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6年8月26日起，鲁迅由北京南下，中间一年有余，先后任职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最后于1927年10月3日抵达上海，并在此度过余生。忆及这一年的辗转飘零，鲁迅颇为感慨：“回想起我这一年的境遇来，有时实在觉得有味。在厦门，是到时静悄悄，后来大热闹；在广东，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肚大两头尖，像一个橄榄。”①南下漂流两省制造的热闹与静寂，乃是鲁迅与国民革命交织碰撞的结果，而个人之“橄榄式”的跌宕体验，其实也正是革命之起落无常的惯常历史样态。大革命的1927年是一个转折的年代，并决定了整个现代中国的日后走向。鲁迅如此描述彼时的中国：“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②值此生死未明的历史关节，民国知识者如何因应国民革命的兴衰起落，非但关系到个人之歌哭荣辱，亦与整个中国的现代进程休戚相关。鲁迅在革命大潮中的空间漂流与文化回应，敞开了一个介入这个大时代的别样视野，让人们在反思知识精英与现代革命之复杂关系的同时，也能够批判性地理解至今仍在影响着现实世界及其思想生产的“漫长的中国革命”。
一、革命、革革命：从北京到广州
民国建制未久，鲁迅便“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③冲决奴隶时代的循环，创造前所未有的“第三样时代”，被鲁迅寄望于以青年为主体的革命。鲁迅被卷入革命大波，固然系敏感于时代趋势，但更切身的因缘在于，他的个人生活正为恋爱冲击，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生小革命。
自与周作人失和，被迫逃离八道湾居所，鲁迅即被屈辱和失落包围。极端抑郁的状况中，鲁迅亦试图展开新生活，而与许广平的恋爱，便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自1925年3月11日进入鲁迅生活始，许广平即给他带来了巨大冲击，二人日后出版的《两地书》，即再现了一场个人情感革命酝酿、爆发的全过程。1926年8月，鲁迅与许广平从北京南下，于上海分手，鲁迅去厦门，许广平到广州。然而，在厦门不过4月有余，鲁迅便赶往广州。去广州之前，鲁迅在信中倾诉衷肠。意思概括有二，一要反抗过去；二为憧憬爱情，“我可以爱”，“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④抵达广州的鲁迅，与许广平几乎朝夕相处，枯木逢春般的感受，被他隐隐透露于《朝花夕拾·小引》中：“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⑤
恋爱小革命的爆发，是源于许广平的刺激。不过，许广平进入鲁迅生活，却是因为女师大风潮的困境，并希望从鲁迅那里获得支持。之后，鲁迅介入风潮，他一方面以创造新社会的使命来赋予学生运动以合法性：“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青年的使命！”⑥另一方面，鲁迅直接走上学潮前台：1925年5月12日，鲁迅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师生联席会议，并代拟递交教育部呈文；5月27日，鲁迅与周作人等7位教员，在《京报》联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同年8月日记中，鲁迅记载去“女师大维持会”13次。女师大风潮最终以学生胜利告终。与五四时期通过文艺创作间接进行社会启蒙不同，女师大风潮中的鲁迅直接介入学生运动之中，并成为这场社会运动的中心人物。一年之后，在由厦门致许广平的信中，鲁迅兴奋地写到：“不过这回厦大风潮，我又成了中心，正如去年之女师大一样。”⑦
这一时期的鲁迅，像一枚革命火种，所到之处，总是风潮不断。实际上，经由女师大学潮的广为传播，鲁迅已经奠定起在青年学生中的地位，他对此也心知肚明：“我处常有学生来，也不大能看书，有几个还要转学广州，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是无法可想。”⑧虽然觉得此地学生幼稚且无“特出者”，“但为鼓动空气计”，依然要怂恿他们或办刊物⑨，或做好事之徒⑩。有意无意间，鲁迅又鼓舞起厦大学潮。学潮酝酿之际，鲁迅便预感山雨欲来：“校内似乎要有风潮，现在正在酝酿，两三日内怕要爆发，但已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与我不相干。不过我早走，则学生们少一刺激，或者不再举动，现在是不行了。但我却又成为放火者，然而也只得听其自然，放火者就放火者罢。”(11)鲁迅为此得意不已：“这里是死海，经这一搅，居然也有小乱子，总算还不愧为‘挑剔风潮’的学匪。”(12)又一次成为学潮中心的鲁迅踌躇满志，以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做改革运动”(13)，并期待到广州中山大学去大显身手(14)。
相对于自由恋爱的个人小革命，以及反帝反封建的国民大革命，志在改造大学体制的学生风潮，无疑就是一场鲁迅可以介入、掌控的中等革命。不过，诸般学潮却非孤立运动，而是在国民革命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三一八”事件之后，鲁迅与许广平的南下既为个人境遇所迫，也有南投革命的动因存在。其时，作为国民革命发源地的广州，吸引了很多知识者。鲁迅在1927年给友人的信中感慨：“而且去年想捉我的‘正人君子’们，现已大抵南下革命了”(15)。由此可知，国民革命得以迅速展开，乃是大势所趋，国家各个层面的人事，都不能不受其影响。鲁迅南下初衷本来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16)然而刚到厦门，鲁迅即欣喜于此地人民思想“其实是‘国民党的’，并不老旧”(17)。鲁迅俨然已与民党结成一条战线，不但指认顾颉刚系反民党的“研究系学者”(18)，且极力鼓吹党同伐异的革命精神(19)。
至于到广州中山大学去的缘由，也被鲁迅提升到国民革命的高度。“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研究系加以打击，至于无非我不能到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同创造社连络，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做一点文章，也不在意”(20)。怀抱革命梦想，鲁迅就任中山大学职务。在此期间，鲁迅忙于中山大学教务改革的同时，又以五四先驱的身份四处演讲，鼓吹革命、赞颂北伐，激励“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21)。与此同时，鲁迅发展出一种绝对主义的“永远革命观”：“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22)。而在文学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革命先于革命文学，唯有改天换地的大革命，才能彻底改变文学的色彩，并形成崭新的文学(23)。
实际上，早在1926年3月完成的一篇文章中，鲁迅曾经表达过这种“永远革命观”。他认为，“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24)毋庸讳言，国民革命中的鲁迅，为历史洪流所裹挟，完全陷落于革命狂热之中，认为革命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25)。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革命本身俨然就是新的人伦、礼教和天道。
南下广州的鲁迅，近乎是一个三位一体的革命者。不妨这样说，与许广平自由恋爱、相约南投，是事关个人解放的小革命；辗转数地鼓舞青年、支持学潮，是反抗政教制度的中等革命；落脚广州响应北伐、鼓吹革命，则是颠覆社会体制的大革命。如果革命精神确如鲁迅所言，真得能够“永永放射、无远弗到”，当然最好不过，于是人人无需烦恼，只管革命、革革命。然而问题是，革命及其亢奋总是转瞬即逝，包括鲁迅在内的每一个革命者，都必然要面临革命终结的危机，以及“革命后第二天”的抉择。
二、革命后第二天：从广州到上海
革命的幽暗总是显现于成功之际。1927年4月8日，鲁迅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除却称颂革命，他还畅想了革命成功后的文学，以为先是会有“讴歌革命的文学”与“凭吊旧社会的挽歌”，然后“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26)。不过，革命的现实后果却是“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27)。伫立独木桥前的鲁迅，不得不选择沉默，原因即如他自言，“是：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28)。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惧，或者就来自于革命后第二天的状况：革命变成复辟，解放变成压抑，战士被“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29)。
鲁迅在黄埔军校畅言革命之后未及数日，4月12日，蒋介石即在上海发动清党，4月15日，广州国民党政权跟进反共政变。反革命运动让鲁迅极为震惊，并意识到革命的代价：“我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的特约撰述员’，现在则‘到了汉口’。我知道这种宣传有点危险，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终路寝’，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30)不久之前还畅言革命的鲁迅，如今却担心自己也有可能被革命的反动所吞噬。
本来怀抱革命梦去到广州，然而不过数月功夫，鲁迅就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于是“便被从梦境放逐了”(31)。实际上，鲁迅并不意外革命的暴力，而是惊讶于革命似乎不过是吃人筵宴的再一次循环上演，并由此彻底崩毁进化论的思路。革命失败并不仅仅是鲁迅的观点，而是那个时代的共识。胡适认为，清党虽导致“国民党中的暴烈分子固然被淘汰了，而稍有革新倾向的人也就渐渐被这沙汰的运动赶出党外，于是国民党中潜伏着的守旧势力一一活动起来，造成今日反动的局面。”(32)然而，反革命形势的形成，恰恰始于革命的开端：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按照苏共模式改组国民党，以民主集权制的形式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党组织，这个党治政治模型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其内在之自我纯化的组织建构与外在之党同伐异的一体化社会建构，导致其必须不断进行清党、专政，并最后形成“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党治国家。即便国民革命再从头做起，注定还是将以平庸的反革命告终。
国民革命失败带来的最致命伤害，主要在于让鲁迅丧失了对青年的期望，并幻灭于自己作为青年导师的意义。追溯来看，鲁迅真正奠定他在青年学生中的地位，是来自于他1925年对于女师大学潮的介入。然而，及至夺权之后，曾经的学生领袖也为学潮所困扰，进而反对学潮。1926年，许广平出任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训育主任一职，并很快卷入了一场新的学潮。然而令人唏嘘的是，许广平这一次是以当权者的身份，全面践行党化教育的各项措施。在致鲁迅的信中，许广平道尽自己反学潮的党派性(33)。许广平的转向并非偶然，因为以主张公理、改革校务的革命开始，却以“学校成为党部，学生变为工具，读书求学遂成为反革命”(34)告终，几乎是学潮的共同命运。厦门大学风潮经由国民党党部调解得以解决，结果之一就是全面实行党化教育。至于要实行教授治校的中山大学，亦同样致力于党化教育。导致鲁迅认为自己“竟做了一个大傀儡”，“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35)非但党化教育在各级学校普遍展开，而且随着北伐胜利，国民党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也发生极大转变。1928年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蔡元培提案《取消青年运动》。次年，国民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关于青年运动的决议，要求学生活动应限于校内。五四之后蓬勃发展的学潮至此已走到末路。到上海的鲁迅，从此疏离学院，除却要坚持独立批判立场之外，应该也关联于学潮失败及教育党化的革命后果。
国民大革命以“清共”告终，学潮中革命以实行党治教育结束，社会各个层面的革命居然都终结于复辟。革命幻梦破碎的鲁迅，离开广州到上海去。在1927年9月19日致翟永坤的信中，鲁迅表达了自己对于政教两界的失望：“我先到上海，无非想寻一点饭，但政，教两界，我想不涉足，因为实在外行，莫名其妙。”(36)不过，更为让人困惑的是，即便是追求恋爱自由的个人小革命，同样也走向反面。抵达上海的鲁迅和许广平开始同居生活，然而却并没有与朱安女士离婚，并终其一生维持着这种旧式的婚姻。如果这个不得已的局面，就是追求个性自由的五四革命在家庭方面的结果，那么至少从鲁迅的经历来看，恋爱自由的个人小革命，同样也以失败告终。
鲁迅南下革命游走一圈，最后在上海组织起一个核心家庭。许广平因此而有所抱怨：“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37)不得已的顺从，同样也是朱安的命运：“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儿一点儿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38)鲁迅对家庭婚姻革命的失败体会至深，然而却无法将自身从父权主体降解为异别他者，父权核心家庭的性别阶差政治被消解于甘苦与共的诗意想象中。1934年12月，鲁迅赠给许广平一套《芥子园画谱》，并在扉页上题诗一首：“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39)
鲁迅带着革命梦想南下，最后却以仓皇逃离革命策源地广州告终。历时一年有余、三位一体的完全革命，当然也近乎完全失败。鲁迅在革命后第二天所面临的不是希望，而是革命终结于复辟的虚妄：国民革命流产于血与火的清党，学生运动导致党治教育的全面贯彻，至于恋爱自由的结果，则是一个核心家庭的再现。诸种革命，各自以复辟结束。幻灭于革命之末路，梦醒了不少的鲁迅，竟有些想念北洋政府治下的北京，且“觉得也并不坏”(40)。与北京比较的对象，自然是当时的革命圣地广州。
三、恋爱与革命：被压抑者的归来
革命即开端。革命不仅带来政经制度、观念价值的重构，也涉及日用常行的剧烈变化。现代革命既是国家社会革命，也是家庭人伦革命。家庭革命因其切身性，往往比社会革命更为艰难痛楚，而其欲得善终，却完全依赖于社会革命的秩序安排。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家庭婚姻革命，恋爱自由不仅是新观念，而且也是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的新价值范式的重要建构之一。
不过，自由恋爱知易行难。鲁迅也不例外，新旧过渡时代的他，总是呈现为自我抑制状态。然而，作为后五四时代的许广平，却没有这样的顾忌，并乐于将观念付诸行动。鲁迅和许广平对婚姻伦理的不同认识，最早体现于关于“爱情定则”的言论中。在致孙伏园的信中，鲁迅大体同意张竞生之“爱情定则”的理性原则(41)；而许广平在给《晨报副镌》的投书中却以为，在爱情婚姻上设置理性定则，完全是精英男性的一厢情愿，并坚持“不屈于一切的”理想主义爱情观(42)。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差异，显示了五四知识精英与后五四知识青年之间的代际冲突。前者试图建立新家庭伦理秩序，而后者则要求继续冲决一切罗网，甚至包括前者建立的新婚恋意识形态。
后来的事实说明，恰恰就是许广平炽热的情感攻势，将鲁迅从自我压抑的苦闷中拯救出来。极端点说，许广平就是一个潘多拉，打开了“鲁迅”这只魔盒，在带来希望的同时，也释放了复仇的种子，归来的被压抑者鲁迅，将满腔愤怒射向所有假想敌。这导致了一种令人费解的状况，一方面是与许广平的恋爱渐入佳境；另一方面则是对杨荫榆近乎疯狂的攻击。用鲁迅向来的彻底批判精神，并不能解释这种极端倾向。或者只能说，经由许广平释放出的历史压抑，被化作话语暴力，尽意投射到杨荫榆身上。然而，这同时又暴露了鲁迅的个体无意识。当他试图揭示杨荫榆权威之下的阴郁心理时，亦将自我的压抑状况披露了出来。故此他在给许广平信中，会以杨荫榆为玩笑对象，来揶揄自己：“我的言行，毫无错处，殊不亚于杨荫榆姊姊也。”(43)
压抑在导致反抗的同时，也通过反抗的失败将压抑内化，主体最终通过抑制欲望，而接受现实原则的支配。个体承受的历史压抑首先来自于宏观层面，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再现的现代性霸权，即是建构现代中国身份认同的压抑性力量，个体时刻面临着无物之阵般的现代体制的询唤，并在抵抗与臣服中形成新的主体认同。不过，更为极端的压抑却并非来自现行体制，而是来自于反体制的革命。来自革命的压抑体验令鲁迅刻骨铭心。日本留学期间，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陈天华蹈海自杀，部分中国留学生提议集体回国以抗议，鲁迅等人表示反对，据永田圭介的说法，在陈天华的追悼会上，秋瑾宣布判处鲁迅等人死刑(44)。其实，在鲁迅笔下的范爱农身上，未必没有他自己之压抑意识的投射，因为激进的“我”以为，这冷眼旁观革命的范爱农，实在比满人还坏，“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45)追求自由、正义的革命在其伊始，即已显示出构成压抑的专制倾向。
遭遇革命的强制与压抑，是现代中国的普遍状况。而在个人微观历史层面上，成长过程中的创伤体验，则造成个体的自我抑制。就鲁迅来说，这主要体现在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作为长子的鲁迅，被早早地推上代父的位置，他不得不克制一己欲望，以家庭作为生活的中心。因此，他必须接受母亲安排的婚姻，完成成长为父(夫)的仪式，也必须维持不得已的婚姻，以表示尊重家族秩序。同时，鲁迅始终为重建一个核心家庭而努力，因为只有在家族秩序的重构中，他才能证明自己是合法的代父。家庭是鲁迅作为代父的终极价值的体现，他将在其中补偿被压抑的欲望。然而，在一场“兄弟失和”的戏码之后，作为代父的鲁迅，在一场家庭造反中被罢黜。这是一个难堪的局面，鲁迅的自我抑制非但没有得到补偿，反而成为大家族重建的牺牲。
作为家国两个层面的被放逐者，屈辱性经验带来难以磨灭的创伤记忆，鲁迅不得不进行一场个人与社会的双轮革命来拯救自己，以冲决现实原则的抑制，让个人欲望得到补偿。对于鲁迅来说，与许广平的恋爱就是一场迟到的个人革命，只有在被他一手建立的大家庭放逐之后，这场恋爱才有可能发生。因为他在此刻急需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父/夫主体的存在意义，而许广平恰恰带来了重构主体认同的可能性。不过，从历史压抑中挣脱出来的鲁迅，被力比多驱力推动着参与到社会革命中，他在感受重新成为人群中心的快感的同时，也恢复了潜意识中的毁灭性力量，以及造成这种毁灭性力量的历史创伤。意即，突如其来的爱欲的释放导致了强烈的爱与恨，爱让鲁迅体会到作为一个主体的空前完整性，恨则需要通过革命的驱魔来转移精神创伤。
恋爱激情与革命洪流在最初时刻的交织，令一种浪漫主义的积极想象，遮蔽了“归来的被压抑者”之永远不能抚平的精神创伤。不过，即便是在革命与恋爱的高峰体验之中，鲁迅却依然显露出一种诡异的不安：“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同是爱，结果却有这样地不同，正无怪现在的青年，很有许多感到恋爱和革命的冲突的苦闷。”(46)这当然不是恋爱与革命的冲突造成的苦闷，而是在恋爱和革命成功之后，恋爱和革命再向何处去的苦闷。无论是恋爱还是革命，它们都起始于被压抑者的激情回归，而终结于重构现实秩序的压抑性暴力，并以此必然是以苦闷告终。
1929年4月，在与韦素园的信中，鲁迅谈及正在兴起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断然否认恋爱与革命之间的联系，“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47)当恋爱的高潮过后，爱情对于鲁迅来说，不再是革命的，而是不革命的，在1932年出版的《两地书》序言中，他居然声称自己这书“其中并无革命气息”(48)。鲁迅自然不是在否定新崛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是在告别那个让他辗转飘零的国民革命时代。
四、时势转移：走向革命的五四精英
在20世纪中国，革命与恋爱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话语。恋爱自由涉及私领域的个人解放，社会革命牵扯公领域的大众福祉。两种话语间的纠结互动，显示的是私与公、个人与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对立统一。与许广平的恋爱，是鲁迅走向革命的个人契机，而一个革命氛围的成形，则是更具决定性的公共因素。在此一时代，五四知识者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后五四运动的中国向何处去？公共问题和社会脉动连带着个人抉择，无论个人如何举动，总是密切相关于一个大时代的时势转移。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发生，乃是源于“民国初年政教反动的空气”(49)。政治反动是指1915年的“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张勋复辟”，意识形态反动是指士绅阶层的提倡尊孔的“国教请愿运动”。从民初国家建构来说，提倡尊孔、建立国教的运动，是为应对民国建立后的宪政共和危机，意在以儒教为机轴来统摄家国政治。不过，新知识阶层已经不可能认同儒教为政教机轴，他们在反传统的同时，也要通过建构新意识形态来夺取文化领导权。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运动，目的在于重构一种新的统摄家国天下的权威价值体系。其实，就建构一体化政教意识形态这个基本目的来看，新文化运动与“国教请愿运动”其实具有内在一致性。
在五四知识者看来，由文学革命而及思想革命，最后走向社会革命，乃是大势所趋。周作人认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50)胡适则认为“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51)。五四运动试图以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根本问题，但是新思想的形成并不能自动改变社会体制，因此势必由思想革命走向社会革命。新文化运动最终以五四学生运动的高潮结束，也许就是这个内在逻辑的应然结果。到1920年代初期，政治革命已成燎原之势。1927年，鲁迅谈到五四运动时以为，“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酿成战斗……”(52)
大体上，五四运动是从一个从文化运动导向社会革命，从新知识精英主体过渡到青年学生主体的运动，走向中国问题的政治解决，是五四运动的归宿。鲁迅在五四后的人生轨迹，就是一个从家庭到社会，从文化革命到社会革命的历程，正契合于五四运动的政治化转向。1925年，鲁迅主动介入学生运动，除却个人方面的因缘际会之外，也因为青年学生已是这个时代的政治运动主体。伴随国民革命的发生，鲁迅表示需搁置文学革命，提倡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甚至夸张地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我呢，自然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者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53)至于鲁迅晚年倾向左翼革命，依然是内在于政治解决中国问题的历史脉络。
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最终解体，知识者分裂成不同的政治集团，但是此后的中国社会却形成了另外一种同一性：即不同政治集团皆以大同世界为许诺进行社会整合，并建立政党进行组织建设、群众动员与社会革命。1925年4月，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谈到，中国须改革，而改革最快的就是革命，而要革命成功，则必须要有“党军”(54)。鲁迅非常明了现实中国政治的走向：首先就是大同愿景的意识形态询唤，然后是党政军一体的组织建设，最后就是“火与剑”的暴力革命，“充实党人实力”则是第一要图(55)。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的大量加入，让国共两党在这一时期迅速崛起。鲁迅本人一直采取不党策略，不过他在女师大风潮中所处的阵营，多由浙籍国民党人构成，而他一路南下广州的言论立场，也一直站在国民党一方。鲁迅虽然坚持“无治的个人主义”，但是此一时期倾向国民党的立场，其实也较为明确。
胡适日后曾感慨，“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56)其中的根本原因倒不是因为五四精英完全认同于国民党，而是在于渴望结束军阀割据、再造国家统一。在1925年初发表的《忽然想到》中，鲁迅认为“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57)。而周作人则在1925年第一天感慨，“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58)。“五代式的民国”应是五四知识者对于北洋时期的民国的共同观感，而结束内乱外辱的国族乱象，“向往统一应是社会各阶层与各政治流派都能认同的时代愿望”(59)，至于在政治立场上的具体分歧，都一时为这民族主义共识所遮蔽，从而使五四知识者能够弥合彼此之间的立场差异，一致认同于国民革命。人人倒向革命未必是投机，而是国家能力崩溃的现实危机，让人们不得不暂时顺应国民革命运动，以期结束北洋乱象，再造民族国家。
不过，基于民族主义的政治联合是不稳定的，国共两党在革命终极目标上的对立，让二者间的合作最后只能以破裂告终。当国民革命接近胜利的时候，就必须明确下一步革命的方向，国民党以国家重建为目的，共产党要继续进行阶级革命。在1927年10月发表的《怎么写》一文中，鲁迅曾谈及有关郁达夫文章《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的争论，郁达夫主张国民革命是阶级革命，反对者则主张是民族革命，这其实就是两党之间关于国民革命之本质的分歧所在。国民党集团的权益能够实现于胜利的当下，而共产党则寄托于继续革命的未来，前者对于后者的清党势在必然，否则就会变成被革命对象。国共分裂也是五四精英在达成短暂的民族主义共识之后，又迅速再分裂成不同的政治、思想集团的标志。对于鲁迅来说，他或者偏于共产左翼，但是却并不明了，而且终其一生，也一直处于这种不明了的状态。
中国问题趋向政治解决、国民革命的民族主义共识、五四精英的思想分野、党治国家的确立、革命的自我悖反等历史因素，都在鲁迅1927年的生命漂流中留下痕迹。他一方面为大时代的权势转移所左右，不得不经受“火与剑”的考验，另一方面则更为明了历史的诡计，终不愿削足适履于革命，而牺牲“抒写的自由”(60)。鲁迅最后选择定居的上海，也是一个灰色暧昧的权力场域，从而让他可以稍有自由的可能。
五、道成肉身：鲁迅与漫长的中国革命
一生之中，鲁迅身历三场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左翼革命。辛亥革命后，鲁迅先是作为地方精英，介入绍兴的权力重构，继而进入国家中枢，成为教育部佥士。国民革命后，鲁迅从权力中心走向边缘，成为一名自由文人。左翼革命政党则在他身后，将其奉为民族魂。与孔子是儒教的道成肉身一样，左翼场域中的鲁迅，俨然也是革命的道成肉身。在前两场革命中，导致鲁迅因应策略改变的原因可能在于：与辛亥革命相比，国民革命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革命，并与之后崛起的左翼革命关联甚深。
辛亥革命不是现代革命观念影响下的革命，“乃是由绅士空间扩张而颠覆王权造成，它是立宪改革必然导致的结果。故从绅士公共空间的形成、扩张到以共和为目的的政治实践，均可视为改革的延续。”(61)故此，鲁迅笔的下绍兴光复，俨然新瓶旧酒：“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62)简而言之，辛亥革命建立起新国家、旧社会和新政治，新国家是指共和国体，新政治则指宪政民主，旧社会意味着中国中下层组织依然是士绅阶层主导的传统秩序。小说《阿Q正传》正反映了建立于旧社会之上的新政治的悖论：阿Q革命是要求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造反革命，士绅革命则是维系既有利益格局的共和革命，并试图通过压抑阿Q们造反，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体制。故此，“未庄”世界虽然为共和革命冲击，却依然保持着旧秩序与旧伦理。
即便民初中国被称为共和幻象，但辛亥革命依然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因为其实现了缔结自由宪法、建立共和国的初衷。然而，宪法政治失落、国家能力丧失、价值体系瓦解等状况的出现，让新生的共和国危机四伏。至于解决这些危机的诸多举措，都接连以失败告终，从而导致国家趋于解体。这就让以五四运动为思想前奏，而以大众动员、军事暴力为解决手段的国民革命登上舞台。国民革命首先是一场民族革命，其不为缔造民主共和政体，而是要建构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此外，国民革命也是一次动员底层工农、重组社会结构的社会革命。国民革命的结果是创造出新国家、新社会和新政治：新国家即党治国家；新社会瓦解了地方自治；新政治就是一党专政。国民革命以政党为基本组织方式，通过推动新意识形态自上而下的传播，对中国基层社会大众进行政治动员，进而将党政官僚系统深入到社会各层面，重新建构起意识形态主导的一体化社会，其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式几乎一脉相承(63)。从颠覆辛亥革命的视角考量，国民革命是不同于洪宪复辟、张勋复辟的另一种“复辟”。当然，自由倒退、民主失落和专制复辟在1920年代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64)。
经由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过渡，现代中国完成了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换。这也是一个在西方思想冲击之下形成的新意识形态完成其中国化、并用之来进一步整合中国社会的过程，国民革命即是用新意识形态重构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不过，意识形态的内容虽然发生变化，但是整合社会的形式机制却是本土化、儒教化的。这种意识形态机制致力于将天道公理落实到个人身上，一方面从天理推出人伦，强调个人对天理的绝对服从；另一方面从人伦推出天理，要在个人身上全面体现天理。因此，有必要发明一个圣王般的革命典范，作为天道公理社会的开端。在传统中国，孔子是儒家意识形态的道成肉身，现代中国的圣王崇拜，则始于对孙中山的造神运动，“国父中山”是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道成肉身。鲁迅曾谈及孙文革命精神的无远弗届，但鲁迅恐怕未料到的是，他在身后亦被塑造为现代中国圣人，变成中国革命精神的道成肉身。首先是一些现实因素造成了这个状况，譬如鲁迅是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领袖等等。但最关键的不是鲁迅，而是鲁迅占据的位置，即那个被认为可以表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代表之名。如果不是鲁迅，也会是其他人，来占据其位。
鲁迅身后被推崇为现代中国圣人，亦在最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文学政治的巨大力量。五四之后的两场革命，都具有托克维尔谓之文学政治的特点，它们都非常重视文学化地唤醒大众的宣传，其是对于五四运动之文学抑或文化政治传统的接续：“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文人控制了舆论的导向，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中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65)。在古典中国，文人本来就肩负维系道统的责任。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礼教真理对于统治者来说不过是操弄权力的工具，而对于文人嵇康之流来说，“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做宝贝”。这里的一个核心关系就是，现实礼教政治是虚伪的，只有嵇康等文人才能够认识礼教真理，并建立一个真实的礼教世界。对鲁迅而言，文学者不是要建立一个虚构世界，而是试图通过语言表征出一个真理世界，文学者的革命性不体现于行动，而在于他的真理世界想象对立于现实世界，这个想象的真理世界，则是现实的应然本质。故此，“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指示另外一个，毋宁说二者都认同一个关于代表/表现的权力的理想，即把想象的世界变为现实，这个关于‘代表的权力’的一致性让二者走到了一起，以确保两个领域之间一系列的永恒相遇和相互介入。”(66)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中国开始了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暴力革命进程，一种作为历史必然性表征的文学结构的现代性规划，贯穿了以国民革命为起点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堪称惨烈的革命历史进程中，文人气质的政治家举足轻重。他们为实践提供思想，为大众提供教育，为革命塑造个性，为历史指明方向，深刻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其实，革命天理的道成肉身也是一种文学政治表述，无论是国父孙文，还是民族魂鲁迅，都是在文学话语的编织中居于其位，他们的降临不是一个偶然性事件，而是某种历史必然性的显现。不过，一旦鲁迅被塑造成神，对他人来说则是一个灾难，因为绝对神位的奠定，必将带来压抑。从此只有两条出路，要么通过自我改造抵达鲁迅，要么臣服于作为人之神的鲁迅。前者根本无法做到，于是只剩下臣服。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其矛盾的状况，本来是要用鲁迅来照亮通往自由的革命道路，而还未走上这条革命道路之前，个体需要首先拜倒在鲁迅的神位前。这个状况表征的即是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必然性论述：自由与解放实现于对必然性神话的臣服。
鲁迅说，真正的文学家，在什么时候，都是站不住脚。革命之前站不住，革命之后也站不住(67)。他自己亦不例外，在反革命的北京，站不住脚，在革命的广州，也站不住脚，只好跑到上海租界边上住下来，一直“横站”到死。鲁迅曾追随革命，也一度为革命目的论所蛊惑，但就其个人本位的思想来说，他并不愿意为任何革命牺牲自由，故而在革命后第二天，毅然疏离革命。1929年，鲁迅为柔石小说集《二月》做短引，其中关于“萧君”的一些感慨，正可以为他自己的国民革命之旅立此存照：“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所以轧了几下，发几声响，便被挤到女佛山——上海去了。”(68)
①(29)鲁迅：《而已集·通信》，《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466、465页。
②鲁迅：《而已集·〈尘影〉题辞》，《鲁迅全集》第3卷，第571页。
③(57)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一至四)》，《鲁迅全集》第3卷，第16、16-17页。
④⑦⑧⑨⑩(11)(12)(13)(14)(17)(18)(20)(33)(43)(54)(55)鲁迅，景宋(许广平)：《两地书·原信——鲁迅与许广平往来书信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版，第277、278、257、160、147、273-274、271、277、272、136、171、112-177、179、76、27、33页。
⑤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第2卷，第235页。关于鲁迅与许广平之广州行状考论参见朱崇科《爱在广州：论鲁迅生理的焦灼与愉悦》，《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期。
⑥鲁迅：《坟·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第229页。
(15)(36)(40)鲁迅：《书信·270919致翟永坤》，《鲁迅全集》第12卷，第68、67、68页。
(16)鲁迅：《书信·260617致李秉中》，《鲁迅全集》第11卷，第528页。
(19)关于鲁迅与顾颉刚之关系考论参见邱焕星：《鲁迅与顾颉刚关系重探》，《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21)(52)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5、13页。
(22)(46)鲁迅：《而已集·黄花节的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428、428页。
(23)(26)(53)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37、440、442页。
(24)鲁迅：《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第7卷，第305-306页。
(25)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194页。
(27)鲁迅：《而已集·扣丝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第508页。
(28)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第473页。
(30)鲁迅：《而已集·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3卷，第448页。
(31)鲁迅：《三闲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全集》第4卷，第33页。
(32)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胡适文集》5，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585页。
(34)《今日之学风》，《晨报》1928年4月9日。
(35)鲁迅：《书信·270515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32-33页。
(37)许广平：《从女性的立场说“新女性”》，《许广平文集》第1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0-111页。
(38)俞芳：《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女性笔下的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
(39)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鲁迅全集》第8卷，第422页。
(41)鲁迅：《书信·230612致孙伏园》，《鲁迅全集》第11卷，第434页。
(42)维心(许广平)：《爱情定则的讨论(十)》，《晨报副镌》1923年5月25日。
(44)[日]永田圭介：《竞雄女侠传：秋瑾》，闻立鼎译，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页。
(45)(62)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22、324页。
(47)鲁迅：《书信·290407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2卷，第160页。
(48)鲁迅：《两地书·序言》，《鲁迅全集》第11卷，第5页。
(49)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周作人文类编》⑩，钟叔河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下同)，第475页。
(50)周作人：《思想革命》，《周作人文类编》①，第172-173页。
(51)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2，欧阳哲生编，第485页。
(56)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胡适文集》5，第381-382页。
(58)周作人：《元旦试笔》，《周作人文类编》⑨，第41页。
(59)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162页。
(60)鲁迅：《三闲集·怎么写——夜记之一》，《鲁迅全集》第4卷，第21页。
(61)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384页。
(63)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64)[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65)[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8页。
(66)[美]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李恭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478页。
(67)鲁迅：《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21页。
(68)鲁迅：《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4卷，第1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