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靡的离宫——引子
中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奉一人”的制度本质，养尊处优，穷奢极欲，差不多都营造过离宫别馆。这些离宫别馆不同于当今一些地方干部的造庙、造像、造街、造城。当代的楼堂馆所，除了满足一些领导干部的耳目之娱，更多地是为了打造取悦上司的政绩，从而为本官的飞黄腾达搭建通天之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陈垣先生的史著《通鉴胡注表微》之“劝戒篇”，曾经涉及这一问题，他列举的案例是隋唐时期的仁寿宫（九成宫），目的在于吸取历史教训，劝戒一些封建帝王式的人物远奢侈而重节俭。
仁寿宫系隋代离宫，位于陕西岐州扶风郡（今陕西麟游），建于隋开皇十五年（595年），毁于唐开成元年（836年）。隋文帝杨坚初建时命名仁寿宫，唐太宗李世民重修后称九成宫，唐高宗李治改名万年宫，后又恢复原名九成宫。仁寿宫是什么样子？曾为隋朝旧属的贞观名臣魏征在《九成宫醴泉铭》中写道：“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宫，此则隋之仁寿宫也。……仰视则迢递百寻，下临则峥嵘千仞。珠璧交映，金碧相晖。照灼云霞，蔽亏日月。观其移山回涧，穷泰极侈，以人从欲，良足深尤。”仁寿宫或者后来的九成宫，作为皇朝的离宫，隋之废嗣夺嫡、文帝驾崩，唐之太子监国、突厥兵变、高宗遇险，许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最为今人熟知的是堪称古碑三绝的《九成宫醴泉铭》碑仍存于斯。
历代皇帝建造离宫别馆几成传统，如殷商的沙丘宫（在今河北广宗）、熊楚的章华台（遗址其说不一）、嬴秦的阿房宫（在今陕西西安）、汉武的甘泉宫（在今陕西淳化）、曹魏的铜雀台（在今河北临漳）……，所有的大兴土木，不仅是帝王骄奢淫逸、荒淫无道的象征，也是佞臣曲意逢迎，媚上邀宠的体现。不仅风调雨顺、国力强盛时要造，就是饿殍遍地、白骨盈野时也要造，隋唐不过有样学样而已。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大规模的兴建宫馆，不仅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也给黎民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因此也往往酿成深重的社会危机。
残暴的新建——仁寿宫
隋文帝并非骄奢淫逸的皇帝，据史书记载，杨坚“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澣濯之衣。”（《资治通鉴》隋纪四）正因为杨坚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从而又一次完成了国家统一的千秋伟业，结束了秦代之后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将近170年）的南北朝时期。唐初名臣魏征对这位前朝君主的评价是剀切的，杨坚“劬劳日昃，经营四方。楼船南迈，则金陵失险;骠骑北指，则单于款塞。《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虽晋武之克平吴会，汉宣之推亡固存，比义论功，不能尚也。”（《隋书》卷二）正因如此，就疆域、人口、国力而言，杨坚开创了远超“贞观之治”的“开皇之治”。诚如魏征所说，杨坚“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同上）可悲的是，秦辙隋步，隋代也是一个短命王朝。隋的覆灭，不仅与其奉行的国富民穷的政策有关，也与其领导人的晚节不保有关。
开皇十三年（593年），杨坚作出了兴建仁寿宫的决定，以杨素为总指挥，宇文恺为总设计（检校将作大匠），封德彝为总监理（土木监），“于是夷山堙谷以立宫殿，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顿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资治通鉴》隋纪二）“崇台累榭”，意其造价奢华；“役使严急”，意其工期催逼。如此浩大的工程，历时两年有余，竟然折磨死了上万农民工。真可谓穷奢极欲，残民以逞。然而，施工单位并不以民工死伤为意，只是将死尸推入坑中，填上土石而已。工程竣工前夕，皇上即将视察，由于天气暑热，工地上到处是死去的民工，杨素提前布置把死尸焚烧清除。隋文帝对如此野蛮施工，很不高兴（“上闻之，不悦”）。及至看到宫殿富丽堂皇，本性俭朴的杨坚大怒道：“杨素殚民力为离宫，为吾结怨天下。”（《资治通鉴》隋纪二）陈垣先生指出，仁寿宫“方其成也，文帝怒，欲罪杨素，独孤后喜而赏之。”只因皇后喜欢铺张，杨坚不仅没有加罪杨素，反而给予赏赐（“赐钱百万，锦绢三千段”），陈垣先生就此评曰，“帝怒杨素而不加之罪，其后喜则亦从而喜之，岂非奢侈之能移人，触境而动，至于流连而不知返，卒诒万世笑，是知君德以节俭为贵也。”（《通鉴胡注表微·劝戒篇》）
此后，隋文帝“每岁避暑，春往冬还”，从开皇十五年（595年）到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长期居住仁寿宫将近四年。（《隋书》卷二）可见，这里表面上是避暑胜地，实际上却是另一政治中心。巧合的是，杨坚于仁寿四年死于仁寿宫中，陈垣先生不无讽刺地指出，“仁者寿，帝穷民力以作离宫，可谓仁乎？其不得死于是宫，宜也。” （《通鉴胡注表微·劝戒篇》）
仁寿宫之于隋朝兴亡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魏征在评论仁寿宫的总设计师宇文恺时这样认为：“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隋书》卷六十八）后人往往将隋朝早亡归罪隋炀帝一人，好象杨广是大隋帝国的戈尔巴乔夫，实属不公。魏征指出：“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隋书》卷二）这才是持平之论。
清醒的初政——拒绝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城头变幻了大王旗，已经举行过开国仪式、登基大典的唐王朝，征讨国内各路风尘的战争并未结束。当时尚为秦王的李世民，在攻占东都洛阳的战役中，俘获了劲敌王世充。大军开进洛阳城时，李世民看到隋朝宫殿如此壮观奢华，不禁感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命撤端门楼，焚乾阳殿，毁则天门及阙。”（《资治通鉴》唐纪五）李世民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帝，并非缘于他在刀光剑影之中如何打江山、坐江山，而是在目睹和亲历隋朝的覆灭，他看到了冥冥之中历史的因果与规律。因此，他在登基之后，如同当初的隋文帝杨坚一样，临深履薄，励精图治，从而开创了享誉中国历史的“贞观之治”。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对身边大臣说：“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讟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贞观政要·论俭约》）在遍地废墟、百废待兴的战争结束后，任何政权都面临着恢复与重建任务。任何重大工程都要耗费巨大的人力与物力。问题在于建什么？为谁建？李世民将重大建设项目分成两类，一类是大禹式的，一类是秦始皇式的。大禹兴建的工程，是“物情所欲”的民心工程，人民群众普遍受益（“众所共有”）。秦始皇兴建的工程，是“徇其私欲”的官心工程，与人民群众毫无关系（“不与众共”）——其实，从官心工程往往侵害民众利益的角度看，同样关系重大。这些话，不仅成为李世民营造离宫别馆，也是筹措其他重大项目的思想基础。李世民当上皇帝，原想建造一所新的皇宫，建筑材料都已备齐，考虑其并非当务之急，更非民心工程，想到秦始皇的阿房宫，于是“不复作也”。不特如此，太宗甚至下令，要从高级干部做起，“‘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断。’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同上）
贞观四年（630），已经当了四年皇帝的李世民，准备到洛阳视察。由于战争结束时唐太宗曾经下令拆毁了隋朝宫室，于是要求修复洛阳的接待设施。也许正如黄炎培所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人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门下省给事中张玄素对太宗的这项决定当即提出异议。他先是置疑皇上的昨是今非：“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楼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欣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乃袭其雕丽？”继则强调以史为鉴：“臣闻阿房成，秦人散；章华就，楚众离；乾元毕工，隋人解体。”然后直接联系初唐实际：“且以陛下今时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于炀帝远矣。”张玄素的话有犯上之嫌，竟然将亡国之君隋炀帝与唐太宗相提并论。以下这段对话，向来被视为李世民虚心纳谏的佳话。太宗谓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贞观政要·论纳谏》）
婉转的重修——九成宫
李世民的前半生戎马倥偬，餐风宿露，积劳成疾，得了“气疾”。李世民的疾病，“同尧肌之如腊，甚禹足之胼胝”，“针石屡加，腠理犹滞”，正因如此，“爰居京室，每弊炎暑。”（《九成宫醴泉铭》）因此就有了营造避暑设施的必要性。李世民登基第二年，考虑到“今隆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和皇上的身体情况，为保障领袖的健康，群臣建议太宗“请营一阁以居之”。李世民这样回答，我身患气病，岂宜居住潮湿之地？如果听从各位建议，势必造成大量浪费（“朕有气病，岂宜下湿。若遂来请，糜费良多”）。当年，汉文帝筹建露台，因其所耗相当“十家之产”而作罢。我的德望不如汉文帝，在花钱上却要超过文帝，这决非为民父母之道（“昔汉文帝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旧唐书》卷二）终因“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拒，未肯俯从”。（《九成宫醴泉铭》）由此可见，李世民整修仁寿宫，的确事出有因，并非贪图安逸享乐之所，其基本用途与今之度假村、疗养院无异。
贞观五年（631年）九月，太宗对群臣的建议作了变通处理，他认为，“隋氏旧宫，营于曩代，弃之则可惜，毁之则重劳”，于是要求“斫雕为朴，损之又损，去其泰甚，葺其颓坏”（《九成宫醴泉铭》），也就是只对前朝遗物修旧利废，强调废物利用，以免暴殄天物。于是指派将作大匠“行本总领之”。而这个姜行本一向“以勤济称旨”（《旧唐书》卷六十三），而这正是李世民所欣赏的。仁寿宫毕竟是隋室旧苑，虽已破败仍极奢华，整修过的仁寿宫，“杂丹墀以沙砾，间粉壁以涂泥，玉砌接于土阶，茅茨续于琼室”，有点不伦不类，倒是可以作为一个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现成的以史为鉴，“仰观壮丽，可作鉴于既往；俯察卑俭，足垂训于后昆。”（《九成宫醴泉铭》）整修过的仁寿宫，被唐太宗命名为九成宫。
贞观六年（632年）四月十六日，唐太宗和长孙皇后在九成宫散步，沿途观赏楼台亭榭，信步走到西城背面，看到土地略显湿润，于是用手杖掘地，结果泉水流涌而出，水清澈如镜，味甘甜如酒（“上及中宫，历览台观，闲步西城之阴，踌躇高阁之下，俯察厥土，微觉有润，因而以杖导之，有泉随而涌出，……其清若镜，味甘如醴”），故名醴泉。于是敕命宰相魏征撰文，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写，镌碑立石，以记其事。一代名君，一代名臣，一代名家，成就一通名碑，世誉“三绝”，1380年来，此碑不愧为“人间第一碑，天下无双铭”。不要把这通名碑仅仅视为一件文物，一件艺术品。
李世民在隋末战乱中，中原逐鹿，四海混一，江山一统。执政数年，政通人和，物阜民丰。但他始终不敢忘记隋亡的教训，征战的艰辛。《九成宫醴泉铭》载：“我后夕惕，虽休弗休。居崇茅宇，乐不般激，黄屋非贵，天下为忧。人玩其华，我取其实，还淳返本，代文以质。居高思坠，持满戒溢，念兹在兹，永保贞洁!”碑文中宣示的“居高思坠，持满戒溢”的戒慎戒惧的执政理念与精神状态，他的确是“念兹在兹”的。质诸今人，能否在这通碑前，“人玩其华，我取其实，还淳返本，代文以质”，透过这件文物的表象，学到其精神实质？
谦卑的沿用——万年宫
李世民去世时还不到50岁，可谓英年早逝。其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李治将九成宫改名万年宫。高宗李治登基，承贞观之余绪，头脑是清醒的。他在《幸万年宫诏》中指出，我虽然“居万乘之尊，当四海之贵。”始终不忘“遐观往烈，详求前古，每希踪於哲后，常劳心於庶务，兢惧弗宁，忧勤若厉。”他回忆做太子时的岁月，“昔在震宫，侍游兹壤，山川如旧，岁月不追。”（《全唐文》卷十一）不敢忘记其父成就的贞观政治给他留下的深刻烙印。
永徽五年(654年)春三月十二日，唐高宗李治时年26岁，这个年轻的皇帝率文武大臣并皇后驾幸万年宫。在此期间，撰写并亲书了《万年宫铭》。五月十五日刻石，至九月方成。碑阴有从臣48人题名，分别自书官职及姓名。文中对万年宫的宏伟建筑、山川形胜、风景气候赞美有加，并对“贞观之治”借题发挥，抒发了誓作一代英主的愿景。一方面，他将古代帝王的奢华游历引以为戒，“是以周王肆辙，唯招既往之愆；汉帝遐游，空益将来之弊。”另方面，解释自己“所以停轩禁篽，驻跸榆川，非欲赏恣盘游，途穷辙迹。”而是“崆峒访道，钦往哲之高风；姑射寻真，挹先贤之宿志。”作为一种自我省察，“载怀千古，流鉴百王，思欲屏逸收骄，怡神遣虑。”并提出一种理念，“镜冰霜则廉洁斯在，抚松筠则贞操非遥。”特别是贞观景物在此，“胜地淹留，何必华胥之国；萧然物外，不假元圃之阿。”因此，才会“景其前躅，爰纪兹地。”（《全唐文》卷十五）
这年闰五月初三之夜，天降大雨，山洪爆发，大水冲向万年宫之玄武门。警卫的士兵纷纷逃散。右领军郎将薛仁贵说：“怎么能出现天子有急难而宿卫士兵怕死的情况？”（“安有宿卫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于是登门框大声呼喊尚在睡梦中的皇室成员。高宗李治急忙逃出登上高处，大水瞬即漫入寝殿，宫中卫士及麟游县民，在水灾中死亡3000多人。（《资治通鉴》唐纪十五）在这里并非强调薛仁贵的救驾之功，通过高宗遇险事件，恰恰说明万年宫所处的气候环境与地理位置，潜在着万年宫日后遭遇水患的风险。
岁月的苍凉——荒废
乾封二年(667年)，李治下令将万年宫之名恢复原来的九成宫。随着政治中心转移到洛阳，李治晚年多往来于长安与洛阳之间。高宗后，武则天又改居东都洛阳，后来的唐朝皇帝再也不到九成宫避暑了。及至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又在骊山扩建了华清宫。于是在安史之乱后，九成宫逐渐荒废。唐文宗开成元年（836年），一场暴雨冲毁了九成宫正殿。唐末昭宗时，宫殿建筑几为荒草所湮没，盛极一时的九成宫终于沦为一片废墟。从隋代仁寿宫的兴建到唐代九成宫的毁弃，前后历时243年。今天的九成宫遗址，地面仅存《九成宫醴泉铭》、《万年宫铭》两尊记事石碑。近年考古工作者也陆续发掘出一些殿、阁、廊基、柱石、水井等遗迹。
历史的回响——叹息
星移斗转，往事已矣。后人是如何看待仁寿宫（九成宫）的呢？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二月，亲眼目睹亲历安史之乱和唐王朝从盛转衰、由治到乱的中唐诗人杜甫，在从凤翔去鄜县路过九成宫时吟五言长诗《九成宫》，诗云:
荒哉隋家帝，制此今颓朽。
向使国不亡，焉为巨唐有。
虽无新增修，尚置官居守。
巡非瑶水远，迹是雕墙后。
我行属时危，仰望嗟叹久。
不愧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中充溢着时空的沧桑、王朝的兴衰、历史的苍凉。到唐末官员吴融的年代，唐王朝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年)十月，吴融曾题过一首《过九成宫》：
凤辇东归二百年，九成宫殿半荒阡。
魏公碑字封苍藓，文帝泉声落野田;
碧草断沾仙掌露，绿杨犹忆御炉烟。
升平旧事无人说，万叠青山但一川。
读来不禁唏嘘嗟叹，令人伤感！就在吴融死后三年（907年），大唐帝国终于湮没在历史的荒烟之中。
历代关于仁寿宫（九成宫）的吟咏甚多，无法一一征引。金代明昌四年(1193)诗人高友邻的一首诗较有代表性。高友邻的年代，正赶上所谓的明昌之治。金章宗完颜璟在隋文帝兴建仁寿宫近600年后，于12世纪末叶又创造了一个昙花一现的微型盛世。完颜璟效仿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使女真这个游牧民族彻底实现了封建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政策，使金朝在一个时期内经济发达，人口增长，府库充实，天下富庶。在金章宗任内，不仅挫败了蒙古民族的南侵，也击退了南宋政权的北伐。中国历代帝王永远无法摆脱治乱循环的政治周期律，完颜璟执政后期又陷入由盛转衰的陷阱。高友邻关于仁寿宫的诗作，似属触景生情之作。
仁寿宫成业半倾，天阴冤鬼夜嚎声。
唐人不鉴隋人失，又改新名号九成。
该诗末句与唐人杜牧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些无视两极分化，不顾民生疾苦，热衷于营造“政绩工程”的当代官员们，宁不深长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