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改革，实际上要释放社会的活力，带动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改变，带来一种生机，一种发展。但是这次改革大家感受不到这些，神经比较紧绷。

中国新一轮改革，以及社会变革进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只是主导改革者唱独角戏是不行的。但既往社会心态的恶化，它在当前的新的变化，消磨着人们参与和行动的能力。如何找回这种能力，成为一个严峻考验。

《南风窗》特约记者就此访谈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

我们还缺“开放”

《南风窗》：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未来10年基本已经明朗化了。而整个社会的心态，各个阶层的心态，也已经有了一个可以感触得到的转变。你认为这些心态说明了什么？该如何看待？

郭于华：这次改革的呼声非常高，公报出来后，好像给了一个特别强的信号，但有些人却反应平平。到现在仍然如此。这首先就是社会心态的真实反映。它们取决于大家怎么理解改革的本质。

对改革本质的理解有三个东西，需要我们注意。这一改革话语高调，却并没有很明确的改革对象，这两者之间是有问题的。可以回顾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改的是什么，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次新改革，改的到底是什么？还是经济。对象呢却没有说。在我看来，这次改革的对象就应该是要破除这30年来，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及其既得利益，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另外，要改革的话，得有开放的东西相伴。80年代改革就叫“改革开放”，有一场解放思想的运动。那时候倡导解放思想，有比较开阔的胸襟，有比较开放的心态，有比较开明的思想，才能充分的使社会活力释放出来。一次改革，实际上要释放社会的活力，带动整个经济社会文化的改变，带来一种生机，一种发展。但是这次改革大家感受不到这些，神经比较紧绷。

为什么“撤退”

《南风窗》：或许我们对“去感受”没有了兴趣。这背后，过去的那种不安全感，焦虑感，挣扎感，已经被压抑和麻木代替了。它们似乎是治疗不安全感的药方。如果是这样，如何能够期待各个阶层参与改革和社会变革的新的进程呢？

郭于华：确实是。中产阶层始终就是争议的话题，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中产，研究者研究中产阶层，就发现这个阶层其实处在特别不稳定的状态。因为他觉得他明天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完蛋就完蛋了。虽然他们无论在财富、声望，还是职业、社会地位上都还不错，但是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而且一个政策出来他们先观望，能得点好处就得点好处。不行的话，随时准备撤退。

前不久，跟企业家阶层、白领包括一些体制内的公务员等社区业主这样典型的中产阶层接触，发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考虑，要不要移民。甚至这些人当中已经办好了国外的身份。只不过他今天还在这儿挣钱。实际上他对这个社会，对这块土地，就是索取，不再承担责任，如果这个社会中层是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挺令人堪忧。

下层就不用说了，我觉得下层经常是，每次改革、发生变化，他们都很容易成为最大的利益受损者，权利被剥夺，而且更要命的是，维权无门表达无路。这时就会是充满怨恨、暴戾之气。所以不同阶层在这样的改革当中，他们的社会心态，其实跟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和他们每天经历的切身经历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他对这个社会和国家没有信心的话，或者他也闹不清局势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即便你释放很高调的改革信号，他也不再信任，我觉得这就到了必须真的改变的时刻了。

心态的演化背后

《南风窗》：你说到80年代大家是朝气蓬勃有激情的状态，到现在中间已经过了30年。这30年，如果我们以10年为一个阶段，90年代跟21世纪的前10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慢慢导致现在这种社会心态？

郭于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现在会形成一种很明显的比较。那时候有自由开放的局面，今天是收紧。那时候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各个阶层普遍都有奔头，觉得只要我努力，只要我付出了，我就有相应的所得收获，可能会改变处境，改善生活，提升社会地位，不同层面的人，哪怕是最下层的人，都会怀有希望。

到了90年代到新世纪的10年，就是权贵结合这个体制坐大，中国进入到权贵体制形成扩张、固化，进入到这样的阶段，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过程。恰恰中国跟其他社会的改革不一样，就在于经济结构变了，而且走得很快，走得很靠前，但是政治结构跟不上。这时候就发生权力和资本的结合。到了新世纪，这个东西已经有点尾大不掉了。

重视社会的主体性

《南风窗》：很难想象既有社会结构的“结构紧张”，以及人们的“心态紧张”能够给我们一个好的未来。新一轮社会变革的进程，迫切需要整合各个阶层，以及社会的心态。很自然地有一个问题：怎么办？

郭于华：重建社会或许是唯一出路。这是一项理性的、温和的、持久的、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的重要任务。从国家层面，改革在出发，能够给人信心的，还是要回应民众的强烈呼声。

社会建设至少应包括或可始于以下基本面向：首先需要制约权力，法律要至上，从真正落实依法治国，权力不能比法律还要大。

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社会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如同国家和市场一样，有着实质的含义和内容。对于社会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角度：一是作为领域的社会，即社会是与经济、政治、文化并列存在的一个领域。把社会领域内的事办好，如大力发展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改善社会管理和加强社会保障等社会制度也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二是作为主体的社会，即我们所理解社会必须将其放在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之中，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又与前两者紧密相关的一个制度空间和行动领域；我们所强调社会建设的含义重在建设和维护社会的主体性，即培育一个独立、自主、自治、自律的主体性社会。另外在政府层面上要信息透明，有畅通的信息渠道才能实现公民的知情权—了解真相的权利；有真相才有信任，信任了才有信心，不至于有绝望、无安全感、猜谜等等心态。完善利益表达，承认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社会建设的应有之义。公民需要通过社会参与来实现和保护个人权利；常规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必不可少。一个健全的体制应该容纳各种合法的表达方式，包括信访、上访和通过各类媒体的意见、质疑和批评的发表，也包括集会、游行、请愿、对话等法律框架内的抗争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地严防死守、草木皆兵，压制社会诉求。

来源: 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