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每以“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治史胜境；史景迁先生用通俗叙事的方式写历史，而造此胜境，无疑是开了一条新路。近日读《王氏之死》一书，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将史料和文学作品参错运用、互相释证的高超手法。该书写的是17世纪中叶明祚乍移、清鼎方立之际，山东一个贫困小县郯城农村里的事情，虽然作者自谦“仍然不知道”能给予读者多少“关于整个清朝”的认识，但他曲折多方的铺陈确实引领我们跨越时空，身临其境，对中国农村生活中的矛盾、痛苦和无望有了切身的体会；中译者的译笔不佳，大小是个遗憾，但书中新奇而徵实的叙事结构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能使读者不终卷不止。
《王氏之死》是一本社会史。写中国的社会史，最大困难在史料方面，地方志和私人笔记里，虽也有不少反映社会生活的记载，但那是写作的人凭一己之兴趣和主观之选择偶然涉笔，社会史最需要的基本资料和数据，则往往阙如。不像中世纪的欧洲，有系统地留下了详尽的土地租约、验尸报告、行会活动记录、教区人口的出生、结婚、死亡登记等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现成资料，可供史家从容取用，从而比较完整地勾画出当时的社会面貌。中国社会史之难写，与传统的史学观念恐怕不无关系。就连公认对方志学创新颇多的章学诚，其“创新”亦止限于“经纪文献”的体例方面。他建议“方志立三书”：“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徵”，其蕲向则在“通古人之遗意”；他提出“今之方志”应“拟于古国史”，其目的亦只在“上备朝廷徵取”。社会史现成资料之不备，良有以也。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应该看作对今日治社会史者的挑战。资料不备，方法可补，毕竟中国的丰富史籍里，散见的社会史原料是非常之多的。当时的记录固不免主观，主观故不免片面，然而主观材料经一定方法规范下的组织运用，就会有客观性，多角度的片面，合起来可望成为具体的全面。
《王氏之死》主要采取三个观察者的角度。一是做过两年郯城知县的冯可参，因过失丢官以后主持编撰了一部《郯城县志》，他“似乎要真实地保留那些凄惨的记录，而不想加以美化和粉饰”。二是继冯可参任郯城知县的黄以鸿，他十分尽职，为改善郯城的状况作过不懈的努力，致仕后写了不少回忆和笔记，总集为《福惠全书》；“他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家，能够看到细微之处并力求准确”。三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南边与郯城接壤的淄川县；史景迁发现，从蒲松龄作为“记载山东陈年旧事的人、讲故事的人和形象塑造者”的视角，可以补充冯可参和黄以鸿记述的不足。《王氏之死》第一章的题目就叫做“观察者”，在交代三个观察者详细情况的同时，记叙了构成后面所讲故事背景的若干重大事件，如清朝的征服，盗匪的洗劫，地震和大饥荒等等。
这本书其实讲了四个故事，“王氏之死”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像“故事”的一个，用了两章篇幅，前三个故事各用一章。每个故事又都是一桩案件，且都是黄以鸿在知县任内审理的。四桩案件分别反映郯城生活的四个侧面：一、土地耕作和税收；二、寡妇保护其子女和亡夫遗产的努力；三、地方恩怨带来的暴力；四、男女关系上的道德问题，特别是妇女的贞操问题。四个侧面整合起来，当时的郯城社会庶几全体在目了。
王氏故事本身的情节很简单：因为不堪贫穷匮乏、受苦受难的日常生活，王氏离开丈夫任某，跟着情人私奔了。被情人抛弃后，王氏不得已回到村里。她不敢面对丈夫，栖身于村边的小庙，不久便被人发现；任某把王氏带回了家中。几个月后，一个寒冷的冬夜里，心存怨毒的任某在王氏睡着后把她活活掐死。任某将王氏的尸体扔在不远的林子里，又去告官，说是和他有仇隙的邻居高某与王氏私通并杀了王氏，高某于是被拘押。但精明的黄以鸿很快就查明了案情，高某释放，任某判刑。
故事须有细节。史景迁先生写故事，细节处写的不是人物的表情、动作和对话，而是在带出与故事相关的经济因果、风俗习惯、伦理观念、法律条文，真正是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其来历或出处，有的是冯可参的《郯城县志》和黄以鸿的《福惠全书》，有的是几乎通盘承继前明的《大清律》，有的是其他社会史学者的有关研究。王氏一案，任某未判死刑，这既不是有人徇情，也没有法外施恩的意思；而是因为任某无子，若处死，任家便断了香火，且受害者王氏本身犯有严重过愆，依律任某可免一死。又例如，第三章讲寡妇的故事；有些寡妇遇亡夫族人逼嫁而“毁容破面，死不再适”，县志把她们作为贞操节烈的典型来表扬，史景迁则拈出《大清律》条文：“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揭示了其中的经济原因。“此条文原意在使寡妇能忠于她死去的丈夫，却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死者的族亲非但不鼓励未亡人守节，反而逼迫她再嫁，他们企图摆脱赡养她及其子女的义务，还想获得更多的利益。”（译文有改动）像这样使人明了事理的随处提点，书中有很多很多。
史景迁根据冯可参和黄以鸿讲故事，每讲到适当段落，总能从蒲松龄那里截取另一段故事来作呼应。两套故事蒙太奇式地剪接在一起，聊斋里的异人异事因此现了生活中常人常事的原形，而早已被逝水淘洗的芸芸众生、琐屑事情则因此而激活，因此有意义。可以说，史景迁用冯可参和黄以鸿“实证”了蒲松龄，又用蒲松龄“诠释”了冯可参和黄以鸿。史籍记载是“文件”，文学作品是“文本”，就历史学而言，史与文的相互证释应以把“文本”当作“文件”来处理为前提，而不应反过来。现在有个时髦的说法，叫做“过度诠释”。其实，历史诠释之是否恰当，不是适度抑或过度的量的问题，而是以文本的文件化为前提，还是以文件的文本化为前提的取向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氏之死》的处理是很有分际的。
相关史景迁著作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追寻现代中国》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皇帝与秀才》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陈克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