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整理鲁迅的藏品，曾经见到邹韬奋编译的一本俄国作家的书。联想起鲁迅与他的关系，颇多感慨。那书的多幅插图，都是鲁迅提供的。而晚年鲁迅对俄国的判断，有一些受到了邹韬奋这类青年的影响。他自己的俄国文学观，是参照了许多年轻人的译文的。这在现代史上，都是值得细细分析的趣事。

“五四”之后，新的文化人分成几类。一是胡适那种与当局若即若离，但亦有学者底线的人;一是鲁迅那种在社会边缘为底层呐喊的人;还有知堂那种躲在书斋里冷眼观世者。邹韬奋和他们都不太一样，虽然亲近鲁迅，但不像胡风、柔石、萧红那样以创作呼应鲁迅的思想，而走的是另一条路。即以实业救国的方式，搭建新民间的平台。在艰难的环境下，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另一条道路。

毕业于圣约翰大学的邹韬奋，最初热衷于翻译，他译笔很好，文字朴实无华。早期的写作，关注人生修养的一些静态的存在，所译介的文章范围较宽。但他不久意识到书斋里的革命有一定的局限，以实业改变世界，未尝不是一种选择。他一方面钟情于现代新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关注草根。而连接二者的，在那时候是新闻媒体。在一个广大的平台上与社会交流，给了他诸多的快慰。

一九二六年，邹韬奋接编《生活》周刊。此后《生活日报》《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及生活书店在他那里有了可圈可点的业绩。这些平台把严肃的思想、责任感和批判精神融于大众的日常生活里，那作用，比起学院派的独语和文人沙龙里的趣味要大的。他的编辑意图里，有一般报人所没有的情思。总能捕捉最为鲜活的话题，那些与百姓息息相关，与国运密不可分的人与事，都在栏目中有所体现。这是一般书斋中人没有的现实眼光，但又有思想者敏锐的闪光。百姓爱之，读书人也很喜欢。一些学者在这些平台的文章，促进了民众的觉醒，大众自己的表达空间渐渐形成在他的努力中。

        邹韬奋对于国际上的新思想、新学说颇为敏感，他翻译的著作对于那时候的社会产生的作用被很多人所提及。抗战爆发后，《大众生活》的文章轰动一时，成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良知的舞台。而与那些民主人士的关系也很特别，彼此的互动早已经成为佳话。我们现在回忆他那时候的言行，与“二战 ”前后的东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颇为一致。他出版的作品的现实性与思想性，都是一个时代的标志。细细分析可以发现，邹韬奋与海派的文人不同的地方是，除了尊重高雅的文化外，对于草根左翼的同情很深，知道中国的希望可能就在那些在底层挣扎、反抗的青年中。三十年代，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编成，苦于无处出版，邹韬奋从重庆偷偷运到上海刊行了。臧克家的诗集《罪恶的黑手》《自己的写照》，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也是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他的作者群，许多是无名的青年，后来成了重要的思想者或者作家。如今看戈宝权、千家驹、子冈当年的回忆，可见邹韬奋磁石般的吸引力。

当时的出版业有两种倾向，一是以教材为核心，或软性读物，不关政治;一是思想读物、现实性强的作品。邹韬奋认为，后者应是一种急需的存在，出版物应当是动态的，它具有思想性、进步性和大众性。在丰富的思想里，以学识、趣味和改良人生的态度，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他与象牙塔里的文人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但也把一些人动员到与现实对话的途中。在他看来，读书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把目光投射到现实中去，是不能不面对的选择。

这种选择，与鲁迅的精神逻辑有诸多交叉的地方。邹韬奋承认生活书店是无党派，但有倾向性的民间组织，在国民党党天下的时代，其抗争性才显示了平等、自由的文化本意，这恰是民间的诉求之一。邹韬奋意识到，关注大众，有时候不是顺应大众的审美惯性，还要输入灵动的思想。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译文》《太白》《世界知识》品位很高，鲁迅在这些刊物上就发表了许多文章。这些作品都有针对性，是新文学里的珍珠。《太白》刊发的关于大众语问题的争论，其实是知识阶级思考汉语发展走向的一种尝试。唐弢说生活书店的一些刊物和文章有时候故意与林语堂《人间世》《论语》对立，证明了这个园地那时候的民间意味。吟风弄月容易，直面现实却难。中国历史上，隐逸的诗人、自恋的作家多多，而与民同哭同乐者，总还是少的。

新的大众文化的形态如何，那时候的参照不多。一九三三年，邹韬奋编译了关于俄国作家的书籍，引起读者的兴趣。次年去莫斯科，他用英文给高尔基去信，希望见到这位文豪。因为不懂俄文，他对高尔基的理解显然简单，复杂的背景并不知道。但这个俄国作家的草根性中的神圣的存在，给了他拓展新民间文化的参照。邹韬奋与俄国新文学的关系，折射着一代人的文化之梦，至少那些为人生的作品，是民族觉醒的灯火。他在那时候团结了许多底层的作家、学者，都与这类情怀大有关系。

现代知识人走向十字街头的时候，有一个难题，是大众化呢，还是化大众?智性如何在民间延伸且又有民间性，人们没有找到好的道路。鲁迅曾惊讶高尔基的贫苦身份后的高远的哲学气象，一方面是底层的泥土气的蔓延，一方面是思想者的阔大的境界。大众的文化是简单的、粗糙的，知识人的介入，可能会改变其生态结构。但知识人又不能以己身的所好强加到民众那里，如何在互动里形成新的文化，其实也是大难之事。

显然，那时候的中国，还没有高尔基式的人物。倒是革命的 “同路人”居多。邹韬奋与民主人士的交往，有一种天然的快慰。他在那些知识人身上感受到了彼此相似的东西。无论在香港、上海，还是重庆，他周围的作家、学人带来的故事，想起来都饶有趣味。他的温和、包容和进取之心，是感染了许多爱国人士的。

        我读邹韬奋的史料，感觉他的精力惊人。一面写作，一面编辑报刊，一面从事社会活动。他周围的民主人士，都颇多传奇色彩，许多人和他有着相同的梦。他在狱中写的《二十年来的经历》，记者的敏感，散文家的典雅，思想者的沉着都有。而其性情的宽厚，对于不同风格的人的欣赏态度，非有慈悲感者难能为之。他的笔力传神，“七君子”入狱的生活，经由他的描述，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沈钧儒的至诚，李公朴的勇敢，沙千里的执著，章乃器的炽热，王造时的善辩，史良的洒脱，都形象可感，电影镜头般地闪在我们面前。邹先生看人看事，机敏里带有分寸，没有流行的 “左派幼稚病 ”。他对章士钊的看法，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一些思想印证了鲁迅当年判断的合理性。记得有一篇文章描述鲁迅参加民权保障同盟会时抽烟的神态，颇为逼真，寥寥数笔，人物便活了起来。他对鲁迅的爱，是一看即知的。

邹韬奋短短的一生，一直克服文人腔和学者腔。最早的时候，他翻译杜威的作品，完全按照英文的特点直译，后来发现，与大众的口味相左，没有考虑读者的接受。于是译风发生变化。后来编辑报刊、书籍，一直注意雅俗的协调，高低的互动，深浅的贯通。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摆脱读书人的积习，拒绝被资本污染，不被书生气淹没，将思想的脉息伸展到芸芸众生那里，实在也有殉道的意味吧。他的特别在于，对于学界、政界、民间都颇为了解，但自己的立场，一直在大众那里。那么多的造谣中伤，那么多次的流亡以至被捕，都不改其志，这是新文化的特别的传统。在坚持思想性、学术性、大众性中，文化是可以生长出别样的景观的。

现代以来，中国读书人的队伍，一向缺少懂实业，亦通晓学问、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才。邹韬奋用自己的笔和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一个奇迹。端木蕻良说他是鲁迅形容的脊梁式的人物，不是夸大之词。众人喜爱邹氏，不独好其文章，而念其行迹，实有感焉。在他那里，儒生的迟暮之气消失，代之而来的是新知、新智、新声。因了这个新气象的形成，现代中国的文化地图，不再那么单调了。