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继“钱穆热”之后，中国读书界兴起了“余英时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相继出版了多种余英时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该书为余英时最新著作，与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同时发行。诚如顾思齐先生所言：“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刚刚托朋友在香港买回台湾版《重寻胡适历程》，才发现广西师大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已推出了大陆版。没买台湾版的人有福了。而我也并不太懊悔，毕竟，胡适加上余英时，是我不能错过的书。

胡适生逢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创世纪的时代，风云际会四十年，在现代学术史上开天辟地创立典范，在思想文化领域指点江山转移风气，在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方面坚守自由主义，这三个层面的贡献，并世皆无人能出其右。如余英时所言：“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1917年到1962年，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一直居于中心的位置。余英时的学识则成就于上世纪50年代海外飘零的环境，形格势禁，已不复胡适的时势，也难成胡适的事业。尽管如此，余氏仍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其治学不以文献的堆砌及方面的博杂取胜，而以历史的通观及分析的精辟见长，识见之通达，观察之犀利，表达之明晰，在在有胡适遗风。我们应当庆幸，在没有胡适之的时代，至少还有余英时。

因此，在我看来，这本《重寻胡适历程》，是当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论述现代最伟大的知识分子，我辈当焚馨以拜读之。

近十数年以来，胡适在大陆已成显学，论胡的新旧著作俯拾尽是，但最重要、最值得优先阅读者，我以为要数海外唐德刚、余英时两家。唐氏五十年代亲炙胡适的身教，其《胡适杂忆》文字生猛，议论跳脱，刻画胡适的精神风貌最为生动；余氏则辨析绵密，知人论世，尤以学术思想上的识力取胜。由胡适看现代中国，是切入现代中国史的捷径；而由余英时看胡适，又是深入胡适思想的方便法门。

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

余英时的论胡之作，过去曾结集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这部《重寻胡适历史》实为增补新编，而以新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冠首。余氏指出：“最近一二十年来，晚清到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人物的日记已相继出版，为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增添了很丰富的史料。但以史料的价值而言，《胡适日记全集》恐怕仍然要占第一位，远非同类作品所能比肩……他的日记所折射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而是整个时代的一个缩影。读完这部四百万字的日记，便好像重温了一遍中国现代史，不过具体而微罢了。”胡适的日记万象包罗，而余英时的文章也鱼龙曼衍，洋洋十万言，篇幅竟超过全书之半。此文以胡适日记为中心史料，对胡适生平各个阶段分别写出个人心得，其中关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哲学素养、早年与毛泽东的交往、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抗战时对日的和战策略、取代蒋介石、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等问题，多有自出机杼的新收获。其比勘史料细致入微，文字也老而犹健，完全未显出年迈笔衰的迹象。

此外，余氏在日记的字里行间，钩沉出胡适与原来的杜威秘书、以后的杜威夫人Roberta　Lowitz之间一段短暂情缘，也是很有趣味的发现。胡适以领导“新文化”见称于世，但他守父母之命，与发妻江冬秀始终不离不弃，又完全符合“旧道德”，故而“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遂成民国的著名佳话。不过，在白头偕老的背后，胡适的情感世界其实并非一池静水。关于胡适婚外情的挖掘近年颇有新知，如沈卫威综合知情人的回忆，指出胡适跟表妹曹诚英情到深处，以致一度拟与江冬秀离异；海外的周质平根据胡适佚简，发掘出胡适与美国女友韦莲司之间长期的柏拉图式恋爱；韩石山甚至认为胡适跟徐志摩的交际花太太陆小曼也有暧昧……如今，余英时又为胡适的情人榜增添一笔，我们对这位“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凡夫俗子的一面又有了更多认知。

书中其他各篇在大陆多系初刊，但其实已是旧作。其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两文，在近代思想学术史的背景中检讨胡适的贡献及地位，高屋建瓴而切中肯綮，已是学术史的典范之作。学术史研究，可谓既容易又困难的工作。对于传统学问登堂入室者而言，论学术史是杀鸡用牛刀，所以容易；而对于传统学问未窥堂奥者而言，则论学术史也就难得要领，所以困难。近世以降治学术史知名者，从梁启超、钱穆到余英时，自身都是古典学问的大家，故他们以专业之余事而论人论学，就能以深就浅，左右逢源；相反，大陆今之治学术史者，多由近现代史或文学史专业转入，对古典学问有似叶公好龙，缺乏真正的研究能力及体验，故其学术史论说往往终隔一层，很容易见骆驼则曰马背肿，看似引证繁密，实则方枘圆凿。现在有余英时珠玉在前，我们就更增曾经沧海难为水的观感了。

我读后感觉，他对胡适的评价似乎今更胜昔。

跟胡适一样，余英时的文字也可以分作三个层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评论、切近现实政治的时论。只是其时论大陆读者难得一见。但此书所收《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一篇，其实就是为胡适百年诞辰而作的时论，在全书中是篇幅最短，分量却极重。此文拈出胡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自由主义言论，从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变迁的角度重估其历史意义：“在1947年的中国公开宣称以苏联为首的集团是历史上‘一个小小的逆流’，更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举动，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是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但是1989年东欧国家的全面崩溃、苏联的遽速变革……竟证实了他在42年前的观察，胡适似乎成为一个‘伟大的先知’了。”这是为胡适招魂，为自由主义招魂，这也是关于胡适政治思想最有光彩的评论。

余英时的业师钱穆跟胡适一派在学术上颇有抵牾，故书中的早期篇章，似受钱穆影响稍多，对胡适在总体上虽极推重，在局部上仍有苛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则可视为余氏的晚年定论，而我读后感觉，他对胡适的评价似乎今更胜昔。试举一例：关于胡适的西方哲学素养，《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有谓：“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虽是为胡适辩护，实际上褒中含贬；而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里，评价则有了微妙的修正：“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余英时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包括史学方面的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方面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思想方面的梁漱溟、陈独秀；但着墨最多者，则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三人，尤以陈、胡二氏更多。回忆、评述钱穆的文集原题《犹记风吹水上麟》，大陆增补版改名《钱穆与中国文化》，可惜字句改窜不少。《重寻胡适历程》引进及时，而且仅有非常有限的删改，实属难能；因为出版在后，《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还多出一篇有重要补正的后记，反较台湾版更为完备。可惜《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依然无法在大陆面世，一般读者只有在冯衣北《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附录里略窥梗概了。

有论者指出，古徽州地区近千年产生了三位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最大的学术巨子：朱熹，宋明理学的中心人物；戴震，清代朴学的代表；胡适，现代新文化、新学术的第一人。我忽然想到，余英时对以上三位古徽州的思想巨擘恰巧都有专著，分别是：《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重寻胡适历程》。余氏籍贯安庆潜山，虽非徽州人，但也是皖南的近邻。他是有意识地在学术上表彰乡贤吗？也许不尽然，这三部著作都仍属于他的专业范围。也许这只是他学术生命中的偶然，但这是一个何等完满的偶然啊。

徽州一隅曾以徽商独领中国商业风骚，经济繁荣更促进文化昌盛，故明清以来安徽籍学者特多，著述亦伙。据近人孙雨航《近四百年来安徽学人录》著录，自明朝嘉靖以迄近代，有学术专著流传者即有三百余人之众。故戴震、胡适、余英时的成长，绝非偶然的孤峰突出。

可惜，时世移异，人事代谢，古徽州早已辉煌不再。胡适之墓木已拱，余英时年过古稀，我想，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