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8日，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暨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2013）颁奖典礼在武汉大学举行。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黄达教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高票获得2013年“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本文为黄达教授的获奖致辞。黄达认为，经济学人的武器是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并提出了自己对经济学建设的看法。
感谢大家参加我的颁奖大会。
请允许我先向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次我获奖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在中国的经济学界，最早给予肯定并加以推介的是武汉大学经济学院已故的知名教授曾启贤学长。他与经济学院老院长谭崇台教授，在我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1984年出书不久，就约我到武大讲学，讲综合平衡。1986年，我以这本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年度著作奖”，应与武大经济学院同仁的鼓吹不无关系。今天，在二十七年之后，又荣幸地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好像是天意，怎么这么凑巧，竟然在武汉大学授奖。我想曾启贤学长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我这次获创新奖，联系前五届的创新奖，使我一再回忆起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岁月。那时，大目标已定：要富裕的社会主义；而要达到彼岸，没有现成道路，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学界在选择过河路线，如引入市场机制，在选择起步应该登上哪块、哪几块石头，如联产承包、如价格改革等等方面，不顾社会政治生活中依然充斥着的许许多多的禁忌，激情满怀地议论、讨论、争论、辩论，应该说，为改革开放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无愧于祖国对我们经济学人的期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刚刚闭幕的再次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走过三十五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世界共睹，而且发展的势头仍将持续；人民生活今昔对比改善甚多，而且依然在继续改善。可是，在前进中，经济里的问题更多了。社会的不协调，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是日益减弱而是日益多发。改革开放不久就出现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歇后语，而现在更增强了对抗的色彩。人们的通常想法：经济发展了，矛盾会越来越少。其实，矛盾越来越多却勿宁说是现实的规律。同时，在闭关锁国刚刚被突破的初期，主要关注的是国内问题。
现在国门大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球化的大循环之中。“中国制造”好像神话似的在国际市场上打出了不小的一片天地，可是现在却面临必须及时调整战略以站稳阵地的严肃挑战。我们抗拒了1997年始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世界金融大震荡，那么我们在建立国际经济联系中应该选择怎样富有弹性的机制，应该准备怎样的应急对策，以应对再次的冲击，成为重要课题。国际上一方面承认乃至欢迎中国经济的崛起，但同时则时时唱衰中国经济并处处设防、围堵，以至实际上我们经常处于“突围”的紧迫态势之中。这又必然要求我们关注国际经济合理秩序的重构和争取必要的话语权。如此等等，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说明，中国经济学人要为继续深入改革开放，要为振兴中华承担更为艰巨的任务。
经济学人的武器是经济学，是经济理论。在这里，想讲一点对经济学建设的看法。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经济学准备大体是：（1）中国几千年来本民族积淀的经济理论，这在当时已经是许许多多年不被看重的理论，但不被看重却实际上不可能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全然清空；（2）第二次大战前从西方引进的现代经济学，其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迅速掌握了当时年轻的一代；（3）建国后统治并实施了多年的计划经济理论；（4）改革开放开始，再次全力引进的在二次战后迅速发展的西方现代经济学。那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就好像装备着从大刀长矛、到汉阳造，到卡宾枪这些杂牌武器的一队士兵，但凭借着振兴中华的热情，凭借着贴近、熟悉自己生存的土壤，凭借着从实际出发，科学求实的指导思想，奉献了一系列有关改革的路径和对策的建议。
今天，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在可以全面吸收全世界经济学成就的环境中，我们经济学的建设的确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就。我们对经济过程的分析细化了；实证研究使我们对数量的把握准确了。然而面对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困惑，无论是国内的，还是世界的，却往往使人感到深入本质、高屋建瓴的理论剖析不怎么多见。似乎精良的经济学武器还不如过去杂牌武器那样趁手。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于还没有把外国的东西学全、学透。学全、学透是一个过程；何时学全、学透恐怕也难以说清。不过，学全、学透的顶点也许可以理解为达到与国外经济学人一样的水平。可是，极其现实的是，许许多多世界的经济问题，许许多多中国的经济问题，好像顶级的、治学严肃的国外经济学人，也常常处在云笼雾罩之中，——不在于存在分歧的见解，而在于认识、论证、对策经不起推敲，用之于实践，常常显得空泛、偏颇，把握不住要领。是否可以这样判断：不在于中国经济学人没有掌握好经济学的武器，而是面对当今世界的新发展、新课题，世界的经济学，显出有点迟钝、有点保守、有点缺乏锐气，需要进一步提升。
比如，如何指导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三中全会指出的深化改革的重点和核心。大家都知道，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中国是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走出来的：市场进入经济而原来全部管辖经济的政府保留有相当的阵地。于是有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市场经济国家，它们奉之为圭臬的是政府应该被屏蔽于经济之外，可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不仅没有把原来政府在经济里的阵地扫荡干净，反而竟然没有阻挡住政府的强势进入。这就是说，政府与市场纽结在一起的经济形态覆盖了全世界。对于这样的经济形态到底应该如何看：它只是一时的扭曲并终将回归经典的市场原则，还是前进中不可逆转的必然；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形态，还是将会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阶段？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是只可能有唯一的解，还是面对不同条件可以有并行的解；客观世界是只允许唯一的发展道路，还是不仅允许而且需要不同发展道路的并存？应该说，通过实践和研究，人们的认识确在不断深化。
然而，却总感到很难提纲挈领地把握这这种经济形态的本质。也许可以这样类比：我们对市场经济有一个最简要、最本质的理解；对计划经济为什么要取代市场经济也曾有一个最简要、最本质的理解；同样，对计划经济为什么又败在市场经济面前也有一个最简要、最本质的理解。可是，对政府与市场总是纽结在一起的这个经济形态，在经济学里，却还罕见沿着经济学经典的逻辑思路作出的推导、论证。好像在经济学这个圈子里，对当前的具体矛盾常常投入大量精力发表议论，制定对策，而同时，却缺乏探索建立经济理论模型的热情。当然，面对现实矛盾，投入大量精力研究是完全必要的；但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于增强前瞻能力和全局观点更具有基础意义。是否可以说，重视对策性研究却漠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倾向，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都知道，对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争，对于有没有“北京模型”之争等等，虽然花费了大量笔墨，但非此即彼的议论颇多，偏执的观点极为强劲，却罕见透辟的学理剖析和启发思路的辩证思维。
再举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如新的世界金融体系，新的世界货币体系，说说设想容易，但设想的模型是不是能够实现的模型，如果并不确定，那么如何摸索过渡措施？不仅由于大国的利害冲突难以形成共识，而且也缺乏结合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剖析。纵然有些深入的思考，好像也没有受到重视。
这类问题显然不是制订几个计量模型能够解决的；同样，也不是简单重复经济学本身那些论证了几千年、几百年的规律、原理所能解决的。这里需要的不在于细枝末节，而在于提升指导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在于寻求在哲理、宇宙观、方法论这样的指导思想层面要有新的突破。
当今，统治世界的现代经济学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的锐利进取精神给我们深刻印象；但经常处于传统思维和认知的惯性之中，也会滋生固守和片面。如果我们中国学人把东方文化的精髓，作为哲理性的指导思想，引进现代经济学，是不是有助于推动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高度，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当然，近几个世纪，西方文化传统席卷全世界，而中国的东方文化传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败走麦城。败，虽然使中华文化顿失光彩，但决不意味着它本身的彻底否定。几千年的积淀怎能没有真理性的内涵？而且在中世纪，正是这样的文化及其指导的经济理论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问题是停滞使之落后――可能就是经常处于传统思维和认知的惯性之中而停滞，而落后。但痛定思痛，在虚心学习战胜者文化优势的同时，认真再认识自己传统文化精粹的努力，一直不绝如缕。近些年，一改民族自卑和领导忽视的状态，重视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研究，重视了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并有不少研究成果。比如，中国文化的思维方法注重全面与综合；比如，中国文化面对多元的客观，强调亲和，融合，强调“有容乃大”，等等。
我自己缺乏探索这样高层次问题的必要素养。但不少观点于我心有戚戚焉。自己读古书也时有领会。如太史公司马迁，面对诸子百家，在论“六家之要旨”时，首先引用《易?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肯定六家都是“务为治者也”。到了班固，又明确论断：“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他们开阔的视野，择善而从的广阔胸襟，是不是代表我们文化传统的典范？无论如何，中国的东方文化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长处，应是毋容置疑的。外国人说，中国人过分固守意识形态，这也许并非空穴来风；但多年的体会，西方人的意识形态情结――放到历史长河中或许可以称之为十字军东征情结，也极其根深蒂固。撇开偏见，以科学求实的准则要求，至少应该看到东西方文化传统之间实际存在着互补的关系。
如果这样的认识可以成立，那么中国的经济学人，努力把东方文化的精粹，作为指导性的理念，引进经济学的研究、探索，一定可以推动世界的经济学跨上一个新的，更有活力，更能指导实际，更能引领实践的高度。
我认为，这是应该开拓的路！
说了一些自己思考了许久但至今也总觉得尚未条理清晰的想法。讲出来，请大家评论。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