对象，2200年几无发展，不过是反反复复去阐述同样的一些东西。也就是笔者前面所述的裙带之仁，自心之义，专制之礼，无兼爱底线之智，官制教化之乐。哪里有什么可继承之处呢？儒家之学，混乱浅薄，是当今人们的通识了。儒学不但立意错误，而且理路幼稚，墨者学之毫无意义。唯有儒生记载的历史，虽然虚假也可以作为批驳、故事之材料。如此而已。

五、儒家的治道

可能由于孔子小时候缺乏亲情，缺乏社会关爱。特别是因为孔子被贵族层抛弃，生活困苦，所以孔子特别主张“仁政”。认为应该由君王把社会包揽下来，像父亲养护孩子那样去教化、养民。甚至因为鲁侯送了一条鱼给他，孔子就把自己的儿子命名为“鲤”了。这就是中国人一直对政权存在依赖和奴性的根源所在。实际上君王自己并不从事生产，他也不应该去从事社会运营。那么君王哪里来的东西去养民？哪里来的东西去给百姓分田地？所以儒家必须主张“制民之产”。由君王统一分配和管理天下的财产。荀子甚至认为君王只要把土地分配好，给人们规定好工作。社会财富自然无限制增长，可以供王公大人们挥霍的同时，还使天下的人都过上美好生活。在现代人看来，何其荒谬！？

人们有自己的“义”，有自己的“自然”，所谓「十人十义」。怎么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然，去接受君王、儒家的教化呢？人们有自己的田产和出产，怎么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让君王去包分配呢？所以，儒家必须主张一个绝对的等级秩序。百姓必须顺从官长，虽然可以“谏之”但又必须“敬而不违”。用大一统和绝对集权去维护天下秩序，使人们不互相攻击，也使统治秩序不受挑战。这种主张与儒家孝道是贯通的，儒家孝道为这种统治秩序服务。然后又因为儒家主张王公大人和自己（官僚层）的超国民待遇。他们有浩然正气，有管制其他人的正义，也就有获得更丰厚回报的正义。所以儒家必须主张差等，亲疏有别。只能主张推恩，不能主张兼爱。儒家将不平等的社会用伦理学包装论证。儒家要亲亲为大，论证君王的天然优越。必须主张宗法，主张出身论。儒家又起于社会底层的无产文人，所以他们又必须主张儒学高于一切。如此才能使出身低下（在儒家理论中）的无产文人们通过儒学获得神圣性。获得为天下立法，为天地立心，治国平天下的资格。通过苦读儒家经典，改善自己的血缘，使自己进入名门望族之列。又成为天然优越的种族中的一分子。所以最终儒家和儒家教化出来的君王们都明白一点。使他们保持半神资格的东西正是儒家经典，是孔子。他们必须保住孔子和儒家经典的地位。由儒家经典论证所有宗法集权统治所需要的东西，而且论证儒家经典本身的神圣性。由此构成了一套循环自证的封闭体系。

儒家治道的成功之处正在于使人们相“别”，互相争夺从而不得不仰仗君权。人与人相争，弱者需要寻求保护。阶层与阶层相争，收买其中一方做打手即可，另一方也不得不低头。人们可能联合起来反抗，收买其中部分精英即可。宗族与宗族相争，官权在其中游刃有余、渔翁得利。官与官相争，正好施展儒家君王权术。国与国相争，百姓不得不仰仗家国。看到这里，儒生们肯定觉得非常冤枉。儒家明明主张人们要“和”，并不主张“争”。但是儒家在社会地位高低纵向，人为制造一个亲疏有别的宗法秩序，在社会人与人关系的横向，去中培养各亲其亲的亲疏有别。无论社会关系的纵横面，都是亲疏有别。试问这种秩序是“和”还是“别”？有别则争，结果儒家只能用他们所主张的威权压制。短期维稳，埋下长期祸乱的种子。独尊儒术的汉朝，每三年一次农民起义。孔子镇压的鲁国三季，还有孔子的死对头阳虎。不过是觉得自己的贡献大，想与上级拉平地位罢了。在英国是产生大宪章的契机，在孔子是维护绝对秩序的机会。儒家亲疏有别的治道之所以成功，在于使人们相争。如此人们虽然明知自己不自由，任人宰割，又不得不顺从官权，祈求官权的公平。人们不互相攻伐，就不需要官权。而人们互相攻伐，又要保持绝对秩序就需要强化官权。而官权想保持压制力，又必须防止人们团结起来。亲疏有别的社会与官方的绝对权力是互相催进关系。

要实现对社会的操控，“弱民之志”很是关键。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于明确指出需要”弱民之志“的是商鞅。儒家最不愿意承认商鞅的儒家身份，暴露商鞅等人是先秦儒家主流的事实。儒生们想了一些办法，比如把孔子的话改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个修改在论证上还是非常成功的。他们以为就可以撇清“弱民之志”了。但这种只在儒家思维里成立的小聪明没有用。原因很简单，只要你主张官方去教化百姓，就是在用君王的脑子去替换百姓自己的脑子。也就是“弱民之志”。而儒家人士从来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被儒家经典浸淫得以为官方教民是当然的事情。倒腾来倒腾去，结果还是一样。所谓的法家主张“以吏为师”，正是官方教民思想的实然。儒家子夏系统，包括商鞅是实践者，只能从实然去实现应然。而儒家思孟系统，是只会唱高调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只高唱应然，而不需要为之负责。思孟不实干，实干的儒生又必然祸害社会。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儒生们不断地指称实干者是“法家”。小康儒和大同儒没有什么不同。小康是大同的“必经阶段”。所谓”内儒外法“、“外儒内法”，都是一码事，关键只在儒生们有没有实际去做事。就连音乐，也被儒家用于教化。先秦孔孟等儒生提及的“乐”，全部是君王制作来教化百姓的“韶“”武“”象”之类。墨子、墨家要反击儒家能不“非乐”吗？

当然，人们不互相竞争，又没有公平社会。原因之一是市场分配是最公平的分配；原因之二是离开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报偿，那么必然是搭便车者得利。从而使人们不得不跟随搭便车行为，摧毁社会契约基础。所以人与人面对相别相争，必须以「兼爱」、「兼取」、「兼以易别」为基础，以「一同天下之义」为基础。而不是以儒家的宗法绝对秩序为基础。墨家说，「一法者，方之召也」。法律的普遍适用，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邦国的吸引力基础。「一法者之相与也尽」，必须以「世相与共是之」的共义为法律的基础。而且必须以十天志为「义之经也」，所有人尚同于天。让上天为人间立天宪。必须依照天志，兼相爱、交相利、不相攻，生生为天下芬。并且将这种源自民立法和天宪的法律交由政权切实执行起来。君王必须「信身从事」；百姓必须能够「上下通察」，能获知「上有隐私遗利」，能「下得而利之」。墨家的治道才是社会架构的正当底线所在，何须羡慕儒家那些应然高尚、实然不堪的所谓治道？

六、儒学依靠神圣性为支撑

笔者所述儒学，只要读过儒家自著经典的都能意识到。但儒家成功地运用了神圣性去为前述那些东西做加持。人们就不太容易割舍儒学了。论证儒家的神圣性。儒家主要从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高调宣称自己具有神性。

也就是《礼记•儒行》之类篇章。这些篇章在被儒家浸淫的人看来，非常高尚和动人。这种高调使得学儒的人们迅速进入“浩然正气”的境界。也就是把自己视为半神，孔孟等是真神的境界。是自大和封闭的极端。在这种极端情绪中，还加入了“谦下”元素。毕竟人们把自大放在表面上很容易遭到打击，包藏在谦下的外表之中则牢固得多。就当时的孔子来说，因为没上过学拜过师，他不得不谦下。但孔子晚年有成，已经被弟子们宣称为“天生木铎”、“天纵之将圣”了。至于“与天地相参”、“为天地立心”更是儒生们的自信。

第二、儒家高调宣扬一种：在王公大人负责管制、分配下的，人人平等亲爱、生活富足的社会理想。

真可谓地上天国。这个地上天国主要记载在《礼记•大同》篇。这种儒家式地上天国，不但符合儒家的等级社会主张，而且迎合了人们希望平等、富足的愿望。两个矛盾的结合点还是儒家人士具有神圣的德性。他们能管理和分配好天下人的生活、出产，而且大公无私。王公大人的超国民待遇在儒家看来不是“私”，而是“公”。是他们的神圣德性和像父母一样教化、养民所应该得到的回报。是维持儒家理想社会的必须。在儒家看来，只要把自己的自由和财产交给具有神圣德性的儒家君王和儒士管理，服从他们的管理。百姓就能获得平等和富足、安全。

第三、儒家从孔子开始就追求大一统和绝对集权。

当今儒生拿《论语》最后几句抄袭自《尚书》的内容，证明自己不主张大一统和绝对集权。但是《论语》最后那几句是后儒加入，本身就不是什么孔子或者亲传弟子言。在民国时期基本已经是定论了。只是当今部分儒生又不愿意承认而已。更何况儒家记载的孔子隳三都伟业，已经透露出孔子绝对不允许家君有挑战、抗衡诸侯的能力。必须遵从诸侯的绝对权力。孔子当官也就做成了三件事。另一件是杀少正卯，这是运用官权行思想专制的案例。三是与齐王会盟。在与齐王会盟的时候，孔子果断杀掉了齐王的优伶。与任职7天既不审而杀少正卯一起，表现了孔子对付敌人时“秋风式”的肃杀和干净利落，杀人不眨眼。孔子对亲人可是“如春风般地温暖”呵，对敌手却如此残酷。正因为儒家意识里就是亲疏有别的。不与其为亲，而与其为敌则杀。与儒家“冰炭不相容”的先秦古之道术学子们，在秦国完成大一统后被屠杀。根子就在孔子那里，在儒家的亲疏有别那里。怂恿秦始皇杀天下“术士”的正是儒生李斯，即使不承认他是儒家，事实上他就是荀子的学生。他继承了孔子杀少正卯的精神。穀梁赤和公羊高是儒家古今文学派核心经典的作者，他们是不能被儒家否认的。他们的学生李悝、吴起等，在魏国发明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王权制。其内容就是内部打击贵族，集权于君王，下施仁政，外事侵伐。对外战争不被孔子所主张。但是儒生们又要功与名，又主张给老百姓分田产，又要养民。不向外侵罚，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天下掉下来吗？所以李悝等主张打土豪，主张外战是儒学实践的必然。没有集权，打击贵族，则儒生不能越过贵族成为新贵。也不能去实践他们的理想。我们不妨归纳一下孔子的那些敌人们，他们全部是当时的低级贵族。无论去鲁、去卫、还是被困于陈蔡之间。孔子的敌人都是那些低级贵族，也就是当今所称的乡绅们。当孔子被卫国贵族拦截的时候，那些贵族居然敌不过孔子的弟子们。可见那些乡绅手里并没有多少强制力。但孔子就是要剥夺他们的产业，要集权于君王。孔子天生就是乡绅们头上悬着的屠刀。当魏国儒生遭到失败后，可能是当时最杰出的儒家实践者——商鞅先生来到了秦国。在犬戎秦国如鱼得水。创造了所谓的秦制。推行耕战政策，完成了大一统。所谓耕战，其思想根源就在官权对社会的全面管制。也就是儒家的教化和制民之产。

如果没有儒家君王、儒生的“浩然正气”，自以为是天下的立法者，为天地立心。那就不会有人想到：要把全部国民、国民的财产乃至生命，全部组织起来。为了共同的理想而战斗。秦国的耕战政策，可不是后儒所称的秦王的私心。其初衷可是为秦国国人找到尊严，是为了使秦国国人们富裕，为了使秦国的国人们能够按照能力获得社会地位。商鞅教导和提拔出来的秦国大将司马错，扩蜀前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正是秦国耕战动机的写照，也是典型的儒家语言。荀子称赞秦国是接近儒家圣王理想的理想社会。只是儒秦们不知道兼爱，不知道将裙带私利置于兼爱之下。在兼爱的前提下去自利。儒生和秦国那些比较原始的人们不懂这些，他们只是禽兽式地团结起来追求秦国人的利益而已。对秦国人是仁政，对其他人是暴政。至于孟子、荀子、董子等人的“定于一”之类主张，满现于儒家经典。不用笔者多说。墨子批评统治者说：是的，你们追求“上同”，那么你们就应该知道“尚同”才是“上同”的内在根本。墨子这句话，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是不是？是的，即使笔者也仅在1年前发现这句话。因为儒生孙诒让、梁启超等人“校订”的《墨子》，把这句话改掉了。他们看不顺眼。墨家尚同也就是笔者前面所述的民立法的法治。要讲法制，没有民立法法治为内核，就是不正当的。

第四、是抓紧官权，消灭其他学派的典籍，杀掉学子。

使其他学派无法与儒家争衡。同时可以厚着脸声称，其他各家学问不如儒家，所以逐渐自行消亡了。而儒家吸取了各家之长，是天下正统云云。秦国一统之后，儒生李斯马上借机提出“焚书坑术士”。为什么要焚诗书呢？原因很简单，诗书不是儒家的荣耀而是耻辱。先秦各家都传诗书，而且都笑话儒家看不懂经典。先秦儒家唯一的骄傲是《易经》，只有他们传易。所谓阴阳家邹衍，是思孟系统的儒生。秦国传统上就尊《易》，而贬诗书。商鞅是子夏后学。而子夏就是几位晚年跟着孔子学易的大家之一。到底谁的易学最正宗，儒生们仍然在争吵不休，但都不能否认子夏的易学地位。商鞅在秦国主政，秦国也就尊了易学。而歪解诗书，是各家嘲笑儒家没学问的由头。即使笔者在前面也嘲笑儒家不知道“民之父母”是什么意思。荀子书中就论及为什么要“杀诗书”。他说诗书被人们曲解严重，各说各话，所以要“杀诗书”。荀子的学生李斯烧诗书、杀古之道术士，并非偶然。只留下《易》和荀子、商鞅、李斯、论语、谷梁春秋、公羊春秋、孟子等等儒家作品。李斯的行为，是儒家自孔子杀少正卯、鸣鼓而攻之、辟杨墨、杀诗书精神的正统继承。汉武之后，儒家开始由官方、甚至皇帝亲自出面钦定各种典籍和概念。这就有了《淮南子》、有了先秦六家说、有了白虎观钦定典籍和概念。他们要毁掉华夏的名本、历史，立儒家的名本、历史。至于各家典籍遭篡改的情况前面已经有简述，这里就不再重复。而先秦其他学派的经典里，没有人能找出类似的主张。天下唯有孔孟和所谓的法家有这种主张。

第五、是“儒本×用”，借其他各家的字句来论述儒学。

儒学本身是一个极度缺乏自新能力的学术系统。只要本于自心，就必然狂妄且又封闭。即使独尊儒术2200年，儒学也就通过抄黄老（汉儒），抄道教（朱熹理学），抄佛教（王阳明心学）获得重新论证。注意是重新论证，而不是发展。些微的发展苗头，都因为损及儒家、孔子的神圣性而被扼杀了。运气最好的是顾炎武这些明末儒生。乱世和心学开始的对孔子的一些质疑声音，使他们有了一点点进步。他们虽然还达不到先秦的学术水平，但毕竟有了一点点进步。因为他们距离辛亥革命时间还不算太远，所以他们的书还是留了种。现在却变成了儒家天天挂在嘴上的骄傲。说来很是荒唐。儒家对其他各家字句的抄袭，被现代儒生做为“集大成”的证据。什么叫做集大成？别人说要法治，然后你说法治就是君王立法的专制，然后你就集大成了吗？

儒家经典总是循这些逻辑展开。举两个儒生最喜欢拿出来吹嘘的篇目为例。《中庸》的开头基本抄袭自墨家的“去六辟”。只是儒家讲亲情，又亲疏有别，要教化和改造人们的思想。所以不抄墨家的“去爱、去恶”。然后是一连串高调。最具欺骗性的就是这一连串的高调。它没有实际内容，就是一些高调，实际上必然被儒家血亲伦理破坏的高调。目的是获得道德神圣性。等到有实际内容了，原来结论是要“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原来花费那么多篇幅，也就是要锁定君王的专制立法权。原来那么多高调，只是要烘托君王和孔孟儒生的神圣性。当君王有掌控一切的权力时，那些高调还怎么可能实现呢？只能依靠儒家的修身了。所以儒家理想的大同社会，必须是人人都道德（符合儒家道德）高尚的社会。而儒家的修身又是修顺从。但儒生想掩饰“顺从”，称儒家可以谏之、去之、甚至诛独夫。儒生要“从道不从君”。上待儒以礼，儒待君以忠。虽然不平等，但君王总还要守礼。但追问道和礼在哪里呢？答案是在记载了整套专制理论的儒家经典和子曰里，在专制礼制里。各位看官看着是不是头晕脑胀？儒学就是这么个循环往复的系统。至于《礼记•儒行》篇。孔子首先表明态度，我们是要忠君的，为君王服务的。然后长篇大论地堆叠了一通高调，还是没有实际内容。高调的目的还是制造自己的神圣性。鲁侯看到孔子又懂得造神，又懂得忠君，当然欣喜。与其看孔子在《儒行》篇装神弄鬼，不如去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先生的文章实在得多。当今儒生声称“亡国不能亡史”。不错，但历史是历史，儒家是儒家，儒学是儒学。通过反思历史中儒家的恶行、恶性，正是国人归回正常生活的必须。历史亡不了，只要那些历史故事还在，历史就亡不了。将儒学等同历史，也还是儒生们自立为神的惯用手法嘛。当今儒生要搞“通儒院”，效法伊斯兰激进派搞儒家宗法。笔者在微博模拟了一下通儒院审贪官，兹抄录在此：

《通儒院审贪官》

贪官辩称：孔圣曰，亲亲为大，亲疏有别。钱财乃身外之物，如何能与亲人相比？

通儒院：门内恩掩义，门外义断恩！

贪官：亚圣曰，义本于自心，钱财裙带乃我心中，为义也～。

通儒院：行而有礼，非天子不议礼！

贪官：荀卿曰，从道不从君。道者，孔孟先圣言也。孔子行在《孝经》，志在《春秋》，违者非礼也。非此，何来通儒之院？

通儒院：看来贪官是儒家孝道典范，可以为天下法。然而贪腐也为孔孟所非，奈何？

贪官：古者有圣人曰大舜。窃负而逃可为效法。

从此中国的法律中将出现一条：为行孝而贪腐，情有可原。着贪官偷走归家孝亲。如此则孝道与公义两全，孔孟之道得以通行。

结语：孔孟儒家的错误，正是华夏民族最宝贵的财富。

本文批评了儒法家。这是因为儒生们总是靠着往儒法家哪里泼脏水撇清自己。而且现在儒生们又热衷于无中生有，把儒法家的责任分一半到墨家身上。儒法家比孔孟儒家要正道得多，他们毕竟主张法律的普适性。君王也不例外。如果有足够长时间的儒法家统治，随着法律博弈的推进，中国总会发生质变。不至于2200年原地踏步。而且他们有丰富的实践可供国人借鉴。他们又是汉族事实上的缔造者。没有大一统和书同文、车同轨就没有汉族。华夏民族原先以游牧民族为主体，所谓夷人、犬戎、匈奴等等本是华夏民族内的兄弟部落。儒家的华夷之辩，将他们视为异类的同时也缔造了汉民族。历史记载中的儒法家，他们的实践之所以总是得到恶。一半是儒生们的歪曲记载。儒法家要维护法制，总要打击贪官污吏、地方豪强。而这些人恰恰是儒生。另一半是因为用儒家思想驱动法制技术的结果。根子还是在儒家思想，在孔孟那里。

清末民国时期，经过一番对儒学的反思。儒生们认识到，只要放弃封闭，儒学必亡。他们不但未能自新，反而加倍地封闭起来了。这种封闭性首先表现在，想说一点好话就必须指称孔孟也是这个思想。稍微触及孔孟，就必须补充一句：白璧微瑕。必须保持孔孟的政治正确。他们知道放弃孔孟的神圣性，儒学就不得不面对质疑，被打破封闭。然后儒学必亡。然而经过一百几十年了，儒生们无法重新构造一个能言称孔子的新儒学。因为孔孟等人说话太多，而且错得离谱。除非再次发动烧诗书，否则儒生想说谎还真是困难。笔者对他们就抱有最深切的同情。下沉、转进、曲解经典、假装无视、切割血肉、脏水外泼，儒生们想尽了办法。最终还是得仰赖官权延续生命。儒家遇到与之完全相反的西学，已经无法抄袭了。先秦的古之道术虽然也与儒学相反，但毕竟大家都用中文，他们可以曲解。遇到用外文书写，有更强群体维护的西学，他们就无法简单通过文字抄袭而重新论证孔孟之道了。他们需要先曲解西学，这只在封闭国度中存在可行性。难道中国会一直封闭下去吗？所以，咱们墨学源于先秦工商层，正好适应当今以工商为主色调的社会。咱们暂时被儒家压制，但封闭解除之后，人们必然寻求传统支持。墨学就会重新发光。我们把墨学训诂书写下来就可以了，把自己对墨学的理解书写下来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去参考什么儒学。如果担心《墨子》书被烧毁，咱就把《道藏•墨子》到处藏起来一部分。儒生改定的那些所谓《墨子》高兴烧毁就烧毁吧。儒家以神圣性为生存基础，华夏之学则早在尧舜时期就通过“绝地天通”的上天信仰，排除了人类具有神圣性的可能。古之道术以说理和倡导人类智慧为生存根基。进而支撑华夏民族的精神世界。儒家那种源自孔孟斯德哥尔摩情结的学说，不可为墨者参考、效法。墨者可本着“自生与生生”天志，效法孔孟等人的顽强拼搏和爱人之本意。毕竟墨家也主张人们自强。但不可效法投身包衣，换主子亲情的儒学。「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要认识到裙带式紧密小团体情感不值得追求。裙带式情感的社会必然造成社会分裂。墨家认为「倚者不可正也」，要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有依赖心的人自然向往成为奴才中的特权阶层，那不属于墨者。墨者在尊重孔孟顽强拼搏精神的同时，最需要谨记的还是不可本于自心。「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故浸淫之辞，其类在于鼓栗」。要有对自然、对社会的敬畏之心。不可忘记人类、自身的渺小。切不可自以为浩然正气在身。要以「兼爱世人，不得害人。同异交得，交相为利」为思维底线。守护底线，而不是去追求貌似甜蜜蜜的高尚道德。更不可以高尚道德谴责他人。

儒家经典中可取的仅仅是一些生活常识，墨家自己也有。墨家经典被儒家基本烧光，我们就结合全部古之道术诸子的经典。然后藉由整理分析儒生记载的那些历史，完成对华夏传统的传承。“六经皆史”，是儒生们提出来的，是儒学的最佳归宿。尊重孔孟的真实，学习孔孟的优点，用孔孟的错误教训警戒自己。在墨者看来才是真正的尊重，是对孔孟的真正尊重。虚称孔孟，谋私利罢了，那不是尊重。尊重不是顺从和立虚名，而是尊重其自然真实，以之为鉴。当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避免人们被儒家经典继续污染。虚尊孔孟，难道不是诱导人们去读那些经典吗？历史总是在排错中成长。继承，不是继承错误，而是反思错误。孔孟儒家社会的错误，正是华夏民族最大的财富。这也是孔孟对华夏民族最大的贡献，他们把可能犯的错误全部都实践了一遍又一遍。认清他们的错误，华夏民族就是天下间拥有最强大精神力量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