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真话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大有人在；然而听真话特别是刺耳的批评意见的官员却鲜有。久而久之，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说真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说真话本不应是个问题，但如今却成了大问题，以至于说假话成了中国当代的一种社会病。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的意思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人所说的话是意思的语言表达，当然应该是与事实相符的。所以，说真话就是说实话，说自己想说的话，说毫无掩饰的心里话。说真话是人性本质的回归，是心灵的净化，是良知的呼唤。可是，为什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说假话者居多，说真话的却寥寥无几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要看看历史上由于说真话而遭到的厄运，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人们不敢说真话了。清雍正六年，曾发生湖南生员曾静、张熙谋反大案。第二年雍正亲自审讯，从而引出了说假话与说真话的迥然不同的命运。曾、张两犯作伪供，称受浙江文人吕留良“华夷大防”思想的毒害，才起谋反的念头。于是，雍正作出“特别处理”，将曾、张无罪释放，而对已死去40年的思想家吕留良及其家族、门生作出最残忍的惩罚：凡16岁以上的子孙一律处死，以下的流放三千里，女性发配给边防军为奴。为掩人耳目，雍正还假惺惺地搞了一次全国的“民意测验”，下令任何人都可以就此案“秉公独抒己见”，各级政府不得阻拦、不得隐匿。人们心中都明白，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独抒己见”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因此，几乎没人敢出来说真话，而都是违心地说：“天子圣明，拥护圣裁。”只有一个叫齐周华的秀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先被雍正下狱，后被乾隆判凌迟处死，其家族也遭遇吕留良案似的残忍处置，而说假话的真正罪犯却无罪释放，真是忠奸不分。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中国人不敢讲真话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统治者都不愿意听真话。他们总以自己的好恶为天下的好恶，以自己认定的是非为天下的是非。在我国历史上，无论皇帝还是最高统治者，都不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而是靠世袭制或靠内部指定为接班人，既不受群众监督，又不受法治约束，国家是他们个人的国家。一旦掌握了大权，他们往往就把个人置于万民之上，以为自己是天子、是圣明，人们对他们的“圣旨”或“重要指示”只能学习、领会、执行，而不能发表异议。然而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也常常会说错话、犯错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君臣上下关系犹如猫鼠关系，对上只能俯首帖耳。久而久之，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其次是以整人为目的的残酷政治运动的后遗症。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实际情况是，因言废人或因言获罪者比比皆是。历时10年的“文革”，是假（话）、大（话）、空（话）盛行的时代，由于说真话而受打击的人不知凡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言论环境较以前大为宽松，但某种“唯意识形态论”依然存在，某些禁区和教条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因此不少人还是不敢讲真话。
再次是我国传统文化消极的影响。我国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有许多文化精髓，也有不少糟粕，特别是在倡导人们说真话方面更显得苍白无力，反倒是劝导人们谨小慎微。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说，中国人有三大恶性：忍耐、无可无不可和圆熟，都不是倡导人们说真话的。我国古代有许多名言，也是劝导人们要圆滑和明哲保身，例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种花少栽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等等。这些名言警句一代又一代传下来，潜移默化地使大多数人成了不敢说真话的谨小慎微的人。我看到一项调查，有近80%的人认为说真话会得罪人、会吃亏，换句话说，有近80%的人不敢或不愿说真话。
说真话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有良知的老年知识分子开始著书或发言，倡导说真话，其中有巴金、冰心、萧乾、钱锺书、季羡林、徐迟等。为什么出来倡导说真话的都是一些老人呢？经过反复思索，我终于得到了答案，原因有三：一是他们都没有了乌纱帽，不怕因讲真话而丢乌纱；二是他们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堪称高寿，不怕因讲真话而招致杀身之祸；三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他们过去曾说过违心的话，到了老年良心回归，方知说真话的可贵。我自认为也已进入老年了，也没有了以上的后顾之忧，应该说真话，做一个真正的人。我在60岁时，写了《生命六十始》，3万多言。在前言中我写道：“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理解耳顺就是目锐耳聪，即眼睛看得清，耳朵听得真，今后绝不再上当受骗了，也绝不再做‘驯服工具’了，我要‘从心所欲’，做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自认为是说真话的。在我履任校长时，曾给自己定下两条戒律：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说话不留余地，就是说心里话，说真话，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绝不转弯抹角或吞吞吐吐，不怕别人抓小辫子；办事不留后路，就是凡事不推不托，一个心眼地把事情做好，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我敢与当时国家教委的主要负责人，就实施学分制和取消政治辅导员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后来，公开撰文批评教育部搞假义务教育，搞假教学评估；批评教育部部长不懂教育；认为教育部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教育改革，教改必须从教育部改起；吁请中央组织部把遴选和任免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大学的教授们；呼吁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不同意杨振宁先生的“中国大学成功论”……
人为什么要说真话？说真话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作家梭罗说：“说真话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毫无疑问，说真话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要有人听，老百姓自然是喜欢听真话的，那不愿听真话的当然就是身处高位的人了。有人甚至调侃说：说真话领导不爱听，说假话群众不愿听，于是说套话、空话之风盛极一时。
近年来，围绕我国高等教育问题，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可是，国家教育部门领导听了没有呢？没有，一点批评意见也听不进，不是闻过则喜，而是听到批评的意见则勃然大怒，更有甚者，通过新闻发言人把批评的意见说成“妖魔化教育”。依此逻辑，那批评者自然就是“妖魔鬼怪”了，这简直是对批评者的极大污蔑！
在教育部的布置和指导下，从2003到2007年，对全国592所大学本科进行评估，教育部称：“到年底评审工作顺利结束。”但是，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走过场的评估，几乎每所大学都弄虚作假，最后竟有近80%的大学获得了“优秀”。这场假评估，引起了全国的公愤，但对于社会的众多批评，教育部领导充耳不闻，正如著名艺术家陈丹青所言：“权力不理会墙外的喧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创办的《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节目深受欢迎，它们敢碰敏感问题，敢于曝光、抨击丑恶现象，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可是，在苦苦支撑10多年后，棱角没有了，收视率逐年下降，最后《实话实说》不得不停播了，《焦点访谈》也面临下课的危险。既然群众喜爱，那为什么不能保持原来的风格，而至停播的境地呢？这绝非节目主持人的愿望，也是他们力不能及的。很明显，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是受到某些部门的干预。这再次说明，说真话在我们这里是很困难的。
我国诺奖期盼又一次落空的深层反思
现实情况是，说真话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大有人在；然而听真话特别是刺耳的批评意见的官员却鲜有。久而久之，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如果国人都变成了“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的人，势必丧失质疑和批判精神，最终必然泯灭创造性，那我国岂不变成“大国小民”的国度了吗？
2009年诺贝尔奖12月10日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今年，我国对诺贝尔奖的期盼又一次落空了，失望之余应当作深刻反思。科学学家作过统计，新兴国家在建国40年左右，一般都会获得诺奖零的突破。例如，苏联、东欧各国，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南非、巴西等国，都一一被验证了。可是，新中国成立60年了，不仅诺贝尔奖没有实现零的突破，而且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建筑、计算机、文学、新闻、艺术等一级学科领域的世界大奖，也依然是零纪录。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缺乏民主、自由的研究氛围和政策，人们没有质疑、怀疑和批判精神，没有冒险的勇气和支撑系统。从基础教育开始，就窒息了少年儿童的好奇心，用标准化和趋同思维代替了从事发明创造所要求的求新、求异、求变的思维能力，从而导致绝大多数人缺失原创能力。虽然我国在“做大、做强”的宣传方面十分热闹，但这只是“外行看的热闹”。内行要看门道，这门道就是要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营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研究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氛围，须知创造性的“果实”只能在自由的园地里生长出来。据说，我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又有几项属于原创的呢？中国有一个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吗？有世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吗？有一所世界公认的一流水平的大学吗？没有！
从教育改革方面说，要全面实施创造教育，大力培养创造性人才，改革说教式的思想灌输，开展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如果不提倡人们说真话，不制订确保说真话的人绝对安全的政策，就不能发扬人们的质疑和批判精神，也就不能开发人们的创造力。最后，由于创造力的缺失必然制约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中国将很难跻身世界科学技术最先进的行列，由制造大国变为创造大国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又是我的一席真话，勿谓言之不预也！（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