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中，2013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堪比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6年前，当中国决定进行改革时，并不清楚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但是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直到14年后的1992年，才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今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开启了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实现更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征程。
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植入的超验的制度框架，而是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人类行为产物。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促进了财富意识的觉醒，企业领导人所接受的市场经济启蒙教育是“企业经营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式就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或收入。即必须尽可能降低成本，扩大生产，拓展市场，获取收益，而且要以“快鱼吃慢鱼”的方式迅速击败对手。于是，市场经济被理解为以利润最大化（或市场占有率最大化）为目标，以低成本低价格为手段，以快速扩张为策略的“血拼”式竞争。
各级政府为了给本地区企业的“血拼”竞争助力，大力招商引资，竞相提供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包括低价格的土地、资源，低标准的环境保护准入条件，以及廉价的劳动力，直至减免税收和提供财政补贴等，以低成本、低价格的本地产品占领国内外市场。而且，还要实行“扶优扶强”的差别性政策，以帮助一些企业尽快“做大做强”。
按照这一认识，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行为，即把所有的人抽象为完全没有信仰、民族、道德、文化等差异的工具理性决策主体。依此精神，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程阶段，不少企业确实可以取得相当突出的竞争优势，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以快速做大的经营理念，使中国工业化以开阔地展开的平推扩张方式，大规模进军一切易于进入的产业空间，在产业链的中低技术环节和层面上迅速完成了市场饱和化过程，而且，政府直接参与，推波助澜，圈地投资，尽管取得了傲人的经济发展业绩，但也出现越来越多产业的“产能过剩”现象，导致严重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特别是严重破坏了环境和生态。企业和政府似乎都把“好事”做过了头。
按照这样的逻辑，市场经济被理解为以最简捷的方式获取最大的盈利。因此，“挖出来就是钱”（采矿）、“一倒手就是利”（贸易）、“坐着数就可以钱生钱”（金融），就显得比“辛苦制造才能赚钱”（制造）更符合市场经济“高手”的标准。只要实体产业没有虚拟经济更赚钱，放弃实体产业、投资虚拟经济当然符合市场经济的原教旨精神，似乎就无可厚非。如果整个社会如此认识，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吗？
其实，以经济人理性假设为逻辑基础的“利润最大化”“物质财富拥有最大化”“GDP最大化”等，本质上只具有工具意义，而没有效用意义，不是实质幸福。 按照这种工具理性，工业生产就不过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创造物质财富也不过是为了追求更大利润。其实，即使是从纯粹理性上说，物质财富和企业利润也都不会是人类行为最终的价值目标，因此，也不是工业化的价值目标。从价值意义上说，工业生产的根本性质是将原本对人类无用的物质转化为对人类有用的物质，将原本不能居住甚至难以到达的地方改造为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总之，在人类效用意义上，增进幸福才是最终价值所在。因此，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危害健康是违背工业化本性的行为。可见，深化改革必须有对市场经济更深刻的认识，过去那种对市场经济的粗浅认识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明确的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新认识，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否相信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有效性，是否相信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可以实现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坚定意志。当然，市场经济也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但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有初级与高级之别。初级形态的政府干预，表现为直接的行政性方式，包括行政审批、政府替代企业决策、政府选择市场竞争赢家，以及以行政手段进行纠错，等等。这样，政府政府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调控能力，以为自己可以精确地处理各种宏观和微观关系，时时保持经济体处于理想的均衡和合意状态，所以，总是自己冲到第一线，把“活儿”揽到自己身上，力图“摆平”一切。于是，企业必须处处事事与政府打交道，眼睛时时盯着随时可能变动的政府政策安排，必须花很大的时间精力进行政府公关甚至寻租。这是政府管理处于初级形态的突出表现。
而高级形态的政府经济管理则应是，政府通过完善市场机制，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使市场更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如果企业平时根本感觉不到政府干预的存在，同时又明确知道一旦需要政府支持，可以找哪个部门和通过什么程序解决，不必担心政府政策变动的不确定性，经济运行正常有序。政府充分尊重和敬畏市场经济规律，承认信息的高度分散性和自己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懂得自己能够调控什么，无力决定什么，什么该顺其自然，什么是必须守住的底线。这是较高级形态的政府管理形态。
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即使那些全力模仿西方国家、力图全盘西化的国家，最终也只会发展成为显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形态和社会形态。根本原因就是：尽管经济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但具体国情和社会文化是多样化的，因此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每个国家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立足本国实际，根据自己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即在一定利益格局和社会心理条件下，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未来改革的重大决定开始，中国将在对市场经济不断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走向全面深化改革之路。
来源: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