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发展稳定协同推进，公平正义充分彰显。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思考的总问题，也可能会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聚焦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论断，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被外媒称誉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刘云山同志强调：这个总目标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它揭示了改革的方向，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相适应，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引领，也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第一位要求。那么，中国的现代化战略是什么？如何理解“促进公平正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公平正义”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
现代化的内涵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一般而言，现代化描述的是社会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商品时代）结构转换的历史进程及其成果。
在农业时代，人类社会是通过“你种苹果，我种梨”的方式生存的，人的发展体现为“农民化”（农村里的人，种地的人），经济发展体现为“农业化”，社会交往平台集中在“自然村落”（即人们是因一定的血缘关系而聚在一起）。而随着“苹果和梨”种得越来越多，社会需求转变为“种苹果的想吃梨，种梨的想吃苹果”，历史开始进入“用苹果换梨”的阶段。这就是商品时代。该阶段，人的发展体现为“市民化”（城市里的人，市场中的人），经济发展体现为“工业化”，社会交往平台转换为“城市社区”（即人们是因同样的收入水平住一个小区）。可见，现代化缘起于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体现为“农民—市民”“农业化—工业化”“自然村落—城市社区”三大核心框架的变革。
立足于中国，中央在1980年代提出了针对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战略，邓小平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其基本内容是：1990—2000年，进入小康，解决温饱问题，在理论上，即是让“苹果和梨越来越多”；2000—20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商品化的基础；2010—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即完成“种苹果和种梨——卖苹果和卖梨”转换。上述战略在政策设计上即为“小康社会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完成了从“建设小康”向“建成小康”、从“改革启动——市场体制突破和完善”向“全面深化改革”的阶段性转换。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提炼出11个重大问题，设计了主攻方向、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同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新论断和新目标。这表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在不断向前推进。
改革发展稳定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定位
一般而言，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稳定是条件。但是，从中央战略持续推进的角度看，三者之间还有更重要的一层关系，即：在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改革是主线或主要脉络，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之所以这样，源于当前基本国情和独特的发展路径。
从国情上看，当前我国存在两个数据：一是户籍农民9.5亿，占总人口的70%。这意味着，现代化要实现“种苹果种梨—卖苹果卖梨”转换，我们还有70%的人口没有做到；二是农村宅基地5.52亿亩，是城市社区的4.8倍。这意味着，现代化要完成“自然村落—城市社区”转换，我们还有4.8倍于城市社区的国土空间未实现转变。也就是说，从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及其现在的实现程度看，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那么，我们今天在哪里？1978年，中国启动农村改革；1984年，启动城市改革，二者构成了改革的启动阶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意味着中国引进市场体制，实现了重要体制的突破；2002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们完成了对市场基本框架的完善工作。合起来看，1993—2013年，构成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要体制突破和完善阶段。今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表明，我们的改革进程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从某一方面的改革到全面改革；从先易后难的改革到攻坚期、深水区的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性的改革到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统一的改革。所以，改革启动（1978—1993）—改革的体制突破和完善（2003—2013）—改革的全面深化（2013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特有的路径和脉络。这意味着，改革成为我们现代化进程的主线或主要脉络。
发展缘何成为硬道理？源于我国的发展需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其一，从发展需求看，1978年启动改革，要解决温饱问题。此时，中国社会蛋糕不大，其核心需求是要做大蛋糕。所以，一直到2002年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为止，中国一个时期内（1978—2002年）的基本需求都是“生产性”的，社会总体上处于进行“生产性努力”的阶段。2002年至今，虽然中国的“肚子问题”相对缓解，但是，在拥有70%农村人口和5.52亿亩农村宅基地的国情面前，中国依然要面对做大蛋糕的需求。一定意义上，中国发展依然是“生产性”偏重的状态，所以，发展仍然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十八届三中全会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和方法，并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比较低的实际，明确强调，要坚持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二，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看，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提供足够的“苹果和梨”，最终使其达到“像空气和阳光一样多”，从而推进社会进入“产品经济时代”（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我们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则现实需求，二则内在要求，这两个方面构成当前我国国家发展的基本遵循。
稳定为什么是硬任务？一方面是由当前我国的“分配性诉求”决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共同富裕使然。体现在社会心态上就是，以前人们默默低头拉车，现在则是慢慢抬头，盯着蛋糕。如何把蛋糕分好？需要一个好的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在本质上讲，是一种基于一定认同的社会秩序建构，这种建构的核心要素有二个：一是平稳，二是协定。平稳，即动态的平衡；协定，即协商基础上的定规定制。合起来，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稳定。
所谓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共同富裕，核心是指劳动者通过严密的政党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权的控制，在经济议程上体现为国有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控制。其基本逻辑是：私人资本具有两个本性，即利润嗜求和安全本能。利润嗜求，使得资本具有自私性和不正义性；安全本能，使得资本没有祖国。为克服资本的负面性，马克思提出国有资本理念，即通过国家对资本的控制，使得它既有祖国，又具有一定自律性。在这里，国有资本其背后的主体是劳动者，前台的手段是市场，外部的边界是国家，三者合一，既约束了私利，又保证了动力，体现了社会主义在商品领域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因为这种扬弃的核心是对资本的“私利性”的克服，因此在逻辑上，国有资本的核心特征是“共同体性”，反映在实践上，即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富裕。不是为了少数人发展，因而该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不是为了个体性利益，因而该发展具有内在的协商诉求。合起来，共同富裕，既具有可持续性优势，又具有协商性诉求。因此，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在客观上要求社会发展追求“稳定”之特质（动态平衡+协商规制）。在这个意义上，保持稳定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诉求。
总而言之，改革发展稳定之关系，因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形成了不同于其自身逻辑关联的新一层关系，即改革是主线或主要脉络、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这层关系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框架。这一框架意味着，在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一定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改革？如何发展？如何稳定？
公平正义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关键
从理论上说，公平，核心是比例平等；正义，核心是绝对平等。比例平等，来源于A和B之间的下述关系：若A有能力，贡献100元价值，B能力一般，只能贡献10元价值，那么，社会该如何回报？如果确定“同一回报率”，则就是公平。在这里，“同一回报率”之所以最佳，是因为，唯有这样才可以激励能者，鞭策平者，使“蛋糕越来越大”，舍此相反。换言之，公平的起点是解决效率问题。但是，假若社会仅仅推行公平政策，那么，A得的越来越多，B得的相对越来越少，则两极分化出现；若两极分化超出临界点，那么，社会可持续性就会中断。可见，公平原则具有边界，超出该边界，公平的功能就会走向反面。基于此，正义原则成为必须。
何为正义？这即“绝对平等”原则。其内涵是：随着公平的推进，A成为富人，Ｂ相对成为穷人。如何避免两极分化？需要测算穷人Ｂ能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需要多少钱，假若测算得出需要50元，那么，国家就要无偿提供50元，既给Ｂ也给Ａ，这就是绝对平等的含义，也即正义的基本逻辑。可见，正义原则针对的是如何避免两极分化、如何确保最穷的人能过上有人的尊严的生活。简言之，正义与社会“效率”无关，它解决的是可持续性问题。
综合而言，首先，一个社会的发展要有效率，否则社会就没有蛋糕或者蛋糕越来越少，这决定了社会的首要逻辑是公平；其次，社会的发展的要旨在于永久持续，而公平本身无法提供可持续性支撑，因此，正义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二个要件。完整说，一个社会，第一要件是公平，有它才会有蛋糕或者才会不断做大蛋糕；第二要件是正义，有它才有可持续性，进而永久发展。
回到中国当下正在进行着的全面深化改革伟大进程，可以发现：
首先，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做大蛋糕而不再仅仅是做出蛋糕的阶段，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使蛋糕做得越来越大”。这决定了我们必须把能带来效率的“公平原则”作为发展问题的前提。如何有效实践这一原则？理论上，需要三个宏观政策给予保证：合理的社会分配率（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监管；合适的消费率（消费总额占GDP的比重）监控；动态可调的薪酬回报制度。
其次，当前中国，基于做大蛋糕基础上的诉求逐渐趋向于“分配性”，一定意义上，愈演愈烈的“分配性冲突”和社会怨气就是对当前收入差距的不满之宣泄。这预示着我国的正义之不足，需要提供足够的正义资源以保持社会稳定。从国家角度看，需要对当前中国底层群体进行摸底，这是制定有关正义政策的前提。理论上说，我们需要三个宏观政策框架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基础保障制度；社会基本福利制度；政府中的科、教、文、卫职能部门提供基本公共物品的能力和质量。
总之，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发展问题能否解决好，关键是公平原则是否到位和有效；稳定问题能否处理好，关键是正义原则是否转换为政策理念并被有效实施；改革能否得到人民群众认同，关键在于改革能否体现公平正义和增进人民福祉，能否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能否解放和增强社会创新活力。而反过来，基于公平正义的改革，既有利于使发展充满动力活力，也有利于使社会达到和谐稳定；既利于健全发展的动力机制，也利于健全稳定的平衡机制。在这里，公平正义，使得改革发展稳定有机统一起来。正因如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思考的总问题，是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这是统领其他一切问题的根本问题，其中，改革又是这一总问题的“牛鼻子”，它统领着发展与稳定。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由此，改革发展稳定尤其是改革，可能会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理论创新的聚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