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加上双括号的这个《中国》是一部外国人拍摄的纪录电影。整整40年前，中国的报刊广播电视曾经围绕它掀起过一场批判的舆论狂潮。其规模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加以形容绝不为过。这场批判运动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除了它的规模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有三。其一是这场批判的矛头所向很特别；其二是这场批判迅速升温的背后推手何其了得；其三是这一事件的起因极具戏剧化。
这场大批判的矛头指向是一个外国人，即世界级的电影导演、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据说此人当时还是意大利共产党党员。批判的背后推手就是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旗手”的、不可一世的、红色中国的“第一夫人”江青。而更为神秘并且足以调动所有中国人政治想像力的是，这位意大利左派导演竟是周恩来特别邀请的客人。江青敢于组织如此大规摸的公开批判，岂不是要对周恩来施以一种明显的政治胁迫和一种“女皇梦”的暗示吗？
其实，安东尼奥尼导演如果不是怀揣着一颗对华友好而新奇的心是不会到中国来的。如果他能够预测自己的遭遇也绝不会去趟当时中国政坛的浑水。周恩来恰恰是看中了安东尼奥尼的那份友好、那份新奇，才会对他发出了邀请。众所周知，周恩来历来是对外宣传的行家，也是塑造中国执政党、执政者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高手。以他的智慧、洞察力和对世界的理解，他十分明白文革中那套“红卫兵”式宣传的苍白无效且令人反感。因此，周希望借助一位既有名望又对华友好的西方人士的眼睛，用一种西方熟悉的视觉语言介绍中国。而安东尼奥尼恰恰是这种“西方人＋名望＋友好＋新奇＋掌握视觉语言”这五位一体的最佳人选。
纪录电影需要真实，换句话说就是，真实是纪录电影的生命。然而，在中国“文革””后期那个极封闭的时期、在那个贫困落后又绝不肯承认的时期、在1972年那个因为林彪这个“副统帅”的垮台而出现的高度敏感的时期，安东尼奥尼要想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谈何容易？在中国不到一个月的拍摄行程，仅仅是为了确定行程和路线，安东尼奥尼就与中国方面协商讨论争辩了整整三天。他不得不向中方妥协，拍了一些纯属人为安排的镜头：下班后不回家仍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女工，唱歌跳舞的幼儿园小孩…但他仍然捕捉到了许多真实而有历史价值的场景影像：蜿蜒的长城、河水流经的苏州、物资稀少但人头攒动的农村集市、几乎没有汽车只有少量自行车经过的天安门广场，古老城墙下打太极拳的人们，传统园林的窗棂等等。
1973年，《中国》在西方社会首映后大获成功。1974年，江青看到《中国》则大发雷霆。尤其是当她看到银幕上出现肥猪时的背景音乐竟然是自己一手扶持的样板京戏，更是怒不可遏，边看边骂。很快，《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长篇评论《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接着，北京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安东尼奥尼对“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对“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恶毒攻击与诽谤”。中国政府有关方面也因《中国》一片肆意宣扬中国社会的“落后面和阴暗面”，而宣布安东尼奥尼为“不受欢迎的人”。
1979年，在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政治舞台消失三年之后，中国承认对安东尼奥尼和他的影片《中国》的批判是一个严重错误，并向安东尼奥尼和他的团队表示了歉意。
这个一度掀起轩然大波的事件似乎就此应该了结了。但是它真的结束了吗？笔者以为，凡是没有真正汲取营养（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件都不应轻易消失，直到它以真正的历史价值铭刻于人们的记忆为止。
往事并不如烟。我所以要在这里重温40年前的往事，并不是为了向年轻一代讲述这段离奇的故事，不是为了揭露江青的乖戾与荒唐，也不是为了对周恩来的忍辱负重表示绵长的同情。之所以要再谈中国批判《中国》，是因为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有着至今值得中国人汲取的深刻教训。说得可明确一点，就是笔者认为，今天中国内地的许多官员（即便是一些文化界的官员）也依然像当年批判安东尼奥尼那样，在对外交往与对外展示中国的形象方面，在打造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认知误区。尽管时隔40年，在表现形式和所针对的具体人与事上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却依然故我，并未开窍。
笔者以为，抛开个人因素不计，当年中国人之所以会对外国人拍的一部电影大加挞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已经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进步知识分子与仍处在走向工业化时代的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追求和对社会进步的评判标准。我们恐怕不会想到，当安东尼奥尼一脚迈入40年前的中国后就感到了非常的震撼。不过，令他震撼的并不是当时国人引以自豪的万吨水压机、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和播放《东方红》乐曲的人造卫星…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不焦虑、不着急”的心态与心理。与中国人的不焦虑不着急的平和生活状态相反，用安东尼奥尼的话说，在他的故乡意大利以及“整个西方社会，现代性已经产生了巨大危机，在那里，速度控制了一切！”“也控制了一切人”。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观感和对西方工业化社会种种弊端的了解，言简意赅，准确地勾勒出了步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西方知识份子的心理视角。正是站在这一角度，他们所欣赏所倾慕所追求的生活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早己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名牌汽车、不是灯红酒绿的饕餮盛宴，而是清爽的空气、绿色优美的环境、节制的饮食、阳光中的健身以及在慢节奏中的保持的人的心理平衡。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对中国人仍然有着东方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惊羡不已。
巨大的差别一下子就出现了：在安东尼奥尼潜意识中所欣赏、所重视的是中国城乡那些尚未被大工业大产业大商业化链条吞噬的一切；是尚未被金钱、商业价值、股票、利润利率所捆绑的人与社会生活；是尚未在爱情、友情、亲情中灌入珠宝的色泽、财富的赌注以及金钱铜臭的原生态的人际关系。一句话，这个以安东尼奥尼为首的现代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自认为，对中国最好的介绍，就是向西方显现中国人的这种非工业化非商业化的社会风貌，让那些在工业化的碾压下烦躁不堪、喘不上气的西方公众能在他们的镜头画面里看到一块摆脱掉工业化喧嚣的净土，一个保持着传统和人文精神的人间伊甸园！
安东尼奥尼绝不会想到，他的这番好心与苦心却遇到了与他持有截然不同发展观的中国人的抵制。那么，当时的中国人（其实也包括今天多数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性幢憬与渴望究竟是什么呢？从经济发展史的眼光来分析，近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其实非常简单，它的实质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国家的工业化。中国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常挂在嘴上的富强之路，公众不断念叨的各种指望，具体地说来就是工业总额与农业总量的迅速增长。从上至下，从远至近，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到毛泽东“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无论是激进的失败，还是稳妥的进步，无论是乌托邦式狂热的教训，还是重商主义扎实的成果，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而发展而存在而努力的，这个方向有时叫“以夷治夷”有时叫“少年中国”有时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时叫“四个现代化”有时又叫“改革开放”，但它们的核心都是追赶甚至超越世界发达国家，而超越世界发达国家的核心又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即类似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工业化。这当然也就成为了中国全社会近现代以来评判是非、鉴别美丑、区分善恶、辨别敌我的最基本的标准。
如此一来，一边是充分认识到工业化给人类带来各种危害的“后工业化”人士与“后工业化”的价值观；另一边则是视工业化如甘饴、如雨露、如彩虹、如甜梦的中国人和为之追求的工业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双方又怎么能不发生误解岐见矛盾和冲突呢？中国人所歌颂或希望别人歌颂的，恰恰是别人认为过时的；中国人有意回避甚至是自认为不雅以至于是原始的事物，又恰恰是西方人眼中的传统文化之瑰宝。这种由于身处不同发展阶段而出现的冲突，本来可以相互通融相互理解，但却由于另外一些其他因素的加入而激化，成为令人不可理解、难以跨越的精神鸿沟！这种“另外的因素”中最严重也是最危险的，就是在这种认知误解中掺杂进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际阶级斗争意识。有了这种强烈的斗争意识，一切语言的沟通都会变得苍白，一切真诚的表白都会变得虚伪，一切常识性的世界性的共识也都变得难以交流。这，就是笔者所认为的，当年中国批判《中国》最大的教训！
今天，这种自说自话，不顾各个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任务不同，而对自己并不了解的外部世界横加指责、妄加评论的现象不是同样严重存在吗？用自已的价值观发展观来看待衡量其他国家的现象难道还少吗？在中国眼下的思想界人士有多少人能认真地想过绿色环保主义是属于哪个阶级哪个集团？又有谁知道，邓小平先生在会见西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曾经很认真地说过“我们（指中共和社民党）都是左派”。事实上，中国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人与世界的隔膜与无知比想像的还要厉害。他们的无知甚至还会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又加上了几分傲慢和自大。
于是便有了一位知名专家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信口开河。他在谈到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首脑来华访问的原因时说：“他们看到我们发展这么好，于是就纷纷向中国来请教、来取经。”
于是便有了在刚刚过去的CCTV新年晚会上那段夸赞全球都在学中国话的歌舞秀。同样，一些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今天虽已进入垂暮之年，却仍抱定前苏联不放。完全无视俄罗斯人均GDP已达14592美元高出中国近3倍的事实，大谈“亡党之教训”“百姓之灾难”。这种把国际阶级斗争视作圭臬的观念不仅散发着陈腐之气，更重要的是完全对急剧变化的中国与世界闭目塞听，更不能解释也不能接受为什么“习中央（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之简称）”会屡屡提出中国与欧美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最新论断。
事实上，因为不了解自己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发展观念上的差异，因为固持着国际阶级斗争的潜意识不放，再加上盲目的带点民族主义情绪的自大，使得一些中国人在许多涉外事物常常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尬尴。以环境保护问题为例，中国有关部门的官员不知有多少次在多种场合斩钉截铁地宣称“我们绝不走西方国家（有时用“发达国家”一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有的人甚至说“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中国今天现实的环保状况究竟怎样，恐怕人们己经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本来，如果没有偏见与自大，没有把阶级斗争的观念扩展到世界一切领域的盲目与自欺，中国人在环境观念上就不会有任何尬尴与窘迫。因为中国古代贤人“天人合一”的观念完全可以与现代环境文明相对接相结合，甚至可以说是最前沿宇宙生物学的开蒙之论。
那么，从中国批判《中国》这一历史片断中，今天的我们还可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呢？笔者以为，除了前述所言，即在与国际文化交往中要充分考虑因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的价值判断之差别外，当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弄明白，什么是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如果形成并且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因为“提高国家的软实力”正在被一些人弄得概念混乱、含义不清。甚至被有意无意进行着歪曲。
在使用“提高国家软实力”这个时髦的政治术语时，笔者认为，如果不能剔除国际阶级斗争的潜意识，如果不能建立人类文明成果共享的理念，如果不能具有当今的中国与世界各国正在走向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全新认知，提高中国的软实力就不会是提高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亲和力，而只会固化它的狭隘性，提高它的排他性。倘若总是把“提高国家的文化的软实力”与“争夺国际话语权”这种其势汹汹的的政治目的联系在一起，我们又怎么会懂得国家软实力的本质和丰富内涵的。
所谓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本质上说就是这个国家文化的亲和力和国际认知度。提高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加速这个国家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相互认可与相互融和。文化的软实力在于文化的征服力，而文化的征服力在于由文化的独特性形成的吸引力。请记住：文化的软实力绝不是文化的排斥力。世界文化的丰富在于各国的独特性，而强调文化的独特性绝不意味着要强化文化的排他性。要知道，文化的排他性在实质上是狭隘落后偏执的民族主义在文化上的寄生和繁衍。
笔者以为，要想打造和迅速提高国家的软实力，就中国今日的现状而言，不仅需要资金等物质条件方面的投入，而且需要（如果不是“更加需要”）另外一种投入，即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人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人的理解、信任、友情的精神投入、智商与情商的投入！近年来，中国有关方面多次做出规划，准备不惜投入可观资金创造各种优越条件，在10年至15年之内培养出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尤其是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大家”。应该说这个培养文化“大家”的规划与设想的确令人振奋与向往。不过，要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首先就需要各级领导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人能够真正成为各类文化事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心人和贴心人。简单地说，就是成为这些领域的知识分子的朋友。
乍听起来，这有何难？但是要与文化人真的交成甘苦共相知的好朋友却并非易事。首先须有雅量海量。人家说你的风凉话刻薄话甚至误解话曲解话都不能记在心上。第二是不摆官架。官架子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官架子。那种拒人千里令人生厌的官腔、作派、盛气凌人的表情，均属此类。另一种则是隐蔽的官架子，即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荒谬的“文化等级”意识。似乎文化也如官阶一样，官高一等权重一级，在文化上的发言权就自然而然会随之加大。因为有了这种荒唐心态，一些官员在参与文化事业、与文化人打交道时，就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具有“评判者”与“裁判员”的身份。如此一来，“官”与“文”，岂有交友之缘呢？第三，要有多元化的意识。无论是在文化政策、价值取向上，还是在内容形式的探索与追求上都应奉行多元化的指导思想，而不能强加于人。这看上去好象是在说要尊重文化人，实质上却是在尊重文化、尊重这一事业固有的规律。以上三条都与中国文化官员的涵养修养，但都不是与文化人交友的关键所在。关键所在是中国决策者必须明白人文知识分子具有与生俱来的双重社会责任。传承和弘扬文化是其一。其二则是针砭社会弊病，充当社会病的“门诊医生”。历朝历代政府与人文知识分子的关系，为什么总是时冷时热、时阴时晴？盖源于此。当人文知识分子担当第一责任时，他们往往是座上宾。而当他们针砭时弊，则会引来不快，招来横祸，座上宾也就骤然成为门外客，甚至成为阶下囚了。可见，不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双重社会身份，又谈何理解支持和友情呢？40年前安东尼奥尼在中国的遭际，更深层原因大概就在这里。难怪西方舆论曾不无讽刺地称这位意大利人是“被中国误读了的马可波罗”。
总之，要想提高中国国家的软实力，就必须真正明白：文化是人类智慧的代言和人类生存的密码，文化事业是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崇高事业，一个民族只有对文化事业有了真正的尊重和理解，才会踏上走向更加文明境界的伟大阶梯！
请记住，40年前中国批判《中国》的那些遗憾与教训！
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