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提到，“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过去很少看到这样的论述，可见对这个问题没有足够重视。李克强总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明执政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既得利益对于改革的阻碍作用，说明中央已经开始准备触动这些既得利益。这对于执政者的理念创新，有着重大标志性的意义。
作为学者，对既得利益对改革阻碍作用看得较重，这可以理解；关键是作为领导，特别是执政者，他们对这个问题看得多重，就决定了他们采取措施、进行改革的坚定性。现在提出来，是一个很好的趋向。我认为，同别的事情一样，提出来，就是成功了一半；既然提出来了，就说明有决心付诸行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理由乐观期待。
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和随意解读日益明显
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道理非常清楚，认识起来也不难。比如，改不改革，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问题，那我们就可以进行论证。一旦道理讲通了，那就坚定了改革的信念，所谓的“触及灵魂”也就解决了。但既得利益不同，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他们不会放弃利益，无论如何都要保住利益才是根本。我们即使把道理说透了，他们也不会把利益拿出来。相反，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明知荒谬、站不住脚的借口，来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触及灵魂”，只要思想想通了，就可以顺利执行；但是“触动利益”，即便是想通了，既得利益者也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哪怕这个利益是不合理的。所以，触动利益当然比触及灵魂还难。
当前，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和随意解读日益明显，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改革“三公消费”的状况便很能说明问题。从理论上讲，无论以党的性质来衡量，还是按党的宗旨来要求，或是从执政成本上来考虑，“三公消费”都严重损害了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降解”着公众的信任度。关于“三公消费”的巨大危害性，以及对之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恐怕已经不存在认识上的障碍。然而，这方面改革的进展却一直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状况，固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可以确认无误的一条，恐怕就是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消极、拖延。长期的“三公消费”，已经形成了复杂的利益链。只有打破这些链条，解决这个问题才有希望。
改革就得触动利益，进行权力的调整。权力结构的调整，必须从全党、全国的角度去考虑。我认为，党中央正是从全党、全国的角度去推进改革，这一点特别好。现在碰到了既得利益，那就是一个胆量问题了，道理上没什么好说的，不要轻信那些改革风险的说法，有许多都是在为不改革找理由。要真干，就得拿出勇气来。现在虽然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下降，但是还不存在其他更有影响、更值得百姓信任的党派。应该赶快趁这个机会推进改革。若是等其他力量羽翼渐丰，再改革，就来不及了。现在改革正当时！
不去触动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格局，对既得利益作出明确限制，很难取信于民
实际上，既得利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存在。大家谈论比较多的是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有自己的规律。但对市场经济完全自由放任也不行，要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调控。然而政府的干预又必然会形成一些部门利益。比如审批权，审批权就可以自由裁量，这里面自然就有很多利益分割的问题。
再比如，我们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肯定要有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介入经济当中，本来应该管政府管不了、老百姓做不好、又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国有企业介入经济之后，却和其他企业形成竞争，并且凭借着垄断地位挤占了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这就产生了一种特权，形成了一种不当得利。不当得利，就是既得利益。对这种不当得利，就应该遏制。这些经济领域的既得利益，应该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来克服。
现在比较可怕的是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的既得利益。因为政治领域，很多方面不是直接利益的问题，更多的是权力问题。权力背后沉淀的是利益。权力配置背后是各种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和利益的分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不同于正常的利益分配。 比如让一个人管组织，让另外一个人管宣传，组织、宣传工作的内容不存在合不合理的问题，只要去规范各自的具体职能就可以了。问题是，一旦这些具体职能成为权力，它们就会发生边界的扩张。只要不限制这些权力，它们的边界就会不停地扩张，产生很多越过边界的权力。这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些类似行政审批权的因素在里面，形成了寻租的一些空间，导致了权力的滥用。由权力滥用导致的这种既得利益，如何去规范，更加重要。
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不仅仅使权力运行状况不佳，而且还会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今天的改革已然到了一个关节点：不去触动权力配置背后的利益格局，对既得利益作出明确限制，很难取信于民。这种既得利益，恐怕是以后改革要去破解的一个很重要的难题。要进行这方面的改革，还必须改变某些政治理念。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触动既得利益，改的风险，要远远小于不改的风险
我认为，触动既得利益，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既得利益，风险肯定是存在的，因为这么长时间不合理的机制运行，沉淀出来的利益肯定极其巨大。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触动这些利益，肯定要冒着人们对党的信任进一步下降的风险。但问题是，如果不改，党的威信会更加下滑。这就必须有一个选择。是下决心改革，虽然在改革中威信可能继续下降，甚至降到谷底，但最终会逐步回升；还是因为害怕公信力下降，出现各种风险，便遮着盖着，不去解决，那就只能无能为力地等待危机最后爆发。两条路何去何从？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
应当承认，近几年来党的公信力是在下降，不是上升。这说明老百姓对执政党的信任在流失。对一个执政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怎么止跌回升？不下猛药，不想方设法动大手术，恐怕不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从反腐败方面切入是非常适宜的。
尽管腐败已经很严重了，但如果说，多数官员都腐败得一塌糊涂，我还是不认同这样的判断。我认为多数干部还是清廉的。对于腐败官员，我们也得实事求是地去分析。在腐败官员中，真正贪婪、主动腐败的干部应该是少数；多数干部是有责任感的。而最容易出现的情况是，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腐败的氛围，很多干部不得不参与其中。若是不参与其中，你就是另类，按照潜规则，很可能就会被排挤“出局”。于是，很多干部实际上是“不得已”参与了腐败。对于这种不同情况的腐败，还应该有所区分的。
近期，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讨论很多，实行的难度也很大。因为如果一下子全部公开，确实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风险。比如股票发行之初，很多人都不愿意买，干部买了，现在收益几十倍、成百倍增长。类似这样的情况，若是一下子全部公开，老百姓肯定会哗然。对此，我主张，可以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谁想继续得到提升，谁想参与到选拔竞争中，谁就公开；谁若是觉得自己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公开了财产可能使自己处在被动辩护的地位，不想公开，也行，但有一条：你也就自动选择了放弃晋升机会。如何抉择，可以让干部自己权衡。实际上，中央已经在慢慢地开始做了。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已经陆续地把自己的家底、情况透露出来。新的中央领导，就得有点新气象。从这个角度来说，风险是有的，但是风险是可以降低的。关键在于，改的风险，要远远小于不改的风险。
再者，“改革风险大”的说法，恐怕也有些贪官在里面兴风作浪。有些贪官总是想制造点舆论，保护自己的不合法利益。改革者不能让他们左右。如果被他们左右，岂不等于党被贪官绑架了？有人说，如果财产公开，会对党的执政造成威胁。这就是公开地绑架党。
改革顶层设计一个最根本的目标，就是要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遏制既得利益的膨胀。强调改革顶层设计，强调改革进入打“攻坚战”阶段，就是要“攻”调整利益格局、遏制既得利益膨胀这个“坚”。尽管调整权力和利益格局、触动既得利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尤其是来自体制内的阻力，但执政党只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冲破这些障碍和阻力，改革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离开了这一点，无论谈改革，还是谈顶层设计，都没有实质性意义。
改革需要政治勇气，因为需要改的就是党自身，是我们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
承认风险，又不为风险吓住，就需要有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在这方面，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20多年前的南方谈话，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固然，这首先是因为邓小平对当时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阐述简明而深刻，但其中另一条同样重要的原因是，整个谈话体现出一种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担当精神。这种勇气和精神贯通“谈话”始终，是支撑“谈话”的灵魂和主心骨。正是受这种勇气和精神的鼓舞，我国改革开放才又掀起高潮，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没有邓小平的政治勇气，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今天的改革，更需要我们有政治勇气。因为随着改革纵深发展，遇到的挑战、风险和考验都会比过去更严峻、更尖锐、更巨大。而且改革需要改的就是党自身，是我们党自己给自己动手术：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限制自己的执政权力，割舍自己因执政获得的好处，健康、纯洁自己的队伍。我们不妨说，这需要那种“壮士断腕”的勇气。“断腕”，就肯定不像除去伤痂或指甲、头屑那么心情愉悦，也不像蜥蜴断尾或海参吐心那么简单、轻而易举，施一个“金蝉脱壳计”便度过危机，还可以照常生存。
有人说，党本身就是现有体制的受益者，怎么可能给自己下猛药，自己改革自己？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首先，党的高层要对整个党负责，这是重大政治责任，这是来自上层的动力。
其次，党内广大地方和基层的干部，直接承受着党内存在突出问题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在群体性事件中，他们要直接面对冲突和危险。即使从降低生存风险的角度，他们也有动力要求改革，改变现状。事实上，广大地方和基层也作了很多富有成果的尝试。这些尝试，不仅仅是在解决他们自己遇到的具体问题，同时也是在为整个改革探路。邓小平说过，我们党的好政策不是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在自己的实践中经过不断探索、尝试总结出来的。我们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把这些经验加以提升，才有正确的政策。执政党要给改革者以更大的探索空间，让他们有机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所以，从高层到基层，都有改革的动力。倒是一些有既得利益的部门，享受着体制带来的好处，不需要面对风险的挑战，又可以把责任推到下面去，因而可能会对改革持冷淡态度，甚至成为阻碍。这三种力量会形成博弈。
我通过博弈，进步和改革的力量占上风，以推动改革，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当前，从党内到党外，都有危机感，感觉时不我待，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能有一个新的局面。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人民论坛记者马静根据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