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再崛起的含义
中国的发展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这方面的出版物陆续不绝（参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Oded Shenkar在他新出版的书The Chinese Century中的议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分水岭，我将其比作美国在19世纪晚叶的崛起”）。来自国际上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的GDP年均增长速度为8．6％。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博士2004年12月17日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作了题为《中国经济上的再崛起及其薄弱部位：国际关系视野中的一个冷静比较 》的演讲后，接受《中华工商时报》、《国际经济评论》等报刊的采访时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惟一的一个大经济实体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保持了这样持续的增长。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深层薄弱环节也暴露出来，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薄弱环节之一：严重依赖外来技术
最近几年，美国政界和商界的一些高层人士，对中国在世界出口份额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是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富有较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这个趋势，表示非常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出口产品中技术含量比重的上升，可能表明在东亚又有了一个类似于日本那样的现代重商国家。这里“重商国家”的隐含的意思，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全力扶持本国的企业出口，赚取竞争对手国家的外汇，用以富国强兵。
然而，国际上近来一些冷静的比较研究表明（请读者特别参阅George J. Gilboy, “The Myth Behind China’s Miracle.” Foreign Affairs, Vol. 83, Issue 4, July 2004），美国那些政界商界人士的担忧，其根据很不充足。这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国现在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主要不是由中国的本土公司而是由在华的外资公司所主导。第二，中国的本土工业公司在产品设计、产品最重要的部件、最重要的制造设备方面，深深地依赖于美国、其它西方国家和日本等先进工业国家的进口。第三，中国的本土公司到现在为止，仍然采取很少的措施来吸收它们从国外买进来的那些比较高等的科技，并且缺少有效的途径将那些买进来的技术吸收并传播到中国的本土产业界。这些都使得中国的本土公司在可以展望的近期中期内，很难变成对西方国家及它们的企业在技术上的有力的挑战对手。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大陆在过去25年里的发展模式，非常不同于亚洲四小龙在它们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所展示出来的发展模式。中国技术上的对外依赖性，限制了中国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对高科技的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进行挑战的先进工业强国的前景。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上的差距，表现为前者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依赖外来技术，特别是中国本土企业的研究投入很低，出现了技术上“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循环局面。
根据中国产业界的调查资料（参阅陈锦华：“中国企业500强距离世界企业500强有多远？” 《人民日报》，2004年10月18日），2003年，全国重点企业的研究和开发经费只占这些企业当年销售收入的1％，远没有达到中国政府规定的3％至5％的水平，离OCED经合组织国家7％的水平差距更大。中国的500强企业这么多年来不少是以引进技术为主，一些企业在技术引进费用和研究开发费用的投入比在最高峰时超过了12∶1，即花12元钱引进但只花1元钱消化。在中国的IT产业，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即使有一两家中国的本土企业开发出很好的技术，中国本国的其它相关企业也很少向这些企业购买它们的技术，这导致中国自己开发出的很好的技术在本国同行中得不到推广和运用。即使在购买国外先进技术方面，中国大陆与亚洲四小龙也很不一样。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发展期间，通常是花40％－50％的钱买先进国家的软技术，而中国大陆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用来购买软技术方面的资金通常不超过10％，90％的钱通常是购买硬件设备。
三、薄弱环节之二：贫弱的财富创造机制
对国际投资作长期跟踪分析的专家们指出（请特别参阅Weijian Shan,“China's Borrowed Growth”.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03 September 2003, Page A7；and his Luncheon Speech at CSFB Conference, “China, Bi-flation and Exploding Televisions”. Reported by Steven Irvine in FinanceAsia Magazine, 24 March 2004），贫弱的财富创造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个薄弱环节。在过去的25年里，虽然中国的GDP以年均8．6％的速度持续增长，与此同时，香港恒生指数表明，1993－2003年，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企业——它们属于中国内地最好的和相当好的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仅为24％。而同一期间，根据道琼指数，美国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为188%；不要忘记，在过去的10年里，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是中国增长率的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反常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深层原因是中国长期地保持了资源配置的系统性的低效；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固定资产领域的投资力度造成的。这种资源配置的低效最后主要的体现在国家银行的坏账率上。现在国际上对中国银行坏账率的最低估计是45％，这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间坏账率最高的。?
正是因为中国经济一方面保持着那么高的增长速度，同时又表现为那么严重的低效性，也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素质”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数量”，所以你在全世界的报刊杂志上，能够读到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完全不同的推测和预言。?
四．薄弱环节之三：战略性资源的对外依赖
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还体现在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方面。1990年－2004年，中国对石油的需求量以年均7％的速度增长。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20年后，中国每天消费的石油数额与现在美国所消费的数额大致相当。而目前已经查明的中国本土石油储藏量，按照目前的开采量大概还能用14年（参阅Matthew Forney, “China’s Quest for Oil.” Time Asia, 25 October 2004, vol. 164, no. 17； “Asia's Great Oil Hunt.” BusinessWeek, NOVEMBER 15, 2004）。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战略性经济资源的对外依赖是和这些资源的严重消耗和浪费连在一起的。2003年，中国每单位GDP的产出所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5倍，加拿大的3倍。?
五．上述薄弱环节在国际关系中的含义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上述薄弱环节，在其它一些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如果不出现大的国际冲突，这些薄弱环节也可能在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通过制度改革得到逐步解决。但是也必须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在20世纪下半叶的大国与大国之间的竞争中，一个大国的类似的薄弱环节，曾被它的竞争对手在战略上充分地利用过（请特别参阅Warren E. Norquist, “How the United Sates used competition to win the cold war.” Advances in Competitiveness Research, vol.10, Issue 1, pp.1-47, 2002；Leonard Hochberg, “Mercantilist strategy, Ronald Reagan, and filling ‘the dustbin of history’.” Competitiveness Review, vol.12, Issue 1, pp.1-6, 2002）。
在罗纳德 .里根1981年成为美国总统以前，西方的主流意见普遍认为，苏联的综合国力和经济规模是美国的60％－70％，但是里根的少数智囊们认为苏联的经济规模实际上只是美国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左右,因为它非常的低效。譬如，苏联每单元GDP的生产成本是西方的3倍(和现在的中国差不多)，其中对重要原材料的消耗量是北欧国家的5倍。除此之外，苏联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关键设备和技术主要依靠从西方国家的进口，以及得之于技术间谍。?
里根本人和他的少数智囊们由此断定，苏联这样低效的经济要支撑那么庞大的军事上的扩张政策肯定是难以为继的。因此，里根们（The Reaganists）制定了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竞争来赢得冷战的总体战略。这其中最核心是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就是以新一轮的耗资巨大的军备竞赛来拖垮苏联的经济。又譬如，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美国看到苏联的外汇收入严重依赖于石油出口，为了使苏联挣得外汇的能力缩减，美国有意和沙特阿拉伯政府达成协议，让沙特阿拉伯增加石油的出口，从而使全球的石油价格下降，这就造成苏联的外汇收入每年损失150亿美元左右。?
中国今天的经济状况比当年苏联的要好很多，但无庸讳言，在有些方面还是有与其相当类似的地方，这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六、文化和制度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上和国内的学术界和传媒界已有多种评价，最多使用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崛起”。但是，把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5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定义为中国经济的“重新崛起”要更为准确。
直到18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都大于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号经济大国（参阅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Y: Vintage Books, 1989; Chinese translation 《大国的兴衰》,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9年。中文版第四章，表6-7; 表格有印刷错误）。如果仅以工业产出在全世界工业产出中所占的分量来比较，1860年代的中国工业产出占全世界的19．7％，而当时的美国只占9％。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今天中国经济的复兴定义为“再崛起”而不是“崛起”要更为贴切。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再崛起只是经济上的再崛起而不是全面的再崛起。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最强盛的时代不仅仅是给世界提供最多的产品，而是同时为人类提供多种多样的软力量要素。这些软力量要素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行政体系乃至科学、文化、艺术和语言。
譬如说唐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达到顶峰时期的两、三个时代之一。在西方比较历史学大师们看来（参阅Denis Twitchet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3,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Part 1，London and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中译本《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三章，第167-168页；导言，第38页），唐代中国所建立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等等，不仅成为唐代的标记，在许多方面继续深深影响了直到20世纪的中国文明，并且还影响了与中国相邻的东亚地区的国家，像日本、朝鲜和越南，为它们提供了基本制度的样板。“在中国的东北、西南和南部，是一些仿效唐代中国的稳定的独立国，它们具有深受中国影响的相当发达的文化，以中国占支配地位的东亚文化在那时已经形成。”
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近代直到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上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都还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历史上整体文明所达到的高度。这个整体文明的高度必须体现在软的力量方面，必须在制度、文化和艺术方面为周围的国家和全世界提供样板。
20世纪后期人们在讨论“现代性”时，通常是指19世纪以后西方发达社会里出现的一些特征，但中国在唐代时就具有了很多早期的“现代性”特点。这些早期的现代性包括民族的融合，混血儿能够成为中国的皇帝和皇后，少数民族乃至第一代移民到中国的外国人能够成为中国的重臣和大将，男女在爱情和婚姻事务上接近于平等的地位，也包括当时中国全面的对外开放，吸纳世界各处的高科技人才，以及当时的多元文化政策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