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脉搏，引领中国外交为民族复兴尽责、为人类谋进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契合时代要求，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心声。中国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在国际社会中积极践行公平正义。全人类共同价值与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一道，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中国全球治理之路，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的理念支撑。

关 键 词：全人类价值  公平正义  全球治理  人类文明新形态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权力结构正在重组、制度规则博弈加剧、观念之争正趋激烈。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脉搏，引领中国外交为民族复兴尽责、为人类谋进步，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其重要内容，也是引领全球治理变革、塑造国际秩序转型的价值基础和实践指南。

一、公平正义契合时代需要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一，国际权力结构呈现“东升西降”，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

近代以来，欧美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技术革命和工业革命，特别是海外殖民扩张和战争，建立起了近200多年的国际体系霸主地位。国际秩序一直由少数国家或国家集团主导。权力的更替主要在它们之间进行。英国的殖民帝国和美国的霸权护持大致构成了国际权力结构演进的主轴。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二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西方基本上处于权力金字塔的上端。冷战期间，以美苏两家为主的体系大致形成了两大阵营。按照三个世界的划分，美苏是第一世界，两国大致形成了军事力量的平衡，但苏联即便在巅峰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接近美国的2/3。第二世界即中间派主要是日本、欧洲、加拿大。第三世界则人口很多，包括日本外的亚洲以及整个非洲和拉丁美洲。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建立于二战之后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它们虽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经济发展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属于发展中国家。按照沃勒斯坦等体系论者的说法，世界体系在物质力量结构上欧美是中心、其他地区是边缘半边缘；按照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全球的知识生产和制度安排来自欧美并向其他地区扩散。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短暂的单极时刻，国际格局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但近几十年来，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抓住和平发展的大好机遇，大批人口摆脱贫困，经济影响力大幅度提升，原来美欧为主导的单中心向多个发展中心迈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实力和自主发展能力、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2年已经超过了英国。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实力跃上新台阶。经济总量由2012年的53.9万亿元上升到2021年的1144万亿元，占世界经济比重从11.3%上升到超过1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6300美元上升到超过1.2万美元。2020年，我国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达5.3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并在2021年达6.9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2013-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①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2/3多。

根据欧盟委员会洞察力能力中心关于经济权力转移的预测：到2030年，权力在国家之间以及从国家到非正式网络的传播将产生巨大影响，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扭转西方自1750年以来的历史性崛起，并增加亚洲在全球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的分量。到2040年，E7(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经济实力可能达到G7(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和意大利)的两倍。②

第二，当今世界开始新一轮科技革命。

近代以来，人类掀起过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三轮科技革命的浪潮，当前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大数据、空间技术、基因工程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正在开启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向智能化时代迈进。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极大地促进和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发展轨迹，深刻影响了社会交往方式和国际关系。全球化背景下的这一轮科技革命突破了历史上一直由西方国家主宰的局面，一些非西方国家抓住历史机遇，投入到科技革命的大潮之中。各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趋激烈，直接关系和深刻影响着各国前途命运。在创新投入方面，中国2021年用于研究和开发(R & D)的支出是2012年的2.7倍，其中基础研究的支出是2012年的3.4倍。过去十年，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上升22位，是世界上唯一取得这一成就的国家。③虽然目前美国在技术方面仍保持着全局性和关键性优势，但中国在一些关键指标上取得革命性突破，中美总体差距在不断缩小。④

第三，历史并未终结，社会主义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五百多年来，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从一国发展到多国，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两种制度的竞争和较量从来没有停止过。二战之后形成了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并一度处于低潮。一时间“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面对国际上的各种压力，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风险考验，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战略定力，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综合国力与日俱增，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⑤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仍然摆脱不了其固有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在2008年再次上演，并引发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系列矛盾。作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美国族群矛盾激化、通胀高企、政治极化。2021年1月6日发生的暴力冲击国会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的至暗时刻，美式民主在民主共和两党的内斗中日益衰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种制度之争将在新的时代之变中以一种新的方式展开，社会主义开启新的征程和发展之路。

第四，全球性问题与挑战日益突显，需要世界各国协力应对。

过去几百年来，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⑥全球化在经历不同版本的递进后从居于一隅向世界各个角落不断拓展和深化。人员、商品、资金和信息高度流动，产业链价值链环环相扣。无论近邻还是远交，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正日益形成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⑦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但我们应该看到，人类在品尝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果实时，也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如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恐怖主义、贫富差距、核武器扩散、环境污染、能源资源安全和重大自然灾害等。这些问题不再囿于一国内部或某个地区，而是横跨各国各地区乃至全球、相互牵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问题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原来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结构和机制已不适应形势的变化，它需要世界各国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通力合作来应对，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应该是包容、开放、普惠的，而不是以往排他、小圈子和等级式的。冷战思维、唯我独尊、阵营对抗已不符合时代要求，解决全球问题需要新理念，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二、公平正义的价值引领

修齐治平兼济天下是中华民族的抱负和责任。孙中山先生曾经表达过对中华民族的期盼：“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⑧1956年，毛泽东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所写的文章中指出：“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⑨邓小平说：“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在深刻洞察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演变大势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潮流进行了前瞻性思考，为中国谋也为世界谋。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1)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在重要的国际场合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并把这一价值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如果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则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价值根基。

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理念创新是中国给世界提供的观念公共产品，需要倡导和推广，并把它嵌入到国际社会之中，使之成为全球治理的价值坐标。自从这一理念提出后，习近平在全球地区双边等不同场合都对其进行积极倡导弘扬(见表1)，让更多的国家理解和接受了这一理念，为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合法性，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

从以上的系列讲话中，我们可以把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要求归纳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和弘扬国际公平正义，政治上必须坚持主权平等。

主权是国家独立的根本标志，也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体现和可靠保证。主权平等是数百年来国与国规范彼此关系最重要的准则，也是联合国及其所有机构、组织共同遵循的首要原则。(13)联合国是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宪章》是公认的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的工作，以公平正义为要旨，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各国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任何国家都没有包揽国际事务、主宰他国命运、垄断发展优势的权力。各国的事务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其内政不容干涉，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14)解决国际上的事情，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推行霸权、霸道、霸凌，应该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由各国共同维护普遍安全，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共同掌握世界命运。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国际社会应该按照各国共同达成的规则和共识来治理，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而不是谁的胳膊粗、气力大谁就说了算，合则用、不合则去。(15)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16)应理直气壮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主张，致力于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

第二，坚持公平公正，在经济上必须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二战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被建立起来。尽管它们为过去几十年世界和平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经济规则又是非中性的：“同一个制度对不同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而那些已经从既定制度安排中获益的个人或集团，无疑会竭力去维护或争取之。”(17)现有国际经济机制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20世纪后半叶积极推行的规范和实践所塑造。美国在这些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主要反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益，并通过它们建立起制度性霸权。当今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现有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它需要更多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心声，更加包容、开放、平等，赋予全球治理新内涵，建立起公平公正的规则和机制。当然，改革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不是要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理念上，我们要争取公平的发展，让发展机会更加均等，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不能一个国家发展其他国家不发展，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不发展。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方，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18)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以平等为基础，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新现实，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度的权利，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19)在路径上，面对已有的国际规则，中国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加入，主动了解、适应、掌握和运用国际规则，而不是被动地学习。中国一方面对既有国际规则加以修改和完善，如在WTO谈判、联合国改革、气候谈判、世界银行和IMF的份额分配方面，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中的利益和发言权，进行存量改革。另一方面，中国针对全球治理规则的供给不足，积极主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2017年，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将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写入其中。这种公共产品并不只是量的增加，而是打上了中国烙印又超越已有模式的创新引领，标志着中国开始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建章立制。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和创设既吸收已有国际金融机构好的做法，同时在制度安排上更具包容和创新，体现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制度创新的新路。这种增量改革使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运作更加顺畅、能够容纳更多元的力量。

第三，坚持公平正义，在观念上要求开放包容互鉴的新文明观。

西方的崛起伴随着血与火，它们凭借武力对外殖民扩张，征服世界。欧洲就是在战争的铁砧上锻造的。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西方还建立起一套文明中心论或文明优越论维护殖民体系和霸权体系。汤因比指出：“西方社会的扩张和西方文化的辐射已经把其他一切现存文明和一切现存原始社会卷进了一个囊括世界的西方化范围之中。”(20)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把国际社会的扩展明确地表述为西方文明的扩张和非西方国家接受西方“文明标准”的过程。文明标准概念按等级将国家和民族区分为“文明的”“未开化的”和“野蛮的”，并将这种分类作为阻止他者加入西方以及后来国际社会的门槛。1945年之后，这种明目张胆的标准或多或少从国际话语中消失了。但这些概念的本质依旧体现在诸如各种俱乐部的加入条件、全球经济行为和有关人权的大部分话语中。(21)西方文明以一种自我—他者的认知框架来理解世界，形成一种二元冲突对立的图式：西方文明是先进的、普世的，其他地区是落后的、地方的；西方是老师、其他地区是学生。唯我独尊，唯我独大。“文明冲突论”、大国政治的悲剧、“民主和平论”等只不过是这种对立认知的变种。西方的这种认知本来是一种欧美的地方性知识，但被它们自己塑造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知识。

面对中国的兴起，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仍逃脱不了强权政治、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窠臼。因而西方国家对中国要么进行接触，试图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把中国改造成为它们所希望的国际社会的一员；要么把中国排斥在外，筑墙断链，极力围堵、遏制和打压中国。

西方的狭隘文明观早已不适合时代发展潮流。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规则需要吸收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22)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中提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明观。(23)

首先，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

其次，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最后，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这样的文明观以胸怀天下的宽广视野，突破和超越了所谓“民主国家共同体”的狭隘和藩篱，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追求的是对国际秩序的“孔子改进”，构建达人达己、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互利包容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24)

三、公平正义的积极践行

中国不仅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也是积极的践行者。中国始终直面现实中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推动公平正义在经济、健康和气候领域的实施。

第一，推动完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让更多的发展成果惠及发展中国家。

冷战之后，全球化进一步拓展，但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已经不适应世界发展的要求。美西方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治理体系遇到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挑战。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姿态参与并引领IMF与WB在份额权和投票权方面的改革。人民币顺利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的特别提款权审查，在其中的权重也进一步上升。中国力主通过份额权与投票权的改革，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规则中的发言权和利益，呼吁提升新兴国家在IMF和WB中的自主地位，使其以更为平等的姿态在决策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从而促进IMF与WB的公平正义化。2018年春季，世界银行进行了股权和投票权的重新分配，中国在世界银行投票权升至第三位(从4.45%上升至5.7%，目前为6.08%)，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5)而在2016年年初IMF的份额和治理改革中，中国在IMF的份额占比也已从3.996%上升至6.394%，同样跃居到第三位。(26)

2015年，习近平主席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迄今已向基金提供资金1.2亿美元，启动开展112个合作项目，涉及和平与安全和发展领域，惠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7)“金砖+”合作理念，正吸引不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参与。中国不仅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参加600多项国际公约及修正案，还向16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通过“中国项目”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参与世贸组织。另一方面倡导建设亚投行、参与建设新开发银行，截至目前，亚投行已批准了147个项目，累计投资总额超289.7亿美元，为缩小区域内不同国家的发展差距提供了物质保障。(28)亚投行的成功实践表明，中国致力于为亚洲以至世界各国提供发展机遇，降低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带动全球共同发展。

第二，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9年来，我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评估，共建“一带一路”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并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29)2021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03亿美元，同比增长14.1%。(30)与美国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B3W)计划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计划相比，“一带一路”基建外交的内涵更加丰富，更注重从根本上改善沿线国家的发展环境，更能够展现我国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通过共建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中国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为沿线各国提供更加开放、多元的合作渠道。

第三，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惠及全人类、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做好自身防疫工作的同时，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分享经验并提供帮助。中国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抗疫行动，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在国际卫生合作行动领域的公平与正义。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和地区保持密切沟通，第一时间共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及时公开透明通报疫情情况，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10多个国际组织举办技术交流活动，并向34个国家派出抗疫医疗专家组，毫无保留地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的抗疫经验。

中国致力于实现疫苗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为促进弥合“疫苗鸿沟”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设定了到2022年年中全球疫苗接种覆盖率达到70%的目标。然而截至2022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194个会员国中只有58个达到了70%的目标，而且在低收入国家只有37%的卫生保健工作者接受了初级疫苗接种。(31)2021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疫苗合作行动倡议，其目的就在于加快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可及，让疫苗真正成为世界人民的疫苗，早日构筑起“免疫屏障”。同年，中国同30多个合作伙伴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中国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中心协调作用，优先保障“新冠疫苗实施计划”采购需求，已经向“实施计划”供应超过2亿剂疫苗。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22亿剂疫苗。中国是疫苗公平分配的最大贡献者。全球使用的疫苗中，每两支就有一支是“中国制造”。中国最早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率先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积极践行疫苗合作生产，目前已经与20国开展合作生产，在海外初步形成了超过10亿剂的年产能，极大地缓解了全球疫苗短缺的情况。(32)

第四，积极参与气候变化治理，共建公平合理的气候治理体系。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造成气候变化上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用统一尺度来限制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公平的。要充分考虑各国国情和能力，坚持各尽所能、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制度安排，不搞“一刀切”。(33)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发达国家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负有主要责任，同时也更有能力来推动减排，而且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平性”原则的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垂范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但近年来，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一些发达国家试图淡化“历史责任”，否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片面强调排放大国应对减排负有“更大责任”，试图转嫁减排和出资责任。截至目前，发达国家仍未切实履行2020年前每年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承诺。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公平与正义的忠实维护者与践行者。中国领导人多次在国际场合做出并重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承诺，提出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积极致力于推动共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时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的立场地位。中国推动发起建立了“基础四国”部长级会议和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等多边磋商机制，积极协调“基础四国”“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七十七国集团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立场，为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34)

同时，中国致力于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抵御气候变化影响。根据2021年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11年以来，中国累计安排约12亿元资金用于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与35个国家签署40份合作文件，为近120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约2000名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2021年，中国与28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呼吁各国应根据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结合各国国情采取气候行动以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成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35)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充分考虑了国家之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最大限度地凝聚起人类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顺应了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契合时代的需要。它与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一道，构成了三位一体的中国全球治理智慧与方案，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坚实的理念支撑。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ml

②"Economic Power Shifts",https://knowledge4policy.ec.europa.eu/foresight/topic/expanding-influence-eastsouth/power-shifts_en

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http://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gii-2022-report；《全球创新指数排名10年间上升22位——专家谈新时代中国创新之变》，2022年8月31日，http://m.news.cn/2022-08/31/c_1128966207.htm.

④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课题组：《技术领域的中美战略竞争：分析与展望》，《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123期)2022年1月30日。

⑤《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⑦习近平：《共倡开放包容共促和平发展——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3日。

⑧《孙中山选集》(下)，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17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6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3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页。

(12)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相关内容整理，参见https://www.fmprc.gov.cn/web/.

(13)(1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38、211、238页。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459页。

(1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17)张宇燕：《利益集团与制度非中性》，《改革》1994年第2期。

(18)(19)《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151、150页。

(20)[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下)，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71页。

(21)参见[英]巴里·布赞：《英国学派导论》，颜震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

(22)(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65、258—259页。

(24)赵汀阳：《冲突与合作的博弈哲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

(25)"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October 15,2022,https://www.imf.org/en/About/executive-board/members-quotas#C.

(26)“IMF份额改革正式生效中国投票权升至第三”，2016年1月29日，http://money.people.com.cn/bank/nl/2016/0129/c202331-28094466.html.

(27)《中国联合国合作立场文件》，2021年10月22日，http://newyorkfmprcgov.cn/wjb＿673085/zfxxgk_674865/gknrlb/tywj/zcwj/202110/t20211027_10283542.shtml.

(28)《推进发展筹资促进全球发展(命运与共·全球发展倡议系列综述)》，《人民日报》2022年4月14日。

(29)"Belt and Road Economics: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The World Bank,June 18,2019,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publication/belt-and-road-economics-opportunities-and-risksoftransport-corridors.

(30)《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2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ml.

(31)WHO,"Vaccine Equity",https://www.who.int/campaigns/vaccine-equity.

(32)《王毅出席联合国大会新冠疫苗高级别会议》，2022年2月26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2202/t20220226_10645787.shtml.

(3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21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7/content_5646697.htm.

(34)辛岳：《国际观察：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中国力量》，2021年11月3日，http://world.people.com.cn/nl/2021/1103/c1002-32272626.html.

(35)《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2021年10月27日，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27/content_564669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