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有头脑。
——西谚
一、每部家史都是活的近现代史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自己家庭的历史，但千头万绪，找不到下笔的感觉。前些日子与毕业研究生聚餐，席间我又谈到了自己家庭的历史。一位研究生说，萧老师从家族史来看近现代史肯定会很有感觉。他这么一说，我好像觉得捕捉到写家史的着眼点了。随着自己人生经验的增加，近现代史料与知识的渐渐积累，常常能把自己家史中的一些片断，先辈谈的一些感觉与人生体验，与近现代史研究心得联系起来，近现代史在我头脑中也变得更加鲜活。欧洲有一位诗人留下这样的诗句：从一滴水珠中可以看到整个太阳，从一颗沙粒里可以看到整个宇宙。我想，从每个家族的历史可以看到二十世纪大历史的缩影。
我对历史的兴趣，也许来自家族的传承。我祖父是衡阳的开明士绅，生前藏书万卷。据说，在抗战前家中还有王船山的手写遗稿，抗战逃难中散失殆尽。生活在这个家庭中可以感觉到历史的厚重感。小时候每次从上海回衡阳常胜路老家过年，就可以听到大人围着火盆讲家史，讲历史，听他们叙说自己的人生经历。小学时的我，听得似懂非懂，会在一旁迷迷糊糊地睡去，醒来时，常常发现大人们还在火盆边不停地谈着，用很低沉的衡阳家乡话。他们回忆着抗战时全家逃难到桂林时船翻时的险境，谈论着现在还在台湾的某个萧姓亲戚。火盆边的大人们总有着谈不完的话题，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知东方之既白。我也在似懂非懂之中，潜移默化地承继着家庭中那种特殊的文化意识。我总是在想，我成年后保持下来的许多人文爱好，价值取向，例如对历史的热爱，对政治的兴趣，对家国命运的关注，很可能与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有关。这些家庭文化因子，往往是无心插柳地播种在我的心里，只不过后来要到一定时候才会被激活而已。
一百多年来，湖南地处南北要冲，加上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张之洞这类近代精英的惨淡经营或思想影响，近代以来就是保守士绅文化与激进的农民文化势力冲突最激烈的地区，也是近代以来社会阶层变动最剧烈的地区。其实，我们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共互动的历史。这百年里，我们家有过太平天国反叛者，有老共产党人，有国民党将军，有浪漫气息的文学青年。所有这些人的活动与经历，既构成我们自己家族的历史，同时也是我们民族历史画卷的一部分。
我们家可以说是一个与近现代史密切关联的家庭。过去只能从长辈那里知道一些家史，现在自己在从事近现代史研究，就会把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与家史拼接起来。以家史来证百年史，用百年史的眼光来理解家史，把一个历史学者的专业知识与对历史的感悟结合，来解读自己从小从先辈那里听来的有关家史的信息，实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二、从参加太平天国的高祖说起
我们家世代务农，萧族在衡阳是大姓，从家谱记载上可知，萧族是几百年前从江西移居到衡阳来的。话就先从我高祖谈起，他的情况我知道很少，我只知道，高祖是咸丰年间发了点小财的前太平天国小军官，后来激流勇退，回家务农。我的伯父在给家人的书信中曾写过一首纪事诗，其中有一句讲我们家高祖的诗句是“洪杨时代叙蓝翎”。我曾问过伯伯，诗里的“叙蓝翎”是什么意思，他说指的是高祖在太平军里当过“营排级干部”吧。
不过到了后来他就很破落了。我一直很想知道，当太平天国运动在湖南被镇压以后，他是如何逃脱清政府的清查与追究的，据我所知，当时清查得很严，可惜没有人能告诉我这些故事了。
我的曾祖是个瘸子，出生时家庭已经破落，在农村又缺乏劳动能力，跌入了社会最底层。他在衡阳乡下无法谋生，据说被一个讨饭的流浪汉背到三十里外的衡阳城里，以做鞋匠为生。后来他开了家小书铺，在衡阳城里站住了脚跟。
到了我祖父时，家业开始兴盛起来。祖父毕业于湖南高等学堂，民国初年曾在广东文昌县与广西某地当过县知事。回家乡后从事慈善公益，一直担任衡阳的图书馆馆长。他还集资办萧族学堂，凡是萧族子弟都免费入学，据说深得乡民尊敬。他是个思想左倾的开明士绅。年青时与徐特立、谢觉哉还是至交。有《忆秋文存》、《艺兰馆联话》、《湘影诗草》等诗文集传世。
关于他有许多故事，其中有一个传说是，在1940年代后期，他因受诬告被国民党党痞关入牢中，当地农民数百人集会到衡阳县政府请愿。他们还编成歌谣来唱，我只记得其中有一句是“我公萧企云，儿子当将军（指我父亲）”。后来县政府迫于农民请愿的压力，才把祖父放了出来。建国后他应邀作为湖南省代表，参加了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他写的诗中有一句“他年相思忘不得，怀仁堂里过生日”，表达的就是自己在怀仁堂见到毛主席的心情。他生前一直担任衡阳市人民法院院长。小时候，我在衡阳跟着祖父去参加衡阳抗美援朝动员大会，我亲见爷爷在千人大会上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地号召市民捐钱捐力，这一情景我至今仍然还有印象。
不过，他只是思想左倾的同情共产党的开明士绅，他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填写为“儒教”，这件事被我二哥私下里当作笑谈。二哥萧功汉（萧默）说，儒家怎么变成了宗教？
一个以儒家为信仰的士绅，处于这样的激进革命时代，他内心肯定是充满矛盾的。据家人说，1950年代初期，衡阳肃反运动时，死刑判决都要经由他这个人民法院院长之手来批。明知有些是冤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别无选择，他这个法院院长也没有不用朱笔打红勾的理由。据说，那时他经常一个人在夜里喝得酩酊大醉，借着发酒疯，到死刑犯家门口，流着泪，长跪不起。当然，后来组织上也知道这些，不过当时好像也没有后来那么多的政治原则性，出于统一战线的需要，只是对他作了批评而己。直到1959年去世前，他一直还是衡阳市的人民法院院长。
三、伯伯是湘字七十七号党员
我祖父有三个子女：伯伯、我父亲与我姑姑。我的伯伯是1923年中共党员，他告诉我，他在大革命时的党证号是湘字77号。也就是说，他是湖南省的中共第77位入党的党员。在1920年代中期，他办的开明书局销售左翼进步书籍，也是中共地下的党支部与秘密联络站，他本人当时就是地下党支部书记。他告诉我，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支部，这个支部是专门与党的重要人物联系的，来家的共产党人中还有毛泽东的兄弟。衡阳的开明书局就是我们家办的，中共党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到过家中。
伯伯还告诉我，他还是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入团介绍人。夏是当年衡阳第五中学的进步学生。我们这一代人从中学课本中就对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绝命诗耳熟能详。而伯父正是把他引上革命道路的人。不过伯父在马日事变发生时，作为当地中共党组织派往长沙去的交通员，找中共负责人腾代远时被捕，关进死牢。后来被乡亲邻舍联名担保，才得免死，还写了脱党声明。出狱以后一生再也不问政治，做点小生意，默默无闻于世。
在文革初期，他与伯母曾来上海避难，我与他有过长谈，得知家史中许多事情，后来他回到衡阳后，就被遣送下放，回到衡阳县的松山农村老家。记得那是1973年冬天，我在敦煌之行完成后，从大西北转到桂林，再转车到衡阳，再赶到乡下的松山老家看他。那是我与他第二次长谈家史。再次从他那里知道父亲许多往事。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冬日的阳光下，他半躺在乡间屋前的竹椅上说过的那段话。大意是，现在他那么大一把年纪了，文革初期，来找他外调的解放军一批又一批。他说：“现在想起来，当年大革命时的人物，无论是参加革命的人，还是参加反革命的人，没有一个活到今天的……我现在这样能躺在这里晒太阳，就很不错了。”不知是出于对自己人生失败的自我解嘲，还是对一生一事无成的心理安慰。他的一生可以用“达观”两字来概括，他一辈子与世无争，几十年来，一直甘于做衡阳一家文具店默默无闻的营业员。他的性格无论如何无法与大革命时代共产党支部书记的激烈慷慨的人生理想联系起来。记得那一次我离开松山老家回上海时，他一直从乡间家门口出发，默默送我到开往市里的汽车站，我在汽车上望着他，他穿的是黑色的大棉袄，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站在冬天枯黄色的田埂边一动也不动，特别醒目。这是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两年后，伯伯由于在乡下营养不良，患上了黄疸而去世。
1973年那次回乡，我只住了三天。那时我也只有二十来岁，在上海郊区机械厂里当工人，文革初我是一个有巴黎公社理想的工厂造反派，那时私下里刚刚开始对文革有所反思，而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还没有什么感觉，对于家史也没有多问。其实他是很愿意讲讲家庭的历史的。只要我愿意问，他可以不停地讲，直到现在，我对大革命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现在再想听到这位大革命时代的当事人对那段历史的看法，已经不可能了。如果他还活着，我一定会问他，他与大革命时代的重要领导人物有些什么交往，对毛泽民的印象如何？当时乡下农民运动如此激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当年对农村的痞子革命是怎么看的，现在看法有什么改变？我还想问他，像他这样的活跃人物，被捕后为什么能逃离死刑的命运，难道一张退党声明书加上邻居集体作保就可以了吗？当时反革命的镇压到底到什么程度，等等，伯伯已经作古多年，所有这些问题已经没有人能回答了。
我们家的左翼政治倾向还直接影响到我的姑母与母亲。她们在大革命时还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居然都参加了衡阳的共青团。1952年母亲在我五岁时过世。我与姑姑在上海共同生活三十多年，老人家对于自己过去的历史却从来闭口不谈。我怎么知道她们曾经是小革命党这件事的呢？那还是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偶然好奇地翻到过姑姑的一本旧笔记本上写的交给组织的自传摘要。其中有一段记述令我印象很深：她们这两个小姑娘被迫站在衡阳市菜场里，向居民宣示由于自己年幼无知，参加了共青团，从此以后，保证以后要好好读书，不再参加共党组织……可能是由于她们两个小姑娘年纪太小，当地政府没有怎么追究。后来我才知道那指的是1927年马日事变后，大革命失败后的事。
四、我的父亲：走向国民党军人之路
下面就要讲我的父亲，我父亲是家族里的重要人物。他走的是与伯伯不同的政治道路。很小时候，我就知道他是起义的原国民党将军，黄埔六期毕业的，担任过国民党的军参谋长。1949年年底，他与军长鲁崇义一起，率所部三十军在成都起义，并参加了解放军。在历史节骨眼上的这一大转变，使我们家逃脱了反动军官家属的命运，一变而为革命军人家属。小时候，我回到衡阳家中过春节，还看到门口有“光荣人家”的红纸。我父亲从朝鲜战场回国，回到衡阳探亲时，穿着黄呢制服，身边还带着一位解放军警卫员。我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强烈反差的双重身份的家庭。
我1946年出生在西安，西安古称为秦，我是萧家的功字辈，于是由此而取名。那时正是他在西安胡宗南总部。我两岁多时，就在石家庄，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三军的参谋长。从石家庄战役中逃出来以后，又改任三十军参谋长，当我三岁多时，他在成都起义。其他军官起义后不久就解甲归田，而他却由于有军事指挥业务上的专长，被编入解放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后来两次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我此后就在重庆郊外的青木关部队幼儿园生活。1953年，我七岁时被姑母接到上海生活。第二年，我父亲在南京军事学院去世，那时我只有八岁，此后我就在姑母抚育下长大成人。
我对父亲的了解并不多。很小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我们家不少人参加过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属于政治上的异己家庭——但为什么家族的亲共历史并没有影响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步步升迁？我想，一定是国民党在政治上比较粗放，比较看重个人的能力，不太关注家庭背景与成分。
其实父亲走上国军军人之路，也是命运的偶然。父亲从小痴迷于科学救国，心里就是想做工程师，他从衡阳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就是想实现这个梦想。他的命运转折也与1927年大革命失败密切相关。马日事变发生后，家中遭大难，开明书局被迫关闭，伯伯被捕，被关进死牢，父亲在上海失去了家庭接济，就成了失学青年，读交通大学做工程师的美梦被打碎了。失学之后，他偶然看到有个无线电学校在招收新学员，不但可以免去学杂费，而且还有生活津贴。于是他去投考并被录取。
据伯父说，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当上工程师。父亲在国民党军队中总是能得到上峰赏识，又是黄埔嫡系，抗战中期，34岁就当上了将军，但他总是以没有实现当工程师的愿望而抱憾。伯伯告诉我，多年以来，他行军时，简单的行装里总还要带上一些化学烧瓶之类的东西，一有空闲，就会自己做化学实验。他去世后，从南京军事学院带回来的遗物不多，而他手写的密密麻麻的化学笔记本却占了相当一部分。
凡萧姓家族中的读工科的青年大学生，有经济困难的，他都会去资助。即使我们在衡阳家中的经济常常陷入困境，也是如此。许多年以后，到了文革初期，伯伯与伯母来上海避难，文化程度不高的伯母提到我父亲时，实在想不出用什么话来说明父亲的乐善好施，她总会用很浓重的衡阳话说，你爸爸是“解放前的雷锋”。一位生活在四川崇庆的远亲，当年就是由于得到父亲接济，读完大学建筑系后成为路桥工程师。这位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一直到现在，他还把父亲视为自己的恩人。建国以后，他一直在寻找我们兄弟三人，打听我们的下落，总希望通过帮助我们，来报答当年父亲接济他读完大学之恩。其实，当年父亲之所以这样乐于助人，用伯伯的话来说，或许还是为了在萧族子弟身上，了却自己当不了化学工程师的心愿。
父亲考无线电学校，本意还是想实现自己做工程师的梦，入学后，他才知道那是军事学校，容不得他有那么多自由。由于成绩优秀，他转入黄埔六期。从此就进入军界，离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越来越近，离他的工程师梦越来越远。
我有时在想，由于我们家的左翼思想传统，如果他失学之后，当时接触到上海的党组织，说不定他还真可能去参加共产党，不过，他走的将是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他很可能活不到1949年，而且肯定也不会有后来的我。由于种种因缘，历史让他走上的是另一条路。
不久前我读到军统大特务沈醉的回忆录才得知，沈醉在抗战初期，他的女友执意要去延安，也要他一起去，他为了爱情纠结了很久，由于一念之差而没去延安，后来进了军统，却成了共产党最凶悍的敌人，走上了一条完全相反的路。另一位国民党的军政要人的回忆录更有意思，大意是他那天早上起床晚了，约定好去延安抗大的汽车已经开走了，下一部车是去西安国民党黄埔第七军校的，于是这位青年学生就上了车，各人人生之旅的剪刀差由此而开始。在他们当时这些青年人看来，现在是国共合作，反正去哪里都一样，都是去抗日，在个人命运的一些节骨眼上，偶然性会起很大作用。
由于勤奋加上毅力，成绩不错，父亲从此成为国民党军队嫡系精英中的一员。1930年代初期，他当过清华大学军事训练部教官兼主任。这件事我们家的人谁也没有说起过，还是我二哥萧默在文革结束后，录取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研究生以后，在参观校史展览时偶然发现的。父亲相片，赫然放在校史馆陈列的当年报纸上，发黄的报纸上还有一篇以父亲名义发表的《告清华大学全校师生书》。那是在1935年6月何梅协定后，国民党的中央军训团不得不奉命撤出已经被划为非军事区的北平，他就以军训部主任的名义，向师生告别，要大家勿忘国耻。这张从校报上翻拍下来的相片，现在还保留在我的书房里。那时他二十七岁。
从他后来的简历中知道，他在1939年进了陆军大学特五期，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受到蒋介石的赏识。伯父曾告诉我，蒋介石要他留在身边，但他希望去前线，后来就分配到了胡宗南的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得到胡宗南的赏识。根据我在网上搜到的信息，父亲在1943年任第一战区少将高参兼参谋处长，当时他三十四岁。1946年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长。有一次在网上偶然读到黄埔同学会员的一篇抗战史回忆录，提到我父亲是胡宗南的“主要亲信之一”。
近几年来，我读了好几本从台湾购来的旧人回忆录，胡宗南当师长、军长与战区司令不同时期的三位参谋长的回忆录我都读过了，他们似乎一致认为，胡宗南在军事上难以担当大任，因愚忠于蒋介石，因此深得蒋介石信任。一位说，依胡本人的才能，最多只是个当师长的料，却当上战区司令，志大而才疏；另一位说得比较客气，只是说胡在当师长任上的时间太长，突然时来运转，当上指挥二十万大军的司令，而整个考虑问题的方式还是师长时形成的，所以指挥不好。不过他们都认为，胡为人刻苦俭朴，个人品德很好，蒋介石对他很放心。
我父亲与胡宗南朝夕相处，我不知道胡宗南为什么赏识我父亲。过去读中共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熊向晖的回忆录，其中有一段令我印象很深，说的是周恩来在延安时，要派地下工作者潜伏到胡身边去，周恩来认为，要能取得胡宗南真正信任的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这三条是完全出乎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这三个条件居然是：一是必须是小康家庭出身的（家境不可太穷，也不可太富有），二是思想必须要左一点（要有对底层的同情心），三是长得要英俊神气一些。熊向晖就是由于符合这三个条件被周恩来选中，后来为中共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也是因此而得到胡宗南信任的，好像这三条他都具备。
由我父亲这样的人来谈胡宗南，一定很有意思。不过，父亲健在时，我还处于孩提时代，什么也不懂。现在我非常希望听听他对胡宗南的看法，已经不可能了。我又想到熊向晖先生，我父亲与他都在胡宗南身边，朝夕相处，彼此一定都很熟悉，可惜熊先生已于2005年去世。
五、石家庄战役与第三军的命运
抗战结束后不久，内战爆发，父亲时任国民党第三军参谋长，驻守在石家庄，第三军原属朱培德的云南部队，在国民党军队中，可以算得上是属准嫡系。1941年时，该军在晋南战役中失利，原因是何应钦中了日本人的声东击西计，在战区军事会议上错误判断日本人要进攻洛阳，于是把中条山一个主力军抽调去守洛阳，这样造成中条山战线防守空虚，留守的第三军对日本人的进攻寡不敌众，军长唐淮源上将殉国。
在抗战结束时，该军进驻石家庄。到了1947年10月，聂荣臻领导的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徐水包围了国民党第三军的一个师，这时第三军的另外两个师还在石家庄。根据《耿飙回忆录》可知，这时蒋介石错判了解放军主力的位置，以为可以来个反包围，于是通过孙连仲，命令第三军派军队前去救援。
根据文史资料上的记载，当时父亲作为军参谋长，在军事会议上曾坦言，一旦出击，第三军的三个师就极有可能被共军分割包围。且京汉铁路沿线是共军游击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共军肯定会通过引蛇出洞与围点打援，来实现各个击破。但军令如山，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别无选择，不得不亲自带第三军主力第七师北上增援。第三军内部的地下党很快把情报送到华北野战军。根据历史记载，华北野战军的杨得志、杨成武、罗瑞卿率领的第二、三、四纵队抽出主力，一昼夜开行二百多里，在清风店附近形成口袋。结果当然是没有什么悬念，国民党军第三军主力第七师与军部共一万七千人被围歼，军长罗历戎被俘。军参谋长的预见不幸言中。
我看到过聂荣臻召见被俘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的相片，从杨成武写的回忆录中可知，这张历史照片就是在聂荣臻当时的住所摄的。聂荣臻坐在圆椅上，以胜利者的优雅状态打量着罗军长，罗端卿、耿飙、杨得志这些纵队级高级指挥员坐在前排，他们比我们想象的更年轻，他们黝黑的脸上各自的表情也十分丰富。罗瑞卿的表情中面带着胜利者对战败者宽容的微笑；耿飙的眼光中则充满着对罗历戎的好奇感；杨得志只露出半个脸，他与右首的杨成武严肃的表情中，更多的是一种战役后的深思。靠墙边坐得更远的一些人，可能是地位更低一级的旅、团级的指挥员，他们有的以好奇的眼光、有的以警惕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重量级俘虏。当时是1947年10月下旬，是辽沈战役前一年，罗中将毕竟是解放战争自开战以来在战场上被俘获的职位最高的对手之一。此刻，穿着打扮如同伙夫的罗军长因为受到胜利者的优待与尊重，已经从紧张状态中缓过神来了，虽然我们看不到他的正面表情，但可以从他手握香烟的状态中，看到一种些微的轻松感。丰富的历史信息定格在这张相片中，这张相片也以其捕捉了清风店战役后历史参与者们那生动的一瞬间，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风店战役结束以后，石家庄只剩下第三军士气低落的第32师与两个保安团，虽然蒋介石空运了一些地方部队进入石家庄城里，但国军势态十分孤立，在孤城中等待着解放军大军瓮中捉鳖。处于其中的我父亲，作为这个军的参谋长，这些日子肯定是在焦虑中度过的，他的霉运似乎就要这样注定了。
在清风店战役结束二十天以后，1947年11月，华北解放军对石家庄的总攻即将开始，然而，我父亲的命运却在此时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他意外收到了胡宗南的加急电报，要他立刻乘军用飞机从石家庄重围中，飞往北平去汇报军情。据说，等他起飞时，解放军进攻机场的炮声已经打响。父亲飞到北平之后，才知道这是胡宗南为了救他而特地发出的电报，其实大局已定，并无什么特别的军情需要他汇报了。胡宗南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是认为这个第三军已经没有指望，但父亲这个心腹爱将还是要救出来的。
父亲跳出石家庄这个火坑实在太突然，这一信息完全不在解放军情报人员的掌控之中，以至于解放军拿着父亲的相片在俘虏群中一一对照，却没有找到，后来才得知父亲在最后时刻才飞离了石家庄。我是从伯伯那里知道了这个生动细节，是父亲起义以后从解放军方面才获得的。
根据解放战争史记载，石家庄战役中三十二师师长刘英被俘，解放军歼国民党军二万四千人。这场战役首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重要城市的先例，这也是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里程碑式的转折点，从此，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我父亲逃过了一难。胡宗南让父亲从即将成为战犯的厄运中逃脱出来。父亲对胡宗南的感恩之心是可以想象的，这种感恩之心还很不合时宜地一直保留到他在成都起义以后，当时，解放军要求所有的起义人员都要向组织填写自己的简历。当父亲写简历提到胡宗南时，他居然这样写道：“请原谅我在这里提到胡宗南时，我还是要称他胡先生，因为习惯了……”这是我伯伯后来告诉我的轶事。
国民党与共产党两种军队，他们各自的内在聚合力是完全不同的：共产党靠的是强大的意识形态信仰与精神，以及组织内部的凝聚力，而国民党靠的是上下级之间的私人恩庇与效忠关系。胡宗南对父亲的恩庇，以及我父亲对胡宗南的愚忠，看上去经历了考验，但这却是以牺牲整体利益为代价的；可以想象，当父亲由于胡宗南的一纸电报而脱身时，二十七师师长刘英与其他军官作何等感想？这样的军队能打仗吗，会有士气吗？
六、三十军与太原战役：父亲又逃过一劫
父亲从北平回到西安胡宗南总部，他肯定向胡宗南表明，自己对于石家庄战役失败不应负什么责任。不久他就被任命为第三十军参谋长。这个第三十军，要比第三军的故事更多。这个军的战斗力更强，个性上更具有张力，也更富有戏剧性，它后来的命运也更悲惨。
三十军原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代初的中原大战后，隶属于中央。将士大多是河南人。后来，蒋介石命三十军去围剿鄂西的贺龙红军二、六军团，三十军作战不力，军长彭振山于1935年被蒋介石枪毙。
不过，到了抗战初期，三十军在娘子关战役中打得颇为出色，积累了与日本实战的可贵经验，不久被派到台儿庄防守主要阵地。面对日本强悍的第六师团与第十师团的正面进攻，开始展示了其生命史中最光辉的一页，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个军以血肉之躯来抵抗强敌，打到连伙夫都打光的地步，二十七师师长池峰城在电话里请求第二集团军司令、老上司孙连仲让他撤退，为三十军留一点种子，被孙严令坚守，池的最后一分钟的坚持，让汤恩伯国军主力及时赶到，才换来了台儿庄战役的最后胜利。池师长的事迹通过电影《血战台儿庄》广为世人所知。下文将要提到的仵德厚师长，在台儿庄战役时还是个营长，任三十军的敢死队长，这个河南汉子在关键时刻冲上去，打得只剩下三个人活下来。三人中除他本人以外的另外两个人还都受了重伤。仵德厚的事迹还上了《中央日报》。下文将提到的唐师长、黄樵松、戴炳南都在此战中建有战功。
这个名气不大的杂牌军由于自己的超常发挥，而一举成名，成为全国妇孺皆知的抗战英雄部队。后来三十军还参加了武汉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枣宜会战、豫南会战、第2次长沙会战、豫西会战和常德会战。八年抗战与日本人交兵，基本是没有停过。这是一支从血战中一路打下来的劲旅。可以说，三十军为河南人争了光。1945年后，三十军划归西北王胡宗南指挥。该军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师、第三十一师，系主力部队。驻陕西，隶属西安绥靖公署。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杂牌军成为主力军的为数不多，三十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很不幸的是，这支军队在内战中，被推到风口浪尖，处于战争急流漩涡中心，这是大多数非嫡系劲旅难以避免的命运。三十军的悲剧命运也由此开始。
1948年年初，蒋介石视察太原，阎锡山因山西防守力量不足，请求蒋介石给他多增加些军队。蒋也意识到太原的重要性，以及山西的孤立无援，难以应对石家庄战役后中共在华北崛起的新局面，遂冒着倾盒大雨亲赴西安，要胡宗南派出军队空运支持太原，胡宗南不愿把中央军嫡系割出来，于是就把三十军推了出去。三十军军长鲁崇义不愿意去太原，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太原在军事上已是一盘死棋。他坚持要让称病住院的二十七师师长兼副军长的黄樵松出征。妥协的结果是，鲁崇义把三十军分出一半，让其中的主力二十七师加上三十师的一个团前往太原。黄樵松升为代军长。1948年8月，三十军紧急空运太原。原军长鲁崇义与我父亲则留在西安，把剩下的三十一师与三十师加上地方部队，整编成番号为113军，以此来保存实力。由此，我父亲逃过了以后的劫难。
黄樵松被迫出征，不想打内战，且全军官兵家属大多数在陕西，全军作战意志消沉，恰好徐向前派第八纵队敌工处前来太原秘密联络起义，还带来了黄的老上级——西北军起义将领高树勋的密信。黄樵松又派参谋王震中前去八纵秘密联络。一来一往，双方谈妥后，黄樵松决心立即在太原发动起义。但不幸的是，1948年年中本来可以作为解放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载入史册的太原起义，并没有成功。
三十军起义为什么失败？我一直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不久前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份十分珍贵的当事人回忆录，作者是黄樵松的参谋人员，其可信度非常之高。原来，黄在派人前去与解放军八纵秘密联络之前，就把打算起义的想法秘密告诉了自己最信任的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戴是他一手提拔的，恩同兄弟，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了。戴没有反对。
徐向前敦促黄樵松尽快起义，黄在决定立即起义以后，让戴炳南去具体布置起义事项。而这时戴开始犹豫不决，他总觉得现在起义时机还并不成熟，但在黄樵松坚持下，不得不勉强去做自己下级的工作。当戴师长把自己最亲近的人找来，并在双方对天发誓后，讲出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这时却立即受到二十七师副师长仵德厚与另一个欧姓团长的强烈反对。他们反对起义的理由，无非是军官家属大多数都在西安，怕受到胡宗南打击报复。二是不愿意背叛现在正在南京当卫戌司令的老上司孙连仲。恩主与扈众者之间的道德关系，历来是军阀军队的灵魂，在众人看来，这支军队是老军长一手带出来的。此时戴炳南本人受到极大压力，他如果坚持执行黄樵松实行起义指令，那么，他已经不可能越过这些强烈反对起义的下级，再加上他本人本来就认为起义时机并不成熟，既然事情已经败露，于是反戈一击，在仵、欧的建议下，直接去向阎锡山告发自己的恩人黄樵松。
阎锡山得知情况后大为吃惊。据说他当时愣了有好几分钟说不出话来。如果三十军叛变成功，他就会被当作三十军献给共军的见面礼。于是他设计打电话将黄樵松召来开会，黄不知是计，赴会时被捕。徐向前、高树勋与黄樵松之间的秘密通信也随后被查出，铁证俱在。黄樵松被军统逮捕后，已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他在一张名片上给妻子写了“仰事俯畜，全靠你了，来生再见”几个字作绝命信。接着，共产党派出的秘密前来太原联络的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等人也被诱捕，他们均被送到南京军事法庭，蒋介石故意让时任南京卫戌司令的孙连仲去审问黄樵松等人，意思是，你看看你是怎样教育下级的。
黄樵松这个河南汉子，有着中原豪杰的性格，临死前说了几句令人印象很深的话：“要杀就杀我，共军他们是我请来的客人，王参谋也是我命令他去联络的，他们没有罪。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解放军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被杀前也高呼口号。他们均光荣就义。解放后成为烈士。
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戴炳南秘密联络的那些师团级军官，此时会如此强烈的反对起义？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全国大势？ 当时坚决反对起义的关键人物，正是台儿庄战役时的敢死队长、时任二十七师副师长的仵德厚，欧团长甚至跪下来央求戴炳南前去向阎锡山告变。应该说，当时是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正处于胶着状态，当时的大势远不如一年后那么明朗。中层军官对历史大趋势的感觉可能不如上层军官那么敏感。他们并没有大势已去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在平津战役与淮海战役以后，才会在广大官兵中渐渐弥漫开来。在他们看来，军人不问政治，军人只知道职守，在大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旧军人气节、袍泽情谊，知恩图报的旧军人伦理，怕家属受打击的心理，在这时就会起作用了。
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由于告变有功，成为“党国英难”，从少将师长升为三十军中将军长。副师长仵德厚也以精忠于党国，升为主力师二十七师的师长。这个戴炳南自知已经有共产党的血债在身，为了自保，从此以后，成了与解放军不共戴天的敌人。仵德厚也自知没有退路，成为反共的过河卒子与拼命三郎。由于三十军由反共强硬派执掌权力，使出混身解数来坚守太原，三十军从当年台儿庄的抗日英雄部队一变而为解放军的死敌，他们把八年抗战中磨砺出来的作战能力，全力用来对付徐向前部队对太原的进攻。
太原战役的惨烈可以想象，此战役可能是解放战争中最残酷的战役之一。由于缺乏重型武器，徐向前领导的解放军十八兵团牺牲甚大，打了半年没有打下来，太原城里人相食的事件时有发生，直到解放平津的十九、二十兵团与四野炮一师的重炮部队前来支援，在双方付出极大伤亡代价之后，太原才被解放。此时已经是南京解放之后了。
七、三十军命运的再思考
如果我们现在再反思一下，就会注意到三十军起义失败的悲剧，与黄樵松本人也有关系，事前他没有做过什么说服沟通的工作，对下级中的关键人物所想并不太了解，平时治军甚严，也引起一些下级不满。当他把起义方案告诉戴炳南时，明知戴态度犹豫不决，却仍然让这个动摇分子去做风险巨大的布置起义的具体事情，后者一旦遇到反对阻力就根本镇不住。黄军长所用非人，谋事不周，与起义失败关系甚大。
三十军的命运，是一个被迫被推入内战漩涡的非嫡系军队的命运。在胡宗南那里，三十军只是蒋介石让他领养的孤儿，他自己的黄埔嫡系军队在八年中甚少与日本人正面作战，而身经百战的三十军，却又不是他的嫡系血脉。他顺水推舟把它抛出去防卫太原城，美其名曰用主力部队的机械化师去支援阎锡山，在蒋介石那里就有了很好的交代。
三十军军长鲁崇义自己不愿意去打内战，就把副军长黄樵松推出来，黄樵松也不愿意去，却顶不住孙连仲、胡宗南、鲁崇义的三重压力而不得不去，胡宗南送黄樵松上飞机时，只说了句“太原易守难攻”这样的官样话。黄樵松到了太原，人员补充与军需供给都甚为困难，写信给老上级南京卫戌司令孙连仲叹苦经，孙也只能劝他向胡宗南求助，胡又推托搪塞。黄军长到了太原后情绪一直十分低落。他是在焦虑心态极为强烈的情况下起义的，事前并没有对起义可行性做过周密的考量。
三十军的命运与东北辽沈战役中的六十军十分相近，后者是云南龙云的杂牌军，在台儿庄也是一线部队，虽然没有三十军如此全国知名的赫赫战功，但也是劳苦功高，内战时也是被推上东北长春最前线。两个军策动起义的时间都是在1948年10月，所不同的是，曾泽生的第六十军起义因谋事周密而取得成功。起义后被改编为解放军第五十军，后来参加了朝鲜战争。而三十军却再也没有机会摆脱在内战漩涡中走向死亡的命运。
戴炳南的命运可想而知，在太原解放后，他化妆逃出，不久后在民居中被捉。两个月后以罪大恶极判死刑。当年此布告在太原街头可谓铺天盖地，现在太原城里健在的老年人都能记得。
台儿庄战役时的师长池峰城过早脱离了三十军，建国后被当作历史反革命送入监狱，五年后死于狱中。1980年代初得到平反，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的民族英雄。
台儿庄战役时，三十一师康法如副师长在肠子被打出来的情况下，还带领部下与日军巷战肉搏。抗战后解甲归田。1951年镇反时被捕，他在狱中自信没有什么问题，儿子去看他，他说过几天就可以回来了，然而公审大会后被立即处死，终年52岁。虽然此前有数百居民自发签名保这位抗战英难，仍然无济于事。后来连尸骨也找不到了。他的儿子现在已经八十多岁，希望自己活着的时候能看到父亲平反的一天。现在还在争取之中。网上还有他的手机联系号码。
仵德厚本是个台儿庄战役中的民族英雄，但他后来却成为反对起义的强硬派，他是促成戴炳南告变、并最终影响了这一段历史的关键人物，太原战役后，被判十五年，十年后又加刑十六年劳改，在监狱与劳改中度过了二十六年后，才放出来，回村才得知，苦等了他二十六年的母亲与妻子在贫病交加中刚于不久前去世。儿子是穿着白布孝鞋来迎接他的。长期以来，这位陕西汉子一直在砖石场里做重体力活，身无半文，然而在村里他身上总是穿着那件旧而干净的中山装，走路始终如军人那样挺着胸，他在那顶极普通的便帽边缘里塞进一些东西，看上去就像一顶军帽。后来陆续有记者发表了介绍其生平的文章，《南方周末》与《凤凰网》还有专门介绍这位台儿庄战役中英雄的报道，读后令人嘘唏不已。我见到过年轻的武警战士们与他合影的相片，他的军人精神也感动着人们，2007年去世，终年97岁。国民党主席连战曾致电悼念。
三十军的命运，始终与它不得不卷入内战漩涡有关。人们可以从这个军历任军长的命运中隐约感觉到这个军的悲剧性格。三十军自建军以来，有九人做过十任军长。其中因反对内战而被蒋介石处决的竟有三位：张印湘（第一任）、彭振山（第三任）、黄樵松（第八任）。因对抗革命而被新政府处死的一位——戴炳南（九任）。因反革命罪而狱死的一位——池峰城（第六任）。这些死者竟占了九位军长中的五位。剩下四位中，两位去了台湾，他们是孙连仲（第四任），以及当年台儿庄战役时的军长田镇南（第五任）；两位留在大陆，一位早脱离军界，于建国初病死，只有末任中将军长鲁崇义在大陆因起义得以善终，1994年在重庆去世。由上述统计可知，这支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立下不朽战功的军队——用仵德厚出狱后写的一句诗中的话来说，这是一支在八年抗战中“无日不战”的军队——它的命运也是令人感叹系之。
三十军的历史在这里说得够长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件与共和国历史关系甚大的事，那就是胡耀邦差一点就成为太原起义事件中的烈士。胡当时是华北兵团的政治部主任。他接待了前来密商起义事宜的三十军参谋王震中。胡知道事情重大，向徐向前请示要亲自前去太原城里与黄樵松密谈。徐向前显然具有丰富人生经验，他直觉地感到问题的复杂性，根据《徐向前回忆录》记述，徐向前当时说：“那边的情况没有搞确实，去不得呵。”于是改派了另外一个级别更低的参谋处长晋夫单刀赴会，这是一位很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型青年干部。关于此事，胡耀邦在1980年代任总书记时，对访问者的回忆也予以证实。结果晋夫代替了胡耀邦成为雨花台烈士。
如果徐向前没有阻止胡耀邦去太原，共和国的历史将肯定由此而改写。四十年后的八九之交的重大事件或许将不会发生，当然，胡耀邦将只是无数为共和国牺牲的普通烈士中的一名，他将不会在中国改革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不会作为中共革命的人文精神的象征资源，在现在与未来始终发出夺目的光辉。
我父亲正是三十军参谋长，命运之神再次让他与厄运失之交臂。由于原三十军军长鲁崇义的坚持，也由于胡宗南要保存自己实力的私心，父亲与军长鲁崇义均被允许留在西安，没有参与到太原起义的流血悲剧中去，也没有在后来的太原战役中成为内战漩涡中的牺牲者。如果父亲去了太原，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黄樵松的起义计划不可能不让他提前知道，他当时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以他的思想与个性而言，他接受起义的可能性很大，那么，他将与黄樵松一样成为烈士，如果他拒绝黄的计划，而去效忠蒋介石的党国，等待他的命运，决不会比戴炳南与仵德厚更好。当时只有两种选择，而这两种选择的结果都是没有任何悬念的。我父亲去与不去，对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说毫无影响，但对我们家却关系甚大。
一年多以前，我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关于宪政与社会主义的学术讨论会，见到了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我还与他握了手。胡德平当时就坐在离我不远的座位上。当他发言时，我突发奇想，如果徐向前与胡宗南，由于不同的原因，没有阻止我们两人的父亲前去太原，他们这两个分属不同阵营的、彼此并不认识的人，将都会身处于1948年10月的太原，说不定还会见上面。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我与胡德平坐在一起开会的可能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战争中人的命运，这也是我们复杂而多义的人生。
八、成都起义：父亲人生的转折
太原战役中的三十军已经全军覆没，蒋介石与胡宗南为了安抚尚留在陕西的原三十军的另一部分官兵，把已经改番号为113军的那个军，再改回到三十军的番号。新三十军先是驻西安附近，后来退到汉中，再后来退到成都东郊，此时已经是1949年12月了。
此时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现在看来，毛泽东当年制定对大西南的战略部署，还真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大手笔。毛的部署是，先不打草惊蛇，故意让胡宗南主力十几二十万精兵，留在汉中不动，只要解放军不动它，它就不会主动撤至四川。与此同时，让二野刘邓大军从湖北加紧北上攻入重庆，再向西进，切断胡宗南将来一旦进入四川中部后再进入云南及中缅边境之路。到了这时，才让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从北边把汉中的胡宗南主力一步一步逼进成都平原。此时的胡宗南军队在刘邓的二野大军与贺龙的一野十八兵团的南北两面的钳型夹攻下，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此时已经是1949年年末，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全国大势已经相当明朗。胡宗南部从成都向东突围已无可能，因为四川以东地区大多数已经解放，胡部向南走也不行，重庆也已经在刘邓大军手中，且从成都通往云南与缅甸边境的路已经被二野堵死。现在只剩下唯一的路，那就是往西昌与西藏走。但西昌如此荒僻，根本养不了那么多的兵，即使没有追兵，由于一路上缺乏足够的给养供给，从那条路上走下去会有什么结果都很难说。胡宗南部的困境之深由此可以想见了。
12月初，蒋介石还在成都，他把划归胡宗南指挥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找去谈话，当时的蒋介石给李振的第一感觉是，这位委员长沉浸在忧虑神伤之中，由于睡眠不足而显得很疲倦。蒋介石说的大意是，西昌是复兴基地，到了西昌以后还可步步向云南缅甸转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李振说，如果是一两年前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他肯定会受宠若惊，但这次召见却使他哭笑不得，他觉得，军队上下离心离德，士无半志，全国只剩下西昌与云南一角，想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复国，更是如同说梦一般。回驻地后，他把蒋召见时说的话说给参谋长听，彼此都沉默良久，若有所失，大家都感到前途茫茫。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军官们的普遍状态。
可以说，此时在四川的胡宗南所属各部几乎到了兵临绝境的地步。国民党军内部弥漫着悲观的气氛，高级军官中都有大势已去的感觉。尤其是原先在成都压阵的蒋介石本人也于12月10日飞往台湾。又过了十二天，12月22日，连胡宗南本人都乘飞机逃往海南岛。临走前把军权让给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去指挥，当时军队中的消沉气氛可想而知。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大西南的国军中，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一年前太原起义中的戴炳南这样的人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前途如何，只是不便公开言说而己。
正在此时，衡阳的地下党给祖父与伯伯做工作，让他们去说服远在成都的父亲起义，伯伯带着祖父给父亲的密信，正准备动身从衡阳出发，成都那边就传来了父亲已经成功起义的消息。
原来，父亲在成都已经有了新的历史机遇。他见到了前来秘密见他的老熟人郭勋祺。郭是前国民党属于川军系统的第五十军军长，郭与刘伯承有袍泽之谊，又是我父亲1939年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他在1948年7月在安徽被人民解放军俘获，后来，他欣然接受了刘伯承让他回川联系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他返回成都后与我父亲联系上了。
接下来，父亲人生的关键时刻到了，1949年12月23日下午，胡宗南临走前委托的总指挥官兼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在会议快结束时，父亲提出，现在军队面临着困局，向东、向南、向北突围均无可能，唯一可走的只能到西昌了，即使去了那里，连军需供给都会成问题，前景很是渺茫。他说：“到底是战呢，还是和呢？如果要和，我这里倒有一条路。”不过他没有说下去是什么路，因为当时气氛凝重，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此时，前面提到的那位不久前曾受到蒋介石单独接见的18兵团司令李振也在参加会议，他顺水推舟地说，“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双方减少点伤亡，按照北平的办法，还是和好。”此时，五兵团司令李文神色严肃起来，他与36军朱军长、90军周军长三人到另一个房间谈话去了。
我父亲立刻感觉到，他刚才这句话可能说得太突兀了，这样的话，只能在密室里对最亲近的人说的，他却鲁莽地在最高军事会议上，面对最高指挥官公开说了出来，所谓的和，其实就是向共军投诚，在当时绝对是属于反叛言论，他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头。父亲后来告诉伯伯，如果这时，这三个最高指挥官从小房间里出来，李文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把他逮捕交宪兵法办，那也是完全可能的。此时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不一会，李文与二位军长从小房间里出来了。他们明确表示反对和谈，说“战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不过，他们并没有对父亲采取行动。
此刻，刚才还在会上支持父亲看法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中将，一看形势不对，自己参加会议时带来的随行人员也并不多，用他后来的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改口说，“既然你们讨论的结果如此，本人也放弃刚才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行动”。接着悄悄不辞而别，立刻驱车回自己部队去了。
父亲在散会后，回到自己房间里，一晚没有睡着。他后来对伯伯回忆说，那一晚上随时担心宪兵得到指令后，会来敲门，然后把他押出去枪毙。
第二天，即12月24日的中午，确实有人来找父亲了，不过站在门口的，并不是父亲担心的军统宪兵，而是昨天上午开会时支持他和平起义建议的李振将军。李司令问：“你昨天在会上说有一条路，是什么路？”父亲如实回答，他与原50军军长郭勋祺是陆军大学特五期的同学，郭勋祺现在就在成都，与二野有联系。父亲与郭一直保持着联系。就这样，一心想起义而又联系不上共军的李振，经我父亲介绍，与郭勋祺在望江楼上秘密见了面。三十军军长鲁崇义本来就对胡宗南极为不满，如今有了起义机会，当然也积极策划起义。
至于前一天进小房间密商后决定反对起义的第五兵团司令李文与其他两个嫡系军长，他们虽然反对起义，但他们都已经没有了坚持效忠党国立场的底气，毕竟大势已去。前一天下午会议结束后，他们就带着自己的军队向西康方向开拔了。
既然他们反对起义，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对父亲采取“杀一儆百”的行动？因为形势比人强，大势已变，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即使自己要为胡宗南打下去，也不要得罪太多的人，因为当时有像我父亲这样的想法的人，实在太多了。在他们看来，把这个三十军参谋长拖出去杀掉，不但与事无补，而且还有了血债，也让自己以后没有了退路。而他们骨子里也并没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思想准备。正因为如此，这也让我父亲有幸度过了因自己的鲁莽而造成的危机时刻。他的幸运，与其说是出于偶然，不如说是时势所赐。当然，也正是因为他的发言，后来却意外地促成了第五兵团司令李振找上门来，与三十军联合起义。在此前这两支军队分属不同派系，很少来往。
第五兵团主力开拔了以后，十八兵团李振司令真正松了口气，他本来就想起义，就是担心受到人多势众的第五兵团精锐部队的夹击，因而不敢有所动作，现在他就不用再有担心了，他立即把军队向三十军驻地靠扰。12月25日，隶属于第七兵团的三十军与李振的第十八兵团联合起来，合计二万四千多人，在成都东郊向全国发出起义通电，发动了成都起义。
两天后，李文带着胡宗南精锐的嫡系残余部队，在新津邛崃与解放军打了一仗。虽然武器精良，但毫无士气，输得几乎毫无悬念，李文兵败后走投无路，也只能在战场上带5万人挂起白旗向解放军投诚。
李文与这些享尽胡宗南恩宠的嫡系将领的心理，说到底，并不是真的认为坚持为蒋介石打仗会取得胜利，只不过心里觉得，打了一仗，算对得起蒋介石与胡宗南了。如此而已。例如，几天后，胡宗南的主力之一38军的军长李振西中将在茂县兵败投降时，对解放军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我打过了，也算对得起蒋介石了。”他的直率连解放军指挥员也不禁笑起来了。这句话最能代表此类铁杆嫡系的看法。
胡宗南是12月23日从成都飞往海南岛的，第二天，也就是24日，就有胡宗南系统的15兵团与20兵团等合计4万人起义。25日那一天，就在30军起义的同一天里，成都附近合计总共大约有七万人在不同地点，与解放军各部联系后进行了起义。这一天也成为国军起义人数最多的一天。26日、27日每天起义人数也各有数万人。12月的最后五天，是国军起义的高潮期，起义者人数之多，足以称得上是如过江之鲫了。
为了说明当时的各军内部人心思变的气氛，还可以举一个例子：25日胡宗南的20兵团司令陈克非，在郫县把全兵团所有的少校级以上军官召集来开会，在会上他宣布要进行起义了，这位陈中将当众说，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起义主张，你们大都带有手枪，请对准我的胸膛开枪打死我。听了他的话，整个会场肃静无声。看看大家都没有反应，陈克非接着就说，大家既然对起义没有意见，那就是表示赞同了，于是宣布起义。
陈克非之所以敢于在人数众多的会场上这样说话，是因为他很清楚地感觉到，即使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也不再会有人反对起义。根据我所接触到的文史资料与当事人回忆录，读下来后有一个很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当时国军的大多数军官，内心最害怕的，是没有或失去起义的机会。说到底，一场战争打到这个地步，也就没有什么戏剧性可言了。
当然，也有极个别相反的例子。例如，陈克非的老部下，15军军长刘平中将。众军官都爽快地在起义通电稿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轮到要他签名时，他却躺在椅子上抱头痛哭，激动得不能自制，于是只能由他的参谋长代签，而他的参谋长由于激动与紧张，忘记把自己的名字一起签上去了。
九、朝鲜战争中的两封家书
父亲参加了解放军，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他被分配到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一面进行思想学习，一面从事参谋指挥与团级指挥员短训工作。1950年12月，即起义一年后，父亲随部队从四川垫江出发北上，不久开赴朝鲜战场。
正是这个十二军，接替秦基伟的十五军，担任上甘岭战役后半段的坚守任务，直到上甘岭战役结束。到朝鲜时，原十二军军长王近山已经是第三兵团司令员。军长是曾思玉，文革时很出名的李德生将军当时还是第十二军的师长。上甘岭战役中父亲的情况，我知道的不多。只知道他担任十二军的教导大队长并从事军部参谋工作。父亲曾向上海姑姑提到过上甘岭战役。姑姑回忆说，父亲告诉她，前线坑道战极端艰苦，最困难时，阵亡烈士的遗体都根本无法运出坑道，发出阵阵异味。看来，这是为了避免显露目标，死者不得不陪着活人战斗。据说，当年，王近山看电影《上甘岭》看到一半就不忍心看下去，流着泪离开，他只说了一句话：当年的战争残酷，比电影中的还要严重一百倍。正是在这样的战争环境中，父亲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家里一直珍藏着两封1952年的家书。一封是重庆巴蜀中学读初中的大哥萧功平从四川重庆给正在朝鲜的父亲写的信。另一封是父亲从朝鲜战场发来的回信。在大哥给父亲的信中，谈到自己的进步，还提到当时五岁的我：
父亲：
接到你从朝鲜寄回祖国的第一封信，这不但使我高兴而且使我们本班的同学也和我一样高兴。他们知道这是祖国最可爱的人来的信，我在班上读到你来信的第一段时，他们觉得很骄傲，我们读到这句话：“我们的部队越打越进步，越打越强”。这大大鼓舞了我们。自从你1950年12月13日走了之后，你在汉口、宜昌、辛集均来了信。去年十一月，我们学校全体师生听志愿军战斗英雄的报告，其中一位是你军战斗英雄邹良诚同志，我当时写了封信请他带给你，不知收到了没有。
当我刚进西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我是班上最落后的一个，不爱发言，不爱看报，不参加各种活动，后来开展了反对不过问政治倾向的运动，听了志愿军归国代表的报告，学习了文件，经过学习，我自问，我这样能对得起志愿军吗，能对得起在前线作战的父亲吗？我简直没话能回答。我一直想了几天，决心改掉这一系列坏毛病，决心要求进步，这学期我被评上了模范，全校共十八个模范，我是乙等，我还在贺模大会上发了言。
去年八月，我到过青木关看过弟弟（功秦），他比以前更胖，更好耍。他的衣服穿得很干净，保姆很喜欢他，给他做了鞋子，对他特别的好，对别的孩子不怎么样，这样这位保姆还受到批评。去年功秦是五岁，应该是乙组，但他的记忆力较强，先生把他编到甲组，先生带我去看他的图画，他画的是一个志愿军用枪对着美国兵，先生说他画的意义很好，并且是他自己想着画的，画好了还能把意思讲出来。他们小孩间还有检讨会，他们都知道他们的父亲都在打美国兵，他们也知道为什么打美国兵，我觉得从小向他们灌输爱国主义教育是很好的。我去的时候，他好像是有点羞羞答答，后来和我亲近了，最后他问我母亲的病好了没有，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他好像是很高兴，在八一那天，他们还跳了舞，演了儿童剧。……
上午刚把上面的信写完，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到第二招待所去看望志愿军归国代表，有一个叫崔明礼的同志，他给我签了名之后，我请他写了他的通讯地址，他写了他是22部的。我说，我父亲也是22部的，他问我是谁，我说了你的名字，他听了大笑，热情地紧握我的手，他说，你和他在一起一年多，一起吃饭，你的身体比过去好些了，还能自己背毯子。我当时把我的奖章取下来交给他，请他带给你，
又，昨天我们到汪山旅行，我顺便去看了一下鲁崇义副司令员（时任川东军区副司令员）。他要我写信向你问好，假如你有空也可写信给他，不久后他要写信给你。
预祝朝鲜停战谈判胜利。
功平 于巴蜀 1952年2月21日
下面是我父亲在朝鲜读了上面这封信后给伯伯与全家的信。
大哥：
据功平来信，似乎进步很快，无论他写的信，作的诗，都非常有思想，有战斗性，这出乎我的意料。据现在看来，我们以为功平落后，其实已经赶过功汉了。上次功伟（指堂哥，伯伯长子）来信说，老二（伯伯次子）进步很快，几乎要成为他的学习榜样了，我也同意他的说法，在这人民世纪进步一定也是很大的，好像长江的波浪，在滚滚激流中不前进是不可能的，青年人真是可畏呵。过去我们家庭分散各地，我提议每个人的信都要相互转阅，这样一来对各人的生活情况工作情况学习情况，大家都可了解。大家都可帮助，谁人进步得快就向谁看齐，这样就可以无形中收到相互鼓励相互教育之效。
现在政府在搞三反，社会在搞五反，这次运动是广大的，意义是深刻的，不少人是有痛苦的，我们要打通思想，打通思想首先能争取主动，要明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趋势，以后做小生意的要根绝暴利思想，要根绝发展成私人资本家的思想，小本经营可能比较长期存在，能维持两三个人的衣食住就适可而止，好在现在不需要为儿女筹教育费了，只要能解决两三个人的衣食住，不会有大困难的。
革命的人生观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不是改良旧事物，并保存旧事物。而新社会的形成，要以革命手段实现之，想通了这些问题，则一切问题都可想通了。生活刻苦是有好处的，态度老实一点是有好处的。
听说亲戚店中有些问题，最好设法帮助，讲清道理，改变作风，但他那里的情况我一点也不清楚，但首先也要打通思想，眼光向前看，向将来看，不要向后看，向过去看。敬礼并请父亲福安。
萧健 1952年3月6日
在父亲的这封信中，他要全家自觉进步，“谁人进步得快就向谁看齐”。他要大家“根绝私人资本家的暴利思想，能维持一家几口的衣食住就可以了”。信中充满着自觉改造的热忱。前面提到过，起义初期，他还是把胡宗南称之为“胡先生”，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思想在起义两年多的时间里变化会如此之大。也许我们家庭中的左翼基因，在新生活中重新被激活了，也许，朝鲜战争中军队的集体生活，志愿军的勇敢献身，让他发现了集体的生命力与凝聚力。组织力量与意识形态教化的结合，往往是改造人心的巨大力量。
从这两封家信中可以看出，到1952年，家中洋溢着对革命新秩序高度拥护的气氛，家人怀着新生活即将开始的欣快心情，盼望着一个新世界，一个与百年屈辱即将告别的新时代的到来。
父亲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革命的人生观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不是改良旧事物，并保存旧事物。而新社会的形成，要以革命手段实现之。想通了这些问题，则一切问题都可想通了。”看来，父亲已经对左翼革命意识形态的强大思想力量心悦诚服，这种话语的核心就是，只有通过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的方式，才能迎来新世界。个人是小我，在伟大的革命面前，小我要牺牲，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集体这个大我。
1952年父亲信中的这段话，恰恰是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运动以来的左翼革命的价值核心。1950年代以后的好几代中国人，都是把这种激进革命理念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无条件接受的。我们从小受到的也正是这样的教育，这种理念在二十世纪中国人心目中渐渐具有了不受挑战的合法性。
然而，站在新世纪来重新反思的话，这里面确实有着值得警省的地方，所谓的“新”，如果是脱离了、甚至摧毁了千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集体经验，如果仅凭一种想当然的价值理性，作为什么是“新”、什么是“旧”的标准，并把这种价值理性论证为“历史规律”，那么，这种我们所崇尚的“新社会”会不会变成一种想当然的乌托邦？ 当人们用乌托邦的理想标准来改造社会，摧毁旧世界，重建新世界，会不会变成另一种灾难？其次，要建设新社会，要砸掉旧社会，需要的是集体的大我，集体大我总要有代表者，但谁来作“集体大我”的代表者，谁能全智全能地代表集体，这个全智全能的集权者，会不会受权力本身的毒害，而变成以集体名义行个人之私？
如果我们把思想与理念看作改造世界的软件系统，那么，这里就存在着思想上的一些“程序漏洞”。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人很少会想到这些问题。父亲是个军人，他更想不到这些，即使是当时那么多的大学者、大专家，他们也都是在真诚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巴金、曹禺、傅雷、周培源、金岳霖、梁思成、陈垣、钱伟长、华罗庚，还有好多其他的大师们，都发表过同样观点的文章，都曾在这种革命大逻辑面前心悦诚服。
西方有句谚语，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有头脑。这句话固然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左派作为多元社会的价值追求，有其合理性，左派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对底层权利的保护，是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然而，这句谚语中所指的左派，如果仅仅是追求建构理性主义乌托邦意义上的左派，就具有很强的警示性。它以一种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左派浪漫革命理想所具有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代表着一种社会良心，人类正是凭这种良心来批判现实、改变现实的，正是以这种良心，作为批判不公平社会时的参照坐标的；另一方面，左的浪漫主义，以乌托邦与“集体淹没个人”的革命手段来创建“新社会”，这就与我们所谓的“左祸”有了不解之缘。当一个民族处于脱胎换骨的新生初期，左的东西天然具有吸引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提供了改造的动力与充沛的激情，但正如一个人总要长大一样，一个民族终究要成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三十岁以前。
1954年是共和国历史上平静的一年。父亲在这一年去世，他没有看到革命的巨大车轮在此后是如何一步一步滚滚向前推进的，他也没有看到，他信中所拥护的那些左的意识形态理念，包括“小我为大我牺牲”，包括“必须以革命手段改造旧社会”，后来带来多么大的灾难与悲剧。1955年的肃反，1956年的告别市场经济的全盘社会经济改造，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到1962年发生的夺去了三千多万人生命的大饥荒，1962年的强化阶级斗争，1963年后的思想肃清运动，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无不与“以革命手段”取代“旧社会”的左的思想的膨胀有关，无不与“砸烂旧世界”、“大我高于小我”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体系有关。到了文革，这两种左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所谓的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所谓的“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迎来新世界”，全是这一逻辑的进一步延伸。而文化大革命的逻辑，恰恰是他在信中诚心诚意要大家想通的逻辑。
许多家人都说，父亲一辈子洁身自好，刻苦自毅，有很强的、有时是过分的自尊心，旧军人的习气很重，以他的个性，他肯定过不了后来的思想改造这一关，更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历史变化太快，他肯定会跟不上这个他想跟上的时代。
十、结束语
这篇回忆写得够长了，该结束了。
英国哲学家奥克索特有一句名言，“人没有本质，只有历史”（the man has no nature but history）。人是适应历史环境过程中的产物，本质主义者把所有具体的个人，定性为是具有阶级本性的，历史主义是把所有的人放在其所处的历史具体环境中，去理解其行动与思想选择的。作为历史学者，我更倾向于历史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
其实，书读多了，阅历多了，原来小时候的卡通片式的好人坏人的简单化的界线就模糊了。我自己的藏书中最多的是回忆录，最喜欢收集的也是回忆录，这些回忆录读得越多，就越来越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人们总是在自己面对的环境中，适应着这个环境，并根据自己的思想与价值，来追求着他所认为的正确目标，人们总是以此认为体现了个人的社会责任。历史中具体的人，被不同的坐标定义为君子或恶人。当我们脱离了好人与坏人的两值分类，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可以被我们理解的具体的人，这就让我们可以带着同情心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经历中，从他们与环境的互动和相互影响中，寻找出意义来。
也许，多一点历史感，多一点环境对人的塑造与约束的观念，多一点思想对人行动的支配的角度，少一点脸谱化，少一些教条与政治标签，我们看出来的历史，就会比我们头脑中灌输的历史观念要丰富得多。当历史摆脱了刻板教条而变得更有趣味时，它所提供的智慧将更加丰富。我们从中获得的教益也会更多。而所有这些教益，都会转化为我们争取更美好生活的经验资源。
在近百年苦难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有过许多求索者，在我们民族为美好未来所作的所有努力中，也包括所有失败者的求索与努力。当我们更加心平气和地看待过去的历史，我们反而会变得更加聪明而睿智。
来源: 《领导者》杂志总第53期（2013年8月）。转自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