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肯定这次三中全会，除了全会公报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将市场经济的作用由“基础”提升为“决定”、对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几乎一视同仁，——说“几乎”是因为仍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但主体不主体，最后市场说了算，等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如实承认了由于社会发展要求及社会矛盾的“倒逼”，必须全面深化改革。
这些年，社会发展的要求、群体性事件高发及互联网开发民智传播思想激扬舆论的作用，己让执政党和政府在许多方面显得非常被动，说得不好听，有些人和机构对社会的反应不是呆滞就是颟顸。倒逼的态势己经形成，这是事实，“倒逼”一词在网络和学界也常用，但我们官方从来不这样讲，不承认自己还会被倒逼，否则还有组织和领导们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吗？大陆的宣传部门一直宣称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官方意识形态本来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都迟迟概括不出来，远落后于社会实践和民间思想，却非要装着自己在“引领”社会思潮，其结果只能是回避现实、自欺欺人，这当然是很危险的。
现在，最高领导人公开承认了“倒逼”的事实，类似邓小平当年所说，中国要么“亡党亡国”，要么“改革开放”，都是大实话，党员服气、民众服气。
细究起来，倒逼当然不同于一般的逼迫，它有某种主动变被动的意味，大概有这几方面的情况，一是你自己说得话，做的承诺，到了应该兑现的时候却没有兑现，别人逼着你赶快落实；二是你本来在前面走，也一直想当领队，别人跟着你，你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或者干脆躺下来，别人请你站起来快走，否则别挡道；三是你发动的某种运动或你培养的某种力量，现在将那劲头对着你了。
一般而言，为某种环境或形势所逼迫，或上述倒逼，其实是人类的普遍境遇，人类即使在自然界获得了很大的主体性，也并不是事事主动，人类其实相当短视、近视，特别是那些长期囿于日常生活藩篱的民族，从近忧到远虑，是无数血的教训换来的，即使远虑也是很有限的。如今天对环境比较重视，是因为生态的恶化己直接危害人的生命了。所以，老子才把“自知之明”看成最高的人生境界，我们也不要轻易说什么“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了，在无形的自然选择和有形的社会压力之下，我们能够比较主动、比较及时地发现并摒弃自己的偏见和陋习，改过自新就不错了。
这是否说人只能“吃一堑长一智”，每遇到新情况都要先用头撞南墙，用我们时下的话说，每一步都要摸着石头过河？非也，人有思维和想象，还能靠概念进行分析演绎和逻辑推理，这里重要的在于开动思想机器，敢于并善于进行思想试验和探索，普遍性的规律性的东西人们还是能把握到的，把握到还要靠设立某种机制来规范、约束自己。这也就是现在大家讲的法治化、程序化。不懂这一点或不愿意靠制度和他人约束自己，那就要陷入各种危机性的逼迫之中了。
反思中国两千年至今的政治，我得出一个结论性意见，就是“危机政治”。危机政治不是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几乎任何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产生，包括亨廷顿所说的“政治衰败”，不，危机政治是中国自宋以来政治的基本属性，其特点是不到危及自己的生存，不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这种政治的理念、体制和运作方式就不会改善或变革，即使变法改革，情况稍微好转，就又固态复萌，听不得不同意见，更不要说刺耳的声音了。宋朝有“城门开，言路闭；城门闭，言路开”的民谚，已经反映了这种政治的运作模式。
这种危机政治并非因为从政者智商超群，刻意玩高风险、高难度的政治游戏，而是主要因为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政治性状，即家长制的人治，并且是垄断一切的人治；因为垄断一切，就进一步认为自己是代表天下的，也是万能的，不允许体制内外的反对派和反对声音出现，结果，弄得体制内甚至高官们也人人说奉承话、说假话；久而久之，最高领导也搞不清社会到底出了问题没有，出了多大问题。如不是皇帝的“千古帝王”毛泽东，读书甚多，经验丰富，也复述过陈独秀讽刺国民党独裁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的名言，但他把敢于说真话的彭德怀打倒之后，朱德也好，刘少奇也好，周恩来也好，“最亲密的学生和战友”林彪也好，谁都不敢对他说真话，更不敢向他提意见，这样，他就必定会由着自己的“性子”——某些人眼中的伟大的不能再伟大的思想——发动文革，让全体中国人“革”自己的“命”和相互“革命”，一直革到生命终结，而在这个过程中，各种隐蔽而凶险的政治活动的确会频频发生、不绝如缕。
邓小平能够发动改革，就在于这种“危机政治”又把民族和党带到“崩溃边缘”了，广大民众差不多都和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一样，不管你叫什么“主义”，明着暗着也要想办法让自己生存下去。所以，即使有“土壤”也能忽悠一些人的所谓“左派”们无论怎么叫嚣，也阻挡不了改革的潮流。但是，邓小平却没有能够实施他认为极其重要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并且他搞的政左经右，也为一些吃意识形态饭的人提供了变相的保护和口实，于是，89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反对改革的各种表演，这种表演往往以一套“卫道”嘴脸示人，其中有一个颇能忽悠领导者们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们党“自己”纠正了错误，意思是，我们党万能，你即使向我们党提了意见，党也不是因为你的意见才改正的，你还是一边歇着去吧，不识相，有你好看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今天某些领导声称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敢于“亮剑”、“不当开明绅士”了。这连毛泽东当年在延安表扬李鼎铭的胸怀都没有了。其实从现在看，当年在延安还能容下“开明绅士”，一是因为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目标，再者也是“在野”的形势所迫。“在朝”的民国领袖蒋介石抗战胜利后，志得意满，感受不到这种逼迫，不能对自己迅速腐败的党痛下杀手，结果三年就被对手赶到海岛上去了。
笔者知道，搞政治不同于搞学术，搞学术追求的是真理，并且是具有最大普遍性的道理，自然要说真话；搞政治谋取的是权力和利益，而由于人们的利益不一致，所以就要审时度势，不能什么真话都说。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向世人宣示它谋取的是中国人民的利益，并且近些年还提出以人为本，那么，考虑到利益的多元化，有时民众也未必清楚你是为他们谋利益，所以，只做不说或少说多做，都是有道理的。但至少不能说假话，在大的事件和大的原则问题上，更要说真话、说实话。这样，才能获得民众的信任，权威才能树立起来，社会风气也跟着好起来。所以，希望大陆的执政者们从这次三中全会出发，先普遍地说真话、实话，不说假话，少说套话、空话，然后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早日结束中国的危机政治，则政党幸、民族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