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可简称为极权意识形态。
按照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分析，一切意识形态都包含极权主义的成分，而独裁主义、独裁专政、行使独裁权力倾向垄断、专制政治，就是极权意识形态的有机内容。农民（大众）家庭出身的毛泽东年轻时就投身改天换地的革命政治，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利器，民粹主义为土壤，权谋权术为智慧，问鼎政治权力，由圈外而圈内，由一党而全国，由国内而国际，由较次权力到最高权力，由“谁主沉浮”到“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数十年他以自己的生命演进成就了一种统治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他毫不遮掩地追求和应用独裁，毫不讳避地宣称自己独裁，因而称其意识形态为极权意识形态是恰当的。犹如专利，他的思想情性就成了这种极权意识形态的底色。
大概我们这一代服膺过毛泽东极权意识形态的魅力，值意气风发年纪，操持这一套语言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横冲直撞，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自己--伤害了社会，痛定思痛是应该的。终于来到“梦醒时分”，缘于社会体验和社会观察，加上阅读阿伦特等剖析极权意识形态的典范著述，我心里不断涌起对它的探究（当然是中国情境的探究），试着写下若干文章，像《〈文艺讲话〉及其之下的背谬与畅想》（共识网2012/6/7）、《政治意识形态如何炼成--读林彪日记所想到的》（共识网2012/7/12；爱思想网2013/6/5）、《未能释怀的悬疑--“政治意识形态”羽化（升华）的“南泥湾范式”》（共识网2013/9/23；爱思想网2013/9/23）等一类文章，都留下了我探究的精神轨迹。
拙作《〈文艺讲话〉及其之下的背谬与畅想》：纪念《讲话》见证当今主流意识形态与《讲话》的精神内核的脐连关系。然而，自出了重庆事件，这场早有准备的庆典必定删除了一些内容，又提升了政治规格，最高当局亲临讲话，下达准官方意愿，却能叫人品出另一种意味在。这里所指《讲话》的“精神内核”就是1942年烙下毛印记的延安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如何炼成》是从林彪如何“迎合”毛泽东做例子，分析中国政治意识形态这块蛋糕如何做大做强的。显然，林彪只是“迎合”团队中的一个；《未能释怀的悬疑》则分析延安如何从种鸦片一类错事蠢事中升华提炼出光荣正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基础”并不可靠，而它又排斥必要的反思，也就决定了它会“故伎重演”。
这个话题也是时代的思想课题，对于我仍远未到达释怀的程度，其原因，一是自身思想资源和思想能力的不足，二是坚硬现实生活的展开，政治意识形态从其宣传态势（以正式文字版本形式由主流媒体向着大庭广众展现）与它内部的选择性操作所形成的扑朔迷离，既使我迷惑，也不断汲起对探究这一问题的兴趣。探究中若有所得，但仍觉困惑，如此由浅而深地淌入了它的纵深层面。
我相信，我的困惑也是像我思想状态相近者的困惑。
作为一代参与文革的青年学生，我们称颂并遵从正式文字版本的意识形态，其实真正听从并执行的仍是最高当局的现时批示（文革期间执行的完全是最高当局毛的现时批示）--其实其实执行的是从上到下各级领导对“最高指示”的主流解释，即版本化的解释，并不觉得版本化的意识形态与领导现时批示实际存在的背谬。说穿了，版本化的意识形态仅成了一个必要的政治装饰，上上下下遵从却是领导的“即时”批示，而后者总是秘而不宣，总是由一级又一级传达者所谓原汁原味原原本本地传达，我们也就深信不疑：毛主席永远正确，他成了不容怀疑的真理化身，而罪错者是他下面的人。其实，那些大大小小的“最高指示”传达者也做着SM（施虐和受虐）式的表演，后来做检查时都说自己未能准确深刻理解“最高指示”，看来这标准只有最高领袖本人能够拿捏了。我们更无从知道，毛本人后来讲的跟他以前讲的不一样，可大家仍执守毛“洞察一切”，他不会犯错，犯错者只是底下那些执行者，而且，毛开始的宣讲（发表）就显现的极权意识形态底色，并不会在后来的增删中消弥，毛的笔杆子或毛的团队或毛的精神传人，自觉和不自觉继续演绎着这种底色。把“底色”置换成“基因”也未尝不可，而要摆脱“基因”是艰难的。这是当代中国最沉坠的精神郁闷。
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我们社会转型中不能回避的社会困惑。换言之，当代中国成为全球化能动的一员，它的政治意识形态面临转型却尚未发生转型，仍沿着它数十年的运行惯性，表面上它要坚持什么，实际上参与这个游戏规则的人“说话行动两张皮”，都遵循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努力争取和实现什么，此“什么”跟彼“什么”是两码事，可又不是用“潜规则”能够诠释的，社会意识撕裂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
二
我之谓“坚硬现实生活”与这种生活常态相关，说得具体一些，既是指那种社会普泛性的“唱红打黑”一类社会大众对过时的极权意识形态的沉迷和应用，也是指：当最高领导人发表什么“讲话”， 文本尚未见诸社会，某些主流媒体就有组织地迫不及待地进行“左”的方向性的高调宣传，也就是对“讲话”进行权威诠释，不过，如此烘烘来势不期然又遇到某种（当然来自高层）的校正和阻遏，比如计划大规模庆祝毛诞，突然又降格和降势，比如准备高调宣扬《较量无声》，却突然遭到遏止。人们还看到，那些小中大“老虎”纷纷以经济经济贪腐治罪并广加传扬，其实这些“老虎”在公众场合，几乎都是极权意识形态的高调的倡导者践行者。这说明，当这些尚未成为挨打的“老虎”之前的各级公仆，他们在大会小会即公众场合所作的政治意识形态宣示，完全是他们的一种统治手段（策略），他们的漂亮外衣（偏偏民众服膺于这样的排场装饰），他们内心是根本不会照版本化政治意识形态做事做人的。这么说，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只是他们的一张虎皮，包着自己威慑别人，他们肆无忌惮地占有国家经济资源，抱团结派，妄图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即权力野心。可以想见，他们成事之后，将会继续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宣示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说穿了，就是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如何愚民。这应当视为他们对毛泽东统治术的一种观察、总结和沿用。如此国家治理，国家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国，是令人怀疑的。
在我读了王彬彬长文《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活动》（《钟山》文学杂志2013年第6期、2013年第1期），有眼目洞开之感。不是从毛的“外部”而是从毛的“内部”，我扪触到毛泽东极权意识形态的绉型与演变之路，以及它在面世（发表）初始给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后来成为某种理论只变换说法而不会改变其思想内核，又联想到毛的执行者如何在后来总结的带有柔性语言的意识形态中，如何按照它本来面目（比如贬斥知识分子）即延续着那种“巨大影响”行事，也就是用版本化的意识形态安抚、激励和鼓舞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内里却向人撒开剿伐之网。那些局外人正在热情解读、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却不料巨大的灭顶之灾（物质匮乏的大饥荒灾难和高度压抑的精神灾难）正加速地逼近自己，他们不能明白，自己老是诚恳地按毛的意识形态改造世界观，走光明之路，而现实却是一次次被毛的意识形态大棒打入另册和地狱。这一切难道只跟那些执行者“不力”有关，而与毛的极权意识形态本身的运行特质无关吗？这应该是一代几代中国人的世纪之问。
在我看来，王文令人感兴趣，是他经意地检视毛泽东延安时期的理论活动，却不经意地披露了修补性装饰性极权意识形态的横空出世之后，毛及毛的团队仍按毛茸茸初始意识形态的行为规范（毛的本意）来行事--的内幕。在我还察觉，毛式极权意识形态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建立其意识形态的初始，他的演讲和文章有着极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独裁性恐吓性，充分流露他个人化的摧毁文明积累和人性积累的颠覆力量，虽然在日后形成版本的意识形态语言上做了柔性处理，但作为底色（基因）一直隐性地蛰伏在他意识形态体系中，给后来的极权者施政敞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大大小小的毛泽东也就接力而出，当代中国的文明积累和现代转型也就平添艰难。
按照王文，毛的政治意识形态被理论化之后，它不是用理论的力量、精神的力量进行宣讲和传扬，而往往“用物质的力量”（比如“整风运动”“批判运动”）来推行，而这种“物质的力量”在毛开始革命时就应用得十分娴熟，在他成为一国之君的28年中，经过他无数的“现场批示”--由下面的人宣传贯彻，得到全方位的普及，达到了摧毁异己者们（包括曾经是亲密战友）精神的效果。毛泽东跟王明等国际派的权斗，他也有过“迎合”国际派的做法，除“策略”的考虑，他的理论敌不过王明也是事实（王明的“质疑、提醒，句句击中要害”）。因此，如同对毛泽东诗词水平进行再评价（如李建军《毛泽东诗词的谀评与重评》），对毛的“理论”也会进行再评价的，这样，对毛意识形态的底色势必有更清晰而确切的评价。
用“物质的力量”来践行毛的意识形态（当年打砸抢的农民运动、武装斗争、迷信枪杆子、不断进行的政治运动必然宣示这种“物质的力量”，毛后来所谓“给出路”政策其实同样炫耀这种“物质的力量”），是毛泽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其基本底色。用鲁迅的话就是在指挥刀之下，是不允许而且不会有纯粹的理论探讨的。
三
王文从毛泽东的革命经历，数次提到毛作为理论绉型（出版物）的文章跟毛在开初作为“一家之言”相比的“有意增删”。
如《毛泽东选集》首篇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于1925年写于广州，文章最初发表于1925年12月1日出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上，后被《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转载，还曾以单行本的形式流传。这是毛第一篇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理论文章。可是从《毛选》读到的这篇文章跟本来的同题文章，“大约有近二千字被删掉了。这被删掉的二千字，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所以，删掉的不只是文章的部分篇幅，删掉的更是文章曾经产生的历史影响。本来的文章，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分析时，对‘知识阶级’、‘知识分子’分析得特别详细，而对他们的否定也特别明确。”通过初始文本对照，王文把毛心中扎根的认知--“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或迟或早，都会成为‘革命’的敌人。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是‘革命’的‘死敌’，另一些人，虽然还只是‘站在半反革命的地位’，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一定会成为彻底的‘反革命’，一定会成为必须消灭的对象。”--和盘托出，我们就更加能够看清毛式极权意识形态的表与里。一方面，毛的理论在原先讲话基础上经增删（包括毛本人动手的增删）而固定下来（所谓全国上下学“雄文四卷”，就是学固定下来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毛的真实内心没有改变，执政党不断掀起的政治运动又是按照毛无法删掉的真实内心，也即按照他被删掉（即不见诸版本化文字）的思路和思想展开，他先先后后的政敌（知识分子也是其政敌）都乖乖地落入他的陷阱。这当然跟他数十年终身执党执政（有枪杆子为支撑）的最高权力--延安形成的制度性安排密切相关，只有极少数智者熟谙毛的这种心灵秘密，不寒而栗。
请看王文娓娓道来--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同一篇文章，对游民无产者（游民、黑帮、流氓、土匪、散兵、盗贼、乞丐）的分析，《毛选》的文章加了“但有破坏性”，而本来文章是没有“限制性的负面评价的”，跟当年（1927年2月）载于《大公报》鲍罗廷的宏论“要发动农民，非用流氓、痞子做先锋不可”声气相投。这不是归于革命策略可以解释的，也不是毛迎合鲍罗廷，而是鲍罗廷的宏论汲出了毛心中的“革命豪气”或乖戾之气。
王文举正直作家赵树理写于1948年的小说《邪不压正》为例，说明“手中有了权力的流氓、痞子，成为新恶霸，还是顺理成章的事。”就是说，这种“历史影响”（在延安--解放区）已开花结果，当然也在1950年后（甚至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的中国大陆开花结果。但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是刻意抹去这种现实的。
实际上此法成了共产党推动革命、夺权行政的一种“路径依赖”，也就是“为了目的（以前以”革命“现在以”大局“为名）可以不择手段”，也就是可以置基本的道德良知底线而不顾。
王文所说，“删掉的更是文章曾经产生的历史影响”，所谓“历史影响”，就是毛的直率表态突破了人类积累的良知底线，既让人感到耳目一新，也让人惶惶不安和恐惧，这种“人”（如知识分子）不但在敌对阵营，也在自己阵营。显然，这种“历史影响”在新的历史情境（这时候需要壮大革命）中已“不合时宜”，是“不良”的，但是，由于毛继续在最高位，他有实力，可在革命之名义下充分施展他的权谋和权术，他所培植的团队（从红军将领到身边的秘书）都熟悉并附和他的基本思想和情感倾向，做什么事都揣摩其真实内心，因而这种“历史影响”已深入到他的团队的头脑，成为团队意识，这是无法删除的，所以，居以最高权位的毛会接受经过增删的版本化的理论（意识形态）。但他才不会受版本化的意识形态所限制，用“现场批示”施政，他“批示”本身就延续着他的既定思维和思想。因而，这不良的“历史影响”仍旧存在而且发酵，终于积淀并强化了极权意识形态的底色。
远的不说，近些年的如计划生育运动、拆迁运动，许多地方不正是靠着这种野蛮行径打开局面么？可是在形成文字版本的相关意识形态表述里，这些实实在在行使的手段与现实都被干净地删除了。如此“历史影响”，同样是无法删掉的，下一次以别的名称冠名的“运动”，注定重蹈覆辙。
四
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王文根据事实做了比较详细的阐述。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结论”第一部分，毛谈到“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时，说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一起抗日的文化人中，可能有投机分子，还说了这样一句：“甚至还有敌人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派来的挂着文艺招牌的奸细分子”，这句话在编入《毛选》时删去了。还删去如“特务文艺”一类话。原来1943年10月，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发表（版本化）时，毛三次明确指出投奔中共的文艺人士中，有奸细分子，在延安以及其他中共占领区，存在着“特务文艺”和“特务党”。毛显然是为威吓而“有的放矢”，跟他20年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底色一脉相承。这些被删掉的话，在当时的“抢救运动”中，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毛不只是会上讲讲，而且人头过筛地开展了整风运动（“抢救运动”）。尽管若干文字被删，可毛的实际做法照样进行。整风运动进入“抢救”阶段并“搞出很多‘特务’”时，毛的《讲话》发表，版本上就删去了“特务文艺”一类文字。
1949年后文章编入《毛选》，毛亲自删掉了一些话（更新的版本），关于“特务”的种种说法，删得干干净净。实际情形又是如何呢？王文借韦君宜晚年写的《思痛录》谈这次“抢救运动”，引用了韦的一段话：“结果是在党内刊物上说是有两个案子是真的，还把那两案的情节重新发表了一次。一个是钱惟人案，这个案子不久又说也是假的。还剩下了惟一的‘真的’是蔡子伟案，可在建国之后不久的报纸上我就看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已经是个负责干部。自然是假案。这就是全部结果！”
由于延安时期确立了“毛说的算数”即以毛为至尊的制度，毛几次讲话都说到“特务”，肯定就要搞出很多“特务”来坐实毛的英明论断即他的理论。而且毛这种做法屡试屡爽，1959年应该反左，毛偏要反右，以揪出彭德怀张闻天反党集团坐实他反右，1960年代的文革登峰造极，他说批资批修，全国就搞出很多“反党集团”“走资派”“黑五类”“黑七类”。
“毛泽东在讲演、报告等场合，发表过一些后来广为人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观点。”“重大影响”即前面说的“历史影响”。比如在毛的心目中，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是“失败”的，但《五四运动》编入《毛选》时，把相关的话给删掉了。王文准确地说：“话虽然删去了，这种看法却未必也删去了。”就是说要把“历史影响” 坚持并延续下去。
从这句话我还体味出某些“历史气息”，就是说，毛的讲演和报告后来进入《毛选》，当然是理论的提升，或者说理论的确立，应该是标准的政治意识形态了，这对一般的受众（革命者和革命顺从者）是个必须遵循的思想标准，但毛身边的人--他的团队，对进入《毛选》的文章，只不过明确了是一种与新形势配套的“新说法”，他们对别人说和做报告时会这么做，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仍延续着毛的“真实看法”进行审时度势，凡能准确揣摩毛心意的，都能进入毛的圈子得到好处，自己的安全和升迁有保障，何况，毛自己并不是（也不会）按编入《毛选》（或向外公布的中央文件）做自我调整的，而是以他的诸多“批示”显示他的真实想法。有时他接见外国人会吐露他的真实想法。所以，刘少奇、陆定一、高岗、林彪等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一度很“左”，在某些场合甚至比毛更“左”，从现实利益出发，他们揣摩毛的真实内心，其实也是极权意识形态的基因或底色使然。这种“路径依赖”在毛的臣属成了“领袖依赖”。
毛的“批示”仍延续着他无法删去的“看法”，而其批示只有高层或他身边的少数人知道，因此，这少数人察颜观色行事，也延续着他无法删去的“看法”。比如在《毛选》中有《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肯定是经过删减了的，应该视为党的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根据这样的表述肯定向往和投奔革命的热情高涨，但是他们不会明白毛的内心其实是排斥和打压知识分子的，只有极少数的智者，才看出“民国时期是民主多与少，而共产党执政时期是民主有与无”的问题。又如当年在白区工作的革命党人（典型者如潘汉年），一俟革命胜利，莫不以功臣自居和自视，却不知毛有个“降级使用逐步淘汰”的16字批示，因此，以进入《毛选》文章作意识形态标杆来梳理历史--确立历史，这种历史真实值得怀疑。毛当年说（收入了《毛选》），看国民党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它的将来，用于毛自己也是合适的，看毛的过去和现在，就知道毛的将来，这种“将来”并不体现在《毛选》和对毛的官方阐释中，而是体现在毛已经渗透在毛的圈子而无法删去的看法即毛式思维中。
可以说，毛的权力格局中，已经形成坚持并不时传播这种“历史影响”的制度安排，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机构。
当下我们的社会就陷于版本化意识形态的历史宣传和基于毛无法删去的“看法”的继续运作的格局之中。一个社会果实就是，即使是正规的历史宣传单位（如社科院），以在版本化意识形态进行逻辑推演为谋权获利为能事，搞些“二奶”“三奶”的下流勾当，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发端于毛而无法删去的“历史影响”了。这既是极权意识形态底色的隐没，同时又是它的浮现。
五
从已经广为人知的中国社科院马列研究的精英的风流堕落这事例，说明这类人士基本知悉毛意识形态“无法删去”的历史影响依然发挥作用，但一般而言，这些人并不是这种“无法删去”的历史影响的主动再现者。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前后两个30年的承继者像胡乔木却是那样的人物。
胡乔木成了新时期毛的“话虽然删去了，这种看法却未必也删去了”的重要传人。
毛式版本化的意识形态，经过他的秘书增删，这方面胡乔木功不可没。就是说，胡乔木使毛的意识形态版本化，使之更合时宜，更具有理论色彩。在毛之后，晚年的胡乔木继续为毛式版本化的意识形态打圆场，同时，他又不时以权威自居，主动再现隐没在版本中的“历史影响”。
王文用较大篇幅说毛不是通过秘书而是由他自己对“九篇文章”进行删除，但多处提到胡乔木对此事的态度（回忆）。
1940年代，毛要在整体上战胜国际派，一是要对国际派的所有成员进行打击，二是要在政治、军事、思想、理论等各个领域全方位对国际派进行打击，毛编篡了《六大以来》，亲自写了约五万字的“九篇文章”。“重磅炸弹制作成功了，却被搁置起来。在后来的岁月里，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批文章“，”九篇文章“是毛的一次特别的理论活动，自然富有毛式意识形态的特征和内涵。”毛泽东手握剑柄，渴望拔剑而出，但想到剑一出鞘，对手固然伤重倒地，自己也会溅一身血，才松开手。“毛”虽然想公开发表，但最终又作罢。“1974年6月，此时刘少奇的骨殖已在河南开封火葬场的骨灰存放室里以”刘卫黄“的名义存放了近五年，毛泽东又找出”九篇文章“认真看了一遍，将其中”有关称赞刘少奇同志的内容全部删掉。“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的”心血之作“，”决议“在把毛泽东叙述成”苏区“正确路线代表的同时，把刘少奇叙述成”白区“坚持正确路线的唯一之人。如果以前后不同的版本化意识形态考量，都隐含着毛数十前形成的”历史影响“，但直到文革中的1974年6月，”毛泽东删除‘九篇文章’中对刘少奇的称赞，理由与从《毛选》中删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样的。“”毛泽东必须在生前亲自把此事了结。既然毛泽东极其重视这‘九篇文章’，既然毛泽东把这‘九篇文章’作为一种政治遗嘱留给‘将来的同志们’，那就决不能让‘将来的同志们’知道自己曾盛赞过刘少奇。“
正因为毛亲自把关进行删除，才不致今天又频频搬出毛夸奖刘少奇的话，证明毛刘是亲密战友，文革中毛蛮横地搞掉刘可以”一笔勾销“，因为这不是毛的本质。毛做这件事同样是坚持文革的”历史影响“，跟先前他坚持的”历史影响“一脉相承。这些年主流媒体大量搬出毛肯定瞿秋白、邓小平、彭德怀、习仲勋的话，而鲜见毛肯定刘少奇的话，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当然，毛已做古，只有毛的得力秀才胡乔木们才能接力性地传播这种”历史影响“，而胡乔木是得到新时期邓小平（政治权力）”授剑“的。
这里涉及又一种”历史影响“，就是毛曾经正面肯定或称颂某人某事。1940年代毛还非常认可蒋介石作为”民族领袖“和”最高统帅“的地位呢。事实证明，很大程度上这只不过是毛的一时策略，决不是出于真心，他的真心是党内、国内乃至国际由他”取而代之“，成为世界之王。这一点胡乔木们应该了然于胸。可新时期胡乔木至少是认可毛曾经肯定过他的政敌，这应该视为是胡的策略--秉承毛策略的策略。所以，这种”历史影响“等同于今天的”戏说历史“，不必当真。
王文引用了不少胡乔木对版本化毛意识形态的的回忆和解释。”在编入《毛选》时，关于‘特务’的种种说法，删得干干净净，这意味着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改变。更多的删节，则是观点并未改变，只是把过去那种过于直露的表达删除。“”对于我们来说，读了这些在《讲话》中本来有过后来又没有了的话，能让我们更精确地理解这《讲话》。“把包括《讲话》的许多文章（理论）编入《毛选》，肯定经过胡乔木之之目之手，可他面对的最高权力已是邓小平，即面对的是新时期，自然要增删。我不由联系前面我的拙作《〈文艺讲话〉及其之下的背谬与畅想》，我们这些后来者学习的《讲话》不也是经过删除的么？表面上更抽象化更理论化，其实”观点并未改变“，”文艺乃政治工具“是毛理论（意识形态）的底色。
如今，这一政治工具不仅指”团结人民，消灭敌人“，还成为主流政治圈子内的政治博奕，原重庆的最高领导人为演绎重庆模式指示作家泡制”雾都三部曲“，早就超过了《讲话》的”历史影响“，是为其”政治上位“造舆论的。利用毛的意识形态进行权斗--政治博奕，是毛没有想到的，却符合毛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
这里，经胡乔木之手，极权意识形态底色的隐没与浮现尽现眼底。
这就意味着，胡乔木并不是能动地与时俱进地对毛的文章进行增删，而是仍然有意识地传播毛文章曾经的”历史影响“。王文披露--
《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5日）为纪念毛泽东冥寿而发表的几段话，就是从毛”九篇文章“中精心挑选的。”虽然没有那种很尖刻的词句，虽然与整体风格并不一致，但这番话仍然能让我们尝鼎一脔、窥豹一斑。读这些最具理论色彩的话，仍能感到毛泽东的愤火扑面而来，那种挖讽刺苦的姿态也十分清晰。“此时这些经删减的话，跟毛已无关，而跟胡乔木有关了。须知，1983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剑拔出鞘，胡乔木亲自撰文批判周扬，上面提到的从从毛”九篇文章“中精心挑选的几段”愤火“、” 挖讽刺苦“的话，其实就是胡乔木们心中愤火，以毛之酒杯浇胸中块垒。毛及毛的意识形态成了体制内政治博奕的工具。
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时期，毛的旧作经删减重新出炉，相关的”历史影响“仍在。胡乔木们的这种作为，说明他们要把已被文字删去的”历史影响“复原，或叫”亮剑“，也说明我们的政治意识形态仍陷在毛植入和烙入的底色中。
然而，胡乔木亦做古了。本节开头提到当代一些马列研究精英，他们本来要在延续胡乔木作为上大显身手的，可他们却堕落花丛，堕落花丛--以贪腐为能事的前提是他们有权有钱，这说明，他们在版本化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是苍白、乏力的，他们也知悉毛意识形态的一些底色，也能做一些增删（”隐没“），做一些”浮现“，但他们缺乏的是做这事的心魄，所以他们”隐没“和”浮现“的工作百孔千疮，何况又不时受到来自上层的制遏。由乔木而病木，他们是我们时代披着漂亮时装，速生而速朽的”病木“。由这些”病木“来扛（宣讲）毛式意识形态的使命，成了我们时代莫大的讽刺。
2014年1月17日-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