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大讨论缺乏科学哲学的指引，陷入观点之争，形不成共识。诸多观点差异的根本分歧在于国际关系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自然主义者坚持社会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普遍性。反自然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中，自然主义者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特殊性（如“中国学派”）的提法，反自然主义者则反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作者认为寻求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包含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原因在于，理论产生包含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论证明遵循普遍性逻辑，理论建构遵循特殊性逻辑。理论普遍性体现在它遵循共同的证明逻辑，特殊性则体现在理论假说的创造上。由于理论假说提出是创造性过程，使得中国要素的渗入成为可能。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必然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理论假说，经由验证而成为理论学说，最终将刻上“中国”印记。基于此，创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可能的。

导论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规模引介到中国。在这一浪潮即将进入尾声之时，一场关于建设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呼声又重新响起。尽管这一呼声可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简称“国关理论”）的口号中去。然而，在新知识体系和国际国内大背景下，这场关于“中国学派”的讨论无疑既具有学理深度，也更富有现实意义。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学术界的活跃人士无不以各种方式参与这场辩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生态分布结构。虽然这场辩论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却没有形成广泛共识。最明显的表现是，对于是否能够建设“中国学派”意见不一，更别谈如何建设的问题了。甚至偏激一点的看法认为，“中国学派”和“中国特色”的提法容易走向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大可不必在这个问题上消耗过多的学术精力和资源。②

这场争论之所以无果而终，根本问题是没有澄清讨论的基本对象——理论。正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开卷中所批评的那样，国际政治学者随意地使用“理论”这一术语，经常用其来指代任何并非纯粹描述性的成果，而很少用来指称那些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研究成果。③

本文是对这场争论的再次回应。作者选择从逻辑实证主义对理论“发现语境”（contextofdiscovery）与“辩护语境”(contextofjustification)的区分来解决这场讨论的根本问题，亦即是否我们能够建设出国关理论的“中国学派”，进而解决“中国学派”理论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国别性）问题上的困惑。全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中国学派争论的核心的哲学问题——社会科学理论到底是普适性的还是特殊性的。换言之，如果中国国关理论是科学理论，那么就无所谓“中国特色”；如果中国国关理论是人文理论，那么就无所谓“普适性”。第二部分讨论什么样的理论才算是科学理论以及科学理论的构成。第三部分讨论如何能够在科学理论的建构中渗透进“中国特色”。最后是研究的总结。

一 社会理论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事实上，很多卷入“中国学派”争论的学者都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是否需要建设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取决于我们追求的理论类型是什么。如果我们坚持建设科学主义的国关理论，那么科学理论具有的普遍性就导致没有必要称呼它是“中国特色”，因而“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①

如果建设的是人文主义的国关理论，那么它的“中国特色”就使其丧失了普遍性，只能是中国学者的自娱自乐。可以看出，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科学理论还是人文理论，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换言之，“理论普世性”命题得以成立的哲学基础是科学主义，而“理论国别性（特殊性）”命题得以成立的哲学支撑则主要是人文主义。②

正是哲学层面的立场分野，造成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争论上的立场差别。更深层的问题则是，国际关系研究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这就涉及社会理论中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立场。前者主张，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模仿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的方法，才能取得像自然科学那样的进步，最终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后者主张，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与自然科学存在本质的差别，因此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

反自然主义认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本质差别决定了无法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然规律具有一致性，人们更容易发现它的存在，而且它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普遍有效的，而社会世界里则难以找到某种一致性，情况常常随着历史情境而变化，这就使得发现社会规律变得很难，甚至几乎不可能。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人具有的自由意志。由于社会科学要解释的不仅仅是一个接近无限复杂的个体（人），而是许多个这样的个体，并且每一个个体都找不到一模一样的副本。奥地利伟大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包利（WolfgangPauli）承认，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比物理学要复杂得多。在物理学中，我们可以假定每个电子都是一样的，而社会学家却无法享受这一方便。③

科学规律向我们暗示，无论发生怎样的情况，某种模式都能加以解释，并教会我们事物运作的方式。但在社会科学中，甚至微小的细节都能破坏“规律”，并决定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这些法则是否存在就令人怀疑了。①

正是人的自由意志导致了社会的复杂性，也带来了研究中难以克服的诸多困难。首先，实验方法的不可能。自然科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实验方法，能够通过人工控制的方式，观测各种条件下产生的效应。社会世界中既无法进行人工控制的实验，也无法进行比较观察，因为任何条件的产生都是唯一的。其次，人所具有的学习和记忆能力，导致社会就像一个有机体，随时都在创新和变化。真正的重复在社会历史中必然是不可能的，而这就意味着，人们必须预料到具有内在的新特征的事物将要产生。②

再次，“预言的自我实现”。在社会科学中，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主体与客体之间极其复杂的互动关系，使得预言甚至于可以造成它所预告的事件的发生。而如果不曾被预告过，那个事件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另一个极端是，对一个迫在眉睫的事件的预告又可以阻止那个事件的发生。③

自然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差别。他们甚至批评到，反自然主义具有“人类中心论”的色彩，将人与身边的世界故意区分开来。现代科学很多研究都表明，人类和自然界其他生物没有区别，人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遵循着同样的自然法则。④

既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它就必然有能力揭示出关于人类世界的全部真理。社会科学只是一门“年轻的”自然科学而已，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只是需要随着更高明技术和手段的产生来进行研究。据此，他们相信，社会科学仍然还在等待着它的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sKepler）和艾萨克牛顿（IsaacNewton）的产生。

对于社会规律的存在，自然主义者是肯定的。19世纪中叶的亨利托马斯巴克尔（HenryThomesBuckle）表达了对探寻社会规律的信心：每一代都有一些事证明是有规律可循、是可以预测的，而这些事在上一代人眼里却被认定为是无规律可循、无法预测的。所以不断进步的文明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越发让我们相信秩序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事或某一类事还没有简化成某种规律的话，那么到了现在，我们不应该再宣告说它们无法被简化成某种秩序，而应该让我们过去的经验引导我们去发现这些秩序，并且承认，很有可能我们现在认为无法解释的事，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得到合理的解释。⑤

实证主义先驱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与巴克尔的热情遥相呼应。孔德强调说：“人类社会的事件一定遵循着科学法则。”随后的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亚当斯密（AdamSmith），再到卡尔马克思（KarlMarx）都在寻找人类社会的“法则般”的模式。①

自然主义者同样坚持，社会世界的预测是可能的，只是相对而言精确度更弱，更需要做的是长期预测和大范围预测，短期而精确的预测是有很大困难的。正如卡尔雷蒙德波普（KarlRaimundPopper）认为，虽然预言的自我实现是社会科学的特殊之处，但是却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是不可能的，这种效果自身属于科学的处理操作内部的事情。所谓“俄狄浦斯效果”的规模和强度可以通过社会科学的实验来加以处理。②

同样，对于社会世界存在的偶然性，自然主义者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反驳的理由就是，生物学家已经学会了处理“偶然性”问题，进化的精髓在于偶然性。偶然性也并不妨碍生物学家预测的准确性。③

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根本差别是深刻的。知识（科学）社会学常常将这种差别归结为某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的差别，自然主义中饱含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理性和普遍性的诉求。不论如何，这种差别导致了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目的的理解上的不同。“在自然科学中，认识以理论或者各种规律陈述告终（理论或规律陈述则受经验的检验）；在精神科学（即社会科学）中，理论和描述只是用来作为对所理解的经历的表现手段”；“自然科学的工作方法，以‘构想’，以理论假说和事后的实验检验为特征；精神科学则以‘位置的调换’为目的，即把精神的具体化反过来运用于理解的经历中”。④

“解释”和“理解”分别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

自然主义者坚持社会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理论的普遍性；反自然主义者则坚持社会世界的人文研究和社会理论的特殊性。因而，在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争论中，不得不面对尴尬的两难局面。如果坚持国际关系研究的自然主义立场，则反对了理论的国别标签；如果坚持国际关系研究的反自然主义立场，则反对了理论的普遍性；如果“中国学派”的建设学习“英国学派”的做法，那么就只能坚持长期的自说自话，兴许有朝一日能像“英国学派”那样得到主流的大致认可；如果“中国学派”的建设学习实证主义的做法，那就淹没了创建“中国学派”的雄心。是否能够寻求一种既具有普遍性，同时又包含着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派”呢？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在于，理论的创造包含着理论建构和理论证明两个过程，理论证明遵循着普遍性逻辑，理论建构则遵循特殊性逻辑。在进入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回答的是，科学主义路径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样的？

二 理论及其构成

讨论理论建构与理论证明之前，有必要讨论一下什么样的理论才符合科学哲学的标准。尽管科学哲学经历了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再到反实证主义的发展过程，但是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主流依旧坚持广义上的实证主义标准，因此下文讨论的理论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理论。

理论是什么呢？波普尔说，理论是我们撒出去抓住“世界”的网，它让世界合理化，使我们能够解释它，并且支配它。①布鲁斯拉西特（BruceRussett）、哈维斯塔尔（HarveyStarr）和戴维金塞拉（DavidKinsella）对理论的定义则是：“理论是智识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梳理组织复杂世界的方式，帮助我们观察现象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詹姆斯多尔蒂（JamesE.Dougherty）和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RobertL.Pfaltzgraff，Jr.）则更明确地指出：“理论——任何领域的任何理论——是一种对某些有选择现象的通则性解释。”②

简言之，宽泛意义上界定的理论，指的是一种认知世界的图式和框架。由于理论的产生，世界才能有序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所理解。换言之，正如拉里劳丹（LarryLauda）所言，理论的作用就是消除歧义，把不规则性变成一致性，并且表明，所发生的事情总是可以用某种方式来理解和预测的。③

一般来说，理论常常包含两种不同类型：一类是非常具体的相关学说。这些学说可用来做出具体的实验预测，并对现象给予详细解释；另一类则是更一般的、更不易受到检验的几组学说或假设。例如，人们谈论的“原子论”、“进化论”等。④

上文所说的理论正是一般性理论，而前者则是具体的实体理论（substantivetheory）。在国际关系中，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是一般性理论，而像霸权稳定理论、民主和平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是分别受以上一般性理论启发的具体实体理论。一般性理论是一整套世界观和哲学观，提供了认知世界和社会的基本图式，它能够启发并指导实体理论的建构，告诉实体理论如何去寻找因果变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性理论很少直接接受经验检验，也很少存在判决性实验直接推翻一般性理论。更多的是实体理论接受经验检验。而那些受到一般性理论启发的实体理论，能否成功地通过经验检验，也常常能够影响一般性理论的影响力。下文讨论的焦点是实体理论。

建构理论的基础是经验现象（事实），经验现象所呈现的规律性呼唤理论能对此提供某种解释。为此，理论家需要提出尝试性的假说对此进行解释，通过将那些令人困惑的现象看作是隐藏在它们后面和下面的实体和过程的表现。这些实体和过程同时被假定为受特有理论定律或理论原理所支配。借助这些理论定律和理论原理，人们可以解释先前已经发现的经验一致性。①

与此同时，理论家还需要从假说中推导出一些适当的检验蕴涵，并用观察和实验检查这些蕴涵。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严格遵循了这一模式。它所要研究的经验现象是：（1）国际体系中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均势）；（2）不同国家行为体的相似行为。因此，华尔兹强调结构现实主义不研究以下三个问题：（1）具体的事件（如一战）；（2）某个国家的外交政策；（3）相同条件下国家的不同行为（因为这需要诉诸国内政治理论，而不是国际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解释均势反复出现的规律，所依赖的理论实体是“体系结构”，过程是“竞争”与“社会化”。结构与过程隐藏在均势现象之后，能够操纵着这一现象的反复出现。之所以能够如此，还有赖于三个理论定律或理论原理：（1）国家是理性行为体；（2）国家的目标是生存；（3）结构现实主义还从理论中推导出一些检验蕴涵，如不同结构如何影响经济相互依赖、国际治理等。

通常而言，理论的建构过程包括了四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提出假说；（3）从假说中得出推论；（4）验证推论。

第一，问题的提出。劳丹说，科学本质上就是解决问题的活动。②科学进步就是把反常问题和未解决的问题转变为已解决的问题。对于科学理论而言，所要解决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是经验问题，指的是使我们感到奇异的事情或者需要解释的事情。而所有的经验问题都是在一个确定的探究背景内出现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由这个背景所限定。③

例如，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苏联解体至今已二十余年却没有形成对美国明显的制衡？之所以会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国际政治体系必然要回归到一种权力均衡状态，这是国际政治中的规律。而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明显背离了这一理论的预期。因此，它构成了一个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解释的问题。①

第二类是理论问题。换言之，亦即已有理论内部的逻辑冲突引发的问题。例如，按照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运动”理论，重的物体下落得快，轻的物体下落得慢。伽利略（GalileoGalilei）则据此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将一个重物（铁球）和一个轻物（纸团）同时下落，那么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重物肯定比轻物下落得快。如果将二者绑在一块，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一方面，绑在一起的两个物体构成了一个新的更重的物体，因此它的速度应该比铁球还快；另一方面，两个不同下落速度的物体捆绑在一块，快的物体必然被慢的物体拖住，这样绑在一起的物体只能达到一个平衡速度，这个速度比铁球的速度更慢，但是比纸团的速度更快。那么究竟是哪个速度更快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无法解答的。换言之，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事实是，下落速度跟重量没有关系。②

第二，假说的提出。假说是通往科学理论的必要环节。它是试探性地对问题做出的解释，同时也做出试探性的预测。假说的基本特点是：（1）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建立在已有的科学规律和实验事实的基础上，并且经历了一定科学论证，不会轻易被论及同样问题的其他假说所反驳；（2）具有推测和假定的性质，有待进一步实验检验和理论论证。③

正如胡适名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样，假说的提出需要大胆的想象和创造性直觉。虽然知识背景与经验对于提出假说很有影响，但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灵感和直觉也常常能够带来创新性的假说。提出假说并没有完成任务，理论家在提出假说之后，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些假说，不仅要从中演绎出同类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还应该演绎出不同类的事实，以便对这些新事实做出科学的预见和解释，并通过观察和实验检验这些预见，以确证这些假说。④

按照卡尔亨普尔（CarlG.Hempel）的观点，任何科学理论都是大胆的猜测。他说：“由于科学的理论仅是尝试性或猜测性的假说，因此任何理论，不管它曾获得何等成功，也不管它曾经受何等严格的检验，它们都可以被推翻。”⑤

第三，从假说中得出推论。发明假说之后，需要将它进行经验检验。除了看看这假说是否能够解释先前收集的经验事实，更重要的是从假说中引申出新的检验蕴涵，并用适当的观察或实验检验它们。如果一个陈述或一组陈述至少在原则上是不可检验的，换句话说，如果它根本没有检验蕴涵，那么，它就不能有意义地作为一个科学假说或科学理论被提出或接受，因为没有任何经验性发现能够与它符合或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它与任何经验现象都没有关联，或者像我们将要说的那样，它缺少经验意义。①

当设计一个假说来解释某些已观察到的现象时，当然要这样地建构它：使它蕴涵着那些现象的发生，因此，被解释的事实就组成假说的确证证据。如果一个假说又有“新”的证据（假说提出时还不知道或未被考虑到的事实）确证就最好了。自然科学中许多假说和理论确实得到这样的新现象的支持，从而使它们的确证大为加强。②

第四，验证推论。通常检验推论要遵照这一模式：给定检验条件，观察结果的产生。通常形式是：如果条件C得到满足，那么E类事件（情况）就会发生。实验检验方法则是通过保持相关因素恒定不变，只改变其中一个因素，来观测结果是否发生变化。推论的验证遵循着严格的逻辑，它是一套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和结果。例如，汉斯摩根索的理论指出：所有国家随着权力变大，国家利益的追求也会随之增大。要验证这一假说，我们可以推导出这一推论：如果这一假说是真的，那么中国的权力增大也会伴随着利益追求的扩大。经验证据表明，中国权力增大并没有利益扩大。那么根据逻辑，这一假说就不是真的。反之，经验证据表明，中国权力增大确实也伴随着利益追求的扩大，但是按照逻辑这一经验结果却无法证明摩根索的理论是成立的。③

当然，这一例子过于简化。事实上，很多研究都有很多辅助性假说，这就使得检验假说更加困难。简言之，理论是对经验现象和理论问题的解释，它遵循问题——假说——推论——验证的四个过程。海王星的发现就是这一假说-演绎模型的典型例子：1781年3月3日，英国著名天文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赫歇尔（FriedrichWilhelmHerschel）发现天王星以后，世界上一些天文学家根据牛顿引力理论计算天王星轨道时，发现计算的结果总与实际观测位置不符合。这就引起人们思索：是牛顿理论有问题，还是另外有一个天体引力施加在天王星上？1845年，一位年仅26岁的英国剑桥大学青年教师亚当斯（Adams），通过计算研究认为在天王星轨道外还有一颗大行星，正是这颗未知的大行星的引力，才使理论计算和实际观测的位置不符合，并且他计算预报了这颗未知大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然而，他的预报没有引起有关天文学家的重视。同样，1845年夏季，法国天文工作者勒威耶（UrbainLeVerrier），也独立地通过计算预报了天王星轨道外这颗未知大行星在天空中的位置。

德国柏林天文台台长伽勒（GalleJohannGottfried）根据勒威耶的预报位置，于1846年9月23日果然发现了这颗大行星。其发现位置与勒威耶预报的位置仅差52分，与亚当斯预报的位置仅差两度27分。因此，科学家们都认为，海王星的发现首先是这两位青年人的功绩，当然也肯定了伽勒的观测成果。海王星的发现是牛顿奠定的天体力学的辉煌成果，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典范。①

三 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上文对科学理论及其构成进行了讨论。这是中国学派讨论的核心所在，也是讨论的前提：必须明确大家到底在争论什么。明确这一点之后，我们将讨论如何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笔者的核心观点是，在理论的建构过程中，提出假说阶段是发展中国学派的可能性存在的地方。最根本的原因是，假说的提出遵从的并非普遍性逻辑。为了避免混淆，需要说明的是：假说和理论犹如一对伴侣，理论的形成必定以假说为先导，有假说的成功才能产生科学理论。假说同理论的区别在于二者被实验确证的程度，而不在于它们的结构与功能。假说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形式之一。假说是较低程度确证度的理论，而理论是较高确证度的假说……一言以蔽之，假说与理论没有严格的区别，只有可确证程度的差别。②

逻辑实证主义者汉斯赖欣巴哈（HansReichenbach）在“发现语境”（contextofdiscovery）和“辩护语境”（contextofjustification）之间做出了区分。“发现语境”包括所有产生科学理论的“外在”（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等）要素，“辩护语境”则只关系到建立在公正观察基础之上的理性计算（rationalcalculation）。科学发现是一回事，对科学理论的证明则是另一回事。在这两种语境之间做出区分推进了如下观点，即：无论科学理论是如何被发现的，它们都只允许被可获得的证据的准确推理所证明或反驳。在理想状态下，这种推理指的是遵循演绎逻辑的规则。③

正因为如此，假说的发现是一种主观的、心理的过程，不受精确规则的支配，而假说的证明则是一个客观的逻辑问题。④

逻辑实证主义者普遍接受两种语境的区分。正如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亨普尔所说，科学家在努力寻求他的问题的解答时，可以自由发挥他的想象，而他的创造性思想的进程甚至可能受到科学上有疑问的想法的影响。例如，开普勒研究行星运动是由他对数的神秘学说和证明天体音乐的爱好的兴趣引起的。然而，科学的客观性是由这样的原理维护着，即虽然在科学中假设和理论可以是自由地发明和提出的，但只有当它们通过批判性的审查（这种审查尤其包括用细致的观察或实验核查适当的检验蕴涵）时，它们才能被接受进入科学认识的主要部分中。①

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也指出，科学家的工作是提出和检验理论。在最初阶段，设想或创立一个理论。波普尔认为，既不要求逻辑的分析，也不接受逻辑的分析。一个人如何产生一个新的思想，这个问题对于经验的心理学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科学知识的逻辑分析来说，是无关的。科学知识的逻辑分析与事实的问题无关，而只与正当或正确的问题有关。它的问题是：一个陈述能被证明为正当的吗？假如能够，则如何证明？它是可检验的吗？这个陈述在逻辑上是否依赖于某些别的陈述？或者与它们相矛盾？②

每一个科学发现都包含“非理性的因素”，或者是亨利柏格森（HenriBergson）意义上的“创造性直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也说过类似的话：“探索高度普遍性的定律……从这些定律出发，用纯粹的演绎就能从这些定律获得世界的图景。达到这些……定律并没有逻辑的通路，只有通过基于对经验对象的智力爱好的直觉，才能达到这些定律”。③

显然，逻辑实证主义的大师都接受了这一划分。而且他们还鼓励在假说提出的阶段能够进行富有创新的大胆猜想，认为从资料过渡到理论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科学假说和理论不是从观察事实引申出来的，而是为了说明观察事实而发明出来的。它们是对正在研究的现象之间可获得的各种联系的猜测，是对可能是这些现象出现基础的一致性和模式的猜测。这类“巧妙的猜测”需要巨大的独创性，尤其如果它们与科学思想的通常程式偏离很远的话，就更是如此。④

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肯尼思华尔兹显然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说到，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呢？最好的、也是最简短的回答就是理论是被创造性地创立起来的。……最漫长而痛苦的不断探索与错误并不能导致理论的创立，除非在某一时刻智慧的灵光闪现，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观点在脑海中浮现。你无法说明灵感从何而来，观点又是如何诞生的，但你知道它们是与什么有关的。⑤

正因为理论假说的提出并非严格的逻辑，是非理性的过程，因此使得中国要素的渗入成为可能。任何中国人对问题的思考，必然要带上中国文化与思维方式的烙印，由此提出相关理论假说，经由验证而成为理论学说，最终将刻上“中国”印记。如此，“中国学派”才能完成它的建构。对于理论发现的语境，人们常常谈到的是灵感和想象，还有一种方式是构建理论假说中常常运用的重要方式——隐喻——而这一方式无疑与不同文化生活的体验息息相关。所谓“隐喻”就是把一个领域的概念投射到另一个领域，或者说是从一个认知域（来源域）投射到另一个认知域（目标域）。①

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是人类认识事物、建立概念系统的一条捷径，是一种概念化的方式，是人类赖以形成、组织和表达概念的手段。②

隐喻的本质特征是：它基于相似性或者类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和观念世界之间建立对照关系或对应关系。简单说，隐喻就是我们用一种熟知的对象或者境况的词语隐喻地去谈另一个不熟知的东西的图像，为的是力图把握它和理解它。③

人们的隐喻思维及其概念体系来自于生活经验，总是用熟悉的物体结构概念去对应陌生的、主要是非物质结构的抽象概念，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认知手段，这种手段始终伴随着人们认知世界的过程；这样一种认知策略和概念模式，反映在语言符号序列中就是作为修辞手段隐喻的使用。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国际关系学者都在大量使用一系列隐喻作为构建世界政治理论的手段。④

国际关系在某些情况下，依靠隐喻简化并清楚阐明研究目标，这几乎是研究者本能的趋向。新隐喻能产生新理论，鼓励对复杂问题进行创造性思考。而有意这样使用的隐喻，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能够用经验证据加以评估、评价的分析模板。⑤

以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为例，他一再声称国际社会就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国家则相当于市场中的企业。企业以利润为目标，各个独立企业的逐利行为造就了一个市场结构（例如寡头垄断），同时市场结构也制约了企业的选择。

隐喻是我们思考如何建构理论时重要的路径之一。同时，在理论的构建中如果恰当地使用好的隐喻，就常常使理论本身更具有说服力。正如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在阐述“双层博弈”（Two-LevelGame）理论时就明确说，双层博弈只是国内－国际互动的一种隐喻，虽然这种隐喻本身不是理论。他非常赞同马克斯布莱克（MaxBlack）的观点：“每个科学都必须首先从隐喻开始，最终以数理（algebra）模型来呈现。没有隐喻，就不可能有任何以数理模型来表示的理论”。①

换言之，隐喻的思维方式是创造理论的重要方式，而不同文化下的人具有的隐喻思维是不同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显然与西方不一样，这种差别必然在理论构建中落下烙印，这是“中国学派”成为可能的根本原因。而“中国学派”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因为它依赖的是理论证明的普遍性。

四 结语

本文对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这一问题做出了新的回应。这场争论尽管声势浩大，但是最终却没有形成共识。原因可以归结在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没有思考需要的国关理论是哪种理论？人文理论还是科学理论？如果寻求人文理论则牺牲了理论的普遍性，如果寻求科学理论则没有必要谈“中国”特色。

其次，如果寻求的是科学理论，那么它是什么样子的？争论中缺乏对科学理论的明确定义和理解。最后，如果寻求的是科学理论，如何才能够实现“中国”特色的存在？本文对这三个问题依次进行了回答。结论是，即便寻求的是科学理论，“中国学派”也依旧是可能的。本文不足在于，没有进一步讨论如何在假说提出这个阶段融入中国思维。②一方面既是作者对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这仍旧是一个更富有挑战性的开放研究，期待更多研究者的参与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