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传：
许崇德，著名宪法学家。1929年生，上海青浦人。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入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1953年毕业，留校任教。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点建立人和主持人。原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更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现行宪法以及香港、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对新中国宪法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98年6月，曾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作法制讲座，开讲第一课宪法。2002年12月26日，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次学习会讲解宪法。
惊闻中国宪法学泰斗许崇德教授，因病于2014年3月3日晚11时5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2012年盛夏的一个夜晚，笔者在许老家中与之有过两个小时的聊天。许老说话不疾不徐，爱说“我还是很幸运的”、“我的经历很简单”、“我也就知道这么一点点”……记得那次见面的最后，笔者缠着要许老留下墨宝，许老喜欢书法，但他说人老了一写字就腰酸背痛，于是欠下好多“债”。但拗不过笔者的许老，最后用水笔写下四个字——依法治国。只可惜笔者此时出差在外，无法拿出许老的字与君分享，仅以寥寥文字，以表达此时的追忆之情，许老安息。
满头银发、年届83岁高龄的许崇德斜靠在家中客厅那只咖啡色布艺沙发的一头，旁边一盏落地灯昏黄的灯光将老人包裹在温暖的光晕中，时间仿佛静止。
笔者前去拜访许崇德先生之际，恰好先生的香港博士、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女士正在先生家探望。许崇德说自己眼睛不好，让每个前去探访的人都得凑近了给他瞧瞧，然后说：“欢迎你来陪我聊天。”
对“泰斗”的称谓，许崇德云淡风轻地悠悠道：“我的事业到了尾声。”也有人赞他厉害，说如今中国顶尖的三大高校——北大、清华、人大，清华和人大的现任法学院院长均是他的高徒，许崇德依旧婉言谢绝：“不敢当，他们都很有成就，但如果他们能办好法学院的话，也许比他们个人的才能发挥更重要。”
而许崇德之所以被称为“泰斗”，且受到业界的广泛赞誉，离不开他是新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奠基者和重要参与者之一：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选举法的起草和调研工作；参与新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参与了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筹备过程；参与了现行宪法及以后四次修改的过程；还参与了一批重要法律的起草过程。他还有太多的“第一”：参与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宪法学教材；主编了新中国第一本具有全新体系的宪法学教材；积毕生辛勤收集之资料，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全面系统的宪法史的鸿篇巨作……
只是，许崇德是如何开始他这段宪法人生的呢？一切还得从那一年说起。
报考复旦法律系
年轻的许崇德之所以选择读法律，那可不是瞎诌的，理由很是充分：第一，中学阶段理科成绩总是不好，但文科成绩却非常突出，碍于现实，只能报考文科；第二，当时恰逢抗战胜利，远东军事法庭正审判日本战犯，经过斗争最终判了若干日本战犯绞刑，自此，许崇德对法官起了敬慕之心，在心中确立了法律的重要地位。“八年抗战吃了日本人那么多亏，终于有天用法律武器制裁他们了。”在年轻气盛的许崇德眼里，法律是一个很正义的东西。
但在那个时候（1947年），要报考复旦，没点家底还真没这份底气，果然，许崇德的家庭刚够格“小地主”，这也是后来许崇德入党较晚的原因（1961年入党）——出身不好。
许崇德出生在今上海青浦金泽镇，那是一个出状元糕的地方。祖上败落，父亲在他6个月时就去世了，许崇德的母亲一个人省吃俭用拉扯着一双儿女，“小地主”也是母亲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扣上的：那年国民政府即将完蛋，解放区正在搞土改，青浦地方上那几家大地主消息灵通，赶紧将自家的田地贱卖，许崇德的母亲恰巧手头攒了些钱，抱着“一辈子辛辛苦苦家里有点田产，冲不走烧不掉，求个心安”的念头，最后买了50多亩地，结果却成了“小地主”。
但命运弄人，许崇德的亲姐当时参加了左翼文联，后来在延安抗大学习结束被派到新四军，最后英勇牺牲，直到解放后许崇德他们母子才从中组部了解到死讯，也拿到了印有毛主席签字的烈属证。因此，许崇德的母亲是两重身份，许崇德也不否认之后人生道路的相对幸运与之或许有点关系。
今天复旦的相辉堂，许崇德说就是当年他的考场，“刚造好吧，我记得油漆都还没干。”许崇德说他的幸运就是从那次开始的。“复旦的数学题非常难，考卷一发下来，很多人干脆交白卷走了，记得当时就考数学中的十大难题，其中，平面几何方面考‘证明九点圆’，我就属平面几何好，最后就凭做出这道题考上了，只能说，恰巧碰到了我弱项中的强项。”当时许崇德就报了一个法律系，最后就被录取了。
宪法启蒙
许崇德说，张志让教授是他的宪法启蒙老师。“我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了。他是当时复旦著名的几位民主教授之一，在给我们讲完了课之后他就进入解放区，参加第一届政协的筹备会。他也是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成员之一。”
据许崇德回忆，张志让的宪法课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张志让教授比较宪法，那时国民党宪法颁布不久，而他却重点批判这部宪法，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另外，他具有深厚扎实的宪法学理论功底，能够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地对国民党的所谓“五权宪法”进行批判，认为实际上是总统集权，即蒋介石集大权于一身，最后分析的结论为：五权分立是假，集权才是真。因为他讲得好，所以令许崇德对宪法特别感兴趣，完全为其折服。
张志让的授课特点是自己讲得不多，开书单让学生自己读书，然后在上课时集中提问，要求十分严格。就是在那个时期，许崇德打下了宪法学的基础，但也只是些皮毛，只能说张志让的启蒙让许崇德认识了宪法的魅力，是其将来坚定不移的走宪法学教学研究道路的启智根源。
再见张志让，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张志让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许崇德还能清晰记得张志让住在北京松树胡同34号，“我到人大以后，还时常去他家里请教问题。他一边在北大当教授，一边在最高人民法院当副院长。我们那时写的油印讲义还请他看，提意见，因为他参加过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1954年宪法他也参加了。他虽然不是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一个小组讨论会的召集人，多次宪法草案讨论会他都在。我去拜访他，可以说是一种课外的受益吧。”
那么，两个最初在上海相识的人又如何会在北京再聚的呢？还得从许崇德去中国人民大学读研说起。
北京，心向往之
1951年，许崇德从复旦毕业，相较于考大学时的自由，这次可就不那么自由了。那年，上海把所有应届生，包括国立和私立的大学，都集中在徐汇中学办学习班，目的是改造思想，说服应届生服从组织分配。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这些应届生们理所当然的响应国家号召，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去。于是最后按照方案，大多数人分配到上海的公检法系统，只有少数几个分配去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许崇德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我们都认为去人大读研就是参加革命，服从组织分配，为国家工作。”许崇德告诉我们当时的背景：人民大学刚刚成立，需要培养一支自己的教师队伍，所以，许崇德这群研究生就是未来人大教师的后备队，“当时组织上和我们说得很直白的，你们到人大培养，将来当红色教授，因为当时大学里大多是国民党时期培养的教授，我们算是根正苗红的第一批红色教授。”
可喜的是，许崇德对这样的分配非常满意，倒不是“红色教授”吸引他，而是他自小对北京感兴趣，“北京在我眼里是一个政治气氛很浓的地方，解放前许多进步杂志经常讲到北京的状况，比如五四运动等，令我对北京一直很向往。”不想美梦成真。
另外一点来说，许崇德是一个非常了解自己的人，他说他这个人也就喜欢搞点专业和学问，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非常不“感冒”，“在复旦读书那会儿，解放后有一年派我们法律系的大学生去法院清理积案，我对这个工作实在头疼，觉得这案子怎么像流水一样好像永远审不完，于我的性格实在不合适。”如此分配去人大，许崇德颇有如释重负之感，当然，即便派他去公检法，于他的性格估计也只能从命，只能说，许崇德果真是幸运的。
然而，许崇德的幸运还没有完，到了人大，上头非常随意的指派这些应届生的专业方向，被许崇德形容为“工作粗糙”，但恰恰扒拉一下让许崇德搞宪法研究。“当时还不叫宪法，叫国家法，我就这样被分配到国家法教研室。”许崇德再次感叹自己的好运。
当时是旧法废除，新法未立，那时读研可没有导师，只有斯大林派来的苏联专家。“苏联人不懂我们中国的东西，他们讲的都是苏联的东西。苏联的社会主义宪法学应当说比较成熟。当时我们这些年轻人可以说是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学习苏联的宪法学理论。一些年轻教师往往是今天听了苏联专家的宪法课，明天就去给本科生讲课，连消化的时间都没有。”
无独有而，后来在中国宪法学方面影响最大的也还是当初的这一批人，如先在人民大学后到宁夏大学的吴家麟教授、武汉大学的何华辉教授、吉林大学的张光博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的廉希圣教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吴杰教授、北京大学的魏定仁教授等，还有后来一直在人民大学的王向明教授、董成美教授，等等。“当时就是我们这些人，站在新学科的最前列。”许崇德眼神矍烁仿佛回到了当年。
1952年选举法
1952年，《选举法》起草，要在全国搞普选，当时首先选了两个地方试点，其中一个在山东泰安，中央有一个工作组下去，是民政部负责的，他们带了一帮人下去，搞选举试点的工作。许崇德和吴家麟、张正钊三个人在一起，在泰安搞了新中国第一次的普选试点工作。
当时的背景是：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先必须实现普选，普选要求搞登记选民，按照《选举法》来对选民资格进行审查，“当时基层情况复杂，例如：你原来是贫农，后来买了地主的土地怎么办，你原来是地主家的女儿，后来嫁给了贫农怎么办？等等，对这些问题都有一系列的政策。我们就是要把学到的政策运用到选民资格审查的实际工作中去。”许崇德说。
许崇德当时的工作就是记录从选民登记开始，到最后选举结束，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给全国其他地区进行选举提供经验。“我们不断地写报告，写总结，写小结，一张一张的工作情况汇报，当时的基层干部没有什么文化，这些工作是由我们来做的。”这也是许崇德学习宪法学以后第一次面对基层民众、第一次面对新中国的民众、第一次面对新中国的第一次普选。
“当时农村里有一批积极分子，叫做宣传员，我们培训他们，给他们讲选举是怎么回事，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过普选，所以我们要告诉他们。在当时老百姓的心目里，选举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情，是神圣的一票。有选举权的才是人民，没有选举权的那就是专政对象了，农民是很讲究的。山东是老区，农民是有觉悟的，选举的积极性非常高，但是没有文化。当时我们还捎带一项任务，就是搞新中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有的农民连名字都没有，我们就给他们取名字，在试点过程中，我们给农民取了很多名字。”
1990年许崇德旧地重游，当地的草房子都已经拆掉了，旧人也基本上都找不到了，最后找到一个老农民，他当年的选民证还保留着，“说明农民有多重视这个选举！”许崇德感慨万千。
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1953年许崇德毕业后留校，这一年过完年，许崇德就到了中南海。做什么？进了54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领导下的资料组。
当年的许崇德何德何能入得了中央高层的法眼？“当时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说自己是’韩信点兵’，懂宪法的人要越多越好，所以不是特别点招我，而是选了我们一批人，除了人民大学外，还有北大的、中央政法干校的和北京政法学院的一些人。”许崇德纠正外界的普遍误解。
招去的这批人基本上都是在资料组。主要任务是给宪法起草委员会帮助整材料，给他们编点名词解释，征求意见、全民讨论送来的讨论材料和意见也由资料组来整理。“我们受田家英同志的直接领导，他到中央开完了会回来就找我们，每次开会回来，他一定会带好多的问题来，因为在起草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争论，委员们就会问外国是怎么解决的，特别是苏联是怎么搞的？我们就要帮着找解答这些问题的材料。”就是在那段日子里，许崇德他们编写了几本资料：一个是名词解释，相当于一个小字典；收集了一些宪法典，包括旧中国的，还有俄国1918年的宪法、斯大林宪法，以及波、匈宪法等东欧国家的资料，同时也有一些西方国家的宪法。
许崇德说，那次经历给他最大的收获是接触了一些会议，直接听到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因此对这个专业的思路就更开阔了。他认为54宪法一开始实施得还是不错的，“中央当时决策都尽可能首先考虑是否符合宪法，只是后来逐渐脱离了宪法，以政治运动代替法律。”
总的说来，许崇德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很高觉悟的人，虽然对当时的很多现象，“我总觉得不正常”，但“还是跟着党走吧”。但在许崇德的内心，“只要他没说不用宪法，只要这门课程还存在”。当然，对后来的一些政治运动，许崇德是不能接受的，“但当时我们不能发声音，否则你也是右派。大局如此，个人能有多大能耐？”
【对话许崇德】
之后的82年宪法，许崇德是秘书组的成员，彼时的许崇德已经是国内响当当的法学家，之后关于许崇德的故事笔者不在此赘述。仅以下面这段简单的对话，以便令今人更清楚地认识许崇德。
问：您说话做事似乎给人很“随遇而安”的感觉。
答：我总是想，一个人的意识、思想、想法总是受环境影响，大局是如此，我也没有那么强的判断力，就好像把我分配到人大，我就来了；苏联专家教我们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还是一直在接受的东西多，也不能说我随遇而安，我也是受到小小冲击的。当时整个气氛都针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我是新中国培养的，也入了党，但还是被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开大会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滚出学校，永远不能上讲台，一辈子去当农民。我一个小小的教员能扛得住说我不去当农民吗？于是就被扫地出门。当时工人农民地位最高，我就对自己说，当农民也蛮好，当时就抱着一辈子当农民的想法走的。只是可惜了好几箱的资料，参加54宪法时当日记记的一些东西、全套的《新华月报》等，毁的毁，当废纸卖的卖。
问：您的学术观点是什么？
答：学术和政治要分开，我从来这么主张。我的学术原则，是坚决按照马克思主义，追求真理。当然，无可否认，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有个界线，就是在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有利于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下，展开学术研究。
问：您如何总结82宪法的特点？
答：总结经验，拨乱反正，把前30年过去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一个国家总得有一个大法，好比办个社团得有一个章程。82宪法还是一部好宪法，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落实，如何能让人人都遵守宪法，依法办事。假如有了一部好宪法却不实施，也是白搭。
问：如何保障宪法实施？
答：目前来说主要依靠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当然不符合宪法的东西往往也是不符合法律的，只是法律比较具体，把宪法规定具体化了。我想，对宪法的宣传也应该加强，有的人觉得宪法比较远，规定的都是原则性的、国家的根本性的东西。但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领导人带头来执行宪法。
问：听说您招学生不招官员？
答：有一段时间大家还传许崇德不招女生，也没有这回事。培养人、挑选学生，主要还看他的才能和品德。人也不能看一眼就定终生，另外人无完人，都有一个成长过程。有人说我的学生有好几个法学院院长，这也是很偶然的，我对学生都非常爱护，但无所谓得意，我希望他们都很有成就，能替国家和人民多做贡献，起码他身为一个法学院院长，能把法学院办好，把法学推向前进。我这几个学生各有特点，韩大元为人正派，歪的邪的那套他比较拒绝；胡锦光的特点是受学生欢迎，他会说话，讲课很受欢迎；李树忠，树忠嘛，为人很忠厚……他们对事业对工作都是勤勤恳恳，非常负责的。
问：您这辈子算是没怎么当官吧？
答：我不愿意当官，也不会当官。官场太复杂了，当官得有一部官经，而宪法是学问，要简单得多。当时让我当人大二分校的校长，我在人大还要带研究生，又要参加基本法起草，我精力实在有限，而且我这个人没行政能力。人跟人是有能力高下的，我是无能，面对当时二分校经费困难，人员又不齐整，我把整条命豁出去也不一定能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