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英美国家的女性主义者，还是美国亚裔男性批评家中的修正派，都有一种“褒”言说、“贬”沉默的倾向。似乎只有言说才意味着自信与自我，沉默则总是代表着被动、消极、否定与空白。在美国华裔学者张敬珏看来，不论是言说还是沉默，都是双刃剑，也都有其复杂性。语词可使言说者自由，亦可将其胁迫、歪曲与控制。同样，沉默有可能使沉默者“去”能（disable），亦有可能为其“赋”能（enable）。当族裔和性别身份与言说或沉默缠结在一起时，这种复杂性便更加突出。

在多部小说中，美国当代华裔作家张岚都将言说与发声明显“前置”，并热衷于挖掘其中形形色色人物滔滔不绝的喧哗之声，这也使她备受主流批评家的关注。然而，她对沉默的文学式呈现同样微妙与深刻，这一点却被大多数的批评家忽略。尤其是与作者具有特殊亲缘性的《鬼节前夕》，不仅展示了沉默与言说之间颇具戏剧性的张力，更是集中呈现了沉默的多重性与复杂性。

一

乍看起来，《鬼节前夕》是一部充满了喧哗与骚动的作品。大女儿艾米莉用身体各部分（不论是口舌还是腿脚）发出的各种暴力十足的噪声。不绝于耳，几乎贯穿小说始终，不论对小说的其他人物还是读者都造成了一种强烈、直接的压迫感。

然而，事实上，与艾米莉显性化，指涉也更为单一的噪声相比，她在人生转折点的数次沉默却微妙地体现了她内心更为隐秘，但也更为真实的另一面。可以说，与喧嚣的噪声相比，她的沉默同样（或者说更加）喧嚣。

艾米莉的第一次沉默，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当时，她的母亲已去世，艾米莉一家人刚刚以华人传统的佛教仪式超度完她的亡魂。艾米莉坐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一言不发。

从表面上看，这里的沉默似乎是之前肃穆的宗教仪式的某种延续。然而，事实上，艾米莉对华人的传统宗教并无兴趣，她只是不得不走完这个流程而已。她在葬礼之后的一言不发，更多体现的是她“哀莫大于心死”的精神状态，这与她如“庙里的菩萨”一般僵硬的肢体形成了极为恰切的对应。可以说，与之后的言语爆发相比，此时的沉默更为强烈地“言说”着艾米莉暂时的压抑，却愈发积聚的不甘与愤怒。在她看来，正是由于父亲过于愚昧与保守，不去找美国医生给母亲做手术，才造成了母亲的不治而亡。无论如何，她都不会原谅父亲。

另一方面，艾米莉的一言不發，恰恰是为了反衬她剧烈的心跳声。在她的小妹克劳迪娅听来，这怦怦怦的声音充满着愤怒。之所以她能够听得如此清晰，是因为艾米莉的心脏正好贴在克劳迪娅的脸颊之上。脸颊无形中起到了扩音器一般的作用，将这种愤怒无限放大。而彼时尚幼的克劳迪娅，对于这种愤怒声音的陌生与不解，以及随后表现出的严重不安，也进一步强化了艾米莉心跳声的暴力属性。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对艾米莉心跳声的描述，暗合了约翰·凯奇在《沉默》一书中对消音室沉默体验的描述。在进入消音室之前，凯奇以为自己会感受到某种绝对的沉默无声。然而，在真正进入之后，他却意外地听到了两种声音。后来，他才知道，这两种声音中的一种恰恰就是自己的心跳声。在正常情况下，人不太可能会特别注意到这种声音。然而，恰恰在看似绝对安静的环境中，这种被习惯性忽视的声音反而被重新发现与感知。

二

艾米莉的第二次沉默，发生在她与父亲一次决定性的对抗与争吵之后。希望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的父亲决定活在现实中，所以将大量精力都用在了实验室的科研工作以及相关的社交上。然而，他在家里举办的一次次聚会却让艾米莉与他的关系再度紧张起来。在艾米莉看来，之前“该”去找这些美国佬去救母亲（因为他们确实在医学科技上更为发达与先进）时，父亲却做出了错误的“不找”决定，让母亲白白错失了可能的生机。如今，父亲又在“不该”找的时候一次次地“找”他们过来，试图通过取悦、逢迎、拉拢的方式来获得这些美国人在情感与事业上的认同、支持与提携，这完全就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在这些多半是欧裔的美国人看来，亚裔人根本不是真正的美国人。这种长期建构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差异与对立，不论是以显性还是隐性的方式，始终顽固地存在于美国社会中。当父亲“强迫”艾米莉留在家里接待这些客人时，她终于爆发了。她不仅毫无顾忌地骂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不值得自己敬重的蠢货，更是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颇为伤人的心愿—“我多希望死的人是你，而不是我妈。”面对艾米莉向自己的权威与颜面发出的如此不留余地的挑战，父亲的回应却是非常无力的—他犹豫地将手够向她飞起来的辫子，似乎是要安抚艾米莉，抑或是安抚自己（需要抓住一个东西来让自己的内心恢复平静）。然而，在艾米莉看来，这仍然是占据父权优势、高高在上的父亲要以强力来惩罚自己的姿态。她尖叫一声，逃进了自己与克劳迪娅共有的卧室里。除了与妹妹之间偶尔的只言片语之外，她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始终保持着沉默。

与第一次的沉默相比，艾米莉这一次的沉默更为复杂。首先，这当中有一些愤怒的成分。虽然之前巨大的话语宣泄已经将她的怒意释放大半，但她心中的“余”怒仍然难消难解。其次，虽然父亲的“回击”并未伤艾米莉分毫，也未打算伤她分毫，但这种颇具威胁性的姿态仍然让她刻骨铭心，无法释怀。她再也不能容忍父亲以后对自己再发出任何命令，或者做出任何可能的规训与惩罚。只要他们还同处一室，就不能消除这种种的可能。因此，她在心里默默地做出一满十八岁便离开的决定。可以说，她此时的沉默完全是理查德·L. 约翰森式的—对自己“独立”意识、“自我独特性”的确认与加强。

同样，艾米莉在言语上的沉默再次与她一次次由肩膀与胸部的起伏产生的声响并置在了一起。这一次，能清楚地听到这一“巨”响的人，仍然是克劳迪娅。只不过，如扩音器一般将这一声响放大的，不再是她的脸颊，而是她的手。克劳迪娅听/ 摸到了无可慰藉的艾米莉让她备感恐惧与陌生的某种东西—一种只有人在身体成熟、心灵走向独立时才有的东西，而她自己是没有的。

三

艾米莉的第三次沉默，再次发生在葬礼时分。只不过，这一次不再是她母亲的葬礼，而是她父亲的葬礼。从旧金山赶回纽约奔丧的她，在近三个小时里，几乎一言未发，而是与克劳迪娅一起安静地整理起多年未办过聚会，已经有些乱糟糟的客厅，并小心翼翼地掸去家具上的灰尘。

艾米莉此时的沉默里，仍然有一种直觉式的愤怒。只不过，这一次的愤怒指向的不仅仅是她的父亲，更是她自己。她那被自己咬烂、清晰可见的指甲，可被视为这一沉默的最好旁注。对于艾米莉来说，父亲是自己生命中一个颇具悖论性的存在。一方面，他是自己永不原谅、永远怨恨的对象；另一方面，对他的不原谅与怨恨却也成为父女间虽颇为病态，却又真实有力的羁绊。她的恨有多深，她的爱（或者说“在意”）便有多深。不过，随着父亲的离世，这种羁绊也不复存在，她顷刻间便失去了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无人可恨的她，便只有将这份恨意指向自己。

当然，除了愤怒，艾米莉这一次的沉默也隐藏了某种忏悔与反思（虽然倔强的她始终拒绝公开承认）。其实，从一开始，她便清楚，对于父亲来说，自己之前决绝的离开无疑是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他的心里撕开了一个巨大的、永远无法被缝合的缺口。正是由于她决绝的出走，只剩下克劳迪娅与父亲两人的这间公寓才变得如此死寂。这里固然再也没有了让她无比厌恶的聚会时那推杯换盏的声音，却也同样没有了欢声笑语，没有了嘘寒问暖的声音。与其说父亲死在当下，不如说他在自己离开的那一刻便“开始”死了。艾米莉每一次与克劳迪娅的会面，都暗暗地确认、证实了父亲对自己思而不得的巨大煎熬与痛苦。她反复向克劳迪娅强调，绝对不要向父亲透露其与自己见过面，正是为了确保父亲的这种煎熬与痛苦绝对不要有任何缓解的可能。然而，伤人必然伤己，咀嚼别人的痛苦、折磨别人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自我折磨（更何况这种折磨是发生在家人之间），她的内心始终是不安的。在她知晓父亲不幸中风后给克劳迪娅留下的临终遗言—“告诉艾米莉”之后，艾米莉的这种不安感瞬间达到了顶峰。短短数字，没有提到除艾米莉之外的任何人。即使自己如此怨恨父亲，父亲心里最在乎（甚至可以说唯一在乎）的还是这个逃离家门的女儿。而看似简单，却充满了留白的“告诉”一词也狠狠地攻破了艾米莉的心防。父亲不仅是让克劳迪娅去通知艾米莉自己的死讯，更是想告诉她点“什么”。这“什么”究竟为何，除了父亲之外，无人可以准确知道。父亲可能是想告诉艾米莉自己还深爱着她这个女儿，或者是想告诉她不要再怨恨已经又老又丑的自己，抑或是想告诉她，自己多么希望她能尽早回家。正是由于告诉艾米莉“什么”的模糊性与开放性，反而让她有了更多的阐释空间，也自然让她有了对自己良心更多的拷问。她对克劳迪娅说的“不都是我的错”，看似是为自己做辩解，却微妙地透露出她内心中对自己暗暗的究责与审判—她其实是承认自己有错的（哪怕只是一部分的错）。

四

艾米莉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沉默发生在她的一次梦后。在梦中，艾米莉再次见到了父亲，又惊又喜的她情不自禁地大声尖叫，不仅将自己惊醒，也吵醒了在身边熟睡的克劳迪娅。按照艾米莉的说法，即使已经梦醒，父亲的形象仍然栩栩如生—“他在那儿，在门边。”然而，正如《哈姆雷特》里只有哈姆雷特一人可以看到他亡父的鬼魂一般，这里能看到父亲的，也仅有艾米莉一人。值得指出的是，這是艾米莉在与父亲交恶多年之后第一次管他叫“阿爸”（以前的称呼不是“爸”便是“他”）。他与父亲之间矛盾、复杂、纠结的情感在这个充满着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中无疑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

不过，与这声尖叫相比，艾米莉随后的啜泣直至沉默更加耐人寻味，隐含着她更多无法/ 力向外人言说，也羞/ 耻于言说的潜文本。小说中的“坠入沉默”（fall silent）一词恰切地表达了这一沉默不可承受之重。与父亲只为自己留下的那个临终遗言—“告诉艾米莉”相比，父亲的鬼魂只为她而重返的这一行为，更是让艾米莉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更加深切的愧疚与自责中。她内心很清楚，自己一直以来近乎偏执的怨念，不仅让父亲惶惶不可终日，痛苦终生，甚至很有可能也是引发父亲中风的一个潜在诱因。然而，父亲甚至在死后都放不下她，仍然试图以特别的方式与她形成新的联结。与父亲相反，她却在他死后极力想摆脱这种情感上的联结—她让克劳迪娅为自己剪发，并且想看到家里的地面上落满自己两尺长头发的样子。在古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割发无疑是对父母的大不敬。即使到了今天，在传统的华人家庭里，这种具有高度象征性的行为仍然令人颇为不安。诚然，此时的艾米莉并不是蓄意挑衅，而只是想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然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执意要在鬼节前夕来完成这种仪式的做法，使她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家庭伦理困境，也更加凸显了她的“无情”。

值得指出的是，仁慈的小说家并未让艾米莉陷入彻底的绝望，而是以非常微妙的方式暗示着对她的某种救赎。在她深刻地体悟着沉默的不可承受之重时，一轮满月射进窗内，使艾米莉的房间沐浴在光影之中。此时的月光无比温柔、宁静与祥和，简直就是父亲的化身。对于他来说，女儿的不可承受之重亦是自己的不可承受之重，他无法坐视女儿在沉默中崩溃。即使天人相隔，他还是要为女儿做点什么。他执着地（在这一点上，父女二人其实非常相似）要为女儿的沉默赋予某种新的、积极的意义—她不需要在沉默中爆发，亦不会在沉默中死亡，而是在沉默中达到心灵的宁静，寻得心灵的慰藉。

从言说走向沉默，从沉默又走向言说。沉默与言说之间的边界并非总是清晰可辨，沉默也绝非言说的反面或终结，而“就是”一种言说，一种有时更加喧嚣、更加响亮的言说。我们需要用心耳认真倾听的，不仅是小说中的声音，还应有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