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欧陆传统汉学已趋式微的现时代，似乎只有两大领域，即北美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及英伦(剑桥)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比之中国本土仍具学术优势。因此，人称“汉学三杰”的史景迁、孔飞力及魏斐德，作为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代汉学家典范，就不仅是当今美国汉学的代表，亦可视为西方汉学的标志了。
我个人对“三杰”的总体印象，大致是：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见长，而魏斐德以选题和史料见长；相对说来，我更认同魏斐德。从专业角度看，史景迁花拳绣腿，孔飞力偏锋取胜，而魏斐德更接近名门正派，看似平淡，胜在平实。
过去，只有欧陆那种以古代中国为对象、以古典文献为重心的学问，才称之为“汉学”(Sinology)；而美国那种以近现代中国为对象、以档案史料为重心的学问，只能称为“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但近半世纪以降，带有政治实用背景的近现代中国研究已蔚为大观，跃居上流，于是妹仔大过主人婆，“中国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正式戴上“汉学”的冠冕了。
事实上，在欧陆传统汉学已趋式微的现时代，似乎只有两大领域，即北美的近现代中国史研究，及英伦(剑桥)的中国科技史研究，比之中国本土仍具学术优势。因此，人称“汉学三杰”的史景迁、孔飞力及魏斐德，作为费正清之后的第二代汉学家典范，就不仅是当今美国汉学的代表，亦可视为西方汉学的标志了。
“三杰”的著述繁多，我知见未遍，细心阅读过的更仅有寥寥数种。故以下仅就个别文本略作辨证和批评，并提出个人的一般印象，或可以举一反三，终不免以偏概全。
史景迁：学术原创力不足，选择材料有功力，写作优势独特明显
对史景迁，我最早留下相当深刻印象——相当恶劣印象——的作品，是翻译得一塌糊涂的台湾版《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大陆版作《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以年代为经，以人物为纬，以康有为、鲁迅、丁玲三人为主线，旁及梁启超、梁漱溟、闻一多、沈从文、王实味等人的事迹，藉此表现现代中国革命史的风雷激荡。基本只是白描笔法，材料挖掘浮浅，也卑之无甚高论，唯一可取之处是体裁新颖。这不过是一部编年式的知识分子群体传记，一本让西方学生了解中国的入门书，而费正清居然誉为“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一座里程碑”，实为戏台里喝彩，声大夹薄准(意为相去甚远，说话夸张)。
自此，就对史景迁失去信心，其多种译作，也都没有购读。直到看了新刊的《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才算对他有了基本的敬意。
《中国纵横》是史景迁的论文及书评选集，据说是其一生论述的精粹所在。跟他的专著一样，其论文的写作方式也是非学院派的野狐禅；在这方面，他可与黄仁宇相提并论。书中《明代生活的活力》一文评论《万历十五年》有谓：“很多历史学家都只专注于对重大历史时刻、关键文献、意义重大的政策转变的研究，而黄仁宇却与众不同，他深究的是那些虚伪的外表之下的东西、那些看上去很无聊的事情、那些传统的惯例，以及那妨碍皇帝及其大臣们进行统治的恐惧感。”从此角度而言，史景迁本人的《王氏之死》，还有孔飞力的《叫魂》，也都可以说继承了黄仁宇的思路，由小人物、怪异事件以见宏大历史。
文集中最有价值的文字，我觉得是第三部分《食》、《药》及《鸦片》几篇综述，这是法国年鉴学派式的社会经济史、日常生活史，让我联想到布罗代尔那本无所不包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在中国学界近乎空谷足音，故物以稀为贵。总体而言，史景迁既欠缺原始史料的考掘，也罕有历史思辨上的发明，即学术原创力不足；但他在综合、概括及选择材料细节方面自有相当功力，加上其独特的写作优势，在普及汉学方面并世无人可出其右。我最有阅读兴味的篇目，则是第五编关于芮沃寿、阿瑟·韦利、费正清、房兆楹四位汉学家的忆述。知人论世，正是史景迁所长；最低限度，至少要承认他是出色的传记史家，尽管钱钟书曾讥刺他是“失败的小说家”。
孔飞力：以惜墨如金闻名，政治学有相当素养，可惜求之过深
史景迁以下笔如挥著称，孔飞力则以惜墨如金闻名，这在“不出版，则死亡”的美国学界实为异数。孔飞力的主要著作仅《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两种，但学界地位及声誉却高出群侪，以其少少，胜人多多。
其中《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这一精心之作，尤其赢得满堂叫好，连硕果仅存的清史名宿王钟翰先生，也专门写过书评称誉有加。所谓“叫魂”，系流传于中国民间的黑巫术(妖术)，施术者通过削割他人的少量辫发，即可操纵其灵魂精气，并置人于死地；1768年，因为“叫魂”谣言而引发了全国性的大众恐慌，孔飞力由此不经的事件入手，层层深入，梳理民众、乾隆皇帝、官僚知识分子的不同反应，最终勾勒出清朝盛世中政治生态的阴影。这跟黄仁宇通过万历十五年这一横切面，写出明清的历史败局，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两章纯为分析，揭示出君主专制与官僚制的互动关系及潜在冲突，更显示出政治学的相当素养，尤非一般中国历史学家所能。
不过，他主要见解之一，是将割辫妖术的起源，归结为清初满人强迫汉人削发的血腥记忆与历史恐惧；这样，就等于从政治和历史角度，而非从社会心理和民间信仰角度理解“叫魂”事件。这是引人入胜的阐释，可惜求之过深，反而难以成立。
孔飞力的假设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反证：一、满人削发的要点是剃光前额，是否蓄辫倒无关紧要，而“叫魂”所割的却是脑后发辫的末梢；二、乾隆在“叫魂”事件发生的初期，始终未提及作为满汉冲突标志的削发问题。对于第一个反证，孔飞力一个蹬里藏身，轻轻避过；对第二个反证，他不得不翻来覆去地强调：因为乾隆忌讳涉及满汉之间的种族问题，才会在批示密奏时有意识地自我掩饰——这显然是对不利证据的曲解。当其时，满人对中国的统治大局早定，满汉的种族矛盾已非主要的政治危险，削发恐怖也逐渐淡漠，一国之君又何须对此遮遮掩掩？更何况，还是在君臣间的秘密批示之中？
实际上，孔飞力对辫发巫术的追溯显然不充分；对于此论题而言，他没有引证一本最切题的著作：现代中国民俗学家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风俗》，是最严重的疏漏。根据《发须爪》提供的大量文献资料及线索，可知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有“叫魂”式的巫术事件。仅举二例：《魏书·灵徵志》：“高祖太和元年五月辛亥，有狐魅截人发……熙平二年，自春，京师有狐魅截人发，人相惊恐。”又《北齐书》：“(武平四年)邺都、并州并有狐媚，多截人发。”1768年乾隆朝，以及1810年嘉庆朝、1876年光绪朝的“叫魂”恐慌，不正是中古时代“狐魅截人发，人相惊恐”的重演吗？孔飞力将“叫魂”法术溯源到清初削发令，显然是方向性失误，尽管尚不至于影响到全局成败。
魏斐德：比孔飞力高产，比史景迁专业，方面既广，质量也高
魏斐德比孔飞力高产，又比史景迁专业，方面既广，质量也高。不过，我认真读过的仅有新近的《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一种。戴笠及其军统局，向来是民国野史的热门题材，却极少成为大陆学院派史学的研讨对象，更没有相关的专业论著。魏斐德此书，相信是至今为止关于戴笠的最详尽综述，在相当时期内大陆学人都将瞠乎其后。秘密警察实在是蒋介石政权一个关键性的侧面，戴笠在抗战前后更成为蒋政权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其隐性影响极大；故此书的价值不在戴笠个人，而在透过戴笠，深入讨论国民党的秘密警察现象。不理解戴笠的军统，就不能真正认识国民党政权；正如不理解盖世太保，也不能真正认识纳粹德国，不理解克格勃，也不能真正认识斯大林主义的苏俄。
更值得留意的，是第五至十章关于蓝衣社的述论。除了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以外，这应是此间汉语学界对蓝衣社最细密的总结了。所谓“蓝衣社”，其实是约定俗成的非正式命名，源自外部舆论及民间社会的讹传，真实的组织称作“中华复兴社”，核心组织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创始于内忧外患的1932年；力行社由蒋介石嫡系的黄埔军校青年军官发动，初始动机是回到黄埔时代，恢复失落的革命精神，扫荡官僚政治的腐败，以意大利、德意志法西斯主义为榜样，强化领袖权威，倡导民族复兴，对外抗衡日本的侵削，对内消灭中国的威胁。而戴笠的政治起点，正是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魏斐德指出：“如果将力行社视为在其前沿团体中筑巢的话，那么特务处便是它孵化的产物，尽管这一点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非常不快。”等到力行社因国共合作而解散，特务处转型为军统局，戴笠遂独当一面，成为蒋介石最得力的政治打手。
如果说蓝衣社是国民党的冲锋队，那么军统就相当于后来居上的盖世太保，而戴笠也被称作“中国的希姆莱”。军统势力的迅速崛起，正是蓝衣社运动失败的替代品；戴笠在特务政治上的局部成功，其实也正是蒋介石在总体政治上的失败。一场本来充满理想主义狂热的青年运动，一种“迷人的法西斯主义”，如此轻易地就蜕化为功利而嗜血的暗杀政治，这是民国史上的悲剧。魏斐德为我们认识这出悲剧，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和历史剖析。
此外，他的《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也是可观之作，全书实际上也以戴笠特工的战时行动为主题，并有关于蓝衣社的专章，正可与《间谍王》并观。还有，《间谍王》第十三章“行刺”，可视为近代中国暗杀的概述；如果加上《上海歹土》对孤岛时期暗杀的大量描述，那几乎就是一部现代暗杀史了。
我个人对“三杰”的总体印象，大致是：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见长，而魏斐德以选题和史料见长；相对来说，我更认同魏斐德。从专业角度看，史景迁花拳绣腿，孔飞力偏锋取胜，而魏斐德更接近名门正派，看似平淡，胜在平实。
美国的中国学，与中国的美国学，正成一种参差的对照：在大众知识层面，一般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远不及一般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但在学院知识层面，美国人对中国历史认知的深度，却远过于中国人对美国历史认知的深度——美国的“汉学”，远胜于中国的“美学”。仅此一点，我们确应对汉学家群体肃然起敬。
当然，另一方面，美国汉学家在中国，业已赢得太多的关注、太多的喝彩与太多的引用。我们固然不应闭门造车，但同样不必唯洋是尚。我们应当明白：正如美国的霸权放大了好莱坞的霸权一样，美国学术的强势也放大了美国汉学的强势，汉学家的形象也因此显得比实际上更高大，汉学家的学术成绩也有名过其实之处，以至于史景迁也被我们的出版者贴上“史学大师”的标签。这不过是学术美元坚挺的表现罢了。
史景迁，世界著名汉学家，现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36年生于英国，曾受教于温切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史氏以研究中国历史见长(从他取名蕴含景仰司马迁之意可见他对此专业的热爱)。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他的观察和研究结果，他的作品敏锐、深邃、独特而又“好看”。
孔飞力，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与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主持过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中国晚清以来的历史研究，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清代资料》等论著，并参与了《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被认为是继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新方向的一个重要学者。
魏斐德，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国政治学院、柏克莱加州大学。现为柏克莱大学亚洲学哈斯基金教授。曾任美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柏克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美国历史家学会会长。他出版并又译成中文的著作包括：《大门外的陌生人》、《历史和意志》、《中国帝制的衰落》、《洪业——清朝开国史》、《上海警察》、《上海歹士》等(上图为魏斐德代表作《间谍王》)。（学术批评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