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清华大学的校史，就离不开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很自然地就要说到清华学堂的首任领导。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是在1911年4月，从1914年起就不断有文章介绍清华的校史，特别是在清华的多次校庆时，都有学生写文章回顾学校的早期历史。这些文章中都提到，清华学堂初期的三位领导是由筹备学堂的游美学务处的总办周自齐与会办范源廉和唐国安兼任，按当时学校领导的称呼就是正监督和副监督，相当于现在学校的正副校长。近百年来研究留学史和清华校史的专业人员不计其数，清外务部和游美学务处的一些奏折，以及清华学堂暂行章程等，都是大家所必读的基本史料，并没人对周自齐担任清华学堂首届监督之事有过异议。这从海峡两岸的清华校史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校史稿》、《清华大学志》、《清华漫话》，以及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金富军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清华园》一文可以看出。
在清华百年校庆之前，孟凡茂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清华学堂的第一批领导人”（下面简称孟文），仅从游美学务处最初起草的清华学堂暂行章程中一句条文“本学堂监督以游美学务处会办兼任，总理全堂一切事宜”的定义出发，推理出既然范源廉和唐国安是游美学务处的会办，那么“清华学堂首任领导人是范源廉和唐国安”的结论，清华学堂的创办人周自齐不在其中。他在以后的版本“关于周自齐 – 兼职总办，未任监督”一文中去掉了这句话，换成了两个猜测，“从章程判断，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不应兼任清华学堂监督”，和“1911年8月起，唐国安与范源廉同任学堂监督，而周自齐不再过问学堂事务”。孟文认为当时是存在着两套领导班子，分别管理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作者觉得这是个新发现，以往的研究者一定是漏看了这个章程草案。但孟文中并未给出周自齐没有兼任清华学堂监督，和“不再过问学堂事务”的任何事实依据，反倒是引用了几篇早期文献，都是说周自齐是清华学堂首任正监督，范源廉和唐国安是副监督。因为这些历史文献所述与暂行章程条文不一致，被孟文主观认定是错误说法。
为了了解这一段清华校史，我查看了大量涉及清华学堂首任领导的早期史料，有些同时也谈到1911年清华学堂开学的前后情形。为了避免以讹传讹，所选的史料是一些与周自齐同时期的历史人物的书信、文章、和回忆录。这些人有的是清华学堂的代理领导，有的是同时期的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和清华的学生家长，有的是周自齐当时在外务部的同事，有的是清华学堂早期学生或最早就到那里并任职多年的美国教员。他们都是当时清华学堂的当事人或者知情人，讲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身边的实际情况。按照他们的一致说法，当时清华学堂的首任领导是由游美学务处一正二副的三位领导兼任，其中周自齐是主要领导。没有一个人的说法和孟文的结论一样或甚至接近。作为清华校史研究的学术讨论，现将文献中的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一、历史文献对清华学堂首任领导的记载
1. 1912年3月27日严复在给熊纯如的信中说，“清华园，周子廙为之监督。以周管理财政，遂成近水楼台。闻已登告四月杪开学，…令郎如决拟进彼，进京后，复必当为介绍也。”在写这封信时，严复已是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他的三子严琥又是清华学堂1911年的学生，作为同行和学生家长的严复对清华学堂的事情及其主要领导当然非常清楚，并主动表示如熊纯如的儿子决意上清华，他一定会向清华监督周自齐介绍。严复对周自齐是熟悉的，一年之前周自齐还出面游说严复担任溥仪老师之事。
但是，严复在1912年4月16日给熊纯如的另一封信中却说，“诸世兄拟入清华学校，原可为力，但此次重行组织，以张伯苓业已辞职不就。.… 如定入清华，则须应考。此校现归唐介臣办，复素稔，当亦无难。” 这封信中说清华领导已经改组，清华现在归唐国安管了，入校需要经过考试。但我一直比较了解这个人，帮忙介绍应该没有困难。看来身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严复对清华最近的人事变动非常了解。在上面两封信之间的二十天中，正如严复所说，清华学堂确实已经更换了领导。这是由于周自齐在1912年3月28日被任命为山东省都督，将于5月3日上任，范源廉在4月8日被任命为教育部次长。于是唐国安接替周自齐升任清华学堂正监督，总管全校，此时清华学堂还在复课前。严复在这段时间的这两封私信，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当时清华学堂的前后主要领导和他们之间的人事交替，以及人事变动的时间范围。
2. 颜惠庆在《颜惠庆自传》中回忆当时清华学堂时说：“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兴办的。当时该校正在筹建中。由周自齐和学部的范源廉担任总办和会办。由于周自齐在外务部的公务繁重，无法继续承担总办的工作，故推荐我接替他”。颜惠庆在这里说的是1911年夏天周自齐随载振亲王访问英国期间，清华学堂和游美学务处的工作都由他代理，当时已经是学校在4月开学以后的事了。颜惠庆说的都是关于学校的事情和学校的领导，在他的叙述中清华学堂的领导和游美学务处的领导就是一回事。该书是译自颜惠庆所写的英文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英文版中查看他所使用的是哪些英文词。我后面还要解释为什么在1911年6月他还说“当时该校正在筹建中”。
3. 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说：“后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开办清华游美预备学校，因退款关系，清华亦归外部掌管。于是，在海淀清华园遗址，开办清华学校，初以周子廙（自齐）为校长，范静生（源廉）副之，以高中程度为止，毕业后择优送美国大学深造。” 这又是一个与周自齐同时期他身边的人写的回忆，说清华学校“初以周子廙为校长”。曹汝霖与周自齐当时在外务部一起工作，是级别相近的官员，对周的工作自然很清楚。周自齐1909年10月因丁母忧按清末惯例被解职，他在外务部的工作就是由曹汝霖所接替的。顺便说一句，被解职的周自齐一个月后再回来时，虽仍留部，但当时已是只有游美学务处总办一个职务的“全职总办”了。相当一段时间内，他在外务部就是顶替一下他人和陪同亲王出访之事，以前在外务部的工作如编写“外交讲义”等也因此中断。按《周自齐传》的作者分析，丁忧回来后周自齐的工作已转向游美学务处。
4. 严桢在1913年8月号《中华教育界》上的文章“前北京清华学校校长唐介臣先生传”（该文基本是翻译孔宪立发表在英文上海共和西报的悼念文章）中提到：“先生乃任清华学校副监督，正监督为现交通总长周自齐君。校设副监督二，其别一副监督即前教育总长范君源廉也。” 唐国安1913年8月22日病逝，不到一个月就在报上发表纪念文章的作者，不会连他一年多前在清华学堂的职务都搞错。唐国安的病逝在当时教育界是一件很大的事，严桢的中文文章又是很快发表在国内影响最大的教育期刊“中华教育界”上，读者都是教育界人士。可见文章中所说的唐国安在清华学堂的副监督职务在当时教育界里是人所共知的，否则他在翻译的时候就会改正了。
孟文中提到严桢文中关于清华监督这段话了，但首先认定这话是错误的，然后去找原因。这篇纪念文章发表在1913年这么早不可能是以讹传讹，所以怀疑是严桢将游美学务处总办的英文 Director of Bureau of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错译成清华学堂监督，并指出清华学堂监督的英文应该是 Director of Tsinghua College。孟先生显然是没有看原文，也不了解翻译者是何人。我在1913年9月13日的上海共和西英文周刊上查到了孔的这篇文章 The Late Mr.Tong Kai-son，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Mr. Tong’s next appointment was that of Assistant Director of Tsing-hua College with Mr. Chow Tzu-chi (周自齐)”。严桢将唐国安在清华学堂的职务Assistant Director of Tsing-hua College 翻译成清华学堂副监督完全正确，没有孟文所怀疑的翻译错误，而且严桢是中华书局英文部编辑，编过英汉双解词典，英语水平不容置疑。
孟文还怀疑“可能当时外界并不清楚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的关系，从而认为游美学务处总、会办就是清华学堂正、副监督”。严桢当时是“中华教育界”这份民国初期影响最大的教育期刊的撰稿人，对教育界的事情是清楚的。更重要的是，严桢对清华的历史不是一般的熟悉。在这篇文章之后不太久他就在1915年4月的另一份教育期刊“中华学生界”上发表了文章《清华学校小史》，用数千字笔墨记录了从1909至1914年清华学校成立的前前后后。这大概是最早的介绍清华校史的中文文章了，我们恐怕不能说他不清楚清华的事情吧？事实上，孔宪立的英文文章只说了周自齐和唐国安是清华学堂的正副监督。因为是悼念唐国安，文中没有提及范源廉，是严桢在中文文章中为了更准确，又加上了清华学堂另一位副监督范源廉。我下面将引用的文献则全都是清华校内师生的说法。
另外，当我考证唐国安在清华学堂的任职时，所查到的绝大多数文献，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只要是提到他在清华的具体职务时，都说他任清华学堂的副监督和以后清华学校的校长。少数文章更加准确地说他在清华学堂任副监督、监督，这说的是1912年4月在周自齐离校后，唐国安升任清华学堂正监督一事。
5. 理查德.阿瑟.博尔特（Richard Arthur Bolt） 在1914年写了北京清华学校《Tsing Hua College, Peking》一文，这篇英文文章是清华学堂早期参与者介绍学校初期历史的经典文献。作者1911-1916年在清华任校医及生物课教员，他1911年2月就到清华学堂了，是学堂早期历史的见证人，而且写这篇文章时人还在清华。他在文章中说，“当1910年清华园移交给游美学务处时，清华学堂即处于周自齐的领导之下。他的这个工作也得到了唐国安和范源廉的协助，通过他们的努力，校园在1910到1911年期间增添了许多新的建筑，足以容纳500名学生”。他又讲到了1911年夏天开始的改组，“在唐国安和周自齐返回学校后不久，游美学务处的改组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之后的变动更促成了改组的实现，周自齐被任命为山东都督，范源廉当了教育部长，张伯苓辞职以便集中精力于南开校长一职。 唐国安升任清华学堂的监督和以后清华学校的校长，在1912年4月周诒春被任命为清华学堂副监督和教务长。”（注：这里是将原文中周诒春的职务Vice-Director翻译成学堂副监督而不是英文为Co-Director的学务处会办）。因为清华学堂和游美学务处是同一批领导，博尔特在通篇文章中对学堂的三位领导和学务处领导并不加以区分，这应该是当时所有清华学堂教员们的看法。那么清华的学生们是怎么看的呢？
6. 1914年清华年刊英文版《The Tsing Hua Annual 1914》中“学校的过去与现在”这一部分中有一篇清华同学所写的文章“校史”，其中对清华学堂的领导和游美学务处的领导也是不加区分。这本清华学生出版的年刊是为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而写，并献给在上一年中病逝的清华学校的首任校长唐国安。唐国安的照片放在首页，在这篇“校史”一文中放进了另外两位学校前领导周自齐和范源廉的照片。文章中说1911年清华学堂开学后，“尽管困难重重，但学校的第一学期顺利结束，展望未来前景广阔。这时唐国安不在学校还在欧美，周自齐随同载振亲王到英国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大典，因此颜惠庆和张伯苓分别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的代理监督和教务长”，“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的领导们（the officers of the College）都离校转任他职，周自齐被任命为山东都督，范源廉当了教育次长，张伯苓在更早些时候就辞职了”。从清华学生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那是的清华学堂和游美学务处是相同的领导，清华学堂的正副监督就是游美学务处的总办会办。
7. 1921年清华学校出版的由清华学生所写的英文版清华十年回顾《Tsing Hua 1911-1921，A Review》中说，“清华的第一年为筹备与调整之年。范源廉、周自齐、和唐国安这三个干练之人被任命为清华学堂的监督（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institution），他们最初的工作就是建立教师队伍以对学生进行学业指导。除了一批年轻有为的中国教师外，学堂还聘用了一些美国教员”。这又是一篇谈及清华学堂首任领导的史料，虽然没提正副职，也说到清华学堂最初的三位监督，就是游美学务处的三位领导。这是因为清华的第一年是筹备与调整之年，我后面讲到清华开学前后的情形时还要详细解释这一点。
除了学堂章程中的那句条文，和吴宓这些学生的“监督范”之类的戏称外，孟文竟然没有找到任何史料证明周自齐不是清华学堂的首任领导。孟文中列举了1916至1918年间的清华年刊作为依据，因为没有一期是献给周自齐的，又做出一个不合因果关系的推论，“5本《清华年刊》都没有献给周自齐，足以说明周自齐是清外务部的官员，并不是清华学堂的直接领导人”。首先，清华学堂的领导没有直接间接之分，三位领导人全都同时是清外务部或学部的官员。另外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1916-1918那两年周自齐正在被黎元洪通缉，人们都避之唯恐不及，哪还会出个年刊特意献给他？
说到清华学生与周自齐的关系，清华同学们做过的一件事情值得一提。在1914年共同赴美留学的那三届一百多名清华学生在船上重修《清华同学会章程》，选举周自齐、范源廉为名誉会长（那时唐国安已经逝世），这件事却说明周自齐和范源廉是以前清华学堂的领导、他们的前任校长。下面这一篇清华学生所写的校史文章就说得更清楚了。
8. 1923年4月《清华周刊》为纪念建校12周年出版专号《清华生活》，其中“清华历史”一文说“学堂由正、副监督管辖，监督三人就由学务处总、会办兼任。” 又是因为文章所述与学堂暂行章程中的那句条文不符，孟文认为“这样的叙述影响了以后清华历史的撰写”。清华历史的撰写不是根据某个推测，而是要根据史料所叙述的历史事实。这篇“清华历史”文章所说正是当时的史实，而且这不是第一篇写清华历史的文章，更不是第一篇说清华学堂三位监督是由游美学务处总办和会办兼任的文章。十年之前严桢和孔宪立两人就说过同样的话，那时周自齐刚离开清华一年多。十一年之前严复也说过周自齐是清华的监督，那时他还没有离开清华。
再以后的文献，例如1931年冯友兰的《清华校史概略》等，因为所述和上面的文献类似就不一一列举了。以上史料告诉我们的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从1911年4月开学一直到1912年4月前的这段时间内，清华学堂的三位监督一直是由游美学务处的总办和会办兼任，从未有过两套领导班子分别管理游美学务处和所附设的清华学堂。换句话说，学堂章程中“本学堂监督以游美学务处会办兼任”这句条文在1912年4月之前并未实施，孟文由这句话所做出的推测在此之前没有发生过。更没有过孟文假设的两个平级的学务处会办同任清华学堂正监督（正校长）这回事，这不但不符合史实，在领导设置上也不可能。任何当过领导的人看到这个假设都笑了，这不符合官规，更不用说是在清朝了。
二、清华学堂开学的前前后后
应该说，游美学务处的这三位领导兼任清华学堂的领导是个过渡性的举措，但当时的实际情形决定了这种做法。为了了解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下当年清华学堂开学的前前后后。1909年7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会同学部共同管辖。外务部左丞左参议周自齐任总办，学部员外郎范源廉和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任会办。游美学务处的职责就是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筹建游美肄业馆和选派游美学生。1909年9月清内务部将清华园划归游美学务处做游美肄业馆（或清华学堂）之用，以后的一年半清华学堂一直处于紧张的筹建之中，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使学校尽早开学。
清华学堂的筹建工作包括两部分内容，校园的扩建和学校本身的各种设置。首先看校园扩建部分，包括校园、教室、宿舍、校医院这些建筑项目。周自齐将建筑工程交给了他所信赖的承包商，过去在美国当外交官时结识的朋友奥地利人斐士。即使这样，还是没预料到工人罢工数月这种事情发生。如美国教员博尔特所说，原定的学校开学日期被大大推迟。 清华大学罗森的“清华校园建设溯往”一文是这样描述清华学堂开学那时的情形，“1921年4月《清华月刊》10周年纪念号文章记叙，学校于1909年8月开始修建，原计划1910年秋天开学使用，后因工人‘罢工’数月，工期延误，1911年四月初一日开学时‘工程交代的日期还远’。由此可见，开学时校舍还尚未建成。因此这个时期的清华校园规划设计施工是匆忙上马，日夜赶工，其中的部分项目，如二院的学生宿舍与三院的教室及宿舍等工程，可以认为当时就是临时性建筑”。可见直到清华学堂的中等科和高等科两部门在1911年3月底至4月份相继开学时，校园建筑这部分学堂的筹建工作还未结束，难怪颜惠庆说“该校正在筹建中”。
为什么这样匆忙，不等全部筹备工作结束、更换了领导、万事具备后再开学呢？因为此时清政府已经答应了美国提出的庚子赔款退款用于教育的条件，同意使用这些钱招收培养留美学生，并且每年有一定的数量指标和时间要求，留学生要赶在美国大学秋季开学前到校。清政府为此还草拟了遣派游美学生规程，交美国公使审查修改。为防备清政府将退款挪作他用，美领馆采取分期拨款方式，并且严格监视款项的使用，“每隔三十天考核一次用途”。但此时还没有个学校能培训出国前的学生，清华学堂如不及早建成开学，清政府将无法兑现承诺，美国总统“可以有权随时制止公使转拨款项”。
再看清华学堂筹建中学校本身的各种设置，包括学制的确定、课程的设置、教务长与教师的招聘等。虽然早就有了草拟的学堂章程，但这个章程需要时间逐步实施。如不尽快开学就不能开始试行，就不能发现学制及其课程设置中的问题而加以调整、修改和完善，清华学堂的筹建工作就不算结束，学校就不算是走上了正轨，学生不能按计划培养，游美学务处的工作就不能算最后完成。这也是清华学堂急于开学的另一个原因。果然在开学后的试行中发现了原设想的中高等科的学制有问题，需要修改。
清华学堂所有的筹建工作都是最初这三个游美学务处的领导在做，也自然延伸到了学堂开学及开学后的几个月试运行期，因为这还属于学堂筹建的一个阶段。当时学校面临的问题是：开学典礼需要主持，招生工作需要进行，学校的试验阶段刚开始，原设想的学制有问题需要调整，相应的学堂章程需要修改，美国教员和中国教务长有矛盾需要解决，教务长的去留需要定夺，学生中人心惶惶各种猜测需要解释沟通。清华学堂开学之后的这些重要事情都是由学堂的主要领导周自齐在决策和处理，其中的部分工作也恰恰在清华当时的学生吴宓所写的《吴宓日记》中得到了印证。就在周自齐随载振亲王赴英访问离开学堂的两个月中，虽然还有副监督范源廉在，清华学堂的管理和重要决策也必须找一个代理正监督。这一时期清华学堂的筹备试验与正式运行交织在一起，同时并存，正如《清华十年》中所说“清华的第一年是筹备与调整之年”。学堂的这些筹备调整和修改完善既是游美学务处的职责，又是清华学堂领导的工作，不可能分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有史料中都说，清华学堂初期的三个领导就是由游美学务处的这三个领导兼任的。
一直到1911年9月6日即宣统三年七月十四日，学堂开学5个月后，游美学务处还在呈报修改的清华学堂章程。可以看出当时这三位领导对筹建和管理清华学堂工作的认真。奏折中说“学堂开办已历数月，征诸实验，觉向定章程与现在情形尚有未尽事宜之处，不能不酌量变通，以期完善”。当时的着眼点都是放在不断完善中高等科的学制上，因为学制问题最重要，直接影响到清华学堂能否完成培养计划，和每年的赴美学生人数。这份奏折是我们能看到的清华学堂章程最后的一次修改。也就是说，清华学堂最早在1911年9月才有可能初步走上正轨。最初清华学堂的建立以及清华学堂章程的制订（包括领导设置的条文）是放眼未来有长期打算的，开学后只用了半年时间作为过渡阶段完成筹备和调整已经是很短的了。所以清华同学说，虽然困难重重，但第一学期顺利结束，展望未来前途光明。
如文献中所记载，1911年夏天当周自齐和唐国安从欧洲回来后游美学务处原计划是要对学务处与学堂实行重组的，重组的详细方案不得而知，除了学制变动外，应该是学堂筹备阶段结束后机构的变动、领导的调整与交接。但10月辛亥革命爆发，一切计划打乱。我们不但没有从史料中看到孟文所猜想的周自齐从1911年8月后“不再管理学堂事务”，而是直到1912年3月底周自齐还在对学堂“为之监督”。1912年4月周自齐和范源廉被任命其他职务后离开学校，原游美学务处会办和清华学堂副监督唐国安升任清华学堂的正监督，从外面聘周诒春任副监督和教务长，游美学务处和清华学堂的改组自然完成，“此校现归唐介臣办”。最初清华学堂章程草案中领导安排的条文一直到此时才得以实现。至此清华学堂的全部筹建与调整工作结束，游美学务处由于完成历史使命而被撤销，其招生和派遣留学生职能并入清华学堂。1912年4月底清华学堂重新开学，10月改名为清华学校，唐国安和周诒春二人分别改称校长和副校长。清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三、结语
综上所述，孟文所提出的清华学堂“周自齐未任监督”是清华校史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学术观点，但并不是以任何新的史料作为依据，仅仅是文字上的演绎推理和由此所做的主观猜测，不符合历史事实。大量的史料证明，直到1912年4月清华学堂的三位首任领导即正副监督，都是由游美学务处的总办和会办兼任，相当于学校的正副校长，周自齐是清华学堂的监督即主要领导。1912年4月至10月唐国安是清华学堂的监督。这与历年来清华大学校史的内容一致，与目前清华大学官网上的说法一致。清华大学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所写的《清华大学校史稿》、《清华大学志》、和《清华漫话》中有关清华学堂首任领导的内容符合历史事实。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 书信，中华书局， 1986年
2.颜惠庆：《颜惠庆自传 – 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回忆》，商务印书馆，2003年
3.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4.严桢：“前北京清华学校校长唐介臣先生传”，《中华教育界》期刊，1913年8月号
5.孔宪立： “The Late Mr.Tong Kai-son”, The Republican Advocate, September 13, 1913
6.《Tsing Hua 1911-1921 A Review》，Tsing Hua College， 1921年5月1日
7.Richard Arthur Bolt：“The Tsing Hua College, Peking”，1914，The Rebirth of a Nation, Edition of the China Press，1915
8.《The Tsing Hua Annual 1914》，Published by the Students of Tsing Hua College, 1914
9.吴宓：《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
10.罗森：清华校园建设溯往 – 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年纪念，海峡两岸的大学校园学术研讨会，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