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氏兄弟失和是一桩备受关注的事件。失和前，共同出版著作，相互署名，有一般兄弟无法比拟的亲密；失和后，老死不相往来，彼此攻讦，终了也未能消除内心的怨恨。从“兄弟怡怡”到“兄弟睨于墙”，本是中国家族政治的常态，却因二周在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以及影影绰绰的内闱密辛，引得众说纷纭，流转数十载，以致成为一个源远流长的叙事。1939年，郁达夫在《宇宙风乙刊》连载《回忆鲁迅》，正式公开叙述这一事件1。建国后，许广平为回应读者好奇，在《鲁迅回忆录》中“澄清真相”，“消除误解”。无论是经久不衰的鲁迅研究，还是渐入佳境的周作人研究，都难以回避对“二周失和”真相的探究。家事一桩，流言几则，旋而登堂入室，演绎为“鲁迅之谜”2、 “民国疑案”3,终成拍案惊奇、历史说部。“听窗”、“不敬”、“偷窥”、“无法言说的爱情”之类的“秕史”，纠结与“经济危机”、“家庭矛盾”、“思想分歧”一样的“正说”。一言以蔽之，似乎皆为正本清源，还原历史。
真相本就无迹可寻，往往湮没于纷纭说辞中。二周都是高明的文体家，兄弟失和的创伤记忆，被二人解构于言辞的腾挪中，语焉不详却有所指——羽太信子。周作人在日记中剪去了关键几字，后又持“不辩解说”；鲁迅先是“邀欲问之，不至”，继而“这是家事，不劳外宾”，最终缄口不提。事件的中心——羽太信子，其实从未停止过抗辩，却被归结为“秽语”之类，且“又换了日本语”，自然无从可信，不配记下只言片语，从而被“铭写”为“二周失和”事件中不可或缺的“空白之页”。而在有关“二周失和”的叙事中，因其犹如“空白之页”4般的“沉默”，于是可以被“随手”指认为“有罪”的他者——一个出身底层、患有“癔症”、去国“失语”的日本女性。本文也从搬演“二周失和”事件入手，却并不试图“发明”任何真相，而是通过分析“二周失和”叙事对羽太信子的再现，标记出这个女性在何处、如何被生产为一个他者、“空白之页”与“阁楼上的疯女人”，以掩盖那难以言明的原始创伤。
一
1923年7月14日, 鲁迅日记如是说：“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 自具一肴, 此可记也。”从跟周作人一家吃饭变为“改在自室吃饭”，是兄弟失和的序幕，后来者推测，5在羽太信子和鲁迅之间必定发生了一场冲突。可鲁迅日记对所谓“冲突”未置一词。是年7月19日，周作人交给鲁迅一封信，信件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信中内容所及，全是周作人在知道“过去的事”后的震惊和幻灭，但“过去的事”却是“不必再说了”。“过去的事”？什么事？谁人言及？似乎不言而喻、羞于/难于提及。“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自重”云云，实际上又指向了事件本身的性质、当事双方及解决的方式。“担受得起”、“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则表明自己已经宽恕了当事者。周作人遽然站立于伦理道德的制高点，从“可怜”的受害者变成了承受原罪的基督徒。至于导致这一切的“过去的事”，就这样无足轻重地被带过去，似乎没有讨论订正的必要。
鲁迅曾在日记中自辩，试图与周作人质证不果：“邀欲问之，不至”。6一周之后，鲁迅“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决心离开自己一手建造的“八道湾寓所”。至于直接导致兄弟失和的所谓“过去的事”，鲁迅从未直接说明，倒是结局——失和的创伤——在《弟兄》、《伤逝》及《野草》等文字中反复出现。周作人虽然在日记中剪去了关于“过去的事”约10个字，看似不愿再提，而实际上却是隐隐约约地屡屡提及。1923年《怎样办的问题》7，《某夫妇》译后记，1924年的《神交与情玩》8，1925年2月的《抱犊谷通信》，1940年的《辩解》9，及至日后对鲁迅伦理道德方面的不遗余力的攻击10，晚年继续声称“不辩解”11云云，也皆是不能释怀于那“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从未过去，然而却在“二周”王顾左右、语焉不详的叙述中，从“兄弟睨于墙”变成了“兄弟睨于墙、外御其侮” 12，一事各表、俱撰其利。兄弟二人在各自的阐释中，成就了自己的尊严与大度，而将罪责暗中归结于对方，以及那个间发“癔症”的日本女人——羽太信子。作为兄弟失和起因的“过去的事”，以及“过去的事”的焦点人物——羽太信子，在周氏兄弟二人的表述中，虽然一直“在场”，却呈现为不知所云的“空白”，成为“缺席的在场”。鲁迅自然明白周作人绝交信的含义，但却不愿对此进行辩解。至于不值一辩，还是百口莫辩，其实并不重要，更为令人关注的是：鲁迅试图再现的是怎样的羽太信子。鲁迅形诸笔端的羽太信子形象，目前可查者约略有三，都是兄弟失和后的记述。
其一，是1924年6月11日的鲁迅日记中的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九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13
其二，是1924年9月21日的《〈俟堂专文杂集〉题记》：
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蒐集乡邦专甓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订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徒遭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子八月廿三日，宴之敖者手记。14
其三，是1927年11月7日写给章廷谦的信中提及的：
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得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15
鲁迅记述中的羽太信子，是一个“捏造未圆”的撒谎者、“多秽语”的泼妇、“天威莫测”的主子，乃至令自己“孑身逭遁”的贼寇。至于自己，鲁迅则自命为被放逐的复仇者——“宴之敖”，并以“聊集燹余”，永志其耻。1927年4月，在鲁迅所作《铸剑》一文中，再次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可见精神创伤之刻骨铭心。如果宴之敖的笔名确如许广平回忆，是鲁迅自指其事：“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意“即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16那么兄弟失和的责任，鲁迅是完全归之于羽太信子的：是一个外来的她者——“日本”“女人”，将自己从家里驱逐出去。对于日本女人这一身份的强调，有不能忽视的性别歧视、国族区隔的隐意，而非单纯的针对于个人的成见。至于“过去的事”，以他人的转述来看，鲁迅则将其解释为“经济纠纷”——一个导致家庭矛盾的惯常题材：
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17
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18
经济纠纷说似乎可以得到许多佐证，周氏兄弟的母亲鲁瑞曾对人说：
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19
周建人的叙述，详细而充满倾向性：
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20
周海婴的描述则与周建人一致：
在生活上，她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孩子，全家雇佣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21
以鲁迅为始，周氏家族除周作人外，关于“兄弟失和”的原委，完全附和于“经济纠纷”说，而经济纠纷的根源则是羽太信子的铺张奢侈，并由此一举确立了羽太信子性情乖张、爱慕虚荣、挥霍浪费、持家无度的形象，与“完全不计较自己”、“把全部薪水交给二太太” 22的鲁迅，形成鲜明对比。
至于周作人，其在日记中记载了羽太信子的诸多日常行状，不过是一个居家的普通妇人而已。23或者是因为不能忘怀于“过去的事”的创伤，周作人屡用曲笔铺陈出许多“救恕神话”，如前文所提到的1923年11月的《某夫妇》译后记，1925年2月的《抱犊崮通信》，话里话外，一个有罪的“女人”形象跃然纸上。至于这个“女人”及其过失，是否影射于羽太信子和“过去的事”，的确是仁者见仁的事情。24特别是《抱犊谷通信》，周作人假托吕鹤生25之口，一支妙笔左支右绌，自诩以基督徒般的胸怀，宽容了具有“性的过失”的女性：
“她”或者真是有“过去”，知道过一两个男子，但既然她的丈夫原许了，（或者他当初就不以为意，也未可知，）我们更没有不可原许，并不特别因为是自己的女儿。我不是基督教徒，却是崇拜基督的一个人：时常现在我的心目前面令我最为感动的，是耶稣在殿里“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的情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我们读到这里，真感到一种伟大和神圣，于是也就觉得那些一脸凶相的圣徒们并不能算是伟大和神圣。我不能摆出圣人的架子，说一切的罪恶都可容忍，唯对于性的过失总以为可以原许，而且也没有可以不原许的资格。26
其中的意思，与他1923年7月14日给鲁迅的信一脉相承，周作人在那封信里也说：“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周作人“原许”的前提，在于认定了“她”的过去——作为女性原罪的“性的过失”。而对基督的推许，原因有二，一方面在于其“恕道”的伟大，另一方面则坐实了“性过失”作为“女性”的原罪，与人类的其它罪恶并无不同，甚至是其他一切罪恶的渊薮。这个看法可以在《抱犊谷通信》中对于“属虎”女性——女儿和祖母的描述中得到确认，《抱犊谷通信》几乎一开始，就确认了女性“命照白虎”的宿命：
我为了女儿的事这几天真是烦恼极了。
我的长女是属虎的。这并不关系什么民间的迷信，但当她生下来以后我就非常担心，觉得女子的运命是很苦的，生怕她也不能免，虽然我们自己的也并不好。抚养我的祖母也是属虎，她今年是九十九岁，她的最后十年我是亲眼看见的，她的瘦长的虔敬的脸上丝丝刻着苦痛的痕迹，从祖父怒骂的话里又令我想见她前半生的不幸。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27
属虎28的托辞是个障眼法，不过暗指女性是“白虎转世”(《崇明方言词典》：白虎星：骂女人是灾星，命不好)虽然文中言之凿凿，说什么无关民间迷信，然而自己对于女儿的担心却由此而来，而女性的命运不过是从祖母到女儿的苦痛的延续——“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运命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周作人在文中持续了他的男女平等思想，但这一切皆建立在对于女性的“性的过失”的承认的基础之上。就像基督虽然说过“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一类的话，但同样是在基督教神话中，女性被告知，正是她“祖母的祖母”夏娃——摘下树上的禁果，打开通往地狱之门，引发人类的堕落。“白虎遇廉贞，必主官非” 29，而“二周失和”的官非，无论哪个角度看，确实是由一个女人——羽太信子引起的。周作人言语腾挪中终是不能免俗，声言恕道的同时，依然绑定了女性的“性原罪”，并设置了女性与谜一样的、不可捉摸的他者——“（白）虎”之间的联系，女性的“他者性”乃是宿命的先在。
关于羽太信子/女性，鲁迅和周作人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她的他者性。“捏造未圆”的撒谎者、“多秽语”的泼妇、虚荣浪费的家庭妇女、令自己“孑身逭遁”的日本女人，是鲁迅笔端的羽太信子，她呈现为一个现实的 “他者”，鲁迅籍此他者的形象，想象了“宴之敖”者的主体自我，一个“自拟其头”（《铸剑》）的复仇者。“命照白虎”的性原罪的背负者，是周作人想象的女性，她是一个内在的“他者”，周作人以对其性原罪的指认,实现了对于“兄/父”的无意识叛逆 ，成就了“基督般”的自我认同，一个自钉于十字架的赎罪者。通过与一个女性/“他者”的遭遇，周氏兄弟二人分别重构了自我的主体想象。不过，随着兄弟二人的历史地位的消长，关于羽太信子的历史话语塑造，渐次只剩下倾向于鲁迅的一支，丑化、贬斥羽太信子，批判、指责周作人成为最为常见的叙事策略。
二
无论是“经济纠纷”还是“性的过失”，“二周失和”都与羽太信子难脱干系，甚至是“兄弟睨于墙”的关键所在，羽太信子作为一个无言的他者，矗立于二者之间，从此兄弟相隔霄汉。大概是心有灵犀，与“兄弟失和”事件相关的两篇文章：《〈俟堂专文杂集〉后记》、《抱犊谷通信》，被鲁迅、周作人分别编织为“劫后燹余”之作，然而所谓“盗劫”，归根结底，不过是“女劫”罢了。将羽太信子他者化的叙事，周氏兄弟便是始作俑者。在几乎所有后来者的想象中，“兄弟失和”的根源全然在于羽太信子的 “谎言”，以及周作人的偏信，即便是看上去中正平和的看法，隐含的也是一种“红颜祸水”的“反女性”修辞：
这件事的内情，知者（张凤举、徐祖正等）不言，言者（许多外界人）不知。——假定是有关礼仪的，我一直认为，失误还是在周作人一面。妥善的处理办法应该是：背后之言偏于饮食，用刘伶，说‘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偏于男女，用蔼理斯，说情动于中乃人之常情，可不计较。可是他听了夫人的话，与提携关照他几十年的、有至高成就的胞兄翻了脸。这件事制造一个时代的黑影，蒙在许多知交以及很多文化界人士的心上。30
而其极端者，凡羽太信子的言辞、人品、出身等，无不遭遇质疑与责难。“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 31，此正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女性形象。而其底层出身也成为她不择手段的根源，“她1888年出生在日本东京一个贫民之家,有姐妹、姐弟4人,她是老大……她上有一位年迈的祖母,其父母均无正当职业,只有妹妹福子一个人读过书,生活十分贫困。就是这么一个人,不用多长时间,就把一个刚建立不久的乐融融的大家庭戳散了,把原发誓‘永不分家’的怡怡兄弟终捣腾得分手了” 32，她“是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 33。“生于贫民之家”、无知下女、“奴才”，是典型的卑贱者形象，其天生的邪恶是无从祛除并改造的。更糟的是，她还是一个“癔症”34患者，弄不弄就躺在地上“装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 35，她的非理性甚至被上升到“疯癫”的程度，被描述为一个逾越“常态”的变态女性。“历史”再现的羽太信子是一个恶魔式的女人，这个“妇人以怨报德,心计狠毒,以谲谮之词,构成鲁迅以莫须有的暧昧,这类事是最容易栽诬人而且很难辩解的,向来是刁恶妇人的杀手锏。” 36
以上各种叙事对于羽太信子的再现，呈现为一种强烈的暴力化倾向，她被塑造为一个具有颠覆力和否定性的邪恶“他者”。建构一个邪恶他者的目的，是试图在主体与他者之间划下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并通过性别、阶级、精神等各个层面的编织，强化男性/女性、正义/邪恶、尊贵/卑贱、正常/失常之间的区隔。能否克服羽太信子这个邪恶的他者，并维系与他者之间的区隔，就成为一个问题。能够克服这个邪恶他者，意味着能够保持主体/客体之间的区隔，从而能够明确自我的主体性。鲁迅显然是个克服者，并确立了其正面、阳刚气质的主体内涵；而周作人则一直没有克服这个“他者”，混淆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区隔，于是周作人在叙事中衍变为一个他者的他者，臣服于羽太信子的“权威”之下，而他自己也成为一种阴性的、负面的存在。
毫不意外的，羽太信子被指证为邪恶“他者”的同时，周作人则被再现为一个惧内软弱的形象。周母鲁瑞说周作人“性格软弱”、“怕她似的”37,许寿裳说“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 38，周建人也说他“意志薄弱”，“既不能明辨是非，又不能摆脱控制和掌握”，“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 39。许广平也说“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 40。 既然周作人无法克服羽太信子这个他者，那他失信于兄长、家国便成为必然的逻辑，兄弟失和及其附逆失节于是被叙述为一个二位一体的结局：“在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在经济上挥霍无度，在人品上欠佳，在性格上乖戾，而周作人惧内、无原则，从而导致兄弟失和。” 41 “有‘怕老婆’的毛病又怎能‘权其轻重’呢!‘权’的结果，也势必轻重颠倒，颠倒到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颠倒到‘一张床上睡着两个同样的货’,以至最后陷入汉奸的泥淖。” 42
对怕老婆的男人的鄙弃里面散发着的是强烈的“厌女症”气息，而羽太信子的日本族裔则在更大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厌女症”的恐惧。“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 43、“陷入汉奸的泥淖”等说法不仅再次强化了女人祸水论，也凸显出羽太信子在国族上的“他者性”，有罪者不但是一个卑贱的女人，而且是一个日本女人。因由周作人附逆失节的历史过失，鲁迅的“宴之敖”者笔名所隐含的“族裔差异”内涵在后续的叙事中被进一步放大。这个日本女人“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就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 44，“在羽太信子的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 45，“局势稍有波动，信子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干脆挂上日本的国旗” 46。羽太信子在这些叙述中，并非是日本妇女温顺节俭的传统刻板印象,而是被赋予了一种恃强凌弱的侵占者的恶魔样态。在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以及周作人附逆所造就的历史创伤中，对“羽太信子”的形象塑造，就不能不隐含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内涵。羽太信子的日本族裔强化了她的“他者性”，让“二周失和”由家事上升到了国恨的高度，对于羽太信子的他者化叙事的最为极端的情况，就是将之放到一个族裔冲突的历史背景中来加以凸现。
在“二周失和”及其相关叙述中，由性别差异入手，以阶级排斥、精神区隔加以强化，最终在国族冲突的历史氛围中成形，完成了对于羽太信子的“他者化”铭写。女性、癔症、底层、日本人等等，成为铭刻于羽太信子这一人物身上的“他者”烙印，这是一个卑贱的、非理性的、非我族类的女性他者，而癔症、底层、日本人等他者化要素皆影射于她的“女性本质”上。羽太信子这个他者形象，不仅深刻体现出视“女人祸水”的厌女症的根深蒂固，也体现了性别差异作为“他者化”建构的历史无意识：在父权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中，女性“在整体中是他者”，并“热衷于扮演他者角色”，47而其他诸如阶级、国族等他者化因素，往往需要通过性别差异的翻译，来强化其自然的合法性。颇为反讽的是，“把一切罪责（大至国家兴亡、小至家庭离合）都归于女子，倒是中国的传统，但却为鲁迅、周作人一致反对。” 48鲁迅曾极力批判过 “女人祸水论”：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汗，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绝不会有这种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并说“但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49
鲁迅确切指出，“男性的作者”制造了女性兴亡的神话，而女性被男性所塑造，成为历史话语中的他者。但是，在“兄弟失和”之后，鲁迅明白的将自己命名为复仇者“宴之敖”，把“兄弟睨于墙”、自己“孑身逭遁”的责任，完全归罪于日本女人——羽太信子。这是否也是“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却忘记了其“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的主张。50其他追述“二周失和”事件的后来者，在现代妇女解放经年之后，也同样将“二周失和”、“大家庭分裂”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并以性别、阶级、国族等区隔的重复演绎，不断强化羽太信子的他者身份。按照鲁迅的说法,应也是一群“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而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是通过将羽太信子排斥于语言象征系统之外，限禁在一个被谈论、被分析、被窥视的客体位置上，使之成为失语的沉默者来实现的。
“二周失和”叙事中的羽太信子，体现了作为一个客体他者的语言状况：他者不能表述自己，只能被表述。一切关于羽太信子的再现，都是抽象的形容、概括、判断，而不是倾听、记录、复制。生前身后，羽太信子的名字和行状被无数人、无数次地重复，然而却与她无关，这不是关于她的再现是否失真的问题，而是她在这些叙事中从未出现。再现行为是一种权力操弄，能够言语并再现世界的人拥有权力，并成为主体，而那些不能言语、也不能说明自己的人，则只能被表达，成为权力的对象——他者。51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他者不能言语，而是他的言语被取消、抹除、遗忘，使其成为一个“空白之页”。如是的情形，同样发生于对羽太信子的再现中，一方面，记叙者皆于无意中透露，在“二周失和”事件中，羽太信子并非没有发言；另一方面，虽然听到了她的言语，但是被认定不值一提或信口雌黄，说了也相当于没说。其实，关于“兄弟失和”及其相关事件中，羽太信子的言语行状，可见的记载有两次，其一是前文提及的鲁迅日记：
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
其二，则是章廷谦对于1924年6月11日的兄弟冲突的回忆：
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还对我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下面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花草。52
其中只有章廷谦概括表述了羽太信子的话，但马上就予以否定，以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当然是造谣惑众。而鲁迅形容羽太信子“述其罪状”，然而捏造且未圆。中岛长文认为，羽太信子的秽语很可能是用日语讲的，章廷谦没有直接听懂。53在场的其他人，能听懂这秽语的，除周氏兄弟外，还有三人：曾经留学日本的张凤举、徐耀辰和羽太重九，但是这三个人，谁也没有公开羽太信子的话。至于理由，也不外乎如是三种：因是日语，不能转述；因是秽语，不堪转述；因是谣言，不宜转述。总之要为尊者讳，不能以讹传讹。而所谓尊者，便是鲁迅而已，断乎不会是羽太信子，“谣言秽语”的断词，已经使其万劫不复了。涉事诸公，皆是谦谦君子，羽太信子的“恶言”，以“谣言秽语”之名，被轻轻湮灭，她只能在各种被表述中，成为无语的他者，并始终保持着他者应然的“沉默”。
“没有一个主体会自觉自愿变成客体和次要者。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 54自周氏兄弟失和之后，几乎每个叙事者在言说羽太信子时，都无意识中分享了同一种话语策略，那就是把羽太信子表述为一个沉默的他者，并不断地进行性别、阶级、国族等身份甄别，以将她的“他者性”发明为“真理”。经由这些他者化叙事，男性、高贵、中国、理性等正面/阳性气质被归之于鲁迅，而女性、卑贱、日本、失常等负面/阴性气质则叠加于羽太信子，永恒的主体位置因此属于鲁迅，“有缺陷的”他者则永远是羽太信子。周作人则因“他者”附体，最终丧失了主体意志，乃至附逆失节沦为汉奸，成为一个不堪的赎罪者。通过发明一个“沉默”的他者，似乎一切可能的疑问都有了令人“满意”的答案，譬如“鲁迅的硬骨头”、“二周的失和”，还有“周作人的附逆失节”。
结语
在将鲁迅神化为君临一切的菲勒斯化身的历史叙事中，羽太信子注定被贬斥为沉默的他者。但从女性主义视角考察，羽太信子其实从未缄默，“空白之页”中记录着她歇斯底里式○55的言语。利用一种身体表演的无声语言，羽太信子干扰着将其压抑为他者的父权话语，以出人意表的方式叙述了一个别样的女性故事。对于羽太信子的“刻板印象”的不断铭写，非但没有祛除他者的幽灵，反而屡屡证明了其作为一个女性/他者的、难以言表的历史阉割力。驱魔/着魔的叙事于是需要不断上演，恍若周而复始的游戏。1948年某冬日下午，周海婴第一次踏入八道湾寓所，与羽太信子猝然相遇，他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描述：
走进里院，但觉空荡荡的，很寂静，仅有西北角一个老妇人坐在小凳上晒太阳。老妇把章川岛招呼过去，大概是询问来者是谁。章执礼甚恭，谁知仅简单地问答了几句，忽见老妇站起来，对着我破口大骂起来。后来似乎感到用汉语骂得不过瘾，又换了日本语，手又指又划，气势凶猛，像是我侵入了她的领地。章先生连忙拉我退到外院，告诉我，她就是周作人的太太羽太信子。56
一切仿佛是轮回，羽太信子依然是那个“多秽语”的日本女人，而仓皇退出的周海婴则是又一个“宴之敖”者。周海婴的回忆复现了羽太信子的他者形象：一个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的日本女人。这无疑是一次震惊体验，让周海婴在五十年之后, 依然觉得“她那穷凶极恶的模样尚历历在目。”周海婴的遭际是一个寓言，表征了鲁迅、周作人研究中必然遭遇的困惑：每个试图走近周氏兄弟的人，都无法不被羽太信子的凝视所捕获，她如同一个幽灵，游荡在后人关于周氏兄弟的想象中。对羽太信子的他者化叙事，既是驱逐幽灵、维护权威的意识形态仪式，也蕴含着搬演创伤、祛除压抑的弑父冲动。他者的无法祛除，正因其作为主体的阴影/幽灵，与主体乃是二位一体，这也许便是所谓“人之子”的宿命所在。
注释：
1参见陈漱渝《东有启明西有长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前后》，《鲁迅研究动态》 1985年5期。
2《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葛涛编，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3 张宏，张晨怡编著，《民国十五疑案》中华书局2006年版。
4女性的“空白之页”既指父权制强加给女性的空白和被动的品质，预示着女性被书写的命运，也是抵抗行为，通过不去书写人们希望她书写的东西而宣告了自己，但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将以她的生命或者名誉为代价。参见[美国]苏珊.格巴《“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178页。
5 参见张学义《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情理诠释》，《新文学史料》2009年第3期。中岛长文《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9期。
6 鲁迅：1923年7月19日，《鲁迅全集》第15卷，第475页。
7 《怎样办的问题》写于1923年10月16日，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5》， 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6页。里面说：“强迫的禁欲未必饿死，但害处很多，弄得好，损坏了个人的精神和事业；弄得不好，反要横决，干出那些不是人做的行为，这却比宿娼要不道德。”
8《神交与情玩》写于1924年8月25日，见《周作人文类编5》第172页。它反驳“夫妇衣服，兄弟手足”思想，说：“其实亲族关系出于天然，难得至深的契合，成于人为选择的夫妇朋友更有亲密的可能，这恐怕不是空想，但在传统的道德看来，未免以为违碍罢了。”
9《辩解》1940年7月刊《中国文艺》2卷5期，署名知堂。见《周作人文类编10》第233页。里面说：“辩解总难说得好看。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怆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么。”
10 参见舒芜《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10期。
11 周作人：《不辩解》（1961年作），《周作人文类编10》第234页。
12 见《诗经．小雅．常棣》，（清）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2页。
13《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14《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15 鲁迅1927年11月7日致章廷谦书信，《鲁迅全集》第12卷，第85页。
16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25页。
17、22、33、40 许广平：《所谓兄弟》，《鲁迅回忆录》第49页；第50页；第54 页；第51 页。作家出版社1961年出版。
18 郁达夫：《回忆鲁迅》，《宇宙风乙刊》1939年3月到8月连载。
19 俞芳：《太师母谈鲁迅兄弟》，见《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
20、39、44 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
21、45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72-73页。
23 参见《影印本周作人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日记中关于信子日常行状的记录，不过是诸如购物、携儿辈出游、往医院看病人、为周作人理发、同周作人拜访等。兄弟失和后，关于信子的记录看不出什么变化，看来夫妇二人的感情依旧。兹录几则： 1924年1月13日：上午信子为理发；5月29日：又至邮局为信子寄妇女之友社金；6月1日：下午三时同王宋苏张四君游大明湖，……寄信子片；6月9日：上午同信子往东单购物；7月6日，上午信子同陶女士往访尹默之女沈鼎病；7月24日，上午陈文华君来同信子及小孩等至法国面包房吃冰酪；8月2日，信子及小儿往游万圣园；8月3日：信子往东亚公司取书一本来；8月18日：上午八时同信子小儿辈乘车往卧佛寺，十一时到，……因雨不及出游……；8月28日：上午八时同信子小儿辈及重九同往卧佛寺……；9月10日：上午同信子往禄米仓访凤举；10月18日：信子往访张君一家；10月28日：信子同若子往医院诊治。
24对于周作人在《某夫妇．后记》及《抱犊谷通信》中的影射和曲笔，中岛长文《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也有精到细致的分析。《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9期。
25 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在日本时，因不善应酬，比较沉默，给人以“甚是高傲，像一只鹤似的”的印象，鲁迅因此给周作人取了一个“都路”（日本语“鹤”）的绰号，以后周作人即以“鹤生”为笔名。这里假托的“吕”姓“鹤生”其实就是周作人自己曰/说。《知堂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56页。
26、27 周作人：《抱犊谷通信》，1925年2月刊《语丝》12期，署名子荣，收入《谈虎集》，《周作人文类编5》，第46页；第44页。
28《周作人年谱》第84页：1910年5月11日，继祖母蒋氏在绍兴病逝，年69岁，查周作人日记，记岁用虚岁，可推蒋氏老太太生于1842年，属虎。第106页：1914年7月5日，“妻羽太信子分娩一女孩，取名静子”。静子为周作人长女，亦属虎。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9 参阅（宋）陈抟著，徐良弼校《飞星紫薇斗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0 张中行：《周作人年谱．序》，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8、35、38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西三条胡同住屋》，《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32、41、42 段国超：《鲁迅周作人失和之原因探析》，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年第3期。
34关于信子的癔症，许寿裳、俞芳、周建人、周海婴等均回忆信子有一种癔症。不过，查周作人日记，除晚年直接记信子“易作”及不堪其扰外，这在钱理群先生《周作人传》及朱正先生《一个人的呐喊》中有详细的罗列，在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大象出版社的《影印本周作人日记》中，并无对信子“癔病”的直接记录，根据周日记中关于全家病症的详细记录，信子“发病”、“昏晕”的记录可推测为“癔症”的发作，1912-1934年可查的日记中这样的记载有5次，没有晚年“不快”的记录。其间日记记载可见，信子与周作人彼此融洽，并无多少冲突、不堪。据“7月17日，阴，上午池上来诊”的周作人日记，学者们推测可能是信子癔症发作，但查日记“7月15日，玛利子病，池上来诊”，玛利子是周建人之女周鞠子，17日的池上来诊应为玛利子的病，而不是信子的。中岛长文也分析说：“她若照例出现歇斯底里，也许事情会是另一种情况，但她没有发作。”
晚年信子“发病”频频，周作人似乎不堪其扰，颇有怨辞。然这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了，现实的困窘、政治的压抑对于周作人一家来说，或者才是“发病频频”、不堪骚扰的源头，与兄弟失和的往事可能牵连不大。周作人自己对信子的“易作”倒是颇能理解，信子死后，日记中有：“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日记中所记即指此也。及今思之皆成过去，特加说明并志感慨云耳。”
与日记中记信子“易作”几乎同时，周作人也在《亦报》上发表了《精神病问题》（1950年4月26日），《歇斯底里症》（1951年3月18日），后文就犯歇斯底里症者多为妇人的记载，指出“最特别的是，这在女人是个别的发作，在男子则有时为集体的，发作时更是可怕”。
36 何满子：《赶时髦并应景谈周作人》。见1995 年7 月20 日《文汇报》。其《驳弗洛伊德兼福尔摩斯》，《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6期，依然充斥着厌女症的陈词滥调。
37 俞芳：《谈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
43 据周建人和周海婴回忆，鲁迅和鲁老太太都有关于“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的说法，见周海婴《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产》和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
46 见耿传明《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47、54（法）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第13页。
48 钱理群：《周作人传》，第288页。
49、50鲁迅在《且界亭杂文.阿金》中说阿金，“不消几日，她就动摇了我三十几年来的信念和主张”——“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鲁迅全集》第6卷，第208页。
51 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前言：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52 章廷谦1975年与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谈话记录，转引自陈漱渝《披沙简金》。
53 中岛长文《道听途说—周氏兄弟的情况》。《鲁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9期。
55 在有些女性主义者看来，女性的歇斯底里症是“以身体的痉挛、畸零、甚至自残的完全逃逸策略，抗拒被归类、被定义，狠狠地拒绝男性中心的规范和其二元对立的系统。同时她们也认为歇斯底里的女性身体是会演∕说的女体，常常以出人意表的方式来表演或诉说女性的故事”。参见苏子中《从佛洛伊德的〈个案〉到西苏（Cixous）的〈画像〉──关于多拉（Dora）的二、三事 》，何春蕤编《从酷儿空间到教育空间》，麦田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
56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77页。
刊于《文艺争鸣》，2011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