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人物，武三思是以外戚身份而载入史册的。所谓外戚，即为皇亲国戚，也就是皇帝的母亲、妻子的娘家人。武三思是武则天异母兄武元庆之子，凭此关系成为李唐王朝的皇亲国戚，所以，《旧唐书》也好，《新唐书》也好，无不将他纳入《外戚列传》。
在帝制时代，外戚、宦官比较容易接近皇帝，往往颇受帝王信任，乃至与皇帝分享权力，甚至控制皇帝。不难看出，进入史册的外戚、宦官大都偏好弄权作恶，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或者说都不是东西。当然，外戚、宦官当中也不乏杰出人物，但出现的概率很低。从武三思的个人表现来看，他只是一个外戚而已，也不是一个东西，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乏善可陈，更多的是损人利己。
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关键取决于他自己。武三思之所以不是一个东西，自然也有他的形成逻辑。人是高级动物，每个人的生活除了受情欲驱动之外，还会受理性支配，故而各人各有其生活逻辑。那么武三思的生活逻辑是什么呢？不用专家学者考证，他自己就给出了答案。据《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四》记载，武三思权倾一时之际，常对人说：“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武三思的话非常直白，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的善恶观念与生活逻辑。善恶观念一直存在于有史以来的人类社会之中，它是对人或事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概念，尽管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所持有的善恶观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人们还是基于公认的尺度进行善恶判断。一般来说，所谓“善”，即为符合一定道德原则与规范的行为或事件；所谓“恶”，则为违背一定道德原则与规范的行为或事件。然而，武三思作为特殊人物或特权人物却一反常态，对善恶做出独特的判断与理解。说独特，其实并不独特，毕竟古往今来像武三思这样进行善恶判断的大有人在。
较之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武三思的直白倒是难能可贵，起码他告诉人们一个事实：某些特殊人物往往持有特殊的善恶观念，并以此为坐标构建他们的生活逻辑。具体地说，武三思式的生活逻辑是围绕以我为核心、个人利益至上而建构的。我，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个人利益是唯一尺度，凡是对我有利的，即为善的或好的，凡是对我不利的，即为恶的或坏的。观念决定行为，进入生活实践，便产生如此行为逻辑：凡是对我有利的人，就被视为善人或好人，想方设法讨好于他，毫无廉耻地阿谀奉承；凡是对我不利的人，就被视为恶人或坏人，想方设法给予排斥，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现实生活中，武三思就是依照这个逻辑行事的。姑母武则天最有权势，无疑是他竭力讨好的第一对象。武则天当权之际，武三思对她百般奉承，刻意讨好，做了很多溜须拍马的事情。为了称颂武则天的功德，他强迫来洛阳的使节、商人捐款，铸造名曰“天枢”的铜柱，立于洛阳端门之外。柱基由铁铸成，其形如山，周长170尺。铜柱高105尺，直径10尺，刻蟠龙麒麟围绕，顶上为承露盘，直径三丈。武则天亲笔题名为“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上面刻有武三思撰写的歌功颂德铭文，并将百官及四方国君的姓名附上。由于所需铜铁量大，募捐款项不足，遂在民间强行搜刮，把农民的农具、器皿均无偿征调，害得无数农民家破人亡。
在竭力讨好姑母的同时，武三思对她身边的男宠也刮目相看，用心巴结。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本是市井无赖，受到武则天宠幸之后，常骑着马在街上横冲直撞，伤人无数，无人敢管。每当薛怀义骑马出行时，武三思便与武承嗣在旁边伺候，一人扶马鞍，一人握马缰，口中还不断叮嘱：“薛师傅小心，薛师傅小心。”俨然一副奴才的嘴脸。后来薛怀义失宠被杀，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成了武则天的男宠。武三思又跟张氏兄弟套近乎，谄媚地称他们为“五郎”、“六郎”，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如若张氏兄弟骑马，他就骑马尾随；如若张氏兄弟坐车，他就执鞭驾驭。
武则天失去帝位，唐中宗再次登基，武三思转而讨好唐中宗。他们原是表兄弟，后来又成为儿女亲家（经武则天作主中宗之女安乐公主下嫁武三思之子武崇训）。自武则天染指权力以后，李唐皇室与武氏家族充满恩怨情仇，武三思曲意奉承，使昏庸的中宗把往日种种不快忘于脑后，将他引以为知己与心腹；狡黠的武三思得寸进尺，为了扩大自己权势，不惜给中宗戴上两顶绿帽子。才女上官婉儿曾是武则天跟前的红人，协助过女皇处理奏章，参决政务；中宗复位后，纳上官婉儿为妃，加封婕妤，让她掌管起草诏令。武三思见上官婉儿颇受中宗宠信，刻意与她拍拖，很快一拍即合。当时皇后韦氏效仿武则天垂帘听政，朝中大权被韦氏掌控；上官婉儿为了讨好韦后，主动出面穿针引线，让武三思与韦后勾搭成奸。在送给中宗两顶绿帽子的同时，武三思则获得位极人臣的乌纱帽，官拜“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宰相）。
武三思勾搭上韦后之后，权势益盛，更加骄横。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暐等人，因发动神龙政变助中宗复位而受中宗信任并晋封为王，他们对武氏家族本无好感，对韦后与武三思专权颇为不满。按照武三思的逻辑，他们都是“恶人”，如眼中钉肉中刺，必须清除。为此，武三思与韦后在中宗面前进献谗言，将五人逐出朝廷，贬到边远地方为官；不久，武三思又使阴谋诡计，暗中指使他人张榜揭露韦后的秽行，然后嫁祸于张柬之等人，指控他们名为诋毁皇后实则图谋不轨，要求予以族诛。除了张柬之忧愤而死之外，其他四人都惨遭杀害。清除上述五人之后，武三思更是趾高气扬，逢人便抛出他的名言：“我不知代间何者谓之善人，何者谓之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
在武三思看来，自己这番话恐怕是至理名言，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是，从他的口气中不难体味出骄横与张狂，而这种骄横与张狂无疑源于权势。无权无势的人，绝不会说出如此霸气的名言。当然，武三思并非三岁小儿，他说这番话也有他的逻辑，只不过这逻辑是霸道逻辑，是混账逻辑。说他霸道或混账，是因为他自恃权势而极度嚣张，以个人好恶为好恶，全然不顾道义与良知。
实际上，世间究竟何为善恶，尤其是政治上善恶，中外先贤都做过英明的论断。箕子在《洪范》中提示为政要有三德，第一就是正直；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唐太宗指出，“为政莫若至公”。 古希腊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正或正义是一种基本的美德，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相互之间恰当关系的最高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公正原则是政治学的最高准则，“政治上的善即是公正”。当代美国学者罗尔斯则强调，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既然公正或正义是关于善恶的第一尺度，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武三思离开公正而以一己之私判断善恶并以此行事，必然霸道与混账。
诚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所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经验。”纵观中外历史，不难看出武三思现象并非孤立的存在，凡是权力缺乏有效约束与监督的地方，那些颇有权势的人都会像武三思那样判断善恶。凡是对我有利的即为善的，凡是对我不利的即为恶的。按照这个逻辑，可以类推出至今仍游行的潜规则。诸如，“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说你好就好不好也好，说你坏你就坏不坏也坏”；“说你红你就红不红也红，说你黑你就黑不黑也黑”。如果任凭如此逻辑支配，整个社会将陷入指鹿为马、是非颠倒、善恶不辨的境地；所以，文明选择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它在阳光下运行，并接受制约与监督，不能让它恣意横行，为所欲为，以个人的好恶为好恶。
表面上看，让权力受到制约与监督，会给当权者带来诸多的不利，其实对他们也是一种保护。如果权力不受制约，终究靠丛林法则说话，赢则通吃，输则一败涂地。今天你加害于他人，明天也可能被他人加害；究竟鹿死谁手，谁也说不清楚，因此只有无休止地明争暗斗。再说武三思，为了让儿媳安乐公主当上“皇太女”，居然在中宗与韦后面前挑拨离间，极力诋毁太子李重俊，试图废除他的储君位置；李重俊被逼无奈，只好起兵政变，一举诛杀武三思父子。如若料想落得如此下场，武三思是否还会那么霸道与张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