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61年4月16日，古巴时任总理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同年，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对知识分子的讲话》。这篇讲话被认为是古巴党和政府提出的有关古巴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提出“只有参加革命，才能拥有权利；如果反对革命，就没有任何权利”，革命的目标之一和基本宗旨之一，是发展艺术和文化，使艺术和文化成为人民的真正财富，使人民有更好的文化生活，使人民一切文化需要得到满足，革命要求艺术家为人民贡献出最大的力量，要求他们为革命事业贡献出最大的努力。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巴社会主义文化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古巴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近年来，古巴不仅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方面进行“更新”，在文化方面也正在实施一系列“更新”措施。

【关 键 词】古巴/卡斯特罗/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实践

1959年1月1日，古巴人民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简称卡斯特罗)领导下，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府，取得了古巴革命胜利。古巴革命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民主改革，以卡斯特罗为首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就在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前一天，1961年4月16日，在古巴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卡斯特罗庄严宣布，古巴革命“是一场贫苦人的、由贫苦人进行的、为了贫苦人的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同年5月1日，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

一、古巴社会主义的文化理论

就在卡斯特罗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后不久，时任总理的卡斯特罗出席了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由古巴知识界最有代表性人物参加的有关文化和创作问题讨论会，并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对知识分子的讲话》。①这篇讲话被认为是古巴党和政府提出的有关古巴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基础。卡斯特罗在这篇讲话中提出了以下原则。

第一，古巴革命既是一次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也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次文化革命。卡斯特罗说：“我们一直是这一次革命，在古巴发生的经济社会革命的一分子。这一次社会的、经济的革命，也将不可避免地在我国产生一次文化的革命。”②

第二，只有参加革命，才能拥有权利；如果反对革命，就没有任何权利。卡斯特罗说：“这意味着，参加革命，什么都有；反对革命，什么也没有，因为革命也有它的权利。革命的第一个权利，就是存在的权利，谁也不能反对革命存在的权利。因为革命包含着人民的利益，因为革命意味着整个国家的利益，谁也不可能有理由要求反对革命的权利。”③

第三，革命的目标之一是使人民有更好的文化生活，使人民一切文化需要得到满足。卡斯特罗说：“革命的目标之一和基本宗旨之一，是发展艺术和文化，使艺术和文化成为人民的真正财富，所以革命不可能企图窒息艺术和文化……我们愿意人民有更好的文化生活……我们也要发展使人民一切文化需要得到满足的条件。”④

第四，“革命要求艺术家为人民贡献出最大的力量，要求他们为革命事业贡献出最大的关心和努力”⑤。

第五，革命政府应向人民普及文化，要到人民中去发现人才。卡斯特罗说：“革命政府一直考虑向人民普及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开始到人民中去发现天才，把人民从实行者培养成创作者，因为归根到底，人民才是伟大的创作者”⑥。

第六，革命是维护创作自由的。卡斯特罗说：“我们要求艺术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创造性的努力；同时我们要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创造他们进行创作的理想的条件。”⑦

第七，政府有行使法律所规定的审查电影、电视等文艺节目和作品的权利。卡斯特罗说：“有些东西是不能讨论的，那就是法律所规定要行使的职权”，“因为我们如果反对掉这个权力，那就意味着政府无权审查公开放映的电影了”，“否认革命政府的这一个职权就是否认革命政府的职能和责任”，“我们认为，政府必须具有这样的权力。”⑧

直至现在，卡斯特罗在这篇讲话中提出的上述原则依然被认为是有效的。然而，讲话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巴党和政府根据每个历史阶段的不同情况，不断丰富和发展古巴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同时也对文化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和“更新”。

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的《古巴共产党党纲》指出：“在艺术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文化政策鼓励以马列主义为原则、具有阶级精神的艺术和文学表现形式，包括以下方面：吸收本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地赞同、加工和发展世界文化；利用艺术表现的多种多样的、创造性的形式；真实地反映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鼓励创造性地观察未来；将艺术与文学和群众及其最重要的利益相结合；反对资本主义腐朽的、反人类的艺术和文学表现形式；以声援所有进步和革命运动的感情培养人。”⑨

1976年古巴通过的宪法第39条和第40条明确规定：“国家指导、鼓励和推动教育、文化和科学的各种形式”，“此外，国家确定古巴文化的特点，保护文化遗产和民族的艺术和历史的财富”。宪法第41条和第44条规定：“男女享有同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化家庭的权利。”1992年7月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对1976年宪法的上述条文作了修改和补充，增加了以下内容：“艺术创作是自由的，但是，其内容不能反对革命。艺术表达形式是自由的。”⑩

古巴前文化部部长普列托说：“古巴革命的文化政策一方面旨在使人民参与文化进程，使人民接触古巴和世界艺术。另一方面，确保作家和艺术家积极参与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践。古巴的创造者与我们的革命紧密相连，他们在我国文化机构的国内外计划中起决定性作用。”(11)

古共“六大”通过的《党和革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纲要》共313条，关于文化有2条，“第163条：继续捍卫民族性，保护文化遗产，鼓励文学艺术创造和欣赏艺术的能力。促进阅读，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发展社区工作是满足精神需要和加强社会价值的途径。第164条：继续提高专业艺术教学的质量和活力，根据各省和市以及有代表性的专业团体的需要调整各种专业的入学人数”。(12)

古共“六大”前后，古巴“更新”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文化部对其下属文化团体和企业的支付办法、生产和演出体系进行改革，将其属下的一部分一直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文化机构转变为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

二、古巴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

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巴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一方面，专业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许多杰出的文艺作品，在国际国内获得崇高的声誉。另一方面，人民大众的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繁荣昌盛。古巴党和政府强调要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主张“高雅”和“大众”文化同时存在和发展，政府允许自由选择创作题材和艺术表演形式，但不允许以此为手段，宣传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有害思想，强调要抵制帝国主义腐朽文化的渗透。古巴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实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逐步建立和完善文化机构

古巴革命胜利后初期，政府的文化功能由教育部文化局担任，而文化的管理由私人机构和志愿者联盟负责。

1961年1月4日，古巴成立了全国文化委员会，这是负责制定和实施国家文化发展计划和政策的第一个政府机构。此外，在革命胜利初期，成立了全国出版社和出版局、古巴书籍协会、古巴电影艺术和工业委员会、美洲之家、全国艺术学校、古巴广播协会、中央电台和电视台等机构，这些机构对推动古巴文化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卡斯特罗发表《对知识分子的讲话》后不久，古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作家和艺术家大会，成立了古巴作家与艺术家联盟。1976年，在全国文化委员会等机构基础上，成立了文化部。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全国各省、市一级的文化局或文化处。

文化部的任务是：领导、指导、监督国家和政府文化政策的执行，捍卫、保护和丰富古巴民族的文化遗产。其主要职责有：制定和执行国家文化政策；促进、控制和评估文学艺术在电台和电视台的传播；领导、监督和评估研究、保护和修复国家的文化遗产；推动广泛的全民社会文化运动；在儿童、青少年中促进创造社会美学价值，促进社会伦理学；领导和监督艺术、文化人才和艺术指导员的培养；领导、控制和监督古巴文化艺术在本国和国际上的推广政策和在古巴介绍及传播国外的文化表现形式；领导、控制和实施有关古巴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领导和控制著作权的政策。(13)

文化部设文化计划司、委员会协调司、文化遗产司、情报司、国际司、研究司、条法司、干部司、机构设置司、计财司、经济管理司、技术物资司、劳动司和行政司等14个业务司。现任文化部部长是拉斐尔·贝尔纳尔·阿莱马尼(14)。1989年，古巴成立了古巴音乐委员会、全国舞台艺术委员会、全国造型艺术委员会、全国文化遗产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各委员会的主席经文化部部长提名后由国务委员会任命并参加文化部领导委员会的工作。

此外，古巴文化机构还包括：“何塞·马蒂”国家图书馆、全国著作权中心、古巴艺术网、古巴文化研究机构、艺术院校、文化基金会、文化企业等。

(二)专业团体与群众性文化组织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

古巴革命胜利后，陆续组建了一些专业文艺团体，如1959年将1948年由古巴芭蕾舞大师阿丽西娅·阿隆索创建的“阿丽西娅·阿隆索”芭蕾舞团改组为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古巴国家芭蕾舞团在阿隆索的率领下，将延续数百年的芭蕾舞舞蹈传统和古巴的民族文化要素相融合，创作出真正的“古巴作品”，成为古巴的文化名片，曾多次到美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进行巡回演出，阿丽西娅本人及其领导的芭蕾舞团在国际国内多次获奖。此外还组建了国家舞剧团、国家民间舞剧团、国家合唱团、国家交响乐团等国家级的专业团体。

1961年古巴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颁布了教育全面国有化法，并宣布实施全民免费教育的决定。扫盲运动和全民免费教育为古巴文化的普及创造了有利条件。卡斯特罗在古共“一大”的报告中说，文盲的扫除和教育的普及“给古巴人民带来了自由享受文化的机会”，“革命后兴起的业余艺术爱好者运动经久不衰，促使了艺术的实践。工人、农民、学生、革命武装力量和内务部的战士踊跃参加各种业余爱好小组，使这一运动变成了对人们进行美学和政治教育的一个场所。1964年，业余爱好小组有1164个，目前超过了18000个。1974年他们的文艺演出达12万场。1975年指导文艺爱好者的教师有1903名”(15)。卡斯特罗在古共“二大”的报告中说，“我们设立了人民文化委员会，负责协调和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人民政权机关努力为各市的文化工作提供各种基本设施。目前已有117家文化之家，开展了8.6万多项活动”，“业余艺术爱好者的活动有所加强。目前共有大约3.3万个小组，25万多人。1975年只有1800个小组，20万人左右”。(16)卡斯特罗在古共“三大”的报告中谈到古巴在文化方面的成就时说，“国家芭蕾舞团，国家舞剧团和民间舞剧团在国际第一流水平中保持高质量”，“关于我国文化工作的国际计划，过去的5年计划是有成效的。在这一时期，古巴参加了250项国际活动，在不同的艺术和文学表现方面共获得300个奖”，“我们的造型艺术家们曾得到国际好评并获得几十种国际奖”；“艺术和文化领域继续向前发展。1985年全国有319家公共图书馆，3200个学校图书馆，222个专业图书馆和70个大学图书馆。目前，书店的数目已达到311家，每3.3万居民中就有一家书店”，“最近5年中，出版了5000多种教科书，大约3300种一般书籍，平均每年出版4000万册书”，“我国已有157.8万名业余文艺爱好者，这表明我国人民参与国家文化生活之多”。(17)

古巴政府还组织各种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文化艺术活动，一方面展示古巴文化的成果，另一方面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如确立10月20日为“古巴文化节”，创建加勒比联欢节、拉美新电影节、哈瓦那戏剧节、两年一度的哈瓦那造型艺术节、“美洲之家”文学作品比赛、哈瓦那国际书展等。

(三)开展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

古巴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卡斯特罗所说，古巴是“在特殊环境下同帝国主义开展思想领域的斗争的。由于世界上最富有的、最具有侵略性的资本主义国家仅同我国海岸相距几十海里，那里又是个人主义、赌博、吸毒、卖淫以及其他使人异化的恶习的天堂，因此，我们不得不勇敢地去接受这个公开的长期挑战”。卡斯特罗强调，“在帝国主义敌人和古巴革命之间，目前正进行着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残酷斗争。这场斗争不仅将在革命政治思想领域展开，而且要围绕我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感情的问题长期开展下去。古巴变成了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古巴永远摆脱了美国；古巴开展了反对巨人美国佬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壮大；古巴的爱国主义感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厚，更坚定，更彻底”，“我们的生活确实是简朴的，不奢华也不富有。然而，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思想、尊严和道德是正义的，我们有能力拿起这些武器向帝国主义的所谓消费社会的一切腐败现象挑战”。(18)

1968年3月，古巴政府发动“革命攻势”，在经济方面，政府接管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小企业、手工业作坊和商店，消灭了城市中的私有制。同时，扩大免费的社会服务，用精神鼓励代替物质刺激。在文化方面，政府和古巴全国作家和艺术家联盟激烈地批判了有外国知识分子参加的评奖团主办的文学作品比赛中获奖的两位古巴作家，一位是诗人埃韦尔托·帕迪利亚，另一位是剧作家安东·阿鲁法特。尽管他们自称是革命者，但政府认为他们的作品含沙射影地批评了现政府具有独裁主义性质。1971年3月20日，帕迪利亚被捕入狱。这一消息传到国外之后，一批欧洲和拉美的左翼知识分子联名写信给卡斯特罗，对监禁帕迪利亚表示关切，对“用镇压的手段对付行使批评权利的知识分子和作家表示关切”。然而，10天后，卡斯特罗在一次讲话中回答说：“有那么几位先生妄想施加思想影响，搞文化殖民主义……他们想从纽约、巴黎、罗马、伦敦和西柏林那些地方教训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人民必须对这种精神殖民化的企图毫不含糊地表示反对。”(19)帕迪利亚在向古巴内务部递交了一份认罪书后获释，后来，他又写了一封自我批评的信，承认自己犯了“反对古巴革命的错误”。

1971年4月，古巴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和文化代表大会。卡斯特罗在大会闭幕式讲话中，再次猛烈抨击了“古巴文化运动中的新殖民主义分子”，指责他们已经接受了“外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奴颜婢膝地抄袭颓废艺术”，“任何人要想当评奖委员会成员或获得奖励，不管他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坚定的、不犹豫的、不三心二意的革命者”。卡斯特罗抨击“欧洲的假左派”和“可耻的拉丁美洲人”，他们再也不会成为评奖委员会的成员或古巴政府的客人了，“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帝国主义的间谍，现在你们知道：你们是不允许到古巴来的！我们的大门永远是关闭的！”(20)

卡斯特罗的言论激怒了欧洲和拉美一些知名文化人士。60名欧洲和拉美的作家、电影工作者、艺术家给卡斯特罗写了第二封信，信中指出，只有通过折磨才可能迫使帕迪利亚认罪，而这使人想起“斯大林主义最不光彩的时刻”，包括其“教条主义的愚民政策”，“文化排外主义”以及“镇压制度”。

1971-1976年，古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偏左，一些文艺界人士被捕入狱。这5年被称为“灰色的5年”。2007年2月26日，时任古巴文化部部长和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普列托公开承认，在“灰色的5年”期间对文化艺术作品的“审查”和对知识分子的“镇压”是错误的。(21)

卡斯特罗本人在评价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场“革命攻势”时也承认，“这一措施不一定就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问题”。(22)

20世纪80年代，古巴的文艺政策有所放宽。古巴最高法院宣布过去对这些人的监禁是违宪的，陆续释放了70年代前期被捕入狱的一些文学艺术家，使大部分人又重返文艺岗位。古巴政府的文化政策有较大的改变。80年代初、中期，受当时苏联“改革”的影响，古巴文化气氛更加活跃。

1998年，卡斯特罗批评托马斯·古铁雷斯导演的《关塔纳摩姑娘》等一些电影，指责这些影片动用了革命和人民的资金，但是没有能够鼓励人们的斗志，没有描绘许多无名英雄的事迹。正因为这一原因，2003年伊安·帕特龙导演的纪录片《离开球队》也没获准上演，因为它描写了离开古巴国家棒球队、加入美国棒球队的棒球运动员奥兰多·埃尔南德斯。然而，2008年在哈瓦那举行的第30届拉美新电影节上这部纪录片又获准上演。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由于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再加上美国对古巴的长期封锁，古巴在经济方面的困难加剧，因此，古巴不得不大幅度削减在文化方面的开支。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从古巴孩子埃连被扣压直至最后胜利回国事件(23)开始，古巴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战役。2000年7月1日，卡斯特罗写信给在古巴东南部城市曼萨尼略举行的有30万人参加的露天论坛，信中说，“胡安·米格尔和埃连回到我们祖国令人激动的时刻刚刚过去几天，他们两人已成为精神巨人。我们的祖国毫不停歇、精神抖擞地重新开始了一个新的持久阶段”，卡斯特罗号召古巴人民要“继续7个月来所举行的思想战和群众斗争来对付最强大的帝国”，“现在和将来古巴都与它的信念、它的榜样和它的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抵抗精神同在。一切侵略和扼杀我们并使我们屈服的企图必定要失败。”(24)

卡斯特罗所指的“思想战”，是指古巴党和政府自1999年“埃连事件”发生后，在全国开展的意识形态斗争，针对美国的经济封锁、意识形态渗透和“和平演变”等策略，经常举行“反帝论坛”(25)，创办“公众论坛”和“圆桌会议”等电视专题节目。为了及时了解民情，古共中央还设立民众舆论调查中心。为更好地协调全国对马蒂思想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古巴共产党专门成立了由国务委员兼党中央委员、前文化部部长阿曼多·阿特领导的全国马蒂研究计划办公室。7月3日，古巴《格拉玛号》发表社论指出，正如卡斯特罗致曼萨尼略露天论坛的信中所说，埃连回归后，思想战并没有结束，应该继续下去。为纪念埃连胜利返回祖国，在埃连的故乡卡德纳斯市修建的“思想战博物馆”正式落成和对公众开放。馆内收藏了有关埃连事件的大量照片、文件，记录了埃连遭遇海难后，他的家人和古巴人民为使他返回祖国而进行的斗争。卡斯特罗在博物馆留言簿上写道：“思想斗争不能丢，将来也不能丢，人类要依靠这种斗争。”卡斯特罗在博物馆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解放埃连是“古巴人民有史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古巴不仅在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方面进行“更新”，还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下放部分权利，将部分依靠国家财政的文化机构逐步转变为自负盈亏的文化企业，增加文艺团体的自主权利，允许建立私人演出团体等。此外，政府允许街头艺人作为个体户的一种，在街头卖艺。音乐不只带来精神欢乐，还有经济收入，街头艺人已算得上古巴先富起来的一批。他们的收入可观，古巴人每月工资只折合20美元左右，而艺人唱几曲就能拿到3～5美元小费。随着开放步伐，一些古巴私人文化团体也不断涌现，其中不乏出国演出，有的还在国际比赛中屡屡获奖，收入不菲。

然而，古巴在文艺方面的斗争远没有结束。2011年11月，由奥斯马尼·加西亚创作的一首名为《丘比丘比》的雷盖(reggaetón)风格的歌曲在古巴掀起轩然大波，喜欢者到处传唱，讨厌者则对它批评不断。《丘比丘比》的粉丝多为青少年，《丘比丘比》在市场上疯狂流行，被提名为古巴人喜爱歌曲。但古巴音乐协会主席奥兰多·比斯特尔批评该歌曲为“可怕低俗”并禁止它参赛，《格拉玛报》也专门发表了批评这首歌曲的文章。(26)

三、古巴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实践的经验和教训

半个世纪的实践表明，20世纪60年代初，古巴党和政府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原则是正确的，是符合古巴实际的，对促进古巴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作用。

古巴虽然是一个小国，但是，在文化方面，古巴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巴走的是一条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文化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向，坚持在革命的前提下，作家和艺术家有创作的自由，坚持专业团体与群众文化组织相结合、提高与普及相结合，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有力推动古巴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展。

古巴党和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与时俱进，对文化政策不断进行调整。古巴在贯彻执行其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和政策的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偏左或偏右的倾向，如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曾不适当地把一些艺术家打成反革命，将他们关进监狱，在国内外造成不利影响。后来，古巴党和政府对文化政策及时地作了调整。

古巴在发展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尽管古巴目前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古巴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沿着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走下去。

注释：

①②③④⑤卡斯特罗著：《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63～192页，第164页，第172页，第173页，第181页。

⑥⑦⑧卡斯特罗著：《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85页，第190页，第177～178页。

⑨Departamento de Orientación Revolucionaria del Comité Central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Plataforma Prográmatica del Partido Comunista de Cuba， La Habana， Cuba， 1976， pp. 90-91.

⑩Constituc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uba， Editora Politica， La Habana， 1992， p. 20.

(11)参见古巴文化网站：http：//www.min.cult.cu/

(12)Lineamientos D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 y Social Del Partido y La Revolución， p.25. http：//www.granma.cubaweb.cu/secciones/6to-congreso-pcc/Folleto%20Lineamientos%20Ⅵ%20Cong.pdf

(13)参见http：//www.min.cult.cu/loader.php？sec=ministerio

(14)前任文化部部长、前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文联主席阿贝尔·普列多现为总统顾问；首任文化部部长阿曼多·哈特现任何塞·马蒂文化协会全国主席。

(15)(16)[古]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04页，第240页。

(17)(18)[古]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72～375页，第308～311页。

(19)Fidel Castro Ruz， Discurso en El Acto Central En Conmemoración Del X Aniversario De La Victoria De Playa Girón， Efectuado en El Teatro De La CTC， El 19 De Abril De 1971. http：//www.cuba cu/gobierno/discursos/1971/esp/fl90471e.html

(20)Fidel Castro Ruz， Discurso en La Clausura Del Primer Congreso Nacional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Efectuado en El Teatro De La CTC， El30 De Abril De 1971. http：//www.cuba.cu/gobierno/discursos/1971/esp/f300471e.html

(21)Abel Prieto， Ministro de Cultura：La Política Cultural de Cuba， Sin Dogmas ni Sectarismos. http：//www.cubadebate.cu/noticias/2007/02/26/abel-prieto-ministro

(22)[古]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一、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中心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页。

(23)1999年11月22日，14名古巴人乘船离开古巴北部海岸，企图偷渡去美国。11月25日凌晨，小船遇到风浪，14人全部翻船落水，11人葬身大海，3人被救起，其中包括年仅6岁的小男孩埃连·冈萨雷斯。埃连的母亲和继父落水身亡。埃连在古巴的生父胡安·米格尔·冈萨雷斯根据古美移民协议和其他有关法律，要求美国归还埃连。但是看管埃连的远房亲戚在美国右翼政客和古巴流亡分子极右组织的操纵下，拒不执行美移民局和司法部关于埃连应属于其在古巴的生父、允许埃连回国的决定，美国反古势力利用美国的复杂的法律程序拖延时间，阻止埃连回国。围绕着埃连返回古巴的问题，古美之间掀起了一场外交风波和外交斗争。卡斯特罗亲自领导了这场斗争。在美国亚特兰大上诉法院驳回埃连在美国的亲属的上诉，作出支持埃连随同他亲生父亲回国的判决后，2000年6月24日，卡斯特罗发表了告人民书说：“7个月前，在极端敌对和不利的环境下，我们开展了反对给我们造成严重伤害的非正义行为的斗争”，“在埃连、他勇敢的父亲与其他家人和同伴返回古巴后，我们也不会休息一分钟。制止《古巴适调法》吞噬古巴众多儿童、母亲和其他国民的生命是我们的责任”。6月28日晚，埃连在其生父等人的陪同下，胜利地回到了祖国。

(24)“Mensaje a la Tribuna Abierta de Manzanillo， donde Participaron más de 300 mil Orientales”， l ro de julio del 2000. http：//www.cubacu/gobierno/discursos/2000/esp/f010700e.html

(25)在要求美国释放埃连的斗争中，古巴在哈瓦那美国驻古巴照管利益办事处对面设立了“何塞·马蒂反帝论坛”广场，经常在此进行抗议活动和集会。

(26)《古巴流行歌曲引发社会争议》。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1/28/c12234516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