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半球的最后4个月，都是喜庆与繁忙的季节。秋，会送来多汁的硕果；冬，会带给来年的期待。但对中国人来说，今年秋冬交季，却很不寻常，因为它有可能成为一个十分特珠的政冶敏感时期。按照中国逢五小庆、逢十大庆的习惯，今年11月和12月它将要应对两个十分敏感，甚至是颇受争议颇为棘手的纪念日。其一是改革开放35周年的纪念日；其二则是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
按理讲，纪念毛泽东120岁诞辰和纪念改革开放35周年，并不是引起过多争论之话题。以毛泽东为例，邓小平先生在世时，就曾汇集全国各阶层公众之意见，经过反复掂量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决议已经粗细条地解决了对毛泽东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评价问题。尽管学术界对毛的研究并未中断，对毛的评价也在发生着方向不一的变化。但总体来说，在《决议》出台之后，中国国内尚无大的争论。至于谈到对改革开放这一政策的制定、实施、效果的认知与评价，只要思维尚属基本正常的人大概都不会对中国35年来的迅速发展熟视无睹。
那么，又为什么会担心，这两个本来并不应成为争论焦点的历史纪念日，会在今天变得十分敏感呢？笔者甚至以为，如果届时各种纪念活动的组织者宣传者稍有不慎和闪失，那么，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巨大的意见分岐不但会产生唇枪舌剑的激烈辩论，甚至会导致出现各种不测事件。
中国是一个十分爱面子的国家，家丑不能外扬不但是持家理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治国理念。因此，在主流媒体上我们就很难看到针锋相对、不留情面、直接了当地争论。即便是争论，也常常是暗示式的或旁敲侧击式的。让不了解底细或不知内情的局外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但是，真实的信息依然大量存在，只要选准对象并选对场合，中国社会的真实信息就能毫不费力地信手拈来。在与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的闲聊中，甚至在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的“神侃（意为无限制的随意交谈）”中，你都能“发现”，在如何评价改革开放和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上，当下在中国公众里的确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而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中，这种对立则更为激烈，不说有几分火药味儿，至少是到了捶胸顿足大动肝火的地步！如果我们把这些“散落”的意见和观点加以集中并且简略地加以归类，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存在着左与右的不同，左派与改革派做对立。
中国的左派与西方舆论常说的左派，有着极大差别。中国的左派在目前的中国公众眼中带有保守和怀旧色彩。这派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言论及著述近些年来日渐其盛，他们主张摆脱78年思维，即从根本上摆脱或者至少要在相当大的程度对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加以调整或修改。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造成今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要求对改革开放这一国策加以批判式反思的同时，中国的左派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在逐步突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上。他们认为：一、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二、“文革”并没有使经济走向崩溃，相反，在很多方面还取得了进步。三、文革中，毛在外交事务和国际战略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包括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阿富汗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中美中日关系的破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等。
中国左派当前的另一大政治动作是借总结前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之教训，以居安思危的名义，不断撰写半学术性半评论性文章来警示中国人（下至老百姓上至国家领导人）“苏联解体是一场大灾难”“如果中国走俄罗斯之路会更悲惨”等等。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做文章，当然是为了今天。左派这些言论的意向是要证明毛泽东当年抓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并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不但正确，并且极有预见性。很显然，这股几乎是100％地、充分地、全面地肯定毛泽东（特别是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的思潮，是对35年前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一种实际上的否定，至少属于要求进行“大面积修改。”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一些人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呼吁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民营企业，主张在一些领域实现私有化时，左派都要予以极为强烈的抨击。
中国左派给世人留下强烈印象的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经常对中国面临的外交和国际问题上应持何种立场发表很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强硬言论。其中最多的议论就是对美国、欧洲、日本的对华政策以及一些周边国家言行的批评。这些批评当中有时也会夹枪带棒，多少暗含着他们对中国政府（尤其是对外交部）的批评。具体说来，就是以批评“冷战思维”来抨击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以揭露所谓“双重标准”来抨击美国和西方的对华贸易政策和“价值观外交”，以嘲讽美国现状来揭露对方的人权状况和国内各类社会问题。
中国的改革派知识界精英对左派的上述观点，除部分外交与国际事务的论点之外，完全不能同意。他们主张不但要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还要汲收多年来不准谈论文革、用历史虚无主义回避文革错误的教训。要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特别是从执政党的施政理念上彻底地批判文革，与在“文革”当中实行的那套全面的“左”的指导方针进行彻底地切割。改革派认为，在今天的中国，不但不能放弃改革开放这一国策，而且还要把这一方针置于决定当代中国未来，实现民族复兴的神圣地位。这倒不是由于存在什么“改革迷信”，而是因为今天的形势与事态使然。具体来说，就是中国国内外所面对的“大势大事（习近平语）”决定了中国必须继续把改革向前推进和引向深入。
首先是因为目前国内外不佳甚至恶化的经济环境对中国形成了挤压态势。中国长期依靠外贸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在世界经济危机下越走越窄，经济转型和拉动消费是惟一的活路。但要打通这条活路，谈何容易？！不舞动改革之剑，断无希望。
其次是中国正面临可诅咒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临近。人口红利、劳动力红利等早期发展优势正在迅速消失，如果没有新的“改革红利”（李克强语）的挖掘和补充，中国就难以跨越所谓“繁荣的危险期”，中国经济这部曾令世界羡慕的快车就不是减速的问题，而有可能止步不前。任何人都明白，停顿即倒退！ 再其次是当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同时，社会的管理水平和责任政府的履职水平与实际需要相距甚远。这种状况，加上各地方政府盲目地推进所谓的“城镇化进程”，使社会生活变得异常复杂多变。实际上，农村的城镇化正在造成新的掠地高潮，而许多大中城市也由于大批农业人口的涌入而出现了建设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和人文风貌质量急剧下降的可怕现象！面临这种几乎失控的情形，如果再不进行社会管理的制度化改革，再不对有责任却罔顾责任的各类机构和公职队伍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社会混乱引发的暴戾之气必将迅速蔓延，到那时，民何以为生，国何以为宁？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下的中国只有通过加快各类方向正确的配套改革，才可能再聚民心、再集民力，防止社会的撕裂。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历35年已使国家面貌大变，民众生活大变。但是，由于客观与人为的因素，物质占有、财富的积累与分配以及发展机遇的不平衡状况日益严重；收入差距造成了贫富鸿沟以及社会阶层的固化。这种固化的差距如果不能通过分配制度和财税监督制度的改革尽快加以调解溶合或软化，其产生的对社会的冲击与撼动，就极有可能引发社会的断裂和冲突。与此同时，如果中国再不能对国家的官吏制度尽快加以改善和更新，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职员（特别是高管人员）利用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垄断地位实现的“寻租”腐败，就会愈加严重愈加普遍愈加肆意妄为。已经接近国际公认危机临界点的贫富差距，如果更盖上一枚社会不公的印章，中国的前景还能乐观吗？
面对上述四大矛盾，改革派认为只能靠永不停顿的解放思想和永无止境的改革开放才能解决。重走文革老路，或者重归“左”的执政施政方针，只能是死路一条。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高层对下一步改革的必要、困难和障碍都己经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在8月下旬召开的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至于说到前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这段历史对中国有何启发，中国改革派并没有就此发表太多的文章与左派形成势均力敌的争论。但从一些著作、文章和讲演中，我们大体可以把他们对此一问题的观点归纳为三个层次。首先是认为前苏联的变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但归根结底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因为内因才是其变化的根本。其次，前苏联高度集中的的经济体制、严重破坏民主法制的官僚体制和个人迷信，以及对外侵略的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既是对本国人民的危害对生产力的破坏，同时也给被侵略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再其次，就是不要把尊重别国人民对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当作一句空话官话，更不要变成一句套话和假话，而在背后却总是对人家说三道四。总之，苏共的垮台确实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中发生的，但并不是由于改革造成的；苏共的垮台并不是庸医夺命，而是其自身早已病入膏肓。改革派人士认为，必须警惕某些左派人士用外部阴谋论或用叛徒背叛论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迷惑或绑架中共干部和党员。如果听任某些人以总结和吸取苏共教训的名义来散布历史唯心主义，使中国执政党的部分人患上改革恐惧症，甚至得出“宁可等死，也不找死”的结论，就将会大大阻遏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直至害党害国害民，酿成更大的悲剧。
那么，中国改革派对未来的改革又有什么设想呢？简单地说，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他们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管理，释放出社会与民间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市场有更大更自主的空间。在对外关系方面，则必须坚持邓小平先生“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的基本方向。他们认为35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看清了脱贫去弱，致富增强的正确道路，并全面参与了世界主流的发展和进步。今天，“中国梦”同样不能在自我欣赏自我封闭的状态下实现，更不能在脱离世界发展主流的情形下实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不应忘记，中国梦不但是中国人的富国富民之梦，而且是世界和平发展之梦，更是人类文明进步之梦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我们列举了中国左派与中国改革派的不同政见之后，就会明白正是这些深刻的政治岐见，将会在前述两个敏感的纪念日到来之际发酵，并有可能引发激烈的争论。然而，如果我们不被卷入这场争论甚至“骂战”之中，而是冷静地分析双方的观点就会吃惊地发展，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若干共同之处。其一、是他们都从各自不同角度代表了当代中国公众的社会情绪__焦虑、浮躁、对社会大转型的“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生疏和迷惘，对未来的担心。其二、是他们都对公权力的滥用、官员的腐败以及体制性无能极为反感和失望。其三、中国在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社会治安以及市场信用方面一再出现的重大事件，暴露出社会管理体系的严重缺失，同时也暴露出拜金主义心态已经使社会道德水平全面严重下滑。无论是左派还是改革派对此都不能无动于衷。忧心如焚的他们强烈呼吁中央政府能够痛下决心反腐、治乱，收拾人心，重塑道德良知。
经过如此这般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左派与中国改革派的区别仅仅在于对如何解决全局性社会难题上存在着路径选择的巨大分岐。而这种巨大分岐从本质上说，是对这些全局性社会难题的起源以及未来的走向有着完全不同的认知和判断。左派希望运用准毛泽东式的治国治党治军的理念和路径；而改革派则希望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来治理中国。这些在治国理政方面的分岐本不奇怪，完全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遗憾地是，他们却难以心平气和面对面地进行探讨和争论。左派人士喜欢用阶级斗争的思维习惯，动辄给意见相左者扣上如“西奴”这类有政治贬义的“大帽子”，恐怕也是近年来双方的攻击逐步升级并导致尖锐化的重要原因。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高层决策者对这些争论与分岐并未采取冷静与超然的态度，也未采取择其优而弃其劣的最佳方式，而是有意无意地变成了判定是非的裁判。如此一来，当毛泽东诞辰和改革开放纪念这两个敏感的时间节点来临时，这两大悬殊的对立的理念又怎么可能不发生大的争论呢？
笔者为此担心。
笔者也以旁观者的目光认为，中国的左派是二十一世纪的民粹主义思想派别，其心至诚，其志弥坚，但却与他们的许多可敬前辈一样，其理想只会是不可实现的乌托邦，是对已逝岁月的追恋，更是一种时代的哀叹。
作者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
来源: 联合早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