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公报、决议发布后，舆论场随之呈现万花筒般的众说纷纭。这是利益分层、媒介纷繁的展演。笔者归拢几种代表性的“另类”评议，借此管窥国中思想知识界以及一般民众对决议等的态度与看法。
一、媒体人的“另类”声音。有别于宣教话语，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人普遍认为本次决议和改革趋向保守。
国内知名媒体人笑蜀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称：三中的大致意图有三，首要的一个意图是集权，两个层面的集权，从地方集权到中央，再集权到个人；第二个意图是固“体”，即巩固政权，巩固共产党统治，这也是两层集权的初衷；最后一个意图，则是改“用”。所谓“用”，相对“体”而言，体的问题绝不松动，不谈判，不妥协。但除了“体”，其它统统都只是“用”，可以让步，可以改。最后文末点睛：要么统治溃败，要么下最大决心突围。这就是三中全会面临的十字路口。三中给出的答案，则是确立所谓元首体制，以此启动所谓“全面改革”，救党保权。
国内独立政治评论员丁咚11月22日为联合早报网撰文说：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两个标志性会议相比，“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没有重大的和原则性的突破，却在每个关键领域都进行了趋向保守的制度设计。在政治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但却以协商民主和基层民主，架空了公民自由选择政府、全面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的实实在在权利；在社会领域，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却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排除了政治性公民组织存在的可能性；在文化建设方面，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但在实际内容上却是“加强管理”和诸多限制，包括确定发展方向和某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特别是强调对公共舆论的管制等。
媒体人、《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宋志标在微信撰文《被颠覆的“改革话语”》，不屑一顾地把公报里的“改革话语”贬为一个字——“蛊”。言曰：改革话语近乎被宣布死亡，不改革的浮云再也不能遮望眼，越抱紧“改革话语”的，越成为保守落后的。一旦民众主动切断改革话语与心理扰动的联系，不再感受他，改革话语的颠覆就算完成······从三中全会公报遭到的反应看，那层改革话语的包装纸已经融化了。它再也不能成为用之不尽取之不竭、随时烧来安慰民心的万用符咒，它像枯枝败叶一样失效了。许多人、许多群体再也不受其干扰，自顾自地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业，在话语坍塌的地方，树立可作为其它基础的主体性。
二、知识界的“异质“声音。一如既往，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念兹在兹的仍是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借镜西方体制文化，将之映射当前的决议与改革，表达失望情绪。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学者刘瑜11月13日在微博评议三中全会公报：难以说服自己去分析所谓全会公报或读此类分析，迫使民众对自己国家前进的方向只能做抠字眼式的分析（“这个提法是新的”、“那个语气加强了”），是这个制度对人系统性羞辱的一部分，实在难以吞咽这种羞辱。再说在他国，分析政治是为了影响它，在此国他们端出来什么你就得吃什么，这么热切地分析远处那个锅盖底下到底是什么有啥意义呢？
香港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丁学良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三中全会后的“落虚”vs 落实》，文曰：起草和审定《决定》的人应该被打板子——你们为什么不响应广大中国人民包括部分体制内的呼声，真干实做的开放政治体制、跟上民主化的潮流？······没有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基层的正能量输入，再好的顶层设计都会走样。只有通过提高透明度，顶层的设计以及相应的指标管理，才不至于被那些竭力抵制富有进步意义的改革目标的利益集团给扭曲和消解掉······出台“60条”是好的，又是不够的，还得配备以切实的、与时俱进的推行措施。降低“60条”主要目标被“落虚”的机会，增加落实的动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财经网撰文《中国转向新加坡》，文中要点：三中全会显然决定采取新加坡式的方针--自由市场经济和专制政权相结合。中国的规模和复杂性远甚于新加坡，因此中国政府追求新加坡模式以及对一切社会动荡采取高压手段最终会破坏经济活力。
著名社会学家孙立平在共识网发文《本次改革与上次改革差异》，撮要如下：这次三中全会改革发起者表面上看是上层，实质上是红二代，目标是保江山；释放的改革红利受益者不同有限，上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受益者是所有不满于贫困的人，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迅速造就受益者，高考，回城，落实政策，长工资提粮价，但这一次没有这么多本钱；本次改革始于舆论打压，包括对改革的阐释都是浓浓的八股和教条。这不仅局限了选择的空间，也弱化了改革的动力。
三、一般民众的核心关注。多数民众较为关注涉关自身利益、民生方面的改革议题。随着学识、视野的扩大，部分民众开始分配注意到政治权利方向。以《新京报》为例：
新京报11月23日“京报调查”(新京报《评论周刊》与优数咨询联合推出)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此次改革可能遇到来自地方政府、国企及垄断行业的阻力。认为有一些领域的问题如户籍制度改革，官员财产公开等觉得不够彻底。75.4%的受访者选择“涉及官员个人权力和利益的公开透明，反腐依然有难度”，66.1%的受访者选择“市场起决定作用，一些被‘削权’的政府及部门会阻挠”，57.4%的受访者选择“涉及利益调整的国有企业及垄断行业的反对”。
FT中文网《读者来信：我眼中的三中》一栏中，读者romabdwy说：觉得（村民自治选举）现在应该是慢慢向乡、区一级过渡。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的实现民主以及民主监督，让人民实现自己的权利······大部分的上访和冲突都是由于土地未确权引发的，如果土地是私有制的话，那么类似的问题会减少很多······。
读者蒸蒸期待三中全会能关注 “穷二代”问题，鼓励年轻人可以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认为作为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难以承受的高房价、高房租、家乡父母的养老、子女的入学...没户口、父母没积蓄、没关系，只能挣扎在社会最底层，成为最边缘的一群人。另一位读者亚凯说：于我，对这次会议，期待是司法独立的实现，正如坊间所传，将法院抽离地方，让法院能够真正名副其实，承托起民众的期望，成为公平正义的切实守护者。
最后说两点笔者的感想和陋见：
一、决议与改革如果沦为表演性舆论，被官制媒体和地方基层作为政治正确的表达和忠诚宣示的比赛，改革话语自我循环、空转，无法侵入与改造民众的生活实感世界，那么就真的是“改革已死”了。
二、爆破和清除改革的表演性舆论，最需要的是媒体和网络对公正平等价值的坚持和全面深入的求索，最需要的是那种不看怎么说、而看怎么做的深入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