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发展的漫长历史中，对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具有最大影响的是两次工业化“奇迹”：即200—300年前开始发生的西方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历史以及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中国经济70年发展，其经济性质也是工业化。这两次历史性“奇迹”都可以称为“史诗般的、非常规的大事件”，分别使得全球约1/5的人口从传统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这两次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根本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整体面貌。尽管两次工业化进程前后相继，后者从前者获得启示和技术源流，但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历史，并非仅仅是对西方工业化的模仿复制，也非西方的经济理论可以充分解释。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中国经济发展有其显著“特色”，其间，工业化进程中的区域关系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复杂的现象，把握区域经济发展态势，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战略关键。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最突出域观特征
笔者曾经论证：观察和解释现实经济须以微观—宏观—域观范式承诺来替代传统的微观—宏观范式进行理论刻画。微观及宏观视角主要体现经济主体、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的同质性（假定经济理性的主导），即尽可能抽象掉其差异性因素；而域观视角则体现了经济主体、经济行为及经济关系的异质性，即注重其重要特征或“特色”。前者假定经济空间是匀质性的，后者承认经济空间是非匀质性的。因此，当我们考察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区域态势时，前提要确认在一般的微观—宏观范式视角下被“抽象掉”但在历史和现实中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的经济角色或因素，即认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域观特征是什么。
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最大特点之一是：作为一个决定性角色，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在经济学语境中，通常认为这只是一个经济关系之外的政治因素，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范式承诺中抽象掉了这一因素，尽管在关于经济历史的描述中必须把党在创造70年经济发展“奇迹”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为重要史实来记载。因为，以传统的主流经济学范式来理解，党既不是微观经济主体，也不同于宏观经济范式所描述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主体，如果不得不涉及党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至多将其归入经济学范式承诺中的“政府”概念中，即视其为“政府”或“政府”的构成元素。
但是，在中国经济中，党的作用并非在主流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构架中所定义的关于“政府”功能的假设所能涵盖。“以党领政”（共产党领导政府）和“以党导经”（共产党指导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特质。党确定制度构建及体制改革的原则，把握重大政策方向，党的作用强烈地影响着经济决策倾向和观念行为倾向，而并不是如同经济学假设中的“政府”那样直接实施宏观经济决策（调控）或市场管制。党的经济地位和角色功能具有超然性，但又对经济活动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穿透性，这种影响力和穿透性体现为全局性“意志”，即决定着70年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一贯性。可以说，在经济学范式思维中，党是一个“超宏观”角色，党所发挥的经济作用是“超宏观”引领。所以，观察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70年的态势，必须有新的范式思维和视角，用更贴近现实的科学思维和分析方法，反映中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域观特质，认识和解释中国经济70年发展的历史过程。据此范式进行观察，中国经济70年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期是由党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决定来划定的，舍此没有更为科学可信的客观标志。
1949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党今后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并提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总任务和基本政策。这标示了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的起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区域态势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
1956年，中共八大确定了“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总任务，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取得初步成就后，进入了第一次挫折和动荡时期。由于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条件，体制上越来越倾向于实行计划经济，使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比例失调现象。1966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标志着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这段历史表明，任何决策机制（微观、宏观或超宏观决策机制）都可能发生失误和“失灵”现象，世界上从来不存在绝对不会发生“失误”“失灵”现象的经济主体、经济体制和决策机制。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完成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这是一次伟大的正视“失灵”和坚决纠错的“超宏观”行为：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标志着中国进入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并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提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这是中国经济的又一次决定性进步，影响深远。此后的经济发展一路高歌猛进：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从2002—2012年是中国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一个“黄金时期”（尽管其间遭遇了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正是在这一期间，以GDP总量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发生了具有标志性的变化。
2012年，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中共十八大和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态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以上对中国共产党若干重要会议的回顾可以看到，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历程尽管艰难曲折，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线，实现强国富民的意志和努力，一以贯之，始终没有实质性改变。总之，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超宏观”因素，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稳固地保持了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更重要的是，中国国土辽阔、区域间差异非常大，而且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整个国家内部的域观结构极为复杂，各种域类及商域主体并存，相互交织，如果不是有一种“超宏观”力量的作用，其区域发展态势必然会有极为不同的状况。简而言之，有共产党的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与没有共产党存在或未发挥党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其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将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轨迹。
二、城乡互动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
经济发展从来都是地区性现象，即在一定的地理区位形成若干人类经济活动聚集点，成为一定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极，这通常就是城市产生的始因。城市不仅发挥商品交易和人员交通的枢纽功能，而且是手工业与工业生产场所和文化（宗教）活动的集中地，因而也会演变为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往往是以城市为中心和依托建立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机构，并围绕其划定管辖范围。在幅员辽阔的大国，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城市同广大乡村间的关系，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空间关系之一，农村经济要素向城市的转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这被称为“城市化”或“城镇化”。因此，区域发展的首要态势就是城乡关系的演化过程。城市先行发展，形成区域经济的崛起力量，有可能发生城乡矛盾和对立，但城市经济的增长必须以乡村为基础，需要从乡村吸取养分。城乡差距无论是利是弊，都是区域经济发展中难以避免的现象。中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大国，城市经济不发达，而且以消费性活动为主，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20世纪50年代以后，党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大力发展生产，而且倾向于重点发展重工业。城市经济和工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乡村发展的滞后成为显著的问题。乡村经济如果长期落后，必然会成为经济发展包括城市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所以，振兴乡村经济不仅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需要，也是支撑城市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为了处理好城乡经济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试点，到80年代全面推行，中国大多数地区的行政区划实行了市管县体制，尽管这一体制有利也有弊，但总体来说，是在中国现实条件下处理城乡关系的一个较有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城乡协调和统筹发展。与之相关的是，中国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并没有像许多国家那样出现大都市“贫民窟”现象，这同中国实行的城乡管理体制有直接关系。她保持了大城市的社会环境可接受性，也可以使作为经济增长极的大中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可以有较大的经济扩展空间。当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问题，即土地资源的过度“城市化”，城市经济扩张中，难以抑制对乡村土地的过度开发和超面积的地面“硬化”，有可能对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过大压力。
中心城市的区域优势一旦形成，就会产生对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很强的积聚效应和扩散效应。城市区位优势越显著，经济越强劲，吸纳周边地区能量的积聚效应也越强，可以循环累积方式不断增强其区位优势和扩大经济体量。当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城市也会产生经济活动和经济能量的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于是，中心城市与周边外围地区的互动关系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中心城市成为地区竞争力的代表，中心城市强则区域经济强，进而形成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市分布格局，常被称为“一线”“二线”“三四线”城市。
中国国情的一个特点是，每一个城市都是有行政级别的，级别高低不同的城市，其积聚—扩散效应的能量大小也不同。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这种能量通常越大，而且，如果城市经济显著壮大，城市的行政级别也可能“升格”。所以，“一、二线”城市大都为“省部级”（含副省级）城市，在相关区域格局中，不仅有很强的经济能量，而且具有较强的行政能量，在发挥区域经济增长极作用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因此，各省区大都会把做大做强一两个大城市（通常是省会城市）的经济作为增强本省区竞争力的战略取向。一个省区的首府城市的“经济首位度”（其经济占全省区经济总量的比重），甚至可以成为该省区经济的竞争力的一个显示性指数。基于中国城乡管理体制特点和经济空间分布状态，地区间竞争成为影响区域发展态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地方竞争实质上是城市间竞争。在这样的区域发展态势下，产业合理布局、城市间分工及功能兼顾，特别是竞争有序化，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兴利除弊，实现经济关系与行政关系的合理协调，避免行政力量过度参与而导致失衡（例如产能过剩等），是把握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的一个关键。
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国际比较的统计分析显示，中国各地区（省级行政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估算，中国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4∶1减低到1995年的10∶1。以后基本没有改变。这一差距尽管有所缩小但仍然显著大于世界大多数国家。而且，中国城乡之间平均收入的差距远比其他亚洲国家严重。在2002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3.2∶1，而亚洲其他各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在1.3∶1到2.2∶1之间。他认为，主要的原因是由地理和制度（特别是歧视性的户口制度）所导致的人员在地区及城乡之间的迁徙限制。这正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区域态势一个要特别注意解决的突出问题。
三、区域经济发展的演化趋势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算起，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正好历经了100年。前30年，期望向着“西方化”方向实现中国现代化，但经历的却是战乱和被外国列强的侵略，此路未通，必须另寻新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形成了如前所述的“以党领政”、“以党导经”的中国发展模式，党的领导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按照朴素的思维，既然有这一制度优势，就可以实行体现集体理性的计划经济，即以政府集中制订生产计划，在所有行业中都建立“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国家计划中心以下达指令性指标的方式，“有计划、按比例地”推动经济发展。而且，可以通过高积累，重点发展重工业，“赶美超英”，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
试图走这样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道路，意图实行“大一统”的体制机制，一方面，忽视了中国经济巨大的区域间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另一方面，又试图对中国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进行行政性分割和人为的层级构建，以达到用指令性计划指标的方式实施资源调度的目的。以为只要采取政治动员方式，“统一思想”，号召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能“多快好省”地实现“大跃进”。而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相信只要“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就可以“抓革命，促生产”。而结果却是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可以说是一次典型的“理性的非理性”冲动和冒进。不过，历史有其自身的逻辑，“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往往可以“反面教员”的方式发挥极大的历史积极（教训）作用，这可以胜过一百本教科书，一万次真诚忠告或者说教，也可以避免无休止的争论。
1978年中国决然开始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以“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的通俗语言，表明了必须从实践中探索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行道路。当时，就经济思想而言，没有其他的经济学范式可以借鉴，因而有意或无意地主要吸收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范式，希望从中获得启发。例如，要搞活经济，就要“放权让利”，让企业自负盈亏，进而实行企业制度改革和公司化构建（连“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概念也是新引入的），形成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制度基础；并且，要进行价格改革，逐步建立由市场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的机制。在宏观经济体制上（“宏观”这个概念也是从西方经济学引入的），逐步形成财政金融的货币运行和调控机制，即形成“微观放开”“宏观调控”的经济体制格局。
但是，深入观察可以发现，实质上，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并没有完全遵循上述微观—宏观范式逻辑。如果是按照微观—宏观逻辑，理应实行西方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休克疗法”，即实施“断然”性变革，尽快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是，中国却是从自己的具体国情出发，充分考虑了中国经济的域观特质，实事求是地实行了分域推进的“梯度推进”“试点推广”，稳住一些领域（商域）突破一些领域（商域）的改革路径，走“渐进改革”的道路。如果从微观—宏观范式逻辑来看，这样的改革道路不但不可能取得成功，而且还必然会产生各种矛盾、冲突和混乱：制度的“双轨”，就像是交通规则的混乱，允许在公路上有的车可以左行，有的车可以右行，那怎么可能避免相互撞车呢？
但是，事实却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可行性。中国庞大的经济体，客观上就是复杂的“域观”结构，即是由各种“商域”或“域类”（域观类型）所构成的高度非匀质空间，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匀质性推进空间。而且，经济学上所说的“区域”在现实中成为“商域”。区域可以被设想为是具有匀质性的局部空间，即使不匀质，只要“放开”管制，就会出现自由竞争的“市场”，市场竞争可以发挥“搅拌机”功能，使差异很快消失，让经济空间匀质化。而“商域”则是具有稳固性行为特质的经济群类，即使断然完全放开市场，甚至设计了很“完善”的制度规则，也难以改变各种商域的域态特征。总之，经济并非原子式的世界，而是群类化的域观世界。
中国经济改革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行了具有域观特色的中国模式路径。无论是地区间、产业间、行业间、部门间，还是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之间、城乡之间，都采取的是域际分步推进，即不同商域（域类）采取不同的改革进度和开放进度的渐进方式。鉴于区域发展域类差异，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发展”，到建立各类“经济特区”“开发区”“高新技术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发挥域类化功能，差异化推进，是中国经济发展70年区域态势的重要特征。可以看到，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巨大型国家，经济体中的“域类”及“域际”关系极为复杂，各地区的文化特征具有相当强的稳固性，深刻地影响着各地区的发展态势。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域观效应在推进经济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尽管这是坚持微观—宏观范式的经济学家们感到很费解的，但经济发展的成效显著，为世界所公认。总之，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壮观成效，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版图，人类发展的全球格局从此彻底改观。
经过70年的发展，按GDP总量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目前中国的人均GDP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尽管可以认为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总体上说，中国同高收入的发达国家相比，经济现代化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如前所述，经济发展是一个域观现象，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特征有很大差距，即使是实行同样的经济政策，在不同的地区也会产生非常不同的结果。东部沿海与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各类区域之间，各具域观特征，不可同日而语。目前，人们发现，南北差异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很显著的特征，与从东向西推进相比，经济发展之波潮从南向北推进所遇到的域观差异似乎更难“平滑”。这很可能是由于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域观文化深厚性及稳固性更强的缘故，对此现象特别值得深入研究。总之，当前中国人均GDP处于跨越世界平均水平的重要转折性时期，其经济学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如前所引麦迪森的论述，中国的地区间人均收入及城乡间人均收入差距很大，这意味着，当全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接近进而跨越世界平均线时，中国国内的高、中、低收入地区并存的区域经济格局仍将具有相当的长期性，而且，各类地区的绝对规模都相当大，按各省级地区的人口数均接近甚至超过1亿人。
在这样的区域大格局中，其中的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已经进入踏上高收入台阶的发展阶段。例如，2017年苏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超过15万元，按汇率折算超过2.2万美元，即已达到世界人均GDP水平的两倍以上，无疑已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在南方的珠江三角洲，也有许多人均收入远超2万美元的地区。当然，全国不少地区的人均GDP还显著低于世界平均线，中国经济的区域格局如同是级差相当大的梯状台阶。因此，各类地区都必须探寻继续“上台阶”的创新发展道路，而不能再简单地“模仿”“跟跑”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进入高收入阶段后，能否实现较高经济增长，还是一个需要探索解决之道的问题。因为，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上，高收入国家仍然保持经济高增长是很罕见的现象。一些国家在接近甚至跨入的高收入国家行列时，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迈上高收入国家台阶的国家，经济增长均显著下降，只不过是，有些国家感觉“失落”，认为是经济增长“失去的年代”；而有些国家则认为那就是常态，是经济“成熟”的必然表现。
亚当·斯密曾经说过，即使是相对富裕的国家，只要处于停滞静态状况，就会陷入僵化和衰落境地。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中国正处于他所说的长期“停滞静止状态”，即一个曾经经济领先世界的国度停止了经济发展的脚步，逐步沦为落后国家境地。可以说，中国已经经历过一次在经济发展“高台”上失势沦落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历了极为辉煌的工业化历程。从工业技术路线看，中国基本上是沿着世界工业化的产业核心技术路线发展，而且“追求极度压缩过程的显示性结果”的方式，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同时也产生了许多问题，付出不小的代价。因此，必须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这是必由之路，但又是充满困难和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因而高度依赖于各类创新的未来之路。特别是，中国70年的发展不仅彻底改变了自己，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因此，未来中国必须做好在“极大地改变了的世界”中继续发展的充分思想准备。
四、在“极大地改变了的世界”中发展
如前所述，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工业化现象，迄今为止，经济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工业化，高增长是工业化时代的“奇迹”。而工业化完成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几乎无一例外地下降。尽管人们相信，只要发展高技术产业，就可以产生新经济，就会有新的动能来推动较高速增长。但是，在各国实践中这还是一个未被证实的理论假说。在想象中，理论逻辑似乎是通的，可信的，但如何实现，却还在探索之中。今天，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都在加入这一探索者的行列，甚至一些人均收入尚处于未达到较高阶梯水平的地区，也开始面临未富而降速的挑战。对于如何以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摆脱进入高收入阶段后在许多国家都出现的“停滞静止状态”，人们尚缺乏深刻认识，还有许多没有解开的“谜团”，因而在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人们相信，“转型”可能会有增长下行的压力，但只要“转型”完成后，经济增长就会再次表现乐观。事情究竟会是怎样呢？如果要保持经济较高速增长，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新的“工业革命”和“工业化”吗？是否正因为如此才有关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工业革命或工业化的预言呢？
我们多次提及，人类发展数千年文明史，高速经济增长不过是近二三百年的一个史诗般的非常规奇迹，其根本推动力是工业革命和工业化。而且，工业革命和工业化是一个域观现象，即是在具有特色的一定地区的特殊域境条件下，发生了工业革命，然后向其他地区扩散，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人类发展趋势。二三百年前，少数几个西方国家率先爆发工业革命，开启了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经济增长，一般称为西方工业化。西方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极主要位于沿海地区，因而使整个世界进入“海洋时代”，所形成的世界区域大格局是：以一些海洋国家为代表的“先进的西方”和更多“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并存的两分化世界（也被称为“大分流”时代）。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一些东亚国家（日本及亚洲“四小龙”）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末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加速，经济迅速崛起，强劲增长，彻底改变了数百年来的“先进的西方”和“落后的非西方”世界区域格局的两分化版图，也使“海洋时代”转变为“海陆时代”，即大陆地区也进入了工业化主流进程。
从此，人类发展进入了“极大地改变了的世界”（有人称之为“多极化世界”）的新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格局将进一步快速演变。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逻辑看，在区域格局上的密聚经济地区与腹地经济地区之间的关系是基本的空间态势。即实现工业化的密聚经济地区向腹地经济地区扩散能量，前者带动后者增长，后者实现高速增长态势后同前者形成“利益共同体”关系。这就是人们所预期的世界经济区域演进态势的大趋势，而要真正实现对人类发展的这一进步过程的期望，尚需付出极大的努力。
综前所述，人类发展第一次工业化“奇迹”开创了以航海技术即海运为标志的“海洋时代”，使全球1/5的人口进入工业社会。人类发展的第二次“奇迹”开创了以陆运改善为标志的“海陆时代”，又使全球1/5的人口进入工业社会。顺此以往，人类将迈向“全球工业化时代”，可以称为“全域时代”：即随着交通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的全球普遍化建设，工业化向被称为“地球岛”的欧亚大陆腹地以及非洲大陆腹地深度推进。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体现了人类发展世界区域格局的这一必由之路的方向。这将迎来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大变局时期，区域发展和世界性域际关系的涵义将发生深刻变化，国际利益协调、多种制度衔接和多元文化相互理解，将成为人类发展进入“全域时代”必须完成的重大课题。
本文节选自《区域经济评论》201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