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利益集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与官僚体制--这里的"官僚体制"是韦伯定义里中性的术语，不是全然否定的。为着要强调"官僚制度"并不完全是贬义的，而是一个中性的分析字眼，海外很多学者把它译成"科层制度"。我这里还是用中国国内读者更熟悉的字眼--官僚体制、官僚系统或官僚制度。--血肉相连。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是毛泽东那一代人奠基的，但是毛本人 1949 年后对于这个一步步建立和强化起来的官僚体制，爱恨交加。时间一长，恨的成分就越来越多于爱的成分，因为毛认为这个官僚体制妨碍了他不受限制的权力的运用。《炎黄春秋》2009 年第 3 期。毛最终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很多的动机，要打破这个他觉得碍手碍脚的官僚体制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所以，毛泽东时代从 1949 年到 1977 年，在中国很难找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只有一个例外，下面再专门论及），因为他不让国家体制长期稳定，过几年就搞一次大的政治社会运动。毛的运动伤害的人太多，必须予以基本的否定；但客观地讲，这种没几年就翻天覆地地大动荡一下，确实不易形成稳固的特殊利益集团网络。当然，有人会说，毛到了晚年自己身边也有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由他的直系亲属江青、毛远新以及他们的助手构成。参阅两位历史学者的通讯讨论《辛子陵先生 2010年 3 月 9 日复函裴毅然教授》，OpenMagazineMonthly，2010 年 4 月号，第 56~57页。但毛不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利益瓜分者，他是最高统治者，这是两码事。
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停止所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样的目标转型，与官僚制度从"文革"中间的那个破碎状况一步一步恢复和发展起来的过程是同步的。可以讲，没有这样的一个同步过程，也不可能有整个邓小平时代中国政治的正常化、中国社会的秩序化、中国人心态（mentality）的理性化。邓小平一开始把自己推动的施政路线称作"新长征"，而从政府体系和行政治理的角度看，这个"新长征"其实是"走老路"，因为它的主线是重建其源头可以上溯到科举时代的文官体制，像"文革"以前那样依靠自上而下任命的官僚管理中国社会的一切领域。
对此，我们要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立足点上才能看得明白。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上比较政治学课的时候，作为开场白，洋人教授（其中包括以"文明的冲突"一说闻名的亨廷顿）给我们读的经典文献中有一句话，到现在我的脑海中都难以磨灭：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之所以说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因为在全世界，把官僚制从初始形态发展到现在这样无比复杂的形态，中国人作出了最持续和最大的贡献。撇开官僚制，就没办法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史。我们都知道，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科举制的萌芽，然后代代发展。这个制度在 18 世纪又通过东印度公司传输到欧洲，成为英国等国的现代文官制的参照源之一。比较历史学里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最核心的传统，就是官僚制。
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讲，特殊利益集团只有在相当长的政治稳定性之下，才能慢慢形成和巩固起来。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大的政治动荡越来越少，尤其是 1980年代末以后，保持了二十余年的基本政治稳定，这就为利益集团的形成提供了大好气候。"特权资本主义"使中国的改革受到严重的拖累和扭曲，越往后越严重，它们的网络、技术、资本、防范措施越来越发达。中国虽然不是高度富裕的发达国家，但摊子大，特殊利益集团手中的利益太惊人了。任何一个在中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人，只要具备一定的观察力，就会数出来有哪些特殊利益集团。比如说，在中国，你可以经常听到水电系统是重要的利益集团，它强大到了不仅把中国的大江大河，而且连中等的江河，都给圈过去了，处处建电站筑大坝，每个项目都攫取几亿、几十亿、几百亿乃至上千亿元的资金。
许多中国人也能够讲出来谁是该利益集团最重要的代表，有水电部门的前任现任高官等，当然还有那些总是设法找到科学技术的"理由"来为该集团大上项目论证的"专家"。此外，在这二十余年中新出现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能在中国做房地产的都不是一般的人，因为土地资源非常稀缺，特别是在巨型和大型城市里面。参阅专题报告《楼市拐点？--40 个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分析及走势》，《中国经济报告》2010 年第 3 期。
更不要忽视，中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也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的人口老化非常快，国内外很多学者测算，到了 2030 年，如果目前人口控制的趋势不变，中国的在职劳动力和退休人员之间的比例，会出现根本的转折点，上班人口支持不了退休人口的负担了。既然已从数据模型上测算出来，距离那个转折点也就是 2030 年，还有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那现在就应该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废除。参阅系列报道和讨论《计划生育谋变？--国际视野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香港/北京《财经文摘》2009 年第 7 期，第 32~51 页。国际上很多的经验研究证明，一个社会要想长期有效地对家庭生育实施控制，最文明的办法是大幅度推动免费的基础和中等教育，尤其是在农村和妇女中间。世界上凡是受过中等或更高教育的妇女，就会自愿减少生育，这在东亚地区尤其明显。《鼓励造人，台湾口号奖百万。台湾、澳门生育率全球最低，香港倒数第二，韩国倒数第三》香港《明报》，2010 年 9 月1 日。这远比中国大陆一直到现在采取的强制手段好得多，后者导致了很多悲剧的发生。强制的人口控制，也导致了男女婴儿比例的严重失衡。但是，为什么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被证明有效的以普及免费教育促进自愿节制生育的政策，至今没有被中国官方所接受？原因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全国至少有几十万的干部，或者更多，就是靠着"计划生育"当官、掌控钱和权。很久以前，国内专家就提出要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为什么老是没有改呢？因为已经形成了依附于这个土地制度的庞大的特权集团，比如有权批地的，有权拿到好地的，有权将郊区农村土地变成商业用地的，这个利益集团不得了，每年都有几千亿上万亿元的所获。
再比如，说高等教育，大学制度改不下去，而且很多方面越来越糟糕，就是因为教育系统的各级机构，他们用行政的手段把教育资源牢牢抓在手里，你得天天求他拜他送他才能办成一件事。胡赳赳：《刘道玉专访：从未对中国教育置身事外--我国当代大学变丑的主要原因》，《新周刊》2010年 6 月 24 日。还有中国的污染问题，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中国污染问题长久不能得到解决，就是因为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比如，山西等地的采煤带来的环境破坏，就是关系到煤老板和保护他们、入股其间的后台人士的巨大利益。
在中国，人们多半能够讲出那些特殊利益集团背后，各自有哪些人脉。因为每个利益集团都不只是需要在经济资源上操纵运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政治上的保护，特殊利益集团必须是政治资源与商业资源的结合体。今天中国的普通公民，哪怕对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再不满，也没有办法对付。而特殊利益集团绑架公共政策特别是国家的发展政策后所造成的负面结果，却是要全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去买单。利益的大头是他们主动承包，而代价的大头却主要是普通民众被迫承包。因此，在这样的格局下，才会出现我们上面提及的民意民心循环--每当高层领导换届、重要会议举行时，中国的公众就会对出台新政策、推出好措施有很高的期待，但这类新一波的期待往往很快就变成新一波的失望。以上简略描述的特殊利益集团的例子，有助于我们清醒地面对本讲的中心问题：如果要使中国的发展模式更新换代，从小众市场经济迈向大众的市场经济，要把中国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分配、财富的运用，从构成社会基础越来越狭小的那部分人和他们的亲友手里减退出来一大块，增加国民财富全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平合理的竞争，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享受群体在社会的更多方面、更多阶层、更多地区越来越普及蔓延开来，我们面对的梗阻障碍会是来自怎样的"特殊利益集团"？显然，这里的"特殊利益集团"不是哪一个两个产业或部门的，而是被迄今的中国模式萌生的利益网络统一起来的诸多团体，即便涵盖不了所有的掌控着关键政治、行政、经济资源的官员和管理者（即所谓的 Nomenklatura，这个在西方学术界也广泛使用的方便术语没有精确的中文词对应）及其亲友，也应该是他们的大多数。
当今国际批评中国官僚制度最大的一顶帽子是"官僚资本主义"；当然他们不是铁板一块，他们有做能源的，有做金融的，有做 IT 的，有做房地产的，他们之间也会有矛盾和利益冲突，但是他们有最基本的共同利益，在根本利益上绑在同一条船上。所以，那些在具体利益分配上有矛盾冲突的产业或部门，在更根本的国民财富全过程结构性调整这个大问题上，极可能会联手一致，抵抗重大的富有整个社会进步意义的变革。
一个头痛的现实挑战是：如果我们作为普通的中国公民，连一家两家垄断性的大型国有电讯公司或银行或铁路局都搞它不赢，受尽它的霸王条款和无理收费多年而无可奈何，我们又怎么能够迫使由 Nomenklatura 的大多数结成的超级利益集团让步，允许重大的富有整个社会进步意义的变革起步呢？AlanWheatley, "In China s Success, A Need for Change，" The New York Times, 30August2010.这个头痛的现实挑战就把我们带到本讲一开始提及的那个历史长程问题上，即迄今为止大约 170~180 年的时段，可以称之为"中国试图复兴的几波挣扎"中的"常数"（constant）梗阻或抗拒的难关。
"常数"梗阻或抗拒
我们放眼看看过去的 170~180 年，清朝的后期虽然也遇到了来自工业化西方的巨大压力和挑战，也遇到了国内的很多社会危机，虽然当时统治阶层的眼前身边也有重要的机会地平线，但是所有对付这些压力和挑战的机会，最后差不多都被丧失掉了。你可以问，为什么那些机会都被丧失掉了？为什么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像它身边的比它小得多的一个以前的学生日本那样，进行成功的改良维新，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对此，有文化的解释，包括宗教的解释；有技术的解释，就是中国重要的生产基地沿海地区离新的能源产地太远（这就是所谓的"新加利福尼亚历史学派"提出来的），离山西那一带煤矿太远。
也有人口方面的解释，说是自从拉丁美洲一些食物的种子和种植办法引到中国来以后，使以前不能够生长水稻和小麦的贫瘠土地，能够生长土豆、玉米、山芋，由此导致了中国人口的快速成长，以至于后来人口的增长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拖垮了中国的经济。当然，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我们更多读到的是关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欺负的解释，说的大故事是中国之所以没有进行成功的改良维新，失去成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市场经济的机会，要归罪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
而我本人在学习中更加接受另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可以讲是历经三代的分析家们，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上开山鼻祖式的古典大家的指点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从卡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然后一直到中国 20 世纪早期，1920 年代至1940 年代写作的那些深受马克思和其他西方政治社会理论影响的中国学者的探讨。
这个一脉相承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内外挑战压力之下，中国的官僚制度（即当年清朝廷）没有能够及时抓住机会，改革社会结构，改革经济结构，特别是改革行政权力架构，以此实行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系统转型的首要原因。虽然中国其他的毛病和外国的欺负等也该打板子，官僚制度却是拖累了近代中国的最根本的制度性障碍，他们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之强，令改良的步伐迈出一寸都难上加难。从过去 170~180 年这个长时段看，可以点出几个关键的历史演变的岔道口。所谓"岔道口"，意思就是交通线路上无论是火车还是汽车，到了这个岔道口的时候，会有好几种可能性、好几个未来的路径。可能就是因为在当时看起来相当偶然的，甚至事后看起来都是正打歪着的一两个因素的影响或者是干扰，而使得原来应该走过去的那条更好的路径、更好的方向没有被选取，反而滑向了一个越来越难以自拔、像石头一样从山上往下滚的难以遏止的下降趋势，一落千丈。在近代的转型关键时刻，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官僚体制，就像岔道口的一个顽强装置，你拔不掉它，也绕不过它，它硬是把中国拨弄到一条斜路上去了。
清朝后期的中华大帝国，基本上就是被这样慢慢拖垮的。拖垮以后，中国就进入了中央权威散失、行政管理零乱、国土四分五裂的状况。这样的 statedisintegration （"国将不国"）状况，最根本的就是原来维持传统权力架构的皇帝、皇帝下面庞大的官僚体系、皇帝和庞大官僚体系用来行使权力的意识形态 justification（也就是法统的源泉），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一分解崩溃。这个三位一体的传统权力体系在崩溃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找不到一个有效的替代物。既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权力中心，替代以前的皇帝这个头；也没有一个新的法统源泉（legitimacy），替代以前的儒家教导这个官方意识形态；也没有统一完整的文官体制这个行政管理架构。这样的状况延续了几十年，至少是从 1911 年的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到 1949 年。
在这些年间，大部分时间里是内乱加外乱，内战加外战。虽然孙中山在世的时候，特别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外的时候（他那么心仪和宣扬"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新三位一体），国民党在中国大陆有过多次尝试，来重新建构一个相当于并且优越于传统中国那样的权力架构，但基本上都没有稳固下来，更没有把这个架构覆盖到全国范围。1949 年，中国共产党用武力，再加上其他很重要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士兵运动（对国民党非嫡系军队和地方军阀进行策反），学运、工运、兵运、农运四大成功的运动，赶走了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向全国统一的权力架构。这个权力架构中间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官僚体制在"干部"新名称之下的全面重建，中国的统一稳定过程非此无法完工。
这一简短回顾，再加上前面对毛泽东"文革"中打破官僚体系的作为和邓小平在"文革"后恢复它的作为之比较，旨在说明：第一，官僚体制是中国政治最根本的传统。第二，若是不要官僚体制，中国社会的管理就会大乱套。第三，如果要官僚体制而又不对它的根本弊病进行有效的制约，特权和腐败就会日益加深，这又是中国过去二三年里促使民众不满、激化社会冲突、导致政治衰败的首要原因。第二点和第三点堪称中国政治运转和社会管理的两难。1970 年代末以来，中国越来越把官僚体制延伸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传媒、科技、核心产业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说，这二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官僚化的黄金时代。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在全面官僚化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中国看起来越来越稳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权和腐败越来越深化、精致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会反弹，是中国社会里越来越趋极端主义的反抗呼声。它们使你想起"文化大革命"，有个细节令我印象深刻。2008 年 12 月中旬，我正在准备给学生的参考书，有一本是研究中国"文革"的权威 MacFarquhar 的《毛泽东的最后一场革命》。我正拿着书走出办公室时，来了一位国内资深访客，他一直是在中国参与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来出席一个纪念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国际会议。看到我手里的书，他笑了笑说，很难讲"文革就是毛主义旗帜下的最后一场革命"，现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来对付特权和腐败。他亲身体验了从 1976 年到现在整个中国的变迁，感觉是切身和敏锐的。（转下页注）国内有些学者把它称为中国社会的法西斯主义情绪化。这种可怕情绪是上下恶性互动的结果，暴官导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互联网上对贪官酷吏一片喊"杀"声，反映的就是这情绪。
四种可能的对付办法
以上我们勾勒出，在中国 170~180 年力求现代化历程中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曲线底下，官僚体制的存在或缺失乃是一道主旋律。不管在什么样的大政治制度下（皇权主义也罢，三民主义也罢，社会主义也罢），当官僚体制被冲毁了的时候，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稳定及治理；重建官僚体制与重建社会秩序，在中国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但是，历史又反复昭示，官僚体制既是维护稳定、全面治理（"大治"）的基本工具，也是抗拒改良尤其是梗阻以民为本的进步性变革的基本障碍。因为官僚体制有它的集团利益，这种集团利益具有日益与民间利益分离和对抗的惯性趋势。官僚体制越是稳固完整，它掌控的各类权力和资源就越是丰厚，它抵抗以民为本的变革的意志和技巧就越是强韧和精致。这样的状况，在中国的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反复出现，我们用"常数"（constant）这个定语界定梗阻或抗拒，强调的就是这一顽固现象。上页注②）近年来在中国社会里，确实看到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详见下节），以毛在"文革"期间对"党内资产阶级"、对特权和腐败的批评作为旗帜，不仅是反思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对抗性的政治行为。对我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一方面对"文革"中的残暴行为、"文革"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永不能忘怀；另一方面我也忧虑地看到，随着改革过程中腐败和特权越来越严重，官僚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官商勾结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多，"文革"式的政治似乎又成了解决中国毛病的一剂猛药--这种观念和情绪在中国社会里一天比一天强烈，你喜欢不喜欢都要正视。(接在讨论了历史惯性的力量以后，我们要看看是不是能够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对付中国模式更新换代的深层梗阻。在过去 170~180 年的这个长程历史阶段中间，至少有两次，官僚体制出于本集团的利益窒息了中国转型、发展和进步的机会。一次最重大的危机就是清朝末年，还有一次就是蒋介石统治时期，他虽然没有把全国给统一下来，但是在他权力管辖范围之内的那些省市地区, 最后的衰亡，也是跟官僚特权以及在官僚资本主义底下所蔓延的公共权力的私有化、公共财富的私有化、公共发展机遇的逐步消亡息息相关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努力防止历史演变的"岔道口"在 21 世纪初再次出现。
这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无稽之谈。检视过去的二三十年，你会发现，对于中国重大的社会现象，中国国内的"左派"与"右派"、"保守派"与"自由派"之间，可以说在一切大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但有一点很奇怪，双方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却有颇为一致的观察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那就是官僚的特权和腐败问题。双方基本上都认定，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里的官僚特权和腐败愈演愈烈，蔓延无边了。从近十年中国主要的几家网站的言论看，评论者和读者在各个专栏每天留下的成千上万条评论，如果把它们按类别来分，最多的也是对于官僚特权腐败包括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与民争利、操纵地权、玩弄股市等的评论。这种广泛一致，使得作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必须考虑，究竟怎样选择合适的办法，以对付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财政）里面的官僚集团攫取、累积的不当权力和超常利益。比较政治社会学上的一些案例显示，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20 世纪提供了至少四种可能的方法。第一种办法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里都试过，20 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非洲、拉丁美洲都发生过多起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理由常常是：现有的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可是看看凡是军人当政的国家，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并没有做到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的长期发展。巴基斯坦的知识分子在与我们开会时讲，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敌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识分子羡慕印度，为什么？印度没有军人当政，虽然也有腐败，但至少印度的体制使得大部分时候政府还是在推动现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时候是军人专制，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会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只能在极短时间里赶走一个腐败的文官体制，不可能使国家在经济上长时间发展。中国 20 世纪初经历的军阀时代是军人当政，那时确实看不到中国历史千百年里文官辅佐着皇帝统治庞大社会、窒息民间活力的局面，但军阀之间的混战也给中国百姓带来了不少的灾难。
第二条路子是暴民政治。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就是毛泽东晚年的办法。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多方面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 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不满。这既有官僚体系经常不听他话的原因，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导的控制之下，使毛觉得大权旁落；同时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对党政官僚体系特权等弊病的厌恶。毛对它的那些批评在当时颇得民心。如果没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号召社会基层起来造各级当权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么多人衷心拥护的。我不同意毛"文革"理论的基本点，但觉得他确实多年里在思考这些问题，而且他越来越发现对付官僚特权有些力不从心。直到 1960年代中期，毛才认为找到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官僚体制特权腐败的老大难问题，所以他认为"文革"比巴黎公社的意义还伟大。这种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骤雨般地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但是客观地看看"文革"导致了什么结果：官僚体制当然被打碎了，但同时中国社会也受到全面的损伤，生命、财产、教育、文化、伦理、科学技术、经济，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而且像这种暴民运动必须有个保障，得有一个最高集权的统治者，具有超常的号召力；否则暴民政治发动不起来，因为官僚体制可以随时干掉你们这些自下而上的造反者。多年来，中国的官方文件和宣传都说"文革"非常"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因为党政部门的当权者 1949 年后首次受到全面剧烈的冲击。1959~1962 年的大饥荒更不得民心，但由于干部们受害很小，对政局的影响震撼远不如"文革"。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也就是官僚体系的日常大主管，最懂得这个要害。所以，毛去世邓复出后，他在组织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复被"文革"打得稀巴烂的官僚主导一切的体制。这也是为什么在毛之后邓能迅速成为党和政府实际领导者的根本原因，他为在"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的官僚们代言，使他们重新回到掌权岗位。没有这个，邓不可能把天下迅速稳定下来。问题在于，当官僚体制一步步恢复的时候，最早遇到的老问题，就是怎么对待官僚的特权和腐败又浮到桌面上。看看 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干部特权。那个时候，由于大家对于"文革"的过程记忆犹存，且那时又是中国在 1949 年后思想最活跃和开放的时代，人们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文革"动乱的状态，要搞现代化，那就需要稳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够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权和腐败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所以，那几年在社会上和党内，都有要削减官僚特权、反对腐败的呼声，邓的多篇讲话都是回应这个要求的。他的主要思路，后来越来越清楚，就是下面这一条。
第三种办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大陆对海外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和香港，它们既没有多个政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度，同时腐败也受到严格的控制。中国高层这些年来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大陆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的方法也可以参照。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2010年度新加坡总人口将近 500 万，香港稍高于 700 万人，约等于中国大陆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只要它们政府的最高领导层盯住下面的官员，一眼就能够从上望穿各级掌权者，再加上香港还有相当独立的大众媒体。中国大陆 13 亿人口的超大型社会，正式编制和编制外的党政干部加起来有五、六千万之多，《"红领"成为中国最看好的行业》，中国新闻网，2010 年 9 月 3 日。缺乏多方面多渠道多层次的透明监督，它就变成了一个巨型黑洞，怎么可能像新加坡和香港那样，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有效的平衡呢？回顾整个邓小平时代，大概只有一个实例显示，邓以他的开明专制权威约束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以便推进全体国民的总体利益，那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邓让中国的军费控制在相对低的水平，并大幅度裁军。《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248~254、313~333 页。没有邓那样的权威，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中国的军队和军工产业作出那么大的让步，释放出更多的财金资源到中国的民生与经济发展中去。但在那以后，我找不到更多的自上而下抑制特殊利益集团的事例。第四种办法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的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我一直讲民主"化"改革，而不用"民主制度"，因为大家对民主制度往往有误解，一讲民主制度就以为要马上在中国本土成立几十个政党，搞选举，直接选出国家最高层领导班子，那是以后的高级制度状况。民主化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一些东西先来，一些东西后来。但不能老不改，守着现有的体制当救命稻草。如果长久不作小改、中改，对国民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一定有巨大的危害。最靠近我们周边的一个案例就是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早先的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度尼西亚经济搞垮了。印度尼西亚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极难治理。但 1998 年以来，该国民主化的方向基本稳定和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但一步步地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相当显著。最基本的两点就是媒体开放独立，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现代社会对付官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媒体透明，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统一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人口两到三亿、种族关系复杂、地理条件差异巨大、经济收入水平不高、居民普遍教育不甚发达的印度尼西亚这些年来的进步，很鼓励我们，因为与我们中国相似之处更多，虽然世界上还有像北欧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廉政建设水平更高。
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在一步步恢复、发展和壮大官僚体系的过程中，对这个体系的基本缺陷和可能的危险，也有一些来自高层领导的积极防范的考虑和初步的作为。在很多重要的关节点上，采纳过某些基于国际反贪污反腐败经验的制度化倡议，接近于民主化改革的出发点。在胡耀邦等第一线主政时期，就有关于公布各级官员的家庭财产、逐步推广执政党内的差额选举、开放媒体监督、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制衡力度、在经济领域持续推动"民进国退"等。遗憾的是，阅读当年在胡耀邦等直接领导下工作过的那些人的回忆录，我们就会看到，从 1970年代末一直到 1980 年代末，在好几次重要的岔道口上，上述对一步步恢复、发展和强大起来的官僚体系滥用公共权力和资源进行抑制的建议和措施，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过去二十余年里，这个领域的制度创新被束之高阁。即便往前看，以后也会有补救或出现新"岔道口"的机会，但还是损失了数十年、一两代人的时间。
小结
所以，把当代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我们可以把本讲的中心话题作个小结。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体制恢复和发展的黄金时代，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时代。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壮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层化和全面化，从多吃多喝、小贪小捞，发展到日益全方位的特权资本主义。同一时期里，中国民间以及体制内那些正义的反腐败推廉政的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实际的制衡作用。于是乎，可悲的"文革"式政治的极端情绪重新抬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上述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方法，20 世纪的中国已经尝试过两种半，即军阀的、暴民的和半开明专制的，均不怎么长期有效。第四种办法却只是停留在官方的纸面上，实际启动不了。《评论.温家宝深圳讲话为何受关注？》，《新世纪》周刊第 35 期，2010年 8 月 30 日。本次全球经济危机冲击之下，中国政府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依旧主要是照顾特殊利益集团、拉动"官需"，最终刺激了新一波特权资本主义发展。许小年：《中国现在大步往回走--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南风窗》半月刊 2010 年 8 月30 日。如果要实现从拉动"官需"向拉动"民需"的结构性转变，就必须让中国普通公民能够有更多的创业、发财、控制国民财富的机会，从"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的长期不平衡走出来，迈向"民富国强"的公平和可持续的发展。克服那些从迄今的发展模式获益巨大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们这些"毛"都依附在官僚体系的"皮"上）之阻碍，是更新换代中国模式面临的最困难的挑战。
本文摘自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