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民国机制”的发明是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延续，重估“延安道路”的文学史叙述则是革命范式的当代实践。二者之间虽然在问题意识、价值立场等方面彼此对立，但皆试图以中华民族主义为轴心，建立一种本土化的现代性叙事，进而表征出各自的“特殊模式”的现代中国想象。启蒙范式与革命范式、“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的“冲突性共存”表明，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完成排他性的权威建构，只能选择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协商对话中彼此共存，而正是这种众声喧哗的历史状况，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敞开了新的学术空间。

关键词：民国机制，延安道路，范式，特殊道路，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

新世纪以来，有关“民国文学史”的讨论成为一个学术热点。从最初构想“民国文学”、“民国文学史”到提出“民国史视角”，[1]这个议题逐渐由名实辩证层面深入到史观建构层面。学者李怡继而提出“民国机制”的概念，从重构研究范式的角度，给予“民国文学史”以结构性的理论支撑。“民国机制”这一概念的出现，在将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推向极致的同时，亦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问题[2]再次浮出历史地表：与中国文学的“古典机制”相对的“民国机制”，面临着来自“延安道路”的挑战。从自1990年代开始，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即备受质疑，其中尤以来自“新左派”学者的批判最为令人瞩目，显示了“延安道路”的遗产在今天依然具有持久的批判性力量。而以蔡翔、贺桂梅等学者的著作出版为标志，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3]想象亦初步完成了其文学史重写，从而与日渐成型的“民国机制”构成了彼此对话的局面。作为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理论创造，无论是启蒙范式的“民国机制”发明，还是革命范式的“延安道路”想象，皆从不同立场分别面对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真问题”，二者之间的纠结、对立与对话，也正是这些问题、危机不得解决的具象化。据此言之，梳理“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各自的源流，阐释启蒙范式与革命范式之间的对立同一关系，不仅事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本体的历史合法性的建构，而且也涉及到对现代中国之社会结构、思想状况和文化脉动的批判性理解。

一、发明“民国机制”与“重写文学史”

“民国机制”这个概念可谓相时而生，拥有完成自身理论生产的三重文化背景。其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内部知识生产的需要，“民国文学史”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备受追捧。其二是在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有关“民国史”、“民国思想史”、“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卓著，罗志田、许纪霖等人的著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三，随着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兴起，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希冀从历史追溯中获得新的文化身份认同，从而形成了一个“张爱玲热”、“上海摩登热”到“民国热”这样一个民国怀旧的大众文化潮流。“民国机制”因此不仅仅是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学术生产，而是在与相关知识领域以及大众文化潮流的相互激荡中所生成的、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关联性的概念范畴。民国怀旧构成了个体——无论是市民大众还是文化精英——与现实社会体制之间的一种想象性的抵抗关系，“民国机制”则将这种想象性的抵抗关系给予了理论性的抽象。

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的抵抗性想象，首先体现在对于之前所有现代文学史概念范畴的“检讨”上。在分别质疑了“中国新文学史”之“新”的历史不确定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现代性”价值标准的非本土性之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透过还原“国家历史情态”[4]的逻辑被建立起来，其强调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民国时期得以发生、发展的机制性力量：“民国机制就是从清王朝覆灭开始，在新的社会体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诸种社会力量的综合，这里有社会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民国经济方式的保证与限制，也有民国社会的文化环境的围合，甚至还包括与民国社会所形成的独特的精神导向，它们共同作用，彼此配合，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征，包括它的优长，也牵连着它的局限和问题。”[5]“民国机制”泛指现代文学生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其在与强调去政治化的“纯文学”史观划清界限的同时，亦注重现代文学的自律机制与“国家历史情态”之间的对话。

其次，“民国机制”试图发明一个存在于民国时期的“文化公共空间”，以与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一体化的社会机制形成对比。李怡认为这个开放、包容、多元的“民国机制”具有三重保障功能：“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空间的基本保障，作为现代知识文化传播渠道的基本保障以及作为精神创造、精神对话的基本文化氛围。”[6]其之所以得以成型，既因由传统专制体制的瓦解，又源于民主共和的新道统的形成，同时还有五四启蒙运动的冲击，从而使现代中国文学拥有自由发展的基础。“民国机制”这一概念特别强调其对于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有效制约功能，并使民国时期的历届统治集团都未形成一体性的权威，从而使主张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的文化力量和政治团体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和主张。“民国机制”甚至还涵养出一种被称为“民国范儿”的知识分子气质，传统文化、现代精神与道德力量被混杂在这个“民国知识分子样本”之上，使之成为具有反抗集权、思想独立、追求民主、向往自由的典范。

“民国国家历史情态中的现代文学”和“知识精英主导的民国公共空间”是“民国机制”论述的两个核心内容。前者通过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冲击/反应模式”的启蒙现代性叙事的解构，试图建立一个本土化的现代文学史叙述形式；而后者则通过钩沉、建构一个相对开放、多元的民国公共空间，重申了宪政、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的普遍性意义。从这个两个层面来说，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在建构逻辑上，实际就是一种“反（西方）现代性的（本土）现代性”论述。在启蒙现代性的价值立场上，其与新时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基本一致，只是更为激进化和精英化。激进化表现在“民国机制”的倡导者对于两个“革命”的推崇上：一个是共和体制之建立的“辛亥革命”，一个是启蒙文化霸权之确立的“五四”革命。这明显区别于1990年代以来的“告别革命、回归晚清”学术倾向。精英化则表现在对于民国精英的夸张，认为“民国机制根植于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根植于这一群体对共和国文化环境与国家体制的种种开创和建设，根植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贤的现代理想。”[7]当然，这种更为激进的启蒙范式的现代文学论述是建立在“民国”这个本土化的“国家历史情态”中，而不是“现代”这个西方中心的“世界历史结构”中。

虽然“民国机制”被描述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新范式，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新时期以来的启蒙范式的现代文学史叙事的新变体，而其主要特点就在于将启蒙现代性的主要价值主张进行实体化建构，使之落实于“民国机制”这样一个具有特定时空限定性的概念范畴中。“民国机制”作为一个文学史新概念，在其倡导者的论述中变得几乎无所不包，举凡民国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机制，皆在其论述范围之内，这让它看起来非常类似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意即“民国机制”作为一个集政经文化体系为一体的机能性系统，既是统治性意识形态实现的场所，这个统治性意识形态就是“三民主义”，同时也是其他政治集团如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左翼组织等进行文化斗争的场所，民国知识精英在这个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机制中，被赋予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这个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过是研究者对于“民国机制”的再生产，其承载了当代自由主义知识者关于一个建立在宪政民主理念之上的“公共空间”的诸多想象，而非是处于乱世中的民国时代的真实反映。在这个立足于当下中国的“民国机制”中进行的现代文学史生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当下观念的编织，而不完全是历史事实的再现。

从颠覆革命范式的霸权到发明“民国机制”，新时期以来的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流转一圈，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民国机制”的发明并没有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而只是启蒙范式的自我退化：其现代性价值认同从一个“世界视野”退行到“本土视野”，而历史意识则从“连续性”退行到“断裂性”、从“现代中国”退行到“民国机制”，乃至有意忽略“左翼文学”和“延安道路”的历史性在场。如果“民国机制”真的是一个具有更大理论涵盖性的新范式，那么它必须面对并解决一个问题是，为何“民国机制”为其内生的“延安道路”所取代？甚至“民国机制”在当下中国的出现本身，就直接面临着来自“新左派”学者之重估“延安道路”的理论挑战。

二、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

从重构“五四”新文学的资产阶级性质到建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新时期中国“重写文学史”思潮起始于挑战革命范式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史”论述的霸权，并在不断地理论探讨和书写实践中确立了在最近三十年的主导性地位。不过，由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坚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虽然获得了文化符号层面的权威，却并未动摇建立在“革命范式”基础之上的现代文学学科体制。这意味着“革命范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虽然没落，却依然在强烈制约着启蒙范式的现代文学史论述，并形成了诸多象征性的禁忌，使后者不得不永远处于一种“挑战者”的地位上，“民国机制”的发明即是一个最新的症候。

即便学科体制依然是“延安道路”的遗产，但是建立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基础上的经典“革命范式”的现代文学史论述本身，经由1980年代启蒙思潮的冲击已然式微，几乎完全失去了在当代思想建设和话语生产层面的影响力。可是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的急剧变化，一个批判“重写文学史”思潮、重估中国左翼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的潮流迅速兴起，并最终形成了新的革命范式的文学史论述。这是一个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它不是经典“革命范式”的简单延续，而是在新的历史境遇、理论话语刺激下的产物。其完成话语构建的基础性因素有如下几个：其一，1990年代以来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阶级状况的恶化，是社会主义话语复兴的社会背景；其二，中共实际上从来没有放弃“延安道路”的意识形态核心性；其三，革命社会主义遗产一直在中国底层大众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带来的理论和方法论影响；——等等。应当注意的是，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衍生物，其与“民国机制”一样，也是作为一种“抵抗性”的话语，出现在学术研究领域的。

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首先建立在对于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意识形态批判上。“重写文学史”被认为是一个以“文学性”和“现代性”为意识形态表征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实践，而“二十世纪文学史”则是要把“一个资产阶级现代性叙事硬套在中国现代的历史发展上，用资产阶级现代性来驯服中国现代历史，这种文学史的故事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预设和虚构性。”[8]“重写文学史”在确立张爱玲、钱钟书等作者及其作品的经典地位的同时，以“文学性”匮乏的名义策略性地忽略了左翼文学、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并同样形成了新的历史书写的空白。更重要的是，“重写文学史”作为一种抵抗性的文化创造和思想实践，在历史的转换中退换为一种维护既有权力结构的新意识形态，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史领域内的反映。与“重写文学史”的“中国/世界”视野一样，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也具有一个“中国/世界”视野，不同之处是在于后者将社会主义的全球衰落、冷战意识形态的延续和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全球扩散，作为新时期中国“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外部因素”加以批判，而将市场资本主义的崛起，现代化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以及学院学科体制的科层化等作为“重写文学史”确立起文化霸权的内部因素予以揭示。[9]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批判话语，其针对的对象就是“现代化”意识形态及其文化表征之一的“重写文学史”思潮。

仅仅批判“重写文学史”显然是不够的，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必须形成自己的文学史表述，才能真正构成一种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未来意义的理论创造。但是，如何形成与革命时代的经典“延安道路”叙事不同的论述，而又不落入其意识形态陷阱，既赋予新“延安道路”想象以现实批判性，又坚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当性，显然是一项充满了挑战的任务。在根本的社会主义价值立场及历史态度上，新“延安道路”想象不可能与经典的“延安道路”有任何不同，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其实就是对于作为一种普遍性思想资源的社会主义的维护，即如蔡翔的夫子自道:“如果我们为自己确立了这样一种‘历史态度’，即对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强调——这一正当性正式建立在‘弱者的反抗’的基础之上，它要求把劳动，也把劳动者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我想，我没有任何理由把这一现代的‘造反行为’解释成为一种非正当性的政治诉求。”[10] 在相关论述中，“延安道路”被视为一次寻找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之外的“替代性方案”的历史实践，各种资本主义现代性概念如民族国家、精英代议制、科层化体系、资本分配原则等均受到挑战，“延安道路”中创造出来的阶级国家、人民民主、群众运动、分配正义等概念得到新的阐释。

与“重写文学史”不同，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显然拥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历史判断和理论来源。在对现实中国的社会性质的判定上，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一方面认定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完全融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成为其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在后革命中国依然拥有不可忽视的政治、文化力量，它不是来自官方的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有着抵抗市场资本主义之破坏性后果的思想遗产。经典“革命范式”的文学史叙述是考察中国文学如何完成从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的现代转型的，社会主义的当代文学是中国文学无可辩驳的历史终点。而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则试图从社会主义文学、文化实践中抽取出革命性的思想，其是对革命中国之社会主义文化、文学的批判性继承。蔡翔便极具策略性地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总结为一个场域性的、生产性的动态历史过程，认为其内部充满了复杂的对立、冲突、紧张，并因此而形成具有自我否定性动能的“继续革命”性，“延安道路”不再是一个极端排他性的历史决定论教条，而是一个充满历史可能性、空间想象力和现实超越性的结构性装置。

试图从一种“失落”的意识形态中总结出思想性的内容，显然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其几乎注定要遭到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不过，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阶级状况的恶化、革命遗产的挥之不去、西方新左翼理论的输入，以及对于全球化过程中的西方霸权扩张的警惕等等因素的存在，让在后革命时代重启“延安道路”的想象拥有其自然的合历史性，革命范式的现代文学史叙述藉由新的理论资源卷土重来，并与主导性的的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形成对立与对话关系。

三、范式“冲突”的“中国模式”

“民国机制”是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在新世纪的最新发明，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则是“革命范式”的当下转换。二者都是立足当下中国追溯现代文学史，其各自“真理性”的历史生产并不是自说自话，而是以彼此的坚持、冲突、对话凸显出了这个时代的问题、矛盾与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冲突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意识，研究者面对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状况和思想危机而进行文学史重写的时候，他们将用一种什么样的办法处理过去并映照出现实的危机。大致上，启蒙范式的“民国机制”显示的是一种偏向于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努力，而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则坚持着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想。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中一直贯穿着范式冲突的问题，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并总是面临着来自对手的明里暗里的挑战。新时期中国三十年是启蒙范式确立起支配性地位的时期，并完成了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民国文学”的范式扩散，其价值主张和历史态度随着范式的扩散而越来越明确，最终造成了所谓“民国机制”的意识形态表达浮出水面。与此同时，边缘化的革命范式亦通过理论调整而重新出场，将被启蒙范式忽视的历史现象和现实问题引入到历史叙事中，并与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发生正面碰撞。重估“延安道路”的论述对于这种基本立场上的对立有着充分的自觉：“所谓‘现代中国’（即民国机制）则主要指晚清以后，中国在被动地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或者直白地说，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现代性——当然，这也是两种比喻性的说法——而‘革命中国’（即 延安道路）毫无疑问的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11]

“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的冲突是中国追求现代性道路的不同选择之间的冲突，二者在当代中国同时作为一种“抵抗性”的历史表述出现，乃是因为对当下中国之政治状况和社会危机的不同判断造成的结果。发明“民国机制”意在指出“延安道路”延续至今的专制主义是当代中国不能完成宪政民主的根源，今日中国之自由匮乏的状况依然是革命的遗产；而“延安道路”想象则认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危机乃是片面追随市场资本主义的后果，因此必须重估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历史实践在当代的意义。对立的问题意识、价值判断，造成了完全对立的叙事，可以从“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的相关论述中分别找出一些关键词来进行比对。论述“民国机制”的关键词主要有现代、启蒙、宪政、民主、共和、自由、自由知识分子、民国范儿等，而重估“延安道路”的关键词有革命、尊严、正义、平等、劳动、情理、社会主义新人、劳动模范等。前者的论述关注理性、民主与自由，而后者则强调平等、正义与尊严，二者之间似乎具有不可调和的冲突，并互相将现实危机的来源归结为对方，但却是又各自针对了现实的问题所在，并带来了不同的历史阐释和解决方案。

范式冲突的不能解决象征着现实危机的延续，而对立范式的“冲突性共存”，也意味着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性结构的对立两极，具有内在的现实关联性及历史同一性，这个冲突本身的不能解决一方面是百年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也是这个现代转型不得完成的文化指标物之一。一般观点认为，“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显示的是泾渭分明的路线之争，并实际上形成了中华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之间的历史断裂。但事实上，民国史与共和国史共同构成了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生成史。民国时期所缔造的宪政共和、人民主权、以党治国、政治协商等“民国机制”皆为“延安道路”缔造的共和国所改造性的继承，并形成了四个主要的政治体制——共和国体、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12]更为核心的是，在建构意识形态主导的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建国路线上，“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几乎完全一致，只不过民国时期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三民主义为意识形态核心的党国一体化结构没有完成其社会整合，从而给知识分子保留下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公共空间”。

发明“民国机制”与重估“延安道路”的对立同一性，还体现在二者不分轩轾的民族主义立场。“民国机制”论述毫不讳言其“中国中心主义”倾向，激烈地表达着从西方中心的“冲击/反应”的研究模型中挣脱出来的意愿，认为西方话语经由中国作者主体的提炼和“国家历史情态”的淘洗，已经完全中国化。至“民国机制”论述的出现，“重写文学史”完成了一个从“走向世界”到“返回中国”，从坚持“普世价值”到强调“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封闭性的路线图，其把“重写文学史”思潮之世界视野中的民族主义诉求推向极致。重估“延安道路”的中国中心主义则建立在反帝、反殖民的论述中。在左翼知识者的论述中，革命中国曾经一度挣脱了这个殖民资本主义的世界，并企图重新建立一种新的世界体系，而后革命中国则显然已经丧失了这种主体意志。无论是发明“民国机制”还是重估“延安道路”，实际上都成为实现民族主义的手段，逻辑上类似晚清中国之“中体西用”模式，“西用”是西方器物和理论，而“中体”则从“儒教礼制”一路演变为彼此冲突的“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

民族主义与反（西方）现代性相连接构成一种自我背反的民族主义（本土）现代性论述——即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叙事。“民国机制”表面上针对对象是“延安道路”，而其“潜在的对话对象是‘现代性’这一话语模式”[13]，并试图在中国的“国家历史情境”发现中国主体性的现代机制。“民国机制”其实就是中国主体性的现代性机制，“机制”这个词汇具有囊括一切现代性经验的结构性力量，并在“民国”这个前缀下实现了其“另类现代性”的具体所指。重估“延安道路”的论述一方面肯定中国革命的现代性性质，另一方面又认为其具有拒绝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反现代性”的特征。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使“延安道路”具有浓郁的本土色彩，并曾经通过这种地方性革命经验的普世化论述，使革命中国一度加入到对于世界未来的定义的争夺中。发明“民国机制”与重估“延安道路”都在发明一种中国特色的“另类的现代性”路径，其作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方案”，不仅仅是一种地方性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结构中创造一种差异性的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这种建构差异性的努力同样显示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创造中。

左与右、启蒙与革命、“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的对立，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冲突的主要内容。不过，横向对立的两极却围绕着同一个纵向轴心——中华民族主义——此起彼伏，并皆致力于构建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论述，民族国家成为对立范式的同一性目的：即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那些超越性的现代/社会主义议题，也总是需要的经过民族形式的转化才得以呈现[14]。民族国家不仅压倒了启蒙，而且最终也压倒了革命，致使无论是发明“民国机制”还是重估“延安道路”，都必须首先自我标示为一种“中国模式”的机制或革命。

四、“特殊模式”与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

中国的现代化既是一种世界化，也是一种国家化。在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不同阶层、身份的个人摆脱传统等级制的束缚，似乎皆平等地从属于想象的国家之下，从而完成从“臣民”到“国民”的现代主体塑造。在这个过程中，追随现代性与抵抗现代性的情结极其矛盾的结合在一起，不但暴露在现代中国的政经文化的实践中，也充分体现在关于这个现代性进程的历史书写中。无论强调普世价值的启蒙现代性，还是追求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都会呈现出一种“回归中国”的倾向，并不约而同地强调某种机制或道路的中国特色。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民国机制”或“延安道路”，其实都是“特殊模式”的不同意识形态镜像。

“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特殊模式”论集中表达的是中国现代史中的难以逾越的二重性矛盾：私与公、天下与世界、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启蒙与革命、精英与大众、个人与国家、普世性与特殊性、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等，这些贯穿中国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的对立关系，每每在时代转向而需要作出历史抉择的关键时刻凸现出来，并特别地彰显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左右之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范式冲突中，可以明显的观察到那种为中国道路塑型的渴望，虽然双方在表面上对于所谓“特殊模式”的主张是如此迥异。沟口雄三认为，中国的现代是在前现代中国的基体上展开的，与建立在个人自由、私有产权等市民权力基础上的西方现代性完全不同，从三民主义的“民国机制”到毛泽东思想的“延安道路”，是一条彼此衔接的大同式的现代化路径，其不是通过“个”而是通过“共”，把民生、民权、民族连接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同心圆结构，它在起点处便是一种独特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道路。[15]这就导致了“民国机制”是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延安道路”亦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模式”当也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不同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社会主义。

实际上，中国追求现代性的“特殊模式”既不是右翼的“民国机制”，也不是左翼的“延安道路”，当然更不是混杂莫名的当代“中国模式”，而是贯穿于现代中国百年历史的内在结构性力量，其或者就是金观涛和刘青峰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两位学者认为，从秦汉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社会整合建立在人们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即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16]中国的现代转型是通过意识形态调整来应对外来冲击，而不是通过改变社会组织方式来完成主体性的现代变革。虽然历经决然不同的晚清的“宪政改革”、民国“共和革命”和共和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不同“中国模式”的“发生机制”则没有变化，即“一体化结构组织方式要求政治统治权威由意识形态提供”[17]。根据这个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一体化结构模式，再去考察“民国机制”和“延安道路”就会发现，它们都具有以意识形态认同来形成一体化社会的功能与企图。只不过更符合“均”、“公”、“天下”等传统思想的“延安道路”，显然在大众动员、社会组织方面占据优势，从而最终战胜“民国机制”，完成了一体化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再生产。

这个在西方冲击下的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化遵循着一个三环节逻辑：原有一体化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18]考察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就会发现这个“一体化”的现代化转型逻辑发生了三个循环。首先是从“晚清”到“五四”的循环。传统社会在开放条件下解体，从而让晚清文学呈现出复杂的多元化局面，“五四”时期完成了启蒙现代性思想独尊地位，现代新文学确立其文化霸权。[19]“民国机制”就是这个霸权得以体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次是从“五四”到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会”的循环。民国文学虽然形成了新文学的霸权，但是着新文学的仅仅是一种局部性的“城市文学”或“精英文学”，并没有与广大的乡土中国产生联系。也就是说，“民国机制”没有彻底完成“一体化”的文化霸权的建构，导致“民国文学”处于一个相对多元的状况中。甚至“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之前的延安文学也是混杂不一，直至“整风运动”确立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延安道路”的方向，并将文艺的大众化、乡土化和革命化作为核心理念，这就让现代文艺与乡土中国产生关联，使之成为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工具。在“延安道路”的指引下，中共建立起新的一体化社会，亦完成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20]建立了“革命文学”的至尊地位，这个一体化的文学结构至今影响着文学生产及其历史叙述。至于第三个循环，则是从“文革”结束到今天仍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的“冲突”，既是新的“一体化”整合过程未能完成的标志，也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特殊模式”难以为继的症候。

“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特殊模式”设计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主流意识形态在建设其一体化的社会组织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内部会形成对于其他边缘意识形态的压抑，最终构成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霸权；另一方面，对外则表现出一种反西方、反现代性的激进民族主义倾向，并特别强调一种本土现代性道路的绝对正当性。“特殊模式”的现代性论述并非中国独有。19世纪德国的“特殊道路”论——一条既避免了自由主义的英法发展方式，又摆脱了俄国式的专制主义的“另类现代性途径”、[21]日本昭和时代的“近代的超克”论——一种在抵抗西方近代的过程中生成的“东洋的近代”[22]，其实都是有关“特殊模式”的现代性道路的不同论述，并与“中国道路”形成比照。“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特殊模式”的不断延续，使现代中国虽然不断地完成各种现代性意识形态的转换，但却从来没有实现社会组织机制的现代转换，从而使中国的现代性道路充满了难以克服的扭曲、异化和压抑，甚至完全背离了其初衷——人的自由和解放，成为一个至今未能完成的方案。

正是“特殊模式”的无意识结构阴魂不散，让中国追求现代性的20世纪变得漫长又跌宕，形成了一个“漫长的中国20世纪”[23]的历史状况，无论是“民国机制”还是“延安道路”，其实都是这个“漫长的中国20世纪”的可替代性意识形态，而不能真正完成整个社会组织方式的现代转换，当然也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开放社会。历史终结的渴望纠结于历史绵延的焦虑，滋生了建构各种宏大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而“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现代中国文学史”等横跨20世纪的现代文学史叙事的不断出现，正是“漫长的中国20世纪”至今不能终结的文化寓言。

五、从“中国道路”拯救现代文学史

由于一直内在于这个“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的“特殊模式”之中进行文学史叙事，让彼此差异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范式总是以一种自认“客观化”的意识形态立场，去指责另一种研究范式的意识形态倾向。1980年代的启蒙范式的“重写文学史”思潮指责革命范式的现代文学史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学史叙事；而后革命时代的新左翼批评家则同样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话语建立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意识形态之上。没有一种不是通过反对另一种意识形态而自我确立的意识形态，而今天的我们，也不再相信真的有一种“非意识形态”的“纯文学史”的存在。启蒙范式与革命范式、“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之间的“冲突性的共存”表明，如今已经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强大到能够完成排他性的文化霸权建构，而只能选择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对话中彼此共存，而正是这种混杂的历史状况，为“重写文学史”敞开了新的可能性，使我们有可能在“中国道路”的论述中拯救现代文学及其历史。

首先，需要把那种“机制”或者“道路”先于现代文学的“颠倒结构”给颠倒过来。在这种“颠倒结构”中，那些不言自明的“现代文学特征”，都被认为在特定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机那里起来的文学装置而已。[24]基于此，“民国机制”先于并生产出民国文学，而“延安道路”则决定了当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中国现代文学是一种特殊模式的现代性建制的产物。如果简单考察鲁迅的文学缘起抑或所谓“赵树理方向”的确立，这个现代机制决定文学生产的逻辑似乎并无问题。但是，按照周蕾的精神分析，各种现代机制的刺激，譬如焦点透视、工具理性等，反而召唤起了鲁迅的“原始的激情”，使之由现代科学返回文以载道的文学。[25]同样，《小二黑结婚》也非什么“延安道路”的产物，反而是“延安道路”以《小二黑结婚》为材料，发明出一个“赵树理方向”。现代文学建制的完成，也是一个生产压抑的过程，以“五四”为标志的现代文学的“民国机制”的完成，瓦解了晚清文学的多元现代性实验；而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当代文学的“延安道路”的确立，则完成了对于之前的延安文学的复杂状况的规训。一统性的意识形态“机制”或者“道路”的形成，不是将某种现代文学发明出来，而是将某种现代文学的“特定意义”再发明出来。至于如何实现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这种“颠倒的颠倒”，或者可以这样来描述：所谓文学机制是对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消减，而文学在破却意识形态文学的基础上，成就了自己的最高意识形态特征——个生于现实之中，却以批判、超越现实为目的的想象世界。

其次，现代“中国”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26]不是一个本质主义的绝对实体，而是抽象的“中国人”与其文化、历史和地缘空间——“中国”的想象性耦合，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在认同于一个抽象的“现代中国”的同时，也需要从那种无差别的现代“中国/人”认同中发现差异性。现代文学的发生、传播，对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极为关键，但是文学表述的含混性、发散性，恰恰也为挑战民族国家的阐释预留下空间。然而，即便在极其对立的现代文学史叙事中，“中国”都是作为一个先验的概念加以运用，而对“中国道路”的不断强调，与其说是理论上的需要，不如说是政治正确的需要，民族主义是一个压倒其他一切的政治认同。实际上，有关民族国家的表述在现代文学中其实是如此相互矛盾。例如郁达夫的《沉沦》就将男性身体欲望的不能满足，与现代国家想象联系了一起，男性身体的自觉也是家国主体的自觉，其家国认同充满性权力的妄想。而萧红的《生死场》则指责了民族主义话语的男权中心主义，以及其对女性及其身体的无情盗用，认为女性主体建立在抵抗国家暴力、认同卑贱自我的过程中。[27]不同性别立场中的“中国/人”显示出几乎截然对立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诸如阶级、性别、地域、民族等差异性认同组成的混杂的社会网络中，民族国家或者能够组成具有相对稳定的身份认同场域，但是也具有其不能克服的流动性、矛盾性及排他性，“中国”不能成为涵盖一切的先在性概念。中国现代文学既参与了现代中国认同的建构，也滋生了质疑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潜流。

另外，“意识形态主导的社会组织一体化结构”当中其实永远存在着不谐的噪声，并对这个至今仍在延续的“超稳定结构”构成潜在挑战。就民国文学来说，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现代新文学确立了其主导性的历史地位，但是新文学只对社会精英阶层具有影响力，广大市民阶层和农村社会仍然是通俗文学和传统文艺的领地，并不断动摇着新文学的霸权，从而让新文学不得不思考如何大众化的问题。鲁迅提倡版画、连环画，看上去是为社会启蒙需要，实际上是在大众文艺、传统文化挑战下的策略性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虽然建立了一体化的文学体制，但是曾经是“延安道路”样板的赵树理，却在这个新体制中逐渐边缘化，并且构成自己独特的“新颖性”。竹内好认为无论是民国的“现代文学”，还是共和国的“人民文学”，都各自形成了僵化的文学观念，文学逐渐失去了自我否定、自由创新的能力。但赵树理因为他所处环境中不存在作者、读者分离的状况，从而可以有意识地“以回到中世纪文学为媒介”，“成功地超越了现代文学”，当然也不同于新中国的“人民文学”，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复古为革命”的新文学观。[28]而今天无论是“民国机制”的发明，还是“延安道路”的重估，其实都是通过对于某种特定的政治立场的重申，挑战当代中国之去政治化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虽然二者在所谓“中国道路”的想象上亦迎合着这个主流话语。实际上，与那些主流“机制”、“道路”中的文学相比，反机制、反潮流的文学才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学更新、嬗变，并构成了自己主体性的文学历史的关键因素。

至此，我们或者可以想象某种超克“启蒙范式”与“革命范式”、“民国机制”与“延安道路”的对立，想象一个“复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可能[29]。这种“复线文学史”弃绝任何必然性、决定论的形式，既拒绝任何一种历史目的论的“机制”或者“道路”的束缚，但同时又不能否认各种“机制”或者“道路”作为特定时代的宏大历史演员的在场性，它们排他性的社会组织、历史建构本身，其实也是一种不能忽略的历史要素，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在对于这些“机制”、“道路”的追随、臣服或者反抗中，在让自己变得异乎寻常的现代化、中国化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自治的领域”的诸多其他可能性。所谓“复线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因此将包含两个主要脉络，其一是展示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在通向各种特色模式的中国道路中不断异化的，它被（无意识）强制性地与各种超人的实体——国家、民族、阶级、党派，甚至就是作为客观必然性实体的历史本身联系起来，在对超越性的、最广大的、通常是也叙述为全体中国人民的乌托邦王国的想象中，变成了主导性意识形态的修辞。其二，即便是深陷于特定“机制”或者“道路”的意识形态泥淖，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依然拥有着文学作为一个“自治的领域”的独立性，从而使之能够在主导性的“机制”和“道路”之外，捍卫着也许转瞬即逝的自由的闪光。这里更值得强调的是“启蒙范式”里的“反启蒙”文学、“革命范式”里的“反革命”文学，即那些“民国机制”抑或“延安道路”之内外的文学“他者”。因为，与那些特定时期的历史主体相比，与之如影随形的他者的幽灵，才是真正能够带来能动性、多样性和对话性的历史要素。

余论

在著作《鲁迅》中，竹内好认为“文学者鲁迅是生成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30]文学者鲁迅被赋予了涵盖启蒙者鲁迅、革命者论、民族着鲁迅的力量。这当然不是因为与现代、启蒙、革命相比，文学更为充实、客观，而恰恰是因为文学的机能性、流动性、虚构性，从而让文学之外的其他社会机制在为文学赋形的同时，又为文学叙事的自由主观性所冲决，从而使之呈现出意义弥散的情态，使我们可以意识到为“机制”抑或“道路”所压抑的现代文学实践。现代文学不是“中国道路”的产物，而是其中的能动性的不确定因素，并暴露出所有“中国道路”的不确定性的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所要做的并不是对于某种“中国道路”进行文学向度上的证明，而是要在“漫长的中国二十世纪”中重构对于现实具有批判性意义的文学实践及其历史。

刊于《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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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民国文学”、“民国史视角”到“民国机制”的概念生产的历史脉络的梳理，参见周维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民国视野”述评》，《文艺争鸣》，2012年5期。

[2] 范式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进行了系统阐述，被广泛的应用于自然科学史和人文社会科学史的研究中。范式最初是指“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拥有广泛的时空影响力和大批坚定追随者；二是具有内在的问题拓展性和理论生产性。范式扩散带来科学发展，范式冲突是科学竞争的极致，范式替换导致科学革命，而范式替换得以发生的关键，是新范式更够涵盖旧范式的所有问题和解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内的范式转移、范式冲突与范式替换等范畴与自然科学大体类似，只是人文社科研究中的范式冲突或者危机，往往联系于社会整体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或者危机。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而言，目前大致有两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启蒙范式也可称为“现代化范式”，是新时期以来的“重写文学史”思潮的核心范式，其可涵盖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民国机制”的概念变迁。革命范式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垄断性范式，其虽然在新时期收到了启蒙范式的冲击，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状况、特别是阶级状况的变化，其在1990年代之后又卷土重来，并以新的批判性姿态构成了对于启蒙范式的挑战。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是启蒙范式和革命范式“冲突性共存”的过渡阶段，尚未真正确立主体性范式与边缘性范式彼此地位悬殊的稳定性结构，其正是中国社会之过渡性时期的危机状况的显示。参见【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美】阿里夫·德里克：《欧洲中心霸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中国历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2期；【美】黄宗智：《中国问题研究的范式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另外关于中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式问题的讨论可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274-330页；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2期。

[3] 马克·塞尔登认为：在1937-1945年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抗日、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中，成功地将民族主义、土地革命和统一战线的结合在了一切，从而开创了一条通过解决中国农村问题，进而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延安道路”，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革命建设过程中贯穿始终，并深刻地影响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延安道路”这一概念诞生于1960年代，其时正是革命范式主导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阶段，马克·塞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是革命范式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延安道路”关于中国革命的独创性——即“中国特色”的描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本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蔡翔有关“革命中国”之“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本土性”、“地方性”、“独创性”等特征的描述，或者可以看到来自“延安道路”的影响，其“革命中国”之理论生产，其实就是“延安道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延续，其最新著作《革命/叙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即是后革命时代的“延安道路”重构，应该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革命范式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著作之一。本文以“延安道路”来替代“革命中国”或者“共和国机制”等概念，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强调“延安道路”与“民国机制”的共时性，“民国机制”在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其实一直面临着来自“延安道路”的挑战并被取而代之；二是作为概念“机制”和“道路”都具有强烈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其能够更清晰的显示出各自的意识形态立场；三是考虑到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左右之争都具有某种“还原论”的特征，也就是说都试图回到各自主张的历史“原点”上进行论述的倾向，这两个概念恰恰都具有一种起源性话语的特征。参见【美】马克·塞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蔡翔：《革命/叙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 所谓“国家历史情态”指国家的政治形态、社会法律形态、经济方式、教育制、宗教形态和日常生活习俗以及文学的生产、传播过程等，它们分别组成了与特定国家政治相适应的“社会结构”与“人生结构”。参见李怡：《中国现代文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2期。

[5] 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6期。

[6] 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6期。

[7] 李怡：《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6期。

[8] 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南方文坛》，2003年1期。

[9]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74-330页；

[10] 蔡翔：《革命/叙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11] 蔡翔：《革命/叙事：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12] 程广云：《民国三大政治遗产：人民主权?以党治国?政治协商》，《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1期

[13] 姚丹：《以“民国经验”激活“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新的可能性》，《文艺争鸣》，2012年11期。

[14] 贺桂梅：《革命与乡愁——《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文艺争鸣》，2011年4期

[15]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三联书店，2011年，第18页。

[16]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7]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21页。

[18]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19]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17页。

[20]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21] 伊万·塞勒尼：《诸种第三条道路》，《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第72-79页。

[22]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赵京华译，《近代的超克》，孙歌编，三联书店，354-355页，2005年。

[23] 韩琛：《“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新启蒙史观的复归》， 《理论学刊》，2012年12期。

[24]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第219页。

[25] 周蕾：《视觉性、现代性与原始的激情》，张艳红译，《视觉文化读本》，罗岗、顾铮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3-278页。

[2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于散布》，吴叡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第4-8页。

[27]马春花：《认同与/于卑贱：萧红小说的性别、乡土与国族》，《湘潭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28]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晓洁译，收入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编《赵树理研究文集（下）——外国学者论赵树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年版。

[29]参见杜赞奇的“复线的历史”概念，在他所谓的“复线的历史”中，过去并非仅仅沿着一条直线向前延伸，而是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在表述过去的过程中，根据现在的需要来收集摄取业已扩散的历史，从历史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新的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一旦形成，又会对现实形成制约，从而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关系。由于这种“复线的历史”注意研究历史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这就便于我们在所摄取的话语系统之外去发现历史性。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8-81页。

[30] 竹内好：《鲁迅》，李冬木译，《近代的超克》，孙歌编，三联书店，2005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